廈門事件

19世紀中葉，日本成為軍國主義國家。日本利用《馬關條約》霸佔台灣後，隨即以台灣為基地，展開“對岸經營”，以圖南進福建之舉。對日本而言，廈門已成為其“北守南進”政策的要地，以及日據“台灣總督府”控管福建的一個重要據點。明治30年代（1897—1906），日本人治台稍有餘裕，為呼應國內南進之舉，台灣總督府以台灣為基地，積極展開對對岸福建的侵略部署。日本在廈門所佔的經濟地位遠不如英美德各國，因此只有採取軍事手段，武力佔領廈門。 ^[2] 

從1900年6月上旬開始，日本以必要時保護僑民為藉口，由常備艦隊派遣“須磨”、“筑紫”兩艘軍艦，巡弋於包括澳門以北、舟山羣島以南地區的華南海域，兼防颱澎沿海。6月7日，“須磨”號因華北有警備任務，改派“和泉”號防護巡洋艦來到中國，與“筑紫”號一道，以廈門港為母港，巡弋華南海域。6月23日，日本海軍大臣訓令兩艦：一艘應儘可能碇泊於廈門，另一艦可伺機泊於廈門、澎湖島或與台灣通電方便的地點。此時，由於當地風傳3000日本兵將由台灣來到廈門，使廈門形勢頓時有些混亂。 ^[2] 

6月23日，清政府廈門當局召開駐廈各國領事會議，宣佈“廈門現下雖未發生任何事態，但為預防萬一，必須採取充分防衞措施，保護外國人等”，並告知“清政府也向廈門派遣了一艘炮艇（已進了港口），並將大量的步槍、彈藥、糧食等卸存陸地；與此同時還增加了守備兵力……進行炮台的防禦準備等。為防萬一事態發生以及防止人心騷亂……希望停止外國軍艦進港。”但置若罔聞的日軍，又於8月1日增派火力強大的“高千穗”號巡洋艦到廈門作為主力戰艦，訓令艦長武井久成指揮其他兩艦，並令“和泉”號停泊廈門港。 ^[2] 

義和團運動波及到華南的福建省後，山縣有朋內閣認為這是把福建地區置於勢力範圍之內，實行南進政策的好機會。8月10日，日本內閣會議秘密決定出兵廈門。在日本政府內，由陸軍大臣桂太郎、海軍大臣山本權兵衞強力支持，得以秘密進行佔領廈門計劃書。這份計劃書，即由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和後藤新平負責策劃，其後日軍一系列行動，均按兒玉總督的指示行事。 ^[2]  山本權兵衞根據8月10日閣議的決定，向“和泉”、“高千穗”兩艦艦長髮出了訓電。 ^[1] 

日本內閣攻佔廈門的決定終於獲得天皇的敕許。8月23日，陸軍大臣桂太郎向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發出了準備向廈門派遣台灣駐屯兵的命令。 ^[1]  自此，攻佔廈門的陰謀，日本內閣與台灣總督府之間已協調一致。隨後，海軍大臣馬上指派海軍上校廣瀨勝比古前往廈門，協調攻佔廈門各部的軍事行動。廣瀨勝比古在前往廈門途中奉命轉道台灣，向總督兒玉詳細告知內閣的意見，“其主旨即為督促廈門佔領”。兒玉為其佔領廈門後加強統治，派台灣民政長官後藤隨同海軍上校廣瀨前往廈門。 ^[2] 

1900年8月24日凌晨1時，就在日方下達備戰令後第二天，日本在廈門的東本願寺佈教所發生火災。該寺是1896年由日僧水谷魁耀等租用山仔頂街一間民居改建的，全稱“真宗大谷教本願寺佈教所”，其實是一間簡陋的民房。 ^[2]  中國地方官員及時率人將火撲滅，“僅焚去正廳三椽”。 ^[3]  日本駐廈門領事館接到火災報告，未經調查即發表聲明，稱此事系中國義和團“拳匪”所為，是針對日本的破壞行為。以此為藉口，待命於港口軍艦上的海軍陸戰隊約100人接到命令，馬上登陸廈門島，趕赴火災現場。隨後，“和泉”艦向駐鼓浪嶼領事館派出陸戰隊一個小隊，加強保衞力量。25日，由“高千穗”艦派出海軍陸戰隊一個小隊強佔廈門軍事高地虎頭山，架起兩門快炮直指提督衙門，名曰“保護帝國臣民”，並聲稱將於28日4點開炮。26日，又派遣兩個小隊保護東亞書院。 ^[2] 

廈門港要塞炮台所有大炮皆脱去炮衣，炮口分別直指鷺江日本軍艦、鼓浪嶼領事館和虎頭山日軍炮兵陣地。而因“福建互保”停泊於廈港的清軍主力戰艦“海籌”、“海琛”和“玄凱”號等三艘軍艦也生火起錨，炮口直指日軍“高千穗”、“和泉”兩艦（“筑紫”已調開廈門）。廈門道台延年一面致電福州彙報，一面向英美法等國領事求援。英美領事致函日本駐廈門領事上野專一，要求日本撤兵。但上野稱“帝國臣民正瀕危殆叵測，本領事即飭派水兵自行保護……兵回船之事，當俟時局稍定”。 ^[2] 

這時，正在趕往廈門途中的後藤新平接到報告，立刻電令“高千穗”艦長：“海軍的兵力即便一時足夠佔領廈門，卻無法永久守住廈門。此時不管海軍兵力多寡，向總督（指台灣總督）請求派遣陸軍才是上策。”根據後藤的建議，8月27日下午，“高千穗”艦長與廈門領事上野聯名電告台灣總督兒玉，請求派遣陸軍增援。兒玉在收到電報第二天，將部分駐台守備軍編組混成支隊，並任命土屋光春統率各支隊步兵二中隊搭乘“宮島丸”當日啓航基隆，其餘各隊則預訂於29日上午出發。 ^[2] 

