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雷德裏克·道格拉斯

1817年2月，道格拉斯誕生於美國馬里蘭州塔爾波特縣吐卡霍地方的一個種植場。母親是一個黑人奴隸，父親是一個白人。他生為奴隸，從未見過生身父母，是在馬里蘭州的一個種植園中由外祖母帶大的。八歲時他被送到巴爾的摩當家奴。在巴爾的摩，女主人教他讀書、雖然這是法律禁止的。後來又被轉賣到種植園裏，天天受到“馴奴者”的鞭笞。1838年9月，他在友人幫助下，化裝成水手，通過“地下鐵道”逃到馬薩諸塞州的新貝德福，終於掙脱了奴隸的枷鎖。在那裏他將自己的姓氏改為道格拉斯（原先叫貝利）逃避奴隸抓捕者的追捕。諷刺的是，道格拉斯的名字來自於一本書《來自於那個湖的女人》，作者是Walter Scott,一個被南方白人尊敬的偶像。道格拉斯雖然爭得了自由，但他一刻也沒有忘記仍然處在奴隸主壓迫下的南方同胞的苦難。來到北方後，他閲讀到由著名的廢奴運動領導人加里森主辦的《解放者》週刊，參加了廢奴組織——“反奴隸制協會”的活動，積極投身於廢奴運動。

1841年，他被邀請在南特克特的反奴隸制集會上演説。發言開始時他照老一套讚美了美國開國元勳們眾所周知的功績，但在演説中途，他話鋒一轉，提醒聽眾美國黑人沒有享受獨立，由此可見這個國家的虛偽。聽眾舉座震驚。他雄辯的口才令人折服，被馬薩諸塞州反奴隸協會聘為代理人。他成了一名傑出的演説家。有的評論家對他的真實出身表示懷疑，針對於此他於1844年寫了自傳，1845年出版。但道格拉斯為了避免自己被認出是逃奴而被捉拿，1845年夏到1847年春，前往英國去作旅行講演。對英國反奴隸制輿論的形成起了不小作用。1847年，在英國朋友的幫助下，他以150英鎊正式“贖得”了人身自由。1848年，他在紐約做的演講第一次提到了女人的權利。造成了後來北方女人的大力支持。 ^[1]  歸國後，道格拉斯開始創辦《北極星報》，直到1863年，很快成為這份廢奴報刊的著名編輯。通過報紙對北方廣大黑人進行教育，提高黑人的覺悟，促進了廢奴運動的擴大和發展。

道格拉斯不僅熱心從事反對奴隸制度的宣傳，而且以實際行動幫助奴隸的解放。他在四十年代後期就開始幫助奴隸逃亡，他的家成了逃亡奴隸的臨時避難所。得到他幫助的逃亡奴隸，估計有數百人之多。當時在加里森領導下的廢奴運動有一個致命的弱點，那就是道德説教，希望奴隸主在“天良發現”之後，自動放棄奴隸制度。他們反對通過暴力手段推翻奴隸主的統治，也反對採取任何政治行動；不主張成立廢奴主義政黨，反對參加選舉及參加政府。應該説，道格拉斯最初在加里森的影響下，也擁護道德説服的辦法。但在四十年代末，他開始懷疑加里森的主張，逐漸與道德説教派分手，提倡採取政治行動。在傑出的廢奴戰士約翰·布朗的影響下，他甚至越來越傾向於採用暴力手段。他在一篇文章中寫道：奴隸主“同強盜或海賊一樣喪失了權利，他們甚至喪失了生存的權利，如果奴隸明天把他們殺光的話，誰敢表示他們不是罪有應得呢?”

