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衷赤

廖衷赤世居城西門外，曾以《詩經》中乙酉（1645）鄉試十一名，但正值明清鼎革之際，不準參加會試。他食貧力學、詩酒自娛、文章淹雅、性情和易，喜怒不形於色，兒童都喜歡與他親近，但他從不為自己謀取私利。康熙年間擔任程鄉縣令的王仕雲對他十分敬重，把他比作東漢名士陳寔。康熙甲寅年（1674）發生了三藩之亂，一羣小人嫉妒他的正直，設計羞辱他，導致他沒幾年就鬱鬱而終。廖衷赤著有《詩經講章》《五園集》等書，但沒有付梓出版，他的子孫有考中秀才的，或能實現他未能達到的人生志向。

而明亡之前中舉的潮州府舉人李楩、李士長、陳衍虞雖然在明亡後淡於仕進，但被清廷召喚參與了1654年的會試。廖衷赤反倒在無奈中保持了遺民的本色。

由於廖衷赤在梅州歷史上算不上一位非常知名的人物，所以文獻中對他的記載不多，僅散見於地方誌和一些詩文集之中，《勝朝粵東遺民錄》《明季潮州忠逸傳》《明末廣東抗清詩人評傳》作了些轉引介紹，就連他的生卒年都不清楚。對於廖衷赤的生卒年，《程鄉縣誌》無記載，《梅江區梅縣廖氏源流》則存在着兩個前後矛盾的記載，一説他生於明萬曆丁亥年（1587），是明萬曆壬子（1612年）舉人；二説他生於明萬曆辛亥年（1611），這兩個年份相差了足足24年，且族譜中沒有他卒年的記載。在《程鄉縣誌》中，記載他在甲寅（1674）之變後沒幾年就鬱鬱而終，所以可以推算出他的卒年要晚於1674年，大概就在1676年—1679年之間。

如果他生於明萬曆丁亥年（1587），那他去世年齡大概在90歲，這個年齡對於古人來説非常長壽。按照這一説法，王仕雲在康熙七年（1668）開始擔任程鄉縣令時，廖衷赤時年81歲，王仕雲對他十分敬重，把他比作東漢名士陳寔。陳寔出身卑微，讀書刻苦，為政修德清靜，受世人敬重。另外陳寔生於104年，卒於187年，與廖衷赤類似，都很長壽。但《梅江區梅縣廖氏源流》在這個説法之後又記載廖衷赤是明萬曆壬子（1612年）舉人，這則與其中舉事實年份相差甚遠。該書中另一個説法是廖衷赤生於明萬曆辛亥年（1611），那他的卒年大概在65歲，比較符合古人的壽命長度，但這與族譜記載廖衷赤在明朝萬曆末年（約1619年）由大塘面遷至黃塘開基的説法存在矛盾。試想一個不滿十歲的稚童，如何作某地的開基始祖？不過，縣誌中又説他“世居城西門外”，説明廖衷赤的父輩或者祖父輩已經居住在西門外（黃塘）了，不然如何叫做世居？這樣説來，也有可能是因為開基的年份或者開基的人物記載有誤。帶着這些問題，我們前往了廖衷赤在黃塘的故居世綵堂，發現世綵堂敬奉的開基祖牌位是廖衷赤。世綵堂內還有幾副對聯，其一為：“承先代締造六十年，思創業維艱，願將孝友恢先德；垂後昆規模千百載，念守成不易，喜有詩書啓後賢。”其二為：“積陰德以貽子孫，為可繼也；行孝義而恪祖考，勿替引之。”其三為：“我守我業，下嘉種，培良田，我業留以貽子孫；吾愛吾廬，由禮門，居安宅，吾廬不獨貯妻兒。”這些對聯表達了屋主對子孫後代的教誨和期盼，希望他們能夠繼承祖德、讀書明理、詩書傳家。除此之外，祖居內沒有發現其他有用的線索。所以只得姑且置之弗論，以待方家指正。 ^[2] 

關於廖衷赤的中舉時間，在志書中有多種説法，在康熙《程鄉縣誌》他的傳記中，記載他“以《詩經》中乙酉鄉試十一名”，乙酉即1645年。而在《程鄉縣誌卷之二·規制志·坊表》章節裏，卻有如下記載：

