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軍政府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隨後不到一個月，全國有10個省及上海宣佈獨立。11月9日上午，廣東宣佈獨立。11月10日，廣東軍政府正式成立。廣州光復 ^[2]  。

11月10日，胡漢民就任都督，宣佈廣東軍政府正式成立。這是辛亥革命後在廣東建立的第一個省級資產階級革命政權。17日，各界代表增選陳炯明為副都督，黃士龍為參都督。胡漢民以都督名義，委任軍政各部部長（後改為司）。蔣尊簋、魏邦平為軍政部正副部長；李煜堂、廖仲愷為財政部正副部長；黎國廉、伍藉槃為民政部正副部長；王寵惠、汪祖澤為司法部正副部長；伍廷芳、陳少白為外交部正副部長；梁如浩為交通部部長；王寵祐、利寅為實業部正副部長；丘逢甲為教育部部長；何啓、韋玉為總顧問；朱執信、李紀堂、廖仲愷、黃世仲、陳少白、胡毅生、姚雨平、謝良牧等17人組成樞密處。

廣東軍政府廢除了原來的府、直隸州及州、廳的建制，將全省劃分為6道：粵海道轄原廣州府、肇慶府、羅定州屬下30縣，道治設於番禺。嶺南道轄原南雄直隸州、韶州府、連州直隸州屬下11縣，道治設於曲江。潮循道轄原潮州府、惠州府、嘉應州屬下25縣，道治設於潮州，後遷汕頭。高雷道轄原高州府、雷州府、陽江直隸州屬下11縣，道治設於茂名。瓊崖道轄原瓊州府、崖州屬下13縣，道治設於瓊山。欽廉道轄原欽州直隸州、廉州府屬下4縣，道治設於欽縣。

道治設觀察使，道署稱觀察使公署；後改設道尹，道署改稱道尹公署。道署分置內務（兼總務）、財政、教育、實業4科。陳炯明任都督時裁去欽廉、嶺南2道，歸併南韶連綏靖處管轄。道以下設縣，縣行政長官稱“知事”，縣行政機關稱縣知事公署，分置2科或4科。又設縣議事會，有議長、副議長各一人。議事會是諮議機構，沒有實權。由於取消了府、直隸州及州廳的建制，將地方行政統一劃分為省、道、縣3級，所以既統一了地方行政建制，又簡化了地方行政機關 ^[3]  。

1911年11月下旬，北洋軍攻下漢陽，南京被包圍。廣東軍政府組織北伐軍共8000人，在12月上旬從廣州北上救援。三戰皆捷。在南北議和達成協議後（這個協議使袁世凱成了大總統），退駐南京，1912年5月自動解散。自作戰以來，廣東北伐軍陣亡將士20人，傷病死者34人。1912年3月，這54名烈士被葬於南京莫愁湖畔，墓名“建國粵軍烈士墓”。孫中山親題“建國成仁”四字勒石。廣東北伐軍總司令姚雨平撰聯歌詠： “渡江率子弟八千，淮上收功，破虜永除專制政；流血數健兒二十，國殤不死，雄風長在莫愁湖。” ^[2] 

（一）宣佈“官吏為自治機關之職員及人民之公僕”，“應以先生或君相稱”，不得稱“大人”、“老爺”。並改革舊風陋俗，如剪辮放足、廢止跪拜、禁止納妾、嚴禁煙賭等。

（二）改革司法制度。在司法司長王寵惠調任南京臨時政府司法總長後，由羅文幹繼任。羅文幹是英國劍橋大學法學系畢業生，他在任時，羅致了一批留學生參加司法機關的領導工作，如省高等審判廳廳長伍藉槃、省高等檢察廳廳長黃兆珪等。他們主張學習西方資產階級司法制度，進行司法改革。一是實行司法獨立。“劃分司法與行政的職權，通飭各縣不得再兼民刑事訴訟事件”，以改變行政、司法不分的狀況。二是改變四級三審制為三級三審制。原來法院分為初級、地方、高等、最高法院4級。凡屬初級法院管轄的案件，以初級、地方、高等法院為一、二、三審；凡屬地方法院管轄的案件，以地方、高等、最高等法院為一、二、三審。羅文幹主張取消初級法院，實行“三級三審制”，“簡化手段，以方便人民”，並“規定民刑事案件的判決確定期限，以免除人民為訟纏繞的痛苦”。三級三審制後來成為民國的司法制度。三是反對逼、供、信，“採取人證、物證相互對勘的原則。犯人的供述，只能供參考的依據，不能作為判罪的唯一確證”。廢除清朝刑具，不準刑訊鞫獄。組織服刑的犯人，從事手工工藝生產，以改革獄政。

