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水師提督

清代地方官職督撫及提督等，提督據《清史稿》的説法：“提督軍務總兵官，從一品，掌鞏護疆陲，典領甲卒，節制鎮、協、營、汛，課第殿最，以聽於總督。”可見，提督負責主持全省各鎮、各協、各營的軍事。廣東地屬海疆，有內河外海水師，綠營隊伍較為龐大，且粵東海盜賊船猖狂，另設水師提督以行管制是有其必要性的。

在康熙的諭旨中有：設立水師提督總兵官等，原為防禦海寇，這應該是初設廣東水師提督之職能。另據《清會典事例》卷595記載：“廣東綠旗營制，廣東水師提督一人，節制五鎮，駐紮東莞縣虎門寨，統轄本標中左右前後五營，香山協左右營、順德協左右營、大鵬協左右營、赤溪協左右營、新會協左右營、前山營。”這是嘉慶十五年（1810年）重設廣東水師提督之職能。

廣東水陸事務非常繁忙，且盜匪盛行，設立水師提督統轄全省水師，加強海防，使沿海商民生活更為安定。但是一直以來奉行的以文制武，以督撫節制提督，使得位居從一品之提督並未能全權行事。隨着綠營制度的變化，社會的變革，清朝廣東水師提督的設置幾經波折。

康熙初年，社會不太安定，廣東內河外海等處經常有盜賊，或土寇等，“總兵官許龍標下官兵，奪獲賊船，生擒偽都督”。“廣東香山等縣皆在海島，為盜賊淵藪，駕艇剽掠。”很明顯，處於沿海地帶的廣東水師任務更加繁重，且須有盡職盡責、熟悉海域的武職官員。因此，添設廣東水師提督一職成為必然。據《清會典事例》載：“廣東綠營，康熙三年（1664年）設水師提督，駐順德縣。”《清實錄》載：“康熙三年六月癸丑，添設廣東水師提督一員。”《東華錄康熙朝》也説：“康熙三年（1664年）六月癸丑，增廣東水師提督一員。”《清代職官年表》一書中説：“康熙三年（1664年）六月癸丑二十二日，增設廣東水師提督。”上列四種説法，都可以説明，於康熙三年增設了廣東水師提督，從後三種史料可以明顯地看出，增設的具體日期為康熙三年（1664年）六月癸丑二十二日。

至於《清會典事例》中提到的駐順德縣，可以肯定地説時間不是在康熙三年。對此，我們可從以下幾種史料來證明。《清實錄》記載：“康熙四年（1665年）二月壬申，命新設廣東水師提督駐廣州府順德縣”從以上的諭旨，可知廣東水師提督於康熙四年（1665年）二月才駐紮順德。我們也可以從地方誌記載來考證，《廣東通志》中説：“常進功，水師駐紮順德康熙四年（1665年）任提督。”《康熙朝順德縣誌》也説：“常進功，提督，康熙四年（1665年）四月到任。”因此，可以説，廣東水師提督是於康熙四年（1665年）才駐紮到順德縣的。那為什麼《清會典事例》又説“康熙三年（1664年）設水師提督，駐順德縣”呢？其實，也不難解釋。《清會典事例》編於光緒年間，而廣東水師提督的初設已有200餘年，且著者是在追述廣東綠營的官制沿革，行文不夠嚴謹，故有此説法。

然而，據各種史料記載，廣東水師提督於康熙七年（1668年）裁：如《清會典事例》上説：“康熙七年（1668年）裁水師提督及標下左右二營官。”《大清會典康熙朝》中提到：“舊設水師提督一員，標下左右二營官，康熙七年（1668年）裁。”《康熙朝順德縣誌》中也説：“常進功，提督，遼東人，康熙七年（1668年）三月內奉旨裁汰。”從上説法，都説明廣東水師提督於康熙七年（1668年）裁撤，但由於沒有檔案記載其裁撤的確切日期，因此只能夠把時間定到年而不是月。

