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軍區生產建設兵團

“文化大革命”初期，海南墾區原有管理制度被破壞，大批領導幹部“靠邊站”或下放幹校，墾區各農場的生產管理基本上處於無政府狀態。1968年，全墾區橡膠幹膠平均畝產量比1966年減少4.18斤，減產9.3%。

出於應對戰爭嚴重威脅和整頓農墾混亂局勢的考慮，中共中央決定對農墾部門實施軍事化管理。1968年8月15日，廣州軍區根據中央軍委的指示，專門召開會議，成立廣州軍區生產建設兵團籌建領導小組，並派出兩個工作組配合海南軍區和廣東省軍區，分別對海南、湛江地區的國營農場進行調查。1969年2月7日，國務院、中央軍委批准建立廣州軍區生產建設兵團(正軍級）,並任命周慶鳴為第一副司令員（1970年5月任司令員），周益寬為第一副政委（1970年5月任政委)。3月19日，廣州軍區、廣東省革委會發出《關於成立廣州軍區生產建設兵團的指示》，決定海南地區的原海南行署農墾局、海南五料作物局及其所屬農場(育種站）、工廠、醫院、學校等單位，以及僑務系統的興隆農場、彬村山農場和華南熱帶作物產品總公司及其在海南地區的分公司等單位，從當年4月1日起，改歸廣州軍區生產建設兵團(簡稱生產建設兵團)領導，並接受當地革命委員會對有關工作的領導和監督。生產建設兵團是以墾殖橡膠等熱帶作物為主的屯墾戍邊部隊，隸屬於廣州軍區和廣東省雙重領導。解放軍總後勤部下屬的海南八一農場，除產品分配仍歸總後勤部負責外，其餘各項工作，從當年4月1日起均歸生產建設兵團領導。生產建設兵團總部設在海口市，下設司令部、政治部、生產部和後勤部。3月21日，生產建設兵團領導機關正式成立並開始工作。4月1日對所轄單位正式行使領導權。5月26日，中央軍委下達對生產建設兵團各師領導幹部的任命。生產建設兵團共建制10個師，其中在海南設有一師、二師、三師、四師、五師、六師和十師。其他七、八、九3個師分別駐湛江地區。同時按照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建制形式，將原國營農場和育種站改編為團(其中堯文農場改編為獨立營），生產隊改編為連，撤銷作業區(分場)一級機構，實行師、團、連三級管理。全島共設7個師89個團和1個獨立營。1970年至1971年，在大力發展橡膠的方針指導下，又新建9個團。至1974年9月，生產建設兵團在海南地區共建置有7個師98個團和1個獨立營，師直屬工廠(營級）12間，師直屬醫院(營級)7間，共設3022個連。

由於原農墾各級領導班子成員大部分“靠邊站”或下放幹校，生產建設兵團成立後,按軍管的方式對各級部門領導班子進行調整和充實。兵團機關以原海南農墾局和湛江農墾局為基礎，從海南軍區等部隊抽調人員組建;各師師部由廣州軍區各部隊抽人組成，各團團長、政委和團級機關主官以上幹部，絕大部分是從廣州軍區機關、各軍各省軍區抽調來的現役軍人擔任，先後調人1446名現役軍官到墾區工作。下轄作業區和連隊的領導骨幹全是原農場幹部。全墾區實行軍事化管理。經廣州軍區黨委批准，由周益寬、周慶鳴為第一、第二副書記，組成11人的兵團臨時黨委，統一領導兵團成立初期的工作。根據廣州軍區黨委的指示，1969年9月，生產建設兵團在海口市召開第一次黨代表大會，選舉產生由45名委員組成的中共廣州軍區生產建設兵團第一屆委員會，10月廣州軍區黨委批覆兵團第一屆黨委常委由周益寬等12人組成，周益寬為黨委書記，周慶鳴、趙遵康為副書記。隨後，各師團連按照廣州軍區和兵團黨委的要求,組成臨時黨委，或召開黨代表大會，組建黨委，加強黨的領導。

