張一弓

男，歷任理論處處長、革委會副主任兼黨的核心小組副組長，中共河南省委辦公廳副主任，登封縣文化館副館長，河南省文聯創作員，河南省作家協會副主席、主席、名譽主席，文學創作一級。中國作家協會第四屆理事、第五屆全國委員會委員，河南省第七屆政協委員。1934年12月生於河南開封一個知識分子家庭，祖籍河南新野縣。中共黨員。1950年於開封高中二年級肄業，相繼在《河南大眾報》《河南日報》任記者、編輯近三十年，後到登封縣基層工作三年。1956年開始發表作品。五十年代開始小説創作，因短篇小説《母親》受批判而輟筆二十年。1980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1980年後重新發表作品，《犯人李銅鐘的故事》《張鐵匠的羅曼史》《春妞兒和她的小嘎斯》獲全國優秀中篇小説獎，《流星在尋找失去的軌跡》獲《中篇小説選刊》優秀中篇小説獎。《黑娃照相》獲全國優秀短篇小説獎。還著有長篇小説《遠去的驛站》，本書獲得中宣部頒發的“五個一工程”的優秀作品獎和新聞出版總署頒發的第六屆國家圖書獎提名獎 ^[2]  。1982年加入中國作協，河南省文聯專業作家。

著有小説集《犯人李銅鐘的故事》《張一弓代表作》《張一弓小説自選集》《流淚的紅蠟燭》《死戀》《火神》《死戀》《野美人與黑蝴蝶》《死吻》等12部，長篇報告文學《正大集團創業史》，紀實散文集《飄逝的歲月》等。長篇小説《遠去的驛站》將於近日出版。

中篇小説《犯人李銅鐘的故事》獲全國第一屆中篇小説一等獎，中篇小説《張鐵匠的羅曼史》《春妞兒和她的小嘎斯》分別獲全國第二、三屆優秀中篇小説獎、《黑娃照相》獲1981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説獎，中篇小説集《張一弓集》獲全國第一屆優秀圖書獎。

茅盾文學獎入圍作品

《遠去的驛站》張一弓從一個孩童的經歷和視角，寫出了戰火紛飛的年代裏，“我”的大舅、父親以及姨夫為核心的三個家族所發生的一系列故事。書中有四十多個人物相繼出場，沒有太複雜的關係，也沒有過多纏綿的感情糾葛，只是在大舅的衝動中，在父親的執著中，在姨夫的堅持中，面對敵人，面對情人，面對手足而產生的諸多心靈上的撞擊。作者把人物思想、情感的衝突，心靈的對話描繪得生動感人。

張一弓，一級作家，國家有突出貢獻專家，1935年生，祖籍南陽新野縣。父親張長弓原是河南大學中文系教授，母親是一位高中語文教師，少年時代就受到家庭薰陶，對文學產生了濃厚興趣。1950年，他在開封高中讀二年級時，寫了一首敍事詩，獲得全校文藝比賽第一名。後到《河南大眾報》和《河南日報》任記者、編輯長達30年。1956年開始發表短篇小説,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59年秋至1960年，因寫短篇小説《母親》受錯誤批判而輟筆20年。1980年後重新發表作品。先後發表中、短篇小説多篇。《犯人李銅鐘的故事》《張鐵匠的羅曼史》《春妞和她的小戛斯》分別獲第一、第二、第三屆全國優秀中篇小説獎。有多部小説被搬上電影銀幕。《黑娃照相》獲1981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説獎。已出版的中篇、短篇小説集有《張鐵匠的羅曼史》《犯人李銅鐘的故事》《火神》《流淚的紅蠟燭》《死吻》《死戀》《張一弓中短篇小説集》《野美人與黑蝴蝶》等。《流星在尋找失去的軌道》《伏爾加轎車停在縣委大院裏》《火神》都頗引人矚目。現任中國作家協會全國委員會委員、河南省作家協會名譽主席。張一弓稱自己是“同時代人的秘書”。深入反思農村歷史道路的曲折，熱情擁抱變革時期的農村現實，努力追蹤農村的變革步伐，使他的小説成為充滿熱情和理想的現實主義創作。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他的創作轉向對人性、人的生存境遇、人的失落與尋找等問題的揭示。他偏愛生活中的特異事件，擅長通過戲劇化的手段，造成小説情節的跌宕起伏。舒捲自如的情節結構、在激烈的矛盾衝突中塑造帶有英雄氣質和傳奇色彩的人物、強烈的政治色彩與充沛的文學激情、雄渾悲壯的風格與滑稽幽默的筆調相結合、歐化的敍述語言與充滿鄉土氣的人物語言相融匯，使他的小説具有獨特的魅力。

