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通海夷道

隋唐時期，廣州成為中國的第一大港、世界著名的東方港市。唐代，廣州成為全國的外貿中心，設立了專門管理海外貿易的機構“市舶司”，外國商人云集。由廣州經南海、印度洋，到達波斯灣各國的航線，是當時世界上最長的遠洋航線。 ^[1-2] 

海上絲綢之路開闢後，在隋唐以前，即公元6～7世紀，它只是陸上絲綢之路的一種補充形式。但到隋唐時期，由於西域戰火不斷，陸上絲綢之路被戰爭所阻斷。代之而興的便是海上絲綢之路。到唐代，伴隨着我國造船、航海技術的發展，我國通往東南亞、馬六甲海峽、印度洋、紅海，及至非洲大陸的航路的紛紛開通與延伸，海上絲綢之路終於替代了陸上絲綢之路，成為我國對外交往的主要通道 ^[1]  。

根據《新唐書·地理志》記載，唐時，我國東南沿海有一條通往東南亞、印度洋北部諸國、紅海沿岸、東北非和波斯灣諸國的海上航路，叫作“廣州通海夷道”，這便是我國海上絲綢之路的最早叫法。當時通過這條通道往外輸出的商品主要有絲綢、瓷器、茶葉和銅鐵器四大宗；往回輸入的主要是香料、花草等一些供宮廷賞玩的奇珍異寶。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宋元時期 ^[1]  。沿着這條航道，無數“南海一號”、“哥德堡號”以廣州為起點，蜿蜒浩蕩一路前行，越南海、印度洋、波斯灣、東非和歐州，途經100多個國家和地區。唐代大詩人劉禹錫為珠江的“大舶參天”和“萬舶爭先”壯觀貿易景象賦詩：“連天浪靜長鯨息，映日帆多寶舶來。” ^[3] 

按《廣東海防史》所述，唐代著名地理學家賈耽曾詳細描述過當時著名的全球最長航線，這一記載如今留存於《新唐書·地理志》中。在賈耽筆下，這條航線被稱為“廣州通海夷道”，全長1.4萬公里，商船從廣州起航，向南至珠江口的屯門港，然後折向西南方，過海南島東北角附近的七洲洋，經越南東南部海面，越過馬來半島湄公河口，再通過新加坡海峽到蘇門答臘島，向東南行駛往爪哇，西出馬六甲海峽，橫越印度洋抵達斯里蘭卡和印度半島的南端，再從印度西海洋至波斯灣的奧巴拉港和巴士拉港。如果換乘小船，沿着幼發拉底河航行一段時間，就可以到達阿拉伯帝國的首都，即今天的巴格達了。 ^[4] 

而另一條線路是由上述路線至印度半島西岸後渡印度洋至非洲東部的三蘭國（今坦桑尼亞的達累斯薩拉姆一帶），向北經數十個小國可通烏刺國，同第一條路線會合。

這條航線的開闢大大促進了廣州的繁榮。據史料記載，僅唐代宗年間，每年到達廣州的阿拉伯商船就有四千多艘，來自西亞乃至非洲的大量外商在這裏出入，因此有了“雲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的説法。到了宋元明時期，廣州不僅成了最大的陶瓷和絲綢吞吐港，而且海外貿易航線進一步擴展，形成了廣州-菲律賓-拉丁美洲，廣州-歐洲及廣州-日本這三條遠洋航線。 ^[4] 

明末清初廣東大儒屈大均曾在其名作《廣東新語》裏説：“廣州望縣，人多務賈與時逐。……以中國珍麗之物相貿易，獲大贏利。”這“大贏利”自然帶來大大的熱鬧繁華，濠畔街、高弟街一帶“香珠犀角如山，花鳥如海，番夷輳輻，日費數千萬金，飲食之盛，歌舞之聲，過於秦淮數倍”，也就不足為奇了。 ^[4] 

然而，商業從來就不只是財富的代名詞，它與文明的演繹與發展息息相關。就像古希臘，如果沒有《荷馬史詩》裏一艘艘“深廣的海船”，就不太可能出現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那樣影響數千年曆史進程的先賢。而在東方海岸之邊的廣州，一艘艘大船從這裏啓程，揚帆遠航，將絲綢、瓷器、茶葉帶往世界各地的同時，也帶去了農耕及手工業技術、造紙術和指南針，搭乘商船來來往往的高僧、科學家、畫師、譯者更是文化交融的使者。從這個意義上説，在持續千年的歷史長河中，作為海上絲綢之路起點的廣州，是中華文明影響世界之旅的一大啓程之地，而馳騁在波斯灣的一艘艘唐船，恰為這種影響提供了最佳的註腳。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