當初設立廣東水師提督是為加強海防，防禦海寇，撲剿賊船，但為什麼在設立短短不到四年時間就裁撤呢？首先，廣東水師提督自設立以來，無立大功，且有失職行為，朝廷自認為此形同虛設。康熙四年（1665年），海盜駕船70餘隻衝入甲子港口停泊，廣東水師提督常進功假託修船並沒有帶領官兵追剿。清朝第一任廣東水師提督未能盡其基本的職責，以失職解任，其後塞白理任職自然也沒有太大意義。其次，康熙初年兩廣閩浙沿海軍區增兵為防鄭成功，平定後海防無事，則裁減兵額。於是康熙七年（1668年）即裁撤。

自廣東水師提督裁撤100餘年後，於嘉慶十五年（1810年）再次設立廣東水師提督，且駐紮點由順德改為東莞虎門。

據《清實錄》上説：“嘉慶十五年（1810年）八月壬子，添設廣東水師提督一員，駐紮虎門。”《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嘉慶十五年（1810年）八月三十日記載：“百齡奏請添設水師提督總兵並調補各缺一折……添設水師提督一員駐到虎門地方。”另《東華錄》《清代職官年表》中也記錄嘉慶十五年（1810年）八月三十日再次設立廣東水師提督。而《清史稿》中記載廣東提督“嘉慶十四年（1809年），改陸路提督，復置水師一人，駐虎門”則明顯時間有誤。

至於為什麼會在裁撤100餘年之後，又重設此職位。根據已有資料分析，其原因有三：其一，沿海地方不安定。海盜巨魁如張保仔等縱橫出沒南洋數千裏，商民深受其害；嘉慶九年（1804年），水師廢弛，盜賊四處上岸劫掠，甚至搶奪石獅炮台。其二，廣東水師隊伍龐大，而且水師陸隊各有專長，水師練習海上駕駛追捕，陸路很難做到，“粵東地方海洋水陸營務甚繁，非陸路提督一員所能經理”。其三，清政府為加強海防。當時鴉片煙大量傳入中國，因而需要加強兵力，更好地稽查沿海，嚴格防禦洋匪滋擾生事。“國家設立水師欲永求鞏固海防，非備一時巡緝之用。”兩廣總督百齡也提到“酌添兵丁以重邊防而專職守”。因此，我們不難理解，為什麼清政府要重設廣東水師提督，正由於虎門頭為省會與東莞之咽喉，於是設於東莞虎門寨。

復設之廣東水師提督，其職能及管轄較初設都更為完善。海防、巡洋、巡江、營汛，為水師提督之專轄，“督飭營伍，巡緝海洋，不可稍有悚懈”廣東的內河水師，按季輪派官兵出海巡邏，水師提督於夏冬二季親往巡遊，但是，康熙初年並沒有這類要求。廣東水師提督節制五鎮：陽江、碣石、瓊州、北海、南澳，“分中、左、右、前、後五營”。其統轄全省水師三十六營，且根據《清會典事例》資料統計，其標下有參將2人，遊擊3人，都司9人，副將4人，中軍守備13人，千總33人，把總59人，外委94人，額外外委65人，兵共有近萬人。從以上數據可見，嘉慶年間復設廣東水師提督陣容加大，分制及分工都相當明確，足以體現清政府的重視。而初設時，其標下僅有左右兩路水師總兵官，都為臨時改設，且廣東提督也統轄廣州、潮州等處水師，更顯水師提督可有可無。

由於，廣東水師提督統轄全洋督率巡防，均關緊要，復設還要求提督官員熟悉廣東外海內河洋麪情形，可為將才。“水師自應蕳用熟諳海疆之員方足以資統轄所有”。據考證，此後所有廣東水師提督除由其他提督調任外，全由總兵擢升，均為水師之優秀人才。在水師提督中出現了民族英雄如關天培，忠於職守的吳長慶、方耀、鄭紹忠、葉祖珪等官員。

總之，復設之廣東水師提督，職能與制度更加完善，歷任提督官員都為熟悉海疆之人，其標下官兵上萬人。這為加強海防，管轄水師，維護沿海安定都至關重要。

復設水師提督確為加強廣東海防，作出很大貢獻。但是，在光緒末年，其所盡之力略顯微薄，時而合併為水陸提督，時而分設。其中除政府裁兵減少財政支出、軍制改革外，也與地方官員之決策有關。