然而，道格拉斯的這些激烈言詞並沒有付諸實踐。他雖然擁護暴力，但沒有在實際行動上組織或參加武裝起義，而是傾向於在合法範圍內採取政治行動。他把主要精力放在這些政治活動上：最初參加了自由黨，後來又積極支持自由土地黨，到五十年代末又傾注全力去支持新成立的共和黨。道格拉斯認為，要與奴隸主作鬥爭，只能利用共和黨這股現成的強大政治力量。如果捨棄這股政治力量，另外去發動少數人搞武裝起義，那隻能是盲目的冒險，註定會失敗。正是出於這樣的考慮，所以當1859年起義前夕，約翰·布朗邀請道格拉斯參加起義時，他婉言謝絕。他認為這次起義註定失敗，對布朗説：“你們不僅進攻弗吉尼亞，而且也進攻聯邦政府，因而你們會引起全國反對你們。而且你們正在進入一個很完善的鋼製的捕機中。一旦進去，你們就休想活着出來。你們將受到包圍，逃出來是不可能的。”雖然，道格拉斯未直接參加布朗的起義，但還是為約翰·布朗提供了經濟幫助。在布朗起義失敗後，道格拉斯逃到了加拿大。

1860年11月6日，美國舉行總統大選,共和黨候選人林肯獲勝。在選舉中，加里森領導的廢奴派拒絕支持林肯，因為他們認為林肯在奴隸制問題上的態度是不堅決的。以道格拉斯為首的黑人廢奴派，則號召人民投票擁護林肯。他説，在民主黨和共和黨二者之間，他毫不猶豫地支持後者，認為共和黨“現在是當前參加反對奴隸主要求的一切政治派別的偉大體現”。他企圖利用與共和黨建立的聯盟去全力推動這個政黨向左轉。

林肯的當選對於美國南方保存奴隸制度的各州是一個直接威脅，因為林肯在共和黨的競選綱領中明確反對奴隸制度擴張到西部領土上去。南方各州的奴隸主陰謀策劃脱離聯邦、舉行叛亂。1861年2月9日，7個脱離聯邦的州組成“南部聯盟”選舉了臨時的總統和副總統。道格拉斯號召羣眾為保存聯邦的統一而鬥爭。他指出，不應該用空洞的決議去反對叛亂，”必須有劍、步槍、火藥、彈丸及在它們背後使用它們的人”。

1861年3月4日，林肯宣誓就任總統。在就職演説中，林肯希望用和平手段解決南方問題，並且聲明“不想幹涉各州已經存在的奴隸制度”。道格拉斯對林肯的演説極為不滿，他尖鋭地批評説：“在這樣的時刻和這樣的局勢下,這種否定全部及奴隸制情緒的態度，對林肯先生的頭腦和感情來説，真夠丟臉的了。”

1861年4月，南方叛亂者悍然挑起內戰，攻佔了薩姆特要塞。內戰爆發後，林肯政府避開奴隸制問題，確定戰爭的目的是為了恢復聯邦的統一，而不是解放奴隸。在這個方針指導下，聯邦軍隊扮演了非常奇特的角色，一方面與南方奴隸主軍隊作戰，另一方面卻幫助奴隸主捕捉逃亡奴隸。甚至把逃到聯邦軍隊方面來的奴隸送回到主人那裏去。此外，林肯政府還拒絕北方自由黑人蔘加聯邦軍隊與奴隸主作戰的要求。

對於林肯政府這種不明智的措施，北方第一個挺身出來反對的便是道格拉斯。1861年5月，他就在報紙上發表文章，提醒林肯政府説，宣佈解放奴隸和武裝黑人，是北方贏得戰爭的關鍵。他説：“只有一個輕而易舉、簡單而有效的辦法。火必須用水來淹滅,黑暗必須用光明去驅逐，為了破壞自由而進行的戰爭，必須用為了消滅奴隸制而進行的戰爭去對付。”道格拉斯是北方政治家中正確地提出內戰的革命任務——解放奴隸——的第一個人。

此後，在許多講演中，他再三強調：“黑人是大局的關鍵——是決定整個叛亂的樞紐”。還指出，宣佈解放奴隸，“可以推動南方奴隸大批地逃到北方來，從而可以剝奪南方的主要勞動力，使它失去衣食方面的供應”。