生產建設兵團成立後,針對“文化大革命”造成的職工隊伍鬧派性、被分裂狀況，開展“大團結”、“大聯合”和“抓革命，促生產”等教育，同時撤銷各級革命委員會和各種羣眾組織，對消除派性，穩定墾區局勢起到了積極作用。這一時期，還對近10萬名上山下鄉知識青年職工進行艱苦奮鬥教育和革命傳統教育，引導知識青年走與工農相結合道路，使他們在艱苦的生活、緊張的勞動和複雜的鬥爭中得到鍛鍊。

1974年10月1日，廣州軍區生產建設兵團正式撤銷，所有現役幹部全部撤回原單位，師以上機關恢復農墾體制，歸國家農墾部領導，以省管為主，團改為農場，分別在海口市和通什鎮設立海南農墾局和通什農墾局，分別管轄漢區和自治州的國營農墾企事業單位。 ^[1] 

總部設在海南島海口市，接管了原海南、湛江的國營農場和華南熱帶作物學院、研究院。兵團按部隊編制，下轄10個師，148個團，3個獨立營。現役軍人2900多人。

1969年接收知青29452人，1970年接收知青27187人，1971年接收知青9416人，1972年接收知青1833人，至1973年底廣州軍區生產建設兵團共有知青11萬餘人。主要來自廣州、汕頭、海口、湛江、韶關等地。

由於生產建設兵團過多地採用軍隊組織形式和管理方法，與農墾職工組成的社會性質、生產經營的企業性質很不適應。在特定的歷史背景下，提出許多錯誤的方針和口號，強調突出政治，“政治可以衝擊一切”;強調發展橡膠，忽視多種經營。尤其在橡膠發展上，片面強調高速度，出現種膠不選擇宜林地，開荒不講質量，許多以往經過鑑定、淘汰了的非宜膠地又重新開荒種植，且採用了許多低產品系，所種橡膠品系混雜不堪，大量缺株，生長不良;在橡膠管理上，取消崗位責任制，推行集體作業,致使膠園失管荒蕪;在割膠方面，改膠工固定樹位割膠為班組集體割膠，甚至加刀強割，造成傷樹嚴重，膠樹割面死皮、條潰瘍病爆發。結果導致企業經濟效益明顯下滑，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農墾事業的發展。生產建設兵團近6年共種植橡膠172.84萬畝，4322.3萬株，1974年全面清點核實，保存面積93.9萬畝，1253.49萬株，面積和植株保存率分別為54.3%和29%。而且在保存的膠園中，基本屬於淘汰的等外苗膠園達39.51萬畝，佔42%。僅1969年至1971年，就造成經濟損失9503萬元。同時，在政治上也製造了一批冤假錯案，傷害了一些幹部職工。

在生產建設兵團成立的近6年期間，雖然受“文化大革命”“左”傾錯誤的影響，但生產建設兵團黨委貫徹“既是戰鬥隊，又是生產隊”的要求和“一業為主，多種經營”的方針，在軍事建設和橡膠生產、加工，糧食生產，發展畜牧業，以及文化事業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績。“文化大革命”初期的1966年全墾區橡膠面積為130.27萬畝，3752.72萬株；1968年底為141.77萬畝，4047.11萬株；生產建設兵團成立的1969年達155.90萬畝，4325.17萬株;1973年底橡膠面積達246.56萬畝，5749.86萬株。1970年至1974年共種植橡膠157.9萬畝，種植各種熱帶經濟作物4.9萬畝。至1974年底,生產建設兵團成立近6年共生產幹膠20.14萬噸、油棕油2104噸、劍麻纖維701噸、茶葉6022噸、胡椒276噸、椰子50.31萬個、糧食5.7億斤、油料2.65萬噸、甘蔗17.52萬噸、水果4040噸，出欄生豬31.46萬頭、產肉1.68萬噸。工業也有了一定的發展，建成3家水泥廠和1家制藥廠，上馬一批生產線。水力發電站發展較快，從1965年的7座裝機容量493千瓦，發展到1974年的224座，裝機容量4353千瓦。1969年至1973年，國家投入農墾資金4.84億元，生產建設兵團上交利潤和税金5.32億元。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