他不是文壇上炙手可熱的作家，但是他的沉默和潛心寫作，卻總能令人刮目相看。即使時隔多年，他的作品依然能被人們常常提起，甚至流傳海外。2007年，《遠去的驛站》被人民文學出版社收入到“中國當代名家長篇小説代表作叢書 ”，而加拿大漢學家、維多利亞大學教授理查德·金把《犯人李銅鐘的故事》翻譯為英文發表。這時，距離這篇小説的首次發表已經有27年。 驛站上的漂泊者

年過七旬的張一弓，電話裏的聲音清晰然而緩慢，他得了嚴重的肺氣腫，呼吸量僅是正常人的三分之一，右眼又近乎失明。在這種情況下，他仍然沒有放棄寫作，仍然為了疾病妨礙了一部長篇小説的寫作進程而着急。張一弓説，自己對河南總覺得少了一些歸屬感，説得高雅一點，好像是靈魂的漂泊者。他的老家是三國時代劉備曾經當了幾年縣令的新野縣，但在父親那一代離開了鄉土，故鄉沒有給他留下深刻的記憶，也沒有留下屬於他的一座老屋、一棵老樹或是一道低矮的籬笆牆。他出生在開封，並在那裏生活多年，卻只是在那個古城的小巷裏不斷變換住址的房客，這裏也沒有屬於他的“宅基地”。有的作家寫故事，家鄉的一個村莊都寫不完，而張一弓呢，他的童年留下的只是人生驛站不斷飄逝的風景。從抗日戰爭開始，他就跟着在河南大學任教的父親到處流亡，光是小學就換了十多所，沒有温馨的、穩定的供他回憶的老屋，這是他生命的特點。

張一弓的父親在大學裏教文學，母親是教高中國文的老師，耳濡目染，張一弓自幼受到文學的薰陶，上小學5年級的時候，他就看《聊齋》、魯迅的《吶喊》等經典著作了。10歲那年，他們逃亡到陝西寶雞的一個農村，有一段時間沒學上，張一弓就把童年生活寫成了一篇篇的紀事體散文，他照着父親書架上的書，自己設計了封面，寫上《斑斑文集》（斑斑是他的小名），並在封底註上“版權所有，翻印必究”。父母看了他的“處女作”就笑了。直到現在，張一弓還清楚地記得，這個“文集”中有一篇是描寫説大鼓書的女藝人怎樣在財主家的婚禮上説唱，自己參加的是募捐隊，為宣傳抗日把她趕下台，女藝人哭着把自己賺的零錢都放在他的募捐袋裏，説：“我弟弟也在前方打老日呢！”那個時期，他描寫的兒童生活已融入民族的命運，只是他自己並沒有這種認識。張一弓的父親看了後直掉眼淚，他説，斑斑在寫大人的東西，他有一點感傷主義。

這是張一弓創作慾望的第一次表達。

新中國建立後，16歲的高中生張一弓成了年紀最小的記者。記者生涯給他提供了廣闊的人生舞台，不斷流動、不斷變幻的生活場景，使他的故事、他的思考和情感不斷增添着豐富而駁雜的內容。他把自己整整30年的生命交給了新聞事業，從見習記者一級一級地提上去，直到晉升為副總編輯。讓他感到困惑的是，幾乎每次政治鬥爭都使他難逃干係，“反右”有他，“反左”也有他。“這是我精神上沉重的一面。但我並不怨恨，因為還有更多的人比我經歷了更多的磨難。相反，恰巧這一點，是促使我走上文學道路的一個重要原因。”

