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索瓦·皮埃爾·吉堯姆·基佐

弗朗索瓦·皮埃爾·紀堯姆·基佐Francois PierreGuillaume Guizot（1787—1874年）系法國著名的政治家和歷史學家。他出生於尼姆的一個基督教家庭，父親是著名律師，在法國大革命時死於斷頭台上。他隨母流亡瑞士，1805年回到巴黎學習法律，並同反拿破崙的文學團體有往來。1812年任巴黎大學歷史教授，同年與女作家寶蓮娜·德·梅蘭結婚，從此結識了保皇黨頭面人物而進入政界，曾參加第一次波旁復辟（1814年），成為君主立憲制的鼓吹者和“空論派”團體的成員，並在其1816年寫的《論代議制政府及法國現狀》一文中解釋該團體的政綱。1820—1830年，他主要從事歷史研究和教學，著有：近代史課本《歐洲代議制起源史》（1822年）、《法國史概論》（1823年）、《有關英國革命回憶錄集》（1823年）、《英王查理一世、查理二世在位時期英國革命史》（1827年—1828年）、《歐洲文明史》（1828年）和《法國文明史》（1829年—1832年）等書。在七月王朝（1830年—1848年）期間他是君主立憲派首領之一，在法國政治生活中頗有影響。1832年—1837年，他任教育大臣，提出“基佐法”，確立了所有公民均可接受初等教育的原則。在一度任駐英大使（1840年）後，他出任外交大臣，此後八年他的外交政策頗為成功。1847年，他出任首相。1848年的法國革命結束了基佐的政治生涯。

《歐洲文明史》系作者弗朗索瓦·皮埃爾·紀堯姆·基佐（1787年—1874年）根據1828年在巴黎大學授課時的講義加工而成，全書共14講。作者認為，文明由兩大事實組成：一方面是人類社會的發展，另一方面是人的自身的發展。而本書只限於社會歷史，從社會的角度來展示文明。作者以簡練、壓縮的手法成功地概述了歐洲文明的起源和發展，從公元5世紀寫到法國革命前夕。書中主要論述：歐洲文明的起源、發展和它的特性；羅馬帝國覆亡時歐洲文明的諸不同因素；10世紀蠻族入侵結束，封建制度開始；封建制度的性質及其對近代文明的影響；5至12世紀基督教教會的狀況及其歷史作用；自治市鎮的興起、其內部管理及對文明進程的影響；十字軍運動的起因、性質、後果；君主制的發展過程；歐洲建立政治體制的各種嘗試；15世紀的特徵；16世紀宗教改革的真實性質及其結果；英國革命的意義及其對文明進程的貢獻；英國與大陸國家文明進程之異同；17、18世紀法國處於歐洲文明的領先地位。本書是研究歐洲歷史和文明史的重要書籍。

本書出版後不久即有英譯本和俄文譯本問世。中譯本根據1908年George Bell and Sons出版社英譯本譯出（英譯者William Hazlitt）。英譯本把基佐的《歐洲文明史》和《法國文明史》合訂在一起，分為三卷。中譯本則把這兩本書分開譯出，單獨出版。

基佐基於對文明的認識，通過對歐洲文明、法國文明的研究展示了其獨特的文明觀，逐漸勾勒出他心中的理想的自由、文明的社會。首先，基佐認識到古代文明與近代以前歐洲文明的不同，它們的區別在於“單一性”和“多樣性”，基佐認為“古代文明……在它們的種種制度、設施、它們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上都打有單一性的烙印；一種唯一的、或者至少一種強大的勝過一切的勢力支配着、決定着一切。”

古代文明的結局則可能是驚人發展以後突然衰竭（如希臘那樣）或者陷於停滯（如印度那樣）。而近代以前歐洲文明則與此不同：“社會組織的一切形式、一切原則都在其中並存着；宗教的和世俗的勢力…這些各色各樣的勢力原則和制度和思想感情處於一種互相不斷鬥爭的狀態，然而沒有一個能消滅其他勢力而佔有整個社會。” 基佐看到了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即文明的“單一性”和“多樣性”，基佐認為單一的文明只能使文明最終走向死亡，而文明只能在多樣中才能發展。

其次，基佐認為歐洲文明具有統一性和特殊性。“在歐洲文明的歷史裏有一種真實的統一性，但這種統一性只有在一些一般的事實裏，在一些巨大的結果裏顯示出來，” 這種統一性就在於社會狀態的發展、精神狀態的進展要相互聯合，相互作用，最終達到社會和人類的完善。然而，歐洲各國文明在發展中出現了不完善，表現出很多特殊性。基佐認為英國“文明一直是特別向着社會的完善，……向着不僅是物質條件而且也是精神條件的改良，……但總的來説，社會的發展比起人性的發展來是更為廣泛、更為輝煌的；”英國文明的面貌和力量就在於“到處佔壓倒優勢的是功利和應用的原則。” “而純粹的智力活動則是德國文明的主要特徵”意大利文明是介於英國和德國之間的，但它的文明的弱點就在於文明的兩個要素沒有很好的相互結合相互作用。基佐基於他對文明的定義：社會的進步、人性的進步對英、德、意各國文明的價值進行分析，並指出這兩方面是最優秀的，它的個人的發展和社會的發展兩者是並駕齊驅的，緊密配合發展的，因此，基佐最推崇法國文明，認為“它的文明比任何其他國家更為忠實地重現了文明的普遍的典型和基本思想。這是最完全、最真實，也可以説是最有教養的文明。”最後，基佐認識到文明具有傳承性，輻射性。歐洲文明的一些基本的、主要的因素：羅馬世界、基督教世界和日耳曼世界，亦或古代、基督教和原始風尚。這些因素在長期的相互鬥爭，相互影響中同樣也孕育了法國文明。

歐洲文明和法國文明在各自的發展中是一脈相承的。法國文明更具有輻射性，“……每當法國在文化事業方面比其他國家跑得更快時，她總能喚起新的活力，以一股新的衝力躍向前去，並很快就與其他國家並駕齊驅或跑在他們前面。這是法國的特殊的命運。不僅如此，而且我們已經看到，當這些已在其他地方崛起的文明思想和文明制度力圖擴大其領域成為豐富而普遍的思想和制度，以便為歐洲文明的共同利益而運作時，它們必需在某種程度上在法國經受一次新的預習，然後從法國這個第二故鄉出發去征服歐洲。在它擴散之前，幾乎沒有任何偉大的文明思想、任何偉大的文明原則不是按照這種方式通過法國的”。

基佐在史學上的主要貢獻是他吸取了聖西門的階級鬥爭的思想，建立了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歷史學説。在他早期的歷史著作中試圖用階級鬥爭觀點來解釋法國革命、英國革命及其他歷史事件，目的是要論證資產階級有權管理國家。在《歐洲文明史》和《法國文明史》等書中，他發展了第三等級反對封建制度的鬥爭乃是歷史進程的主要動力的論點。但1848年法國革命後，他的思想發生了深刻的危機。當他看到在這場革命中工人階級登上了歷史舞台、起來反對中產階級時驚恐萬狀，從而攻擊階級鬥爭學説“是與我們時代不相容的禍害和恥辱”。1848年的法國革命不但結束了他的政治生涯，也使他徹底放棄了階級鬥爭的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