元魁接武坊，在儒學外門右，舊賢關坊址。崇禎十年，知縣陳燕翼鼎建，康熙十年知縣王仕雲重建，為明己酉科解元戊辰科會魁李士淳、丁酉科經魁侯謹度、丁酉科熊端蒙、丁酉科鄧維坤、戊午科曾一唯、戊午科陳可鈺、戊午科鄧維翰、甲子科翁耆石、丁卯科丘陵、庚午科梁思誠、癸酉科肖墱、丙子科解元葉著、己卯科李楩、己卯科張琚、壬午科葉家俊、廖衷赤。國朝甲午科侯作霖、丁酉科梁奇定、丙午科解元遊定海、丙午科林肇煃、己酉科鄧之麟、己酉科許鍾英、壬子科侯敬授立。

從這個記載中可知，在儒學外門右，有一座在崇禎十年由知縣陳燕翼興建、康熙十年知縣王仕雲重建的元魁接武坊，其中有記載廖衷赤為壬午科舉人，即1642年。

另外，在縣誌中記載舉人名單的《程鄉縣誌卷之六·人物誌·科目表·鄉科》中，沒有廖衷赤的名字。康熙年的縣誌中之所以出現空白，是因為當時的修志者不承認他的舉人身份，有意遺漏刪除。這個説法在後來的光緒《嘉應州志》中有解釋，在光緒《嘉應州志·卷二十》中，有“廖衷赤，有傳，隆武偽號舉人”的記載。在光緒《嘉應州志·人物》中，有“案：葛志劉志廖衷赤隆武乙酉舉人，而劉志科目表又削而不載”的記錄。

廖衷赤生活的時代正值明清易代之際。公元1644年，李自成率領農民起義軍攻破北京，崇禎皇帝自縊於煤山，明朝滅亡。李自成在北京建立大順政權後，率大軍兵臨山海關，但卻在一片石之戰中被清軍與明總兵吳三桂的聯軍擊敗，隨後一路敗亡，清軍也順勢入關，自此天下大亂。在南方地區，各地殘餘明朝勢力相繼扶持了弘光、隆武和永曆等政權，以圖復明。清順治二年（1645）四月，弘光帝朱由崧被俘。同年閏六月，唐王朱聿鍵在鄭鴻逵、鄭芝龍、黃道周等人擁立下，於福州稱帝，改年號為“隆武”。隆武帝繼位後勵精圖治，為了拉攏天下士子和培養自己的執政班底，在時局艱難之際，隆武帝仍決定開科取士，並於隆武二年（1646，丙戌年）六月在福建舉行了鄉試。按照明朝制度，每逢子、午、卯、酉之年八月，在各直省舉辦鄉試，由於此次鄉試是補行上年乙酉科鄉試，所以仍稱乙酉科，廖衷赤的舉人身份就是這次鄉試中考取的。

本來中舉是一件能夠光宗耀祖的大好事，但可惜生逢亂世，好景不長，在此次鄉試後幾個月，清兵南下，鄭芝龍率部降清，福建隆武政權覆滅。不過此時的清朝勢力並沒有完全控制閩粵地區，這些地方處於明清勢力拉鋸反覆之中，如活躍於金廈之間的鄭成功的部隊，在永曆三年（1649）改奉永曆為正朔，並在永曆四年收復過潮州府，此時程鄉縣也處於其部的實際控制之下。但是隨着時局不斷變化，清朝勢力愈發強大，1664年（康熙三年）3月，鄭經放棄閩南沿海各島，全面撤兵退守台、澎。

清朝統治的逐漸穩定，使廖衷赤的隆武朝舉人身份顯得越發尷尬。不單單是廖衷赤，據《南明隆武朝福京鄉試考論》一文的説法，乙酉科鄉試舉人的姓名爵裏、生平行跡等，往往不詳。一方面是適逢明清易代、不明不清時期，檔案文獻保留不佳；另一方面則是因為該科舉人很多都參加了抗清活動，如馮澄世、李茂春等，深觸清朝統治者的忌諱，所以不得載諸地方誌。如康熙《莆田縣誌》稱：“福建有丙戌鄉試，莆田中式三十一人。依《八閩通志》，不敢開列。”所以當朝政府不讓廖衷赤參加會試也顯得順理成章了。

