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十三行與早期中西關係

《廣東十三行與早期中西關係》由一系列專題研究整合而成，凝聚着多年潛研的心得。既有集腋之勞，又有成裘之功。作為一名同事和同鄉，對文欽先生在這項中年碩果表現出來的獨創性和會通性，我不僅讚賞和企羨，而且，也是津津樂道的。於是乎，便責無旁貸地扮演起撰序的角色。嶺南學人對廣東十三行的研究，起步甚早。七十多年前，番禺梁嘉彬先生已寫下奠基性的著作。儘管蜚聲學界，可惜繼者寥寥。究其原因，也許是由於行商史猶如遺民史和紅妝史一樣，在高唱戰歌的“史學革命，中，是難免被打入冷宮的。所幸文欽先生早歲師從戴裔煊教授，研治澳門史，深知行商制度對廣州口岸的重要性經過言傳身教和潛移默化，在他身上終於留下不怕“冷”的師門烙印：甘於坐冷板凳，敢於鑽冷課題，善於作冷處理。近十餘年，他不僅輯錄和箋註過明清時代的澳門詩，還點校過大量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從而，擴大了行商研究的史料基礎，並拓展了研究領域。綜合與分析並重，本書論述的“商欠”問題和對潘氏伍氏的分行研究，足以為證。所有這些，説明章文欽先生不愧為廣東十三行學術史上的後起之秀。梁嘉彬前輩如果地下有知，相信．出=也會樂於“沙彌説法沙門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