《光緒宣統兩朝上諭檔》記載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十月二十二日“將廣東水師陸路提督歸併一員”。另《清實錄》《清代職官年表》也有同樣的記載。且署水陸提督李準也於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正式接管水陸提督事務。合併時間就不做詳細説明。

然而，關於分設時間之説，出現了分歧。《光緒宣統兩朝上諭檔》記錄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會議政務處議後，張人駿奏請將水陸提督仍分兩缺一折……仍分設兩缺，各專責成。”《清實錄》中説：“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九月癸卯，擬請將水陸提督仍分兩缺，下會議政務處議行。”

《清代職官年表》中有：“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九月癸卯十五日，仍分設水陸二員。”“奴才（廣東水師提督李準）當於（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三月十二日恭設香案，望闕叩頭，謝恩任事。”

據以上資料分析，廣東水師提督分設時間應為：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而《清實錄》記載的是上諭擬分缺的時間，且説明要會議政務處議行，而《清代職官年表》則以此時間為分設時間，顯然記載是錯誤的。至於《軍機處錄副奏摺》的時間則為水師提督到任接印日期。然而，在羅爾綱之《綠營兵志》中《直省綠營建制年代沿革表》並未記載廣東水師提督與陸路提督之合併與分設，有誤。

水師提督的地位在短時間內發生瞭如此反覆的變化，其中有多個因素。首先，軍制改革。綠營已走向末路，面臨改革。廣東綠營廢弛，形成虛設。編練新軍成為軍中重事，創立近代海軍，廣東水師提督如葉祖珪則長時不在任上，而是統領南北洋海軍事務，顯然，清政府的重心已不再是綠營，而是新式軍隊的建設。

其次，統一事權，節省經費，裁減兵制。在太平天國運動結束後，清廷為避免兵權分散下移，遏止地方勇營的發展，以維護中央集權統治，而大力推行重整綠營的計劃。隨着外國列強入侵，賠款眾多，國庫空虛，各地經費短缺，廣東自同治即有欠兵餉及三年之事。因而户部多次奏請裁兵減員，廣東綠營自同治裁兵，僅存陸兵32000名，水師15900名，後又經多次裁減，至光緒三十二年裁去七成，僅存兵7318名。

然而，最重要的是兩廣總督之態度。總督一紙奏議，就能決定其存取。署兩廣總督岑春煊以練新軍急需經費之名，進一步加強權力統一，使得鴉片戰爭以來地位已動搖之水師提督，合併至陸路提督。提出裁撤全部水陸營務官兵，奏“添設水師提督一員統轄全省水師，駐紮虎門，本極周密，惟今昔情形不同，綠營久成虛設，惠州與虎門地方相距僅百餘里，朝發夕主，若歸併一人，控制極便”。

不到一年時間，又單獨設立水師提督，正是由於總督張人駿根據實情奏請分設。面對外商以在廣東遇劫掠為理由，而提出自派兵船防護之情形，水陸提督一員不能兼顧，且水師提督所轄地方遼闊，“水陸情形各有不同步，隊兵輪運用迥別，際此多事之時，一切巡緝彈壓事恐非一人所能兼顧”。

清朝廣東水師提督的裁設多變，清政府決策變化是很大一個因素，這一過程本身已體現綠營制度逐漸腐朽，不適應潮流，隨着勇營、新軍、海軍的出現，政府逐步裁兵。當然也要受到眾多客觀因素的影響，廣東為外敵入侵之地，水師綠營不得不時加防範，從而出現了廣東水師提督分設多變之局面。最後伴隨着清王朝的瓦解而消失。這一職位的變化從側面反映了清朝綠營制由繁盛至沒落，清王朝由盛轉衰的歷史進程。

同時，我們從清政府在面臨軍制亟須改革及裁兵的局面時，又不得不保持廣東水師提督實力的這種矛盾狀態，可以看出在全國海防重心已經北移的情況下，廣東水師仍然佔據重要位置，相信在借鑑前人經驗的基礎上廣東的海防能做得更好。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