好在廖衷赤遇到了賞識敬重他的縣令王仕雲。王仕雲在康熙七年（1668）至康熙十三年（1674）擔任程鄉縣令，此時的程鄉縣因為兵燹戰亂，城池多處崩塌，官署文廟破敗不堪。王世雲在任期間帶頭捐俸，組織修復了城池、官署、文廟、城隍廟、曾芳忠孝祠等建築，興建七賢祠、望杏坊表等，對梅州地區文教事業發展作出了很大的貢獻，因而在梅州士人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也可能正是這個原因，王仕雲在康熙十年（1671）重建元魁接武坊時，在坊表上記錄了廖衷赤的名字，承認廖衷赤的舉人身份，而別人對此也不敢有所異議，只是王縣令隱晦地把他的中舉時間從乙酉科改成了壬午科（1642）。另外在廖衷赤的故居世綵堂內，有兩塊新建的牌匾，一塊寫着“鄉進士”的牌匾上，有 “明德崇四年己卯年（1639）廖藎孟”的落款，另一塊寫着“舉人”的牌匾上，有“明崇禎十五壬午年（1642）廖藎孟”的落款。稍加考證，前者應為“清崇德”，後者應為“明崇禎”才對。這兩塊牌匾雖然有訛誤，但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那個“不明不清”時代，文獻記錄容易出現疏漏或是被人有意無意修改的情況。另外這也不是孤例，除廖衷赤外，他的同科舉人鎮平林丹九也在康熙《鎮平縣誌》被移花接木記錄作“壬午科舉人”。還有程鄉（後分割屬籍鎮平）人湯應龍，其在《程鄉縣誌》中記錄為壬午科舉人，而在康熙《鎮平縣誌》中亦記錄其為壬午科舉人，也屬於同一種情況。

廖衷赤作為士紳的一員，參加了一些社會上的活動。除上文中他與其他士紳合立“元魁接武坊”外，據縣誌記載，他還首倡修建城南渡，同合鄉置田租八石二斗三升。在崇禎十一年《祥雲庵義置佛座碑記》中，也有廖衷赤捐資的記錄。同時一向生性正直的他，不合時宜，可能遭到了某些人的忌恨。1673年底，打着反清復明旗號的“三藩之亂”爆發，1674年，王仕雲離任程鄉縣令。這個時候擁有隆武朝舉人的身份的廖衷赤的處境，就變得十分微妙了，加上一直庇護他的縣令大人的離任，一些小人就開始趁機設計窘辱他，致使廖衷赤鬱郁成疾，不數年而終。 ^[2] 

廖衷赤留存下來的詩文並不多，散見於《程鄉縣誌》《粵東詩海》《梅水匯靈集》《梅水詩傳》等，其所著的《詩經講章》《五園集》等書，沒有付梓出版，所以沒有流傳下來。

在《程鄉縣誌》中，有廖衷赤所作的《曾王二公合祠記》。曾即曾芳，是五代時期的程鄉縣令，其時瘴疫流行，他以大囊盛藥置井中，民汲水飲之而愈，後人名其井為“曾井”。王即王仕雲，其時離任程鄉縣令後，程鄉縣的紳士里民感懷他，於是把他與曾芳一起合祠祭拜。在文中，廖衷赤誇讚王仕雲：“以學術經濟卓興吏治，李泉李衡，所在有聲。及令程署埔，皆不期年而民治、文教蒸蒸蔚起。雖元城化暴，昌黎訓頑，不過是也。公改令程鄉計七年，所事治民安，異政上聞。”“今以曾公浚其源，王公暢其流。旁達四溢，潤澤九州，行矣。”廖衷赤把王仕雲的功績與曾芳、劉元城，韓愈相類比，表達了他對這位縣令大人的敬仰和懷念。

在清末民初人管又新（幼惺）所編著的《宜俗新編》中，有一篇署名為廖衷赤的《修西巖序》，文中前有陰那山的描述，後有：“餘宦遊十餘載，以國難歸裏……”句，似不符合廖衷赤的人生經歷，倒是與李士淳的經歷非常吻合，很可能是編者張冠李戴了。因為清初李士淳、李楩父子均曾在高西巖駐足，與牧原和尚何南鳳往來密切。據近人彭精一、曾舉直記錄，在民國年間親睹西巖尚有李楩所書留下的碑記。但這也不排除西巖碑記中列有廖衷赤的名字，間接佐證廖衷赤與李士淳、李楩有交往，參與維修西巖寺的活動。