但是，道格拉斯的呼籲並沒有得到政府的反應。當時,，北方黑人踴躍要求參軍殺敵，費城的黑人也要求到南方去組織奴隸起義，但被當局拒絕了。這使得道格拉斯感到非常痛心。他認識到，只靠個人努力是不行的，為了推動政府採取革命措施，必須把廣大羣眾發動起來，廢奴主義者應該到人民中間進行廣泛的鼓動。他建議恢復廢奴組織已經停止的活動。在他的奔走努力下，他恢復了與加里森的友誼，並在1861年11月成立了“解放奴隸同盟”。同盟一成立，馬上就展開活動，到處宣傳解放奴隸的重要性，內戰初期趨於沉寂的廢奴運動又重新活躍起來。

在強大的壓力下，也由於客觀形勢所迫，林肯政府終於在1862年9月22日發表了著名的《解放宣言》，宣佈從1863年1月1日起南方奴隸全部解放，並且在1863年初實行了武裝黑人的政策。從此，北方走上了以革命方式進行戰爭的階段。但是林肯在發表宣言前，於8月22日發表了一封信，表明他在奴隸制問題上的立場，認為拯救聯邦是政府的首要目標，解放奴隸不過是達到這個目標的手段而已。道格拉斯有力地駁斥了這一論點，指出，戰爭是為保存政府而進行的，然而，也應當為消滅一切威脅生命、自由和幸福這個原則的東西而戰鬥。而首先威脅這個原則的，便是奴隸制度。不管怎樣，林肯政府之所以能夠作出這樣一個重大決策，毫無疑問，與道格拉斯等廢奴運動領導人的宣傳鼓動是分不開的。

在政府實行武裝黑人奴隸之後，道格拉斯為了鼓勵黑人入伍作了大量工作。他特別提醒黑人説，這場戰爭與黑人本身有直接的利害關係，保衞聯邦的戰爭實際上是一個爭取奴隸解放的戰爭。他把《解放宣言》比作“道義上的炸彈”，要比10萬門大炮還厲害，並歡呼説：“永遠自由了，啊!長期受奴役的千百萬人……你們的解放已經在望了”。在道格拉斯等人的激勵下，北方出現了黑人蔘軍的熱潮。黑人在內戰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包括從南方逃來的奴隸在內,直接間接參加作戰的黑人達43萬餘人。由於道格拉斯在招募黑人士兵方面的功勞，陸軍部長埃德温·M·斯坦頓在1863年7月曾許諾任命他為托馬斯將軍的副官，但由於種族歧視政策，此事終未兑現。

道格拉斯對於軍隊中的種族歧視政策非常不滿。1863年7月底，他為此訪問了林肯，痛切指出政府對黑人士兵的壓迫政策，並提出三項要求：一、黑白士兵同薪；二、制止叛亂當局虐殺黑人戰俘;三、黑人士兵有軍功者,和白人一樣提升為軍官。在強大的輿論壓力下,1864年7月,國會通過法案，實行黑白士兵同酬，同時有數十名黑人被提升為下級軍官。

道格拉斯並不幻想單單解放奴隸就會給黑人帶來自由平等的地位。1863年12月3日，在美國“反奴隸制協會”的年會上，許多發言人認為，既然政府已宣佈廢除奴隸制度，那麼該協會的工作就應該結束。道格拉斯表示反對。他強調，在奴隸制度廢除後，爭取提高黑人地位的任務依舊存在，而最好的辦法就是給黑人爭取選舉權。為此，他進行了不懈的鬥爭。他駁斥某些種族主義者以黑人屬於劣等種族為藉口而反對黑人享有選舉權的謬論。對於林肯在南方重建計劃中剝奪黑人選舉權一事非常氣憤。在1864年一次演説中，他對白人聽眾説：“如果你們需要選舉權,那麼我們尤其需要它。”他指出，如果把選舉權給南方黑人，這樣就會立刻得到400萬朋友，他們就會拿起武器來保衞自由的方舟，保衞聯邦。他指責林肯政府剝奪黑人選舉權，就是貶低你們朋友的地位，並不是光榮的政策,而是不名譽的政策。以道格拉斯為首的美國黑人再接再厲的鬥爭，終於對林肯本人發生了影響。他在1865年4月11日最後一次公開談話中表示：“我本人現在願意把選舉權送給很有知識的有色人以及曾經作為士兵為我們事業服務的有色人”。可惜的是，林肯沒有來得及實現他的諾言，就遇刺身死。所以在內戰期間，黑人選舉權問題一直沒有獲得解決。