把果實掛上冬季的枝頭

被稱為“記者娃娃”的張一弓沒有忘記文學。1956年，他的第一部小説《金寶和銀寶》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隨後，又有幾篇小説發表在湖北的《長江文藝》、河南的《奔流》《牡丹》刊物上。其中短篇小説《母親》，被定為宣揚“資產階級人性論”的“大毒草”，一篇短篇小説招來了20多篇批判文章。張一弓一下子沉默了20年，文學成了天上的月亮。“文革”結束後，他又因“文革”後期擔任了報社的領導職務而受到審查批判，調離新聞工作，被下放到嵩山腳下的登封農村。正是在他下放之前“靠邊站”的時候，他又暗自寫起了小説。1980年1月，《收穫》發表了他的《犯人李銅鐘的故事》。發表之前，《收穫》沒有人知道他是何許人，按照當時的慣例，向作者所在地調查作者情況，徵求意見。主管部門領導認為作者有“屬於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卻又兩次打電話，堅持不同意發表他的作品。是時任《收穫》主編的巴金拍板決定發表了它。在全國首屆優秀中篇小説評獎期間，初評小組一致推舉《犯人李銅鐘的故事》進入得獎名單，又再次收到來自河南有關部門的反對意見。文學評論家閻綱在《悼犯人李銅鐘》（見《隨筆》2001年第3期）中寫道：“評選委員會不得不向評委會主任巴金實情稟報並請示下。巴老不但同意該作得獎，而且力主列為一等獎中打頭的一個。”在評獎二十年以後，張一弓讀了這篇文章，才知道了巴金對他的又一個巨大的支持，他説：“我感謝很多在寫作上支持過我的同志，尤其感激巴金，他是一座大山，扶植並庇護了一棵小草。他使我再次與文學結緣了。”

1983年秋天，當張一弓作為農村的業餘作者，已經獲得3次全國性文學獎項之後，才從農村被調回城市，到河南省文聯文學創作室從事專業創作。他在“不惑之年”以後重操中斷了20餘年的文學“舊業”，一鳴驚人，以中篇小説的形式連續不斷地向文壇發起“衝擊”，以其嚴肅的現實主義精神和直面歷史的勇氣，以其強大的思想道德力度，唱起蒼涼悲壯的英雄之歌。他以《犯人李銅鐘的故事》《張鐵匠的羅曼史》《春妞和她的小嘎斯》連續獲得全國優秀中篇小説獎，《黑娃照像》獲全國優秀短篇小説獎。進入新世紀以來，他年過花甲之後所寫的長篇小説《遠去的驛站》，又獲中宣部頌發的“五個一工程”的優秀作品獎和新聞出版總署頌發的第六屆國家圖書獎提名獎。張一弓並沒有因為屢獲大獎而得意忘形，相反，他卻從中感覺到了蒼涼，他説：“在文學創作上，我是一棵錯過了生長季節的老樹，到了生命的夏季才拚着命抽條長個兒，而試圖把原本屬於夏季和秋季的果實掛上冬季的枝頭。這樣的生命體驗感受是悲劇性的。”

把河南的地域文化融入人物的生命

雖然有着坎坷曲折的人生經歷，張一弓的作品中卻絲毫看不出任何屬於他個人的委屈和怨尤。他説：“寫作必須具有對人間苦難的悲憫之心。我十分注意不要讓個人恩怨進入文學，不要用‘小我’褻瀆文學，不要為僅僅屬於自己的傷疼發出刺耳的尖叫，我怕那樣我就會不公正，就會使作家應有的悲憫之心和道德力量受到損害。作家如果沒有悲憫之心就不要寫東西。不同的作家最後所要競爭的，不是寫作技巧，而是人格力量、道德力量。我常常這樣勉勵自己。”張一弓認為，作家的創作雖然要表現“自我”，然而“自我”也有“小我”和“大我”之分，大我才能引起大家共鳴，否則讀者沒有理由看你的作品。

“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張一弓才能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期個人經歷的挫折中掙脱出來，深切關注中國農民的歷史命運，寫了30多篇、150多萬字的表現河南農村生活的中、短篇小説。評論家認為，張一弓與河南其他大部分作家作品的共同點是，關注農民的命運，具有濃郁的河南農村的鄉土氣息。但也看到了張一弓與河南其他作家的不同，雖然他所寫人物的語言特色和行為方式，都屬於地道的河南農村，但他的作品的敍述語言和結構方式卻是屬於城市知識分子的，甚至有歐化的成分，同時也從這種“不同”中看到一個屬於城市知識階層的作者，對農民懷有的深厚情感和悲憫之心，為他們擺脱苦難的掙扎送去沉重的吶喊或含淚的祝福。張一弓承認，他受到19世紀俄國批判現實主義文學和法國浪漫主義文學的深刻影響，但他並不擔心這會妨礙他的作品的河南特色。他十分重視而且非常喜歡在河南這塊土地上的深厚、悠久的歷史文化積澱。在《遠去的驛站》中，他寫了父親、大舅和姨父三個知識分子及其各自的家族。在他們的家族史中充分融入了發生在河南的歷史故事和民間傳説，書中可以看到這樣一些章節的標題：《衚衕裏的開封》《姥爺家的杞國》《試論劉秀稱帝與老張家桑園之關係》《關帝廟上的星星》，都打着真正的“河南”的烙印。還有大舅家族憂國憂民的“杞人情懷”，父親畢其一生都在尋找的南陽大調古曲《劈破玉》，已經把地域文化融入人物的生命。另外，還採用了很多愛恨情仇的傳説，也都儘可能地保持了傳説地域的原始狀態。張一弓認為，在自己的作品中融入如此豐厚的地域文化，是任何其他國家的作家都做不到的。