可能是因為敏感身份的原因，現存下來的廖詩，多為悲今懷古、詠史感愴之作，內容都比較隱諱，其中幾無透露任何個人信息和行跡。《勝朝粵東遺民錄》説他的詩“所為詩多感愴之音，”並説《悲今昔》一詩是廖因“時桂王不能中興，衷赤深為寄慨，故詩云然”。該詩中有“江山舊蒼鬱，極目尚可睹。江山雖如故，周京已禾黍”等句；在《清明感懷》中，有“迂懷難近俗，古道不宜今”“不堪回首望，淚滴故鄉心”等句，體現其心懷故國的黍離之悲。其實就連廖衷赤的名字，可能也有這一層深意。廖衷赤家名應超，衷赤應該是他後來所取之名，衷赤即赤誠之心的意思。廖衷赤字藎孟，藎的本意是一種可以製作染料和造紙的草。同時，藎通“進”，有進用之意，後引申為忠誠，如藎臣（忠臣）、藎言（忠言）、藎謀（竭忠盡善的謀略）等，“藎”與其名字“衷赤”相呼應。孟大概是指其在家中排行老大（孟仲叔季），這也與族譜記載廖衷赤在兄弟四人中居長相符合。

廖詩中還有他對自身遭遇的感嘆和對前途的迷茫，如《冬夜客中》中，有“棲棲無所事，歲月已蹉跎。世事尚如此，吾身將若何？”之句；《泊舟江樓》中，有“何堪霜與雪，重廹病兼愁。自悔蹉跎久，終年在客舟。”之句。此外其詩還有《老人行》《古風》《塞上曲》《古別離》《宮詞》等，表達了對悲苦和離別的感嘆。

作為一名前朝士子，面對才華無法施展的現實，飽受宵小打壓的遭遇，只得把對故國的思念和生不逢時的憤慨化入詩中，真是“相逢鴻雁盡哀鳴，故園舊事空相憶。” ^[2] 

廖衷赤著有《詩經講章》、《五園集》等書，其詩文則散見於《程鄉縣誌》、《粵東詩海》、《梅水匯靈集》、《梅水詩傳》等。 ^[3]  其留傳於世的詩作主有《悲今昔》、《清明感懷》、《冬夜客中》、《泊舟江樓》、《老人行》、《古風》、《塞上曲》、《古別離》、《宮詞》 ^[2]  、《書寄會叢上人》、《折桂行》、《苦風》、《志別》、《宮詞》、《閨情》、《趙姬墓》等。 ^[4] 

文獻中對他的記載不多，僅散見於地方誌和一些詩文集之中，《勝朝粵東遺民錄》《明季潮州忠逸傳》《明末廣東抗清詩人評傳》作了些轉引介紹。 ^[3] 

關於廖衷赤的生平記載，編撰於康熙二十九年（1690）的《程鄉縣誌》（劉志）亦有簡短的傳記：

廖衷赤，字藎孟，世居城西門外。以《詩經》中乙酉鄉試十一名，值鼎革，不準與會試。食貧力學，詩酒自娛。其文章淹雅立就，邑中著作多出其手。性和易，不形喜愠，三尺童子鹹樂近之，然不可幹以私也。邑令王仕雲雅重其人，比之陳大丘雲。甲寅之變，羣小嫉其正直，設計窘辱。鬱郁成疾，不數年而終。所著有《詩經講章》《五園集》等書，未受梓。子若孫能世其學，為邑庠有名，庶幾競其未逮之志焉。 ^[3] 

據《梅江區梅縣廖氏源流》記載，廖衷赤，家名應超，字藎孟。他的先祖居住在程鄉縣石窟都招福鄉，在黃沙村烏土溪一帶生活（今蕉嶺縣三圳鎮和新鋪鎮一帶），他的祖父廖子亮於明朝萬曆年間（約1610年）遷居程鄉縣大塘面（今梅縣區城東鎮石月村）。明朝萬曆末年（約1619年），廖衷赤由大塘面遷至黃塘（今梅江區城北鎮黃留村）開基，生有三子。其去世後，與妻子姚氏合葬於今梅江區城北鎮顯坑。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