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書倉

1891年10月14日，廖書倉出生於湖南省永興縣十八都山下村 （今鯉魚塘鎮聯盟村），父親系前清拔貢。年少時，廖書倉師從當地名師清代廩生廖開第門下，熟讀經史。後考入長沙廣益中學。

1914年，廖書倉進入北京大學法科系學習。

1918年5月，為反對段祺瑞政府與日本秘密簽訂的賣國條約，留日學生組織抗議示威，全體罷課回國。廖書倉、許德珩、鄧中夏等到湖南會館看望回國的學生代表，商討成立了 “學生救國會”。

1919年3月23日，鄧中夏、廖書倉、許德珩等北大學生成立平民教育講演團。

1919年5月3日，北京大學生大會在北大三禮堂舉行。當時高師、工業專門、政治專門學校學生代表應邀參加。大會推舉廖書倉為臨時學生會主席。

1919年5月4日，在各校代表講演之後，大會主席廖書倉當場宣佈“遊行開始向東交民巷前進！”，以北大學生為前導的聲勢浩大的愛國遊行開始了。

1919年，北京大學畢業以後，深受蔡元培校長賞識的廖書倉被聘為北大法科講師，著有 《刑事政策學》，後又在中國大學、民國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平民大學任教。

1927年冬，直奉戰爭爆發，廖書倉返回故鄉永興。

1929年，廖書倉在長沙女子中學、羣治法政中學任教，併兼任湖南省審計委員會委員的閒職。

1934年，廖書倉調任城步縣縣長，因“放任”肖克的紅軍部隊過境，上任三個月就被撤職查辦。後返回長沙，在毅芳中學、長沙二中任教。

1937年七七事變後，廖書倉令兒子廖雲程放棄職業，投考中央軍校，奔赴抗日救國前線。

1938年，張治中主湘，廖書倉被任命為湖南省民眾抗日自團軍事參議會參議。

1939年，長沙文夕大火後，廖書倉重返故鄉永興，發展教育事業。他以永興太平寺為校址，創辦永興私立安陵中學，並擔任校長。一年後，因經費困難而停辦。

抗戰勝利後，廖書倉赴衡陽任省立三師教員，兩年後改任衡陽新京中學教務主任。

1949年，永興解放前夕，廖書倉再度回鄉，在樟樹開辦中學補習班。

解放後，廖書倉先後在郴縣適存中學、俊明中學任教，並兩次出席省人民代表大會。

1955年3月，廖書倉因病去世，享年64歲。 ^[1-2] 

1918年5月，北洋軍閥段祺瑞政府與日本帝國主義秘密簽訂了《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的賣國條約。段祺瑞的賣國行徑激起了留日學生的嚴重抗議，由於抗議遭日本警察的干涉和侮辱，留日學生便決定一致縣學回國。得知留日學生的不幸遭遇，廖書倉義憤填膺，明確表示決不容忍北洋軍閥政府的卑鄙勾當，串聯北京各校和歸國學生一致行動。他與北大學生中的愛國積極分子鄧中夏、許德衍到湖南會館看望代表，商討發動一個羣眾性的反日愛國行動。5月21日上午，廖書倉組織北京大學、高等師範、高等工業專門學校、法政專門學校學生兩千多人，前往新華門總統府請願，要求宣佈並廢除“軍事協定”，由於缺乏政治經驗，運動沒有達到直接目的，但推動了1919年五四愛國運動的爆發，成為五四運動的預演和前奏。 ^[2] 

1919年3月23日，鄧中夏、廖書倉、許德衍等北大學生成立平民教育講演團，毛澤東也是講演團成員之一。當日北大校長蔡元培對這個社團非常重視，説用講演的形式予以平民知識，也是一件好事。講演團以蔡元培平民教育思想為指導，每週星期日下午到城內4個講演所演講，開始了中國知識分子與工農羣眾相結合的歷程。中國共產黨成立後，講演團中的共產黨還結合該團的活動開展黨的宣傳和組織工作。平民教育講演團對於五四運動的發生起到了推動作用。 ^[2] 

1919年5月1日，當外交失敗的消息傳開時，中國人民積聚已久的憤怒象火山一樣爆發。5月3日，北京大學生大會在北大三禮堂舉行。當時高師、工業專門、政治專門學校學生代表應邀參加。大會推舉廖書倉為臨時學生會主席，黃日葵等3人任記錄，許德衍負責起草宣言。大會上廖書倉宣佈全體學生大會召開的目的和意圖後，就請《京報》的主筆、北京大學“新聞研究會”負責人邵飄萍先生報告了青島問題、山東問題以及巴黎和會上外交失敗的經過和原因。其後，學生競相演講聲討，揭露帝國主義罪行會議氣氛嚴肅悲壯，廖書倉適時帶領學生們高喊口號，將會議氣氛推向高潮。大會通過四條決議：一、定於5月4日協同兄弟學校齊集天安門舉行愛國大示威；二、通電巴黎不準簽字；三、通電各省於5月7日舉行愛國示威遊行；四、聯合全國各界一致奮起力爭。

1919年5月4日，在各校代表講演之後，大會主席廖書倉當場宣佈“遊行開始向東交民巷前進！”，以北大學生為前導的聲勢浩大的愛國遊行逐開始了。學生們衝進曹汝霖宅，痛打了正在曹宅的章宗祥，憤怒的學生在曹宅點燃了大火。火起之後，大批等警趕到，當場逮捕學生32人，其中北大學生20人。廖書倉及時組織學生迅速撤離。並於5月5日約同北京其他各高校開始了同盟罷課，齊往總統府請願要求釋放被捕學生，為防止事態擴大，反動政府不得不於5月7日釋放被捕學生。廖書倉和北大全校學生聚集在漢花園紅樓北面的廣場為釋放學生舉行了歡迎大會。“五四”學生運動取得了初步勝利。 ^[2] 

“五四”運動以後，廖書倉逐漸淡出了政治，開始致力於 “喚醒國民”的教育事業。1919年北京大學畢業以後，深受蔡元培校長賞識的廖書倉被聘為北大法科講師，著有 《刑事政策學》，後又在中國大學、民國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平民大學任教。他聯絡有志於教育的人士創辦過公民大學、北京高等補習學校，並擔任高等補習學校校長。1927年冬，直奉戰爭爆發，北京混亂不堪，廖書倉已無法教書，只得返回故鄉。1929年，他在長沙女子中學、羣治法政中學任教，併兼任湖南省審計委員會委員的閒職。1934年，調任城步縣縣長，因“放任”肖克的紅軍部隊過境，上任三個月就被撤職查辦，只得流落到京、滬一帶以賣字售畫謀生，後返回長沙，在毅芳中學、長沙二中任教。

1939年，長沙文夕大火後，廖書倉重返故鄉永興，發展教育事業。他以永興太平寺為校址，創辦永興私立安陵中學，並擔任校長。一年後，因經費困難而停辦。抗戰勝利後，廖書倉赴衡陽任省立三師教員，兩年後改任衡陽新京中學教務主任。1949年，永興解放前夕，他再度回鄉，在樟樹開辦中學補習班。解放後，廖書倉先後在郴縣適存中學、俊明中學任教，並兩次出席省人民代表大會。他感慨萬千，寫下 《詠梅》一詩抒懷： “一枝疏影落尊前，豔似桃花分外妍。靖夜莫嫌容易得，卻知亦有希進心。”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