一根羊肉串引出一部長篇小説

《遠去的驛站》是張一弓用10年時間精心打磨的長篇小説，小説以中原文化與楚文化的交匯之地為背景，以三大家族近百年錯綜複雜的政治、經濟、宗教、婚戀和情愛關係為主線，去描述家族的興衰和矛盾衝突，凸現出一個時代的民族生存史，展現出中國近百年的變遷。

在張一弓的構思中，這部活躍着40多個人物、貫穿百年曆史的《遠去的驛站》打算是要分三部長篇來寫的，但是，冗長的文字和複雜的結構是否會給讀者帶來閲讀的障礙?張一弓在困惑中徘徊。一日，他在街邊的小攤上吃羊肉串，羊肉串的“結構”讓他眼前豁然一亮。於是，一種新的敍事方法在張一弓筆下行雲流水般飛瀉而出——他用第一人稱“我”的經歷和視覺，把三個家族內外的各種人物串連起來，“我”在其中的位置好像是羊肉串的那根棍兒。

一個傳奇、浪漫、詩意的故事帶着濃濃的鄉土氣息撲面而來，它以古都開封為軸心，畫出了一個家族壯闊的命運。在一種複雜的敍述語調中，個人記憶如一盞燈，迅速掠過密集的事物，讓人們震驚地感受人類活動無限的多樣性。

因為“母親”被批而沉默20年

張一弓出生於一個書香門第，父親是河大教授，母親是中學教師，家庭的薰陶培養了他的文學天賦。他説：“如果我生在一個屠夫的家庭，10歲時我學會的應該是殺豬。”

1956年，21歲的張一弓在洛陽《牡丹》雜誌上發表了短篇小説《母親》，這為他後來苦難的命運埋下了伏筆。當時他的母親剛被打成右派，他這篇文章被批為宣揚“資產階級人性論”的“大毒草”。口誅筆伐接連而至，一篇短篇小説竟招來了28篇批判文章。從此後，嶄露頭角的張一弓從文壇上消失了，這一沉默就是漫漫20年。

張一弓陷入了回憶之痛，他哽咽着説：“我的一生就像拳擊手一樣，我不是重量級選手，當命運要將我打倒時，我沒能力打倒它或者是不被它打倒，我只能是——被打倒了，在讀秒時——一、二、三……能及時跳起來，在艱難的歲月裏靠精神活下去……”

巴金衝破阻力讓他的小説獲獎

1980年，張一弓復出文壇，以一篇《犯人李銅鐘的故事》榮獲首屆全國優秀中篇小説獎，這篇小説被譽為“開社會主義悲劇之先河”的佳作，張一弓從此走上了文壇。談起這部作品，張一弓向記者透露了一個鮮為人知的故事——是巴金先生衝破阻力給了他這個至高榮譽。

《犯人李銅鐘的故事》是張一弓1979年年底投給《收穫》雜誌的稿件，被編輯選中推薦給了主編巴金先生，巴金非常喜歡。就在這個時候，有人寫信揭張一弓的“老底”，認為這部小説不能發表。巴金力排眾議，不但將該小説發表在《收穫》上，而且還力薦其獲得了“首屆全國優秀中篇小説獎”。

這些內幕張一弓並不知情，事隔22年之後，去年在上海舉行的巴金99華誕聚會上，作家閻綱透露了這一細節。張一弓聽到這個消息後，心中驚訝且感動，他説：“沒想到一位文學大師，竟暗暗地保護着我這樣的小草。”

創辦《熱風》10萬元買了一個教訓

1992年，張一弓被任命為省作協主席，那時作協沒幾個人，不管作家又沒刊物，一年經費9000元。張一弓對一個企業家朋友説：給我把米，讓我喂只文學的雞，給我們下點兒文學的蛋。

