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陵詞派

在揚州的歷史文化中，揚州畫派、廣陵琴派、竹西謎派等等早已熟在人口，唯獨廣陵詞派不為人知，歷來治詞者在描述清初詞壇時，多注意陽羨詞派、浙西詞派、嶺南詞派、柳州詞派、西泠詞派等，而忽略了還有一個為諸家流派先導的廣陵詞派。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才有學者注意到清初廣陵詞人羣體的歷史存在，並對之進行了初步的考察與描述。比如嚴迪昌先生的《清詞史》有廣陵詞壇一節，肯定了廣陵詞壇的出現乃是清詞嬗變的一個契機；蔣寅先生的《王漁洋與清詞之發軔》考索了廣陵詞壇的重要詞學活動，論證了王士禛在廣陵詞壇的領袖地位；劉揚忠先生的《廣陵詞人羣體考論》則對廣陵詞人羣體作了全方位的觀照，希圖還原其歷史真實面目。

學者們在描述廣陵詞派時十分慎重，往往稱之為“廣陵詞壇”、“廣陵詞學中心”和“廣陵詞人羣體”，因為廣陵詞派與其他詞派相比有一個明顯的特徵：它的成員不僅僅是揚州人。其實，正如揚州八怪多數成員不是揚州人仍稱“揚州八怪”一樣，廣陵詞派多數成員並非廣陵人並不妨礙稱為“廣陵詞派”。宋人楊萬里對江西詩派有一段精彩的論述：“江西宗派詩者，詩江西也，人非皆江西也。”廣陵詞派正是一個具有廣陵地方文化特徵而其成員並不限於廣陵人的詞人羣體。

學者指出，揚州早在晚唐五代時期就是江南地區的詩詞創作基地。入宋之後，揚州雖然失去了文化中心的地位，但一些大詞人如歐陽修、蘇軾、辛棄疾、姜夔等都在這裏從事過詞學活動，並留下了歌詠揚州的名篇佳什。元明兩代，詞學中衰，但揚州的詞統並未斷絕，著名詞曲作家貫雲石、王盤、陳鐸等都在這裏從事過創作活動，明代中後期這裏還產生了詞學家和詞人張、王微等人。在清初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下，文化傳統深厚的揚州已經具備了復興詞學的可能性。這時，恰巧一代風流壇主王士禛遊宦於此，於是廣陵詞人羣龍有首，廣陵詞派的形成由可能變成了現實。

王漁洋在揚州的五年，吳梅村稱之為“晝了公事，夜接詞人”。他主持的一系列詞學活動，一方面激活了揚州詞人的創作，一方面招來了各地著名的詞家。作為清代第一個詞學流派的廣陵詞派，我們可以這樣來界定：它主要是指王士禛順治十七年（1660）至康熙四年（1665）擔任揚州推官期間，參加過由他組織或與他相關的重大詞學活動的揚州籍和非揚州籍的詞人。廣陵詞派大約包括一百多人，大致分為以下四類：一是揚州本地詞人，如吳綺、宗元鼎、劉梁崧等； 二是長期流寓揚州或終老揚州的外籍詞人，如徐石麒、徐元端、杜浚、孫默等；三是短期遊宦或居住揚州並組織和參加過廣陵詞壇重要詞學活動的詞人，如王士禛、王士祿、鄒祗謨等；四是居住在揚州附近，雖未經常來揚州，但與王漁洋等人有詩詞唱酬的詞人，如冒褒、冒裔、冒禾書、殷書、石洢等。

廣陵詞派的詞學活動，主要有兩項，即雅集唱和與合作選詞。在王士禛為官揚州的前後，揚州的詞人雅集至少有十次之多，最有影響的自然是康熙元年（1662）六月十五日，王漁洋與袁于令、杜浚、丘象隨等泛舟揚州紅橋，所作之詞編成《紅橋唱和詞》一卷。廣陵詞人又彙編刊刻了《倚聲初集》和《國朝名家詩餘》兩部詞學著作。《倚聲初集》是王漁洋赴揚州任上當年，與友人鄒祗謨共同編選，此書不但推進了廣陵詞人羣體的創作，而且對整個清初詞壇影響甚巨。《國朝名家詩餘》是迄今所知清代最早的一部規模宏大的詞總集，為長期流寓揚州的孫默在王漁洋的支持下采輯彙編而成，實際上是以廣陵詞派為主體而兼及其外圍的清初名家詞之合集，可視之為廣陵詞派的自我總結。

廣陵詞派是一個關於詞學的地域性流派。凡是構成地域流派的條件和因素，它都已經具備，如：它有一個經常和固定的活動基地——揚州；它有一個成就和威望很高的領袖——王士禛；它聚集了一大批創作活躍的本土與客籍詞人——多達百餘人；它有一個類似流派宣言的詞選本——《倚聲初集》。也有學者認為，廣陵詞派缺少統一的藝術風格和審美傾向，其實，廣陵詞派正是一個摒棄門户和倡導自由的詞人聚合體。正因為如此，它才不限於一地詞人，彙集了四方詞家。王士禛雖被廣陵詞人尊為盟主，他本人並無樹立宗派、自任教主之意。廣陵詞派的這種兼容幷蓄的風度，和揚州文化的基本精神也是完全一致的。

廣陵詞派拉開了清詞中興的序幕，其篳路藍縷以啓山林之功，應在清詞史上大書一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