（三）整頓財政制度。省城光復前夕，廣東庫銀被張鳴岐席捲潛逃，造成銀根短絀。為了穩定金融，安定物價，軍政府宣佈原廣東官銀錢局收歸軍政府所有，“從前發出銀票，以後仍由本軍政府擔任兑換”，以安定民心。又將庫存紙幣1200萬元，加蓋財政部印鑑發行，以利貨幣流通。併成立籌餉局，籌捐港幣80萬元，以緩和財政困難，

（四）整頓軍隊，嚴肅軍紀。省城光復後，城內外留下大批反正的新軍、防營、綠營、旗營等，與民軍時有矛盾。“民軍以首義自居，視他軍如降虜；他軍則獲視民軍為起自草澤綠林。胡漢民採取“先鞏固新軍，使其居中不動，作諸軍之監視，而張民軍之勢，以壓迫降軍與防營”的策略，併發布軍令8條，申明：凡不聽號令、挑起反正軍與民軍爭鬥、強買強賣、迫害各鄉自衞武裝者斬；恪守軍令、維持秩序有功者獎。還劃定駐防範圍，城內治安由濟軍（龍濟光部）、旗軍負責，城外治安由新軍、水師負責。又命胡毅生、李文範成立軍務處，管理舊軍。又藉故派濟軍到欽廉“剿匪”，以消除軍政府的心腹大患。

（五）保護外僑生命財產安全。

以上的政策和法令，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利益，對安定光復後的社會政治秩序，起了積極的作用 ^[3]  。

（一）解散民軍。民軍對威懾濟軍及李準舊部，發揮了很大的作用，但其素質較差，紀律鬆弛，一些民軍首領居功自傲。最初，軍政府成立“民團督辦處”，先後委任劉永福、黃世仲為民團總局局長，以圖統一各民軍；但劉永福年事已高，黃世仲不懂軍事，均無力威民軍。民軍迫餉鬧事，時有所聞。胡漢民不是因勢利導，而是採取殺雞嚇猴的辦法，革去“蘭”字營鎮統陸蘭清之職，並槍決“石”字營統領石錦泉，引起軍心浮動。陳炯明代理都督時，更變本加厲，自任“廣東軍團協會”會長，以裁軍為名，剪除異己，扶植個人勢力。黃世仲提出“裁弱留強”的方針，本來是正確的，但陳炯明競妄加罪名，槍決黃世仲。接着，又以“綏靖”為名，大肆遺散民軍。民軍與他軍的矛盾是革命隊伍內部矛盾，陳炯明以對待敵人的辦法解決民軍，犯下不可饒怨的錯誤。

（二）對帝國主義妥協。廣東光復後，帝國主義仇視革命軍政府。英國陸軍部下令“派150名印度土著步兵，兩門發射十五磅重炮彈的大炮及四挺速射機關槍，增援廣州的英國步兵分遣隊”。面對帝國主義的干涉，胡漢民政府卻軟弱無力，仍把帝國主義視為“友邦”。在胡漢民出任都督伊始，就接納了何啓的建議，照會各國領事，公開聲明：“一切辦法，與湖北中華民國軍事征服對於友邦無異”。這就是説，與湖北軍政府一樣，承認清政府過去與帝國主義訂立的一切不平等條約、借款及外國管理海關之權等等。這是對帝國主義妥協的錯誤的外交政策。後來，胡漢民也承認：“惟海關問題，以各通商省分悉依湖北先例，……遂取同一步調，致開民國以來之惡例，此當時最大失策。” ^[3] 

廣州城渡過了危機之時，袁世凱當上了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開始踐踏共和。1913年3月謀殺了即將在國會選舉中可能獲勝的國民黨領袖宋教仁。

1913年5月1日，廣東都督胡漢民通電反袁。6月14日，袁世凱將胡漢民免職，由陳炯明接任。政局危急，孫中山從日本回國，力主發動“二次革命”，武力討袁。7月18日晚，陳炯明通電討袁。袁世凱則在7月26日任命龍濟光、龍覲光為廣東正、副鎮撫使，主持廣東事務。與二龍聯合變節附袁的肇軍統領李耀漢，一致反陳。接着，第二師師長蘇慎初也叛陳，由沙河出兵炮轟都督府。8月3日，陳炯明被迫出走香港。4日，蘇慎初任臨時都督，5日，又推舉張我權代替蘇慎初，蘇為之宣佈取消廣東獨立。廣東討袁至此失敗。

8月11日，龍濟光，雲南省蒙自縣彝族封建土司，進駐廣州，正式任都督，兼署民政長、陸軍上將，成為袁世凱在粵代理人。據粵後，龍採取了一系列禍害粵民的措施 ^[2]  。廣東軍政府解體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