朋友給了他10萬元錢，他創辦了《熱風》雜誌。真沒想到這隻雞這麼不好喂，稿費、工資、印刷費和房租都找張一弓算賬，為此，張一弓拉下臉向企業家們鞠躬拉贊助，但最終還是無力支撐下去了，只好改版。張一弓説，這次辦刊經歷讓他體驗了一次生活，買了一個教訓。

一部小説改編費只有600元

張一弓的家十分簡陋，除了幾櫃書以外別無高檔傢俱。記者忍不住問他：“您那麼多小説都被改編成了電影、電視劇，在我想像中您可是個腰纏萬貫的人呀。”張一弓聞聽此言哈哈大笑：“説來你不信，我一部小説的改編費只有區區600元。”

張一弓的小説《張鐵匠的羅曼史》《流淚的紅蠟燭》《山村理髮店紀事》等已被改編成了近10部電影或電視劇。那時候張一弓的版權意識差，有的小説被改編成電影都放映兩年了他才知道，他拿到的改編費很少，最多的一次也只有600元。

後來，張一弓應邀到美國訪問，別人都以為他是個富翁，問起他的收入，他總是笑着説：“男士的錢包和女人的年齡一樣是個秘密。”別人讓他到酒店請客，張一弓怕“露餡”，自己買菜給他們做了一桌飯菜。

對於別人的侵權，張一弓總是淡然一笑：“我們這代人有自己固執的價值觀，自己的作品被偷偷改編，如同自己的孩子被別人抱走，心裏當然很不是滋味，但自己的作品能夠被認同，我感到這是一種幸福。”

一個人靜享生活的孤獨

“我是一個孤獨的人，10年來我已經漸漸習慣了一個人的生活……”面對記者的提問，張一弓緩緩地説。他説，這是第一次在記者面前談起自己的家庭和婚姻。

10年前，張一弓和愛人平靜地分手，從此就再也沒有走進“圍城”之中。説起那段婚姻，張一弓説：“這不存在誰對誰錯的問題，我的婚姻好像是把第一個釦子扣在了第三個釦眼上，也許是命運的捉弄，經過一番考慮之後，我們彼此理解地分開了。”

“緣分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我從來不會去刻意追求它。所以我寧願去享受這種孤獨，它能使我心無旁騖地去寫作……”

張一弓告訴記者，他對兩個兒子管教不多，他們從小到大從來沒有沾過自己的一點光。兩個兒子自食其力，開了一個小超市，目前都還沒有成家。大女兒考上博士以後在解放軍藝術學院任文學教授，二女兒在一家公司上班。兒女們經常和他電話聯繫，有時會給他送純淨水或買些東西，但更多的時候，他總是把自己關在屋裏，守在筆記本電腦旁敲打着，敲打着日復一日的孤獨與寂寞。

他辭去了一些應酬，謝絕了採訪，“小隱隱於野，大隱隱於市”，他過着隱士般的生活。

這時，張一弓接了一個電話，是長江文藝出版社打來的，説10萬元獎金馬上就要兑現，扣除税費，還有8萬元是屬於他的。

張一弓説，這次獲獎給了他繼續寫作的勇氣。他把自己人生最美好的30年獻給了新聞，而現在，他想重新開始，“作為一棵錯過開花結果季節的樹，我只想把秋天以後的時光重新安排，我的青春要從68歲開始……”

談起將來的寫作計劃，張一弓説他正在寫姨父的長篇傳記，依然是一個關於家族的故事，但這個故事更加真實和驚心動魄。目前他已經寫了25萬字，這將是他煥發二次青春的又一力作。

張鐵匠的羅曼使（中、短篇小説集）1982，百花

流淚的紅蠟燭（中篇小説集）1983，四川人民

火神（中、短篇小説集）1985，花城

犯人李銅鐘的故事（中篇小説集）1986，中原農民出版社

張一弓集（中篇小説集）1986，海峽

死吻（短篇小説集）1988，長江

張一弓：（1935~ ）生於開封。曾長期從事新聞工作。1956年開始發表小説。新時期以來，《犯人李銅鐘的故事》《張鐵匠的羅曼史》《春妞的她的小嘎斯》分獲全國一、二、三屆優秀中篇小説獎，《黑娃照相》獲全國優秀短篇小説獎。曾任河南省作家協會主席，現為河南省作家協會名譽主席、中國作家協會全國委員會名譽委員。出版有中短篇小説集《犯人李銅鐘的故事》，紀實散文集《飄逝的歲月》《遠去的驛站》等。 劉思謙：評論家。

著名作家張一弓同志因病醫治無效，於今天下午2時59分在省人民醫院逝世，享年81歲。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