在反奴隸制的鬥爭中，道格拉斯表現出他是美國曆史上一位優秀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他尖鋭地看出十九世紀中葉美國面臨的主要問題是黑人與白人的關係問題。他的這個見解擊中了當代美國問題的要害，因為奴隸制問題的確是影響到美國各個方面的決定性問題。

道格拉斯善於針對每一歷史階段的階級鬥爭形勢，提出具體任務。在內戰以前，他提出要把團結一切反奴隸制的力量作為首要任務。在內戰中，他提出瞭解放奴隸和武裝黑人奴隸的問題。在內戰結束後，美國面臨着被打倒的南方種植場主集團復辟的危險,對此,他早在1864年10月就提出防止的方法——授與南方黑人以公民權與選舉權。

所有這一切都表明，道格拉斯為美國黑人解放事業作了突出的貢獻，建立了不朽的功勳。他不僅是美國黑人的傑出領袖，而且理應屬於美國曆史上出類拔萃的人物之列。 ^[2] 

道格拉斯的功績主要在他的前半生，即內戰結束以前。內戰後，道格拉斯作為黑人領袖的作用，大為遜色。道格拉斯在重建時期積極擁護激進派的重建計劃。在土地問題上，道格拉斯沒有提出無償分配土地給黑人的主張，但要求給予黑人贖買土地的方便條件。

1877年2月，共和黨與民主黨就1876年總統選舉問題達成《蒂爾頓——海斯協定》（Tilden　Hayes　Compromise）：民主黨承認共和黨人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當選為總統，海斯就任總統後立即撤走聯邦駐南卡羅來納、路易斯安那、和佛羅里達的聯邦軍隊，把最後兩個共和黨人執政的州政權讓給民主黨。戰後的民主重建以南北雙方的妥協結束。南方黑人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仍無地位。此時的道格拉斯未能挺身而出，捍衞黑人利益，只是事後作了指責。

南方重建時期結束以後，道格拉斯仍然不斷批評共和黨的反黑人政策，但是他只是依靠共和黨去改善黑人的狀況。晚年的道格拉斯迷戀宦海生涯，但也小有成績。1877年任華盛頓市法院執行官，後來又擔任華盛頓的法院記錄官，最後出任駐海地公使（1881—1889）。1895年2月20日，道格拉斯在華盛頓去世。

道格拉斯，不但是一位傑出的政治家和黑人領袖，還是一為傑出的文學家。道格拉斯對美國黑人文學作出了傑出的貢獻，他的三部自傳是美國黑人文學的開山之作，1845年的《弗雷德裏克·道格拉斯：一個美國奴隸的敍述》；1855年的《我的奴隸生涯和我的自由》；以及1881年的《弗雷德裏克·道格拉斯的生平和時代》。這三部自傳奠定了道格拉斯在美國文學史上的地位。道格拉斯的每部自傳的出版都引起轟動，他在書中猛烈地抨擊了奴隸制和種族歧視，大大推動了美國乃至世界性的廢奴運動及反種族歧視運動。

道格拉斯是第一位獲得舉國承認的美國黑人領袖。在廢奴運動中，道格拉斯是美國曆史上第一位優秀的黑人思想家和政治家。道格拉斯很早就看出十九世紀中葉，美國面臨的主要問題是黑人與白人的關係問題，即奴隸制問題。這個見解擊中了當時美國社會的要害。道格拉斯善於把使黑人領導層的對立因素結合在一起，使黑人力量團結一致，發揮作用。內戰前後，道格拉斯是一位不知疲倦的著作家、演説家和政治領袖。道格拉斯氣宇軒昂，言詞犀利，其奮鬥目標既有現實性，又有原則性；他是在為廢奴而戰，為人權而戰，也是在為促成黑人的自助精神而戰。在南方重建時期，道格拉斯長期為之奮鬥的平等和進步很有可能成為現實，但是一八七七年的妥協案、凌辱歧視和私刑拷打等趨勢的抬頭，使美國黑人在道格拉斯去世後，再次陷入歷史上最暗淡的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