24日上午接到日本領事通告後，美國領事隨即展開調查，得知着火處為日本僧侶租住當地的老房子，三天前還與中國房主發生過爭執，在着火前一晚日本人也已經將財物轉移走了。因此，領事們完全有理由相信起火不是偶然，也並非暴徒所為。 ^[3]  得知日本從台灣派遣軍隊乘軍艦開往廈門，又將派大部隊增援的消息，英國反應強烈，擔心日本坐大華南，影響其對長江流域這一勢力範圍的控制。於是，英國聯合美、法兩國公使向日本外相青木周藏發出抗議，指出義和團在廈門對“日僑並無任何粗暴的行動”，要求説明出兵廈門的理由。青木無言以對。進而日本駐福州領事豐島舍松也緊急報告青木説：“美國領事會訪本館謂：廈門事件根本無土匪襲擊之跡象，本願寺起火時，國內外人民共赴救火亦親眼目擊當時情形，而日本卻登陸海軍，實令人不可思議。英國領事則説：日軍登陸廈門豈非失策？此外法國與俄國領事也表示深不以為然。” ^[2] 

英美法的聯合施壓，特別是英美作為日本重要的財政援助國，使日本內閣不得不考慮行動的問題。隨即山縣有朋總理大臣在外交大臣官邸召開會議，與青木周藏外務、桂太郎陸軍、山本海軍各大臣，大山岩參謀總長協商應對危機之策。28日，由陸、海軍大臣分別致電有關方面取消陸軍出兵。 ^[2] 

28日，後藤新平抵達廈門，並立即召集“和泉”、“高千穗”兩艦艦長及上野領事召開緊急軍事會議，擬定陸軍部隊到達後的行動計劃。會議決定8月31日拂曉進攻廈門，並擬定於8月30日中午，向廈門提督楊岐珍發出最後通牒，限他於8月31日凌晨3時回覆。會後，後藤將準備情況電告兒玉。 ^{[2]  [3]} 

28日晚些時候，從東京發來電報，陸軍大臣桂太郎向上野領事和兒玉轉達陸軍中止攻佔廈門的行動。攻佔廈門將被無限期延緩。根據兒玉秘書官的記錄，兒玉“手拿電報，半晌沒有出聲，一副無限感慨的樣子。身子一動不動，陷入沉思，不一會兒熱淚終於奪眶而出”。而後藤也表示“慨嘆慨嘆”，“不忍緘默”，隨即給日本中央發電，認為中央政府的動搖是受到美國領事們的干涉與歪曲事實，“使我帝國錯失良機”，而“今後恐再無此等良機”。 ^[3]  實際上，在日本國內，在野的元老伊藤博文聞悉日本已進軍廈門，認為“將與英國發生禍端，如此日本須負破壞東西和平之責，且將陷於受列強指責之窘境”，極力反對。內閣本就左顧右盼、猶豫不決，外務大臣僅認為“帝國在廈軍事行動並無任何障礙且佔領該地符合帝國利益”，並無特別決心，在接獲伊藤之反對意見後立即發生了變化。伊藤的懷柔論戰勝了山縣的強硬論，內閣被動搖了。日本駐中國各地的領事（包括福州領事）對廈門事件也多持反對意見，主張同各國一致行動，説服中央不可魯莽。 ^[3] 

西方列強也決定以武力逼迫日本退兵。29日，英國”伊西思“號巡洋艦進入廈門港；30日午後，該艦陸戰隊約60名於廈門登陸。30日，德艦也進入廈門港。31日，美國”卡斯蒂勒“號艦進入廈門港。爾後，法、俄等國軍艦也相繼到來，很快地改變了局勢。30日晚，日方首先將駐守廈門東亞書院的陸戰隊分隊撤到領事館並撤回軍艦。翌日，兒玉和後藤逼迫內閣重新開戰不成，命令日軍將架於虎頭山的大炮搬回軍艦。 ^[2] 

日本政府“廈門佔領計劃”最終在中外勢力壓迫下以失敗告終。但為了面子，日本政府“索令清廷償賠之數事：第一、道台之處分；第二、損害之賠償；第三、令出將來警戒之告交；第四、正定租界”。9月6日，清廷做出《廈門事件賠款之決定》，表面對日本政府所提“四條皆諾之”，但實際上除了兑現“松本書記生，日吉警部得償回慰問銀一千五百弗（一弗約華銀一元），其他日本人被傷者，賠還八百七十弗”外，其他“三件尚未能遽了”。而劃定租界之事以“尚有細則甚多，明年來春議決”；“官吏免黜”以“日本新任公到任後再”處理等推託。 ^[2] 

9月7日，在廈門島上的日本海軍陸戰隊同英國海軍陸戰隊一道同時撤回軍艦。中國方面隨即在市區配置官兵，並派兵保護各國領事館。後藤新平和上野專一也先後離開廈門。9月9日，增派的日軍全部撤離廈門。 ^[2]  在列強的調停下，福建地方官同日本領事一起開展了對縱火事件的調查，由中國方面逮捕了11名無賴下獄，廈門道台延年就此事給日本領事送達了一份謝罪書。 ^[3] 

廈門東本願寺分教堂的縱火案，實際上是日本陰謀策劃攻佔廈門的導火索。梁華璜於《成功大學歷史系歷史學報》刊載的《台灣總督府和廈門事件》、尾崎秀真載於《台灣時報》昭和12年（1937年）10月號的《台灣四十年史話》中，根據台灣總督府屬下“台灣史料編纂委員會”提供的線索，都認為乃該寺僧侶高松誓和日本浪人千葉久之助二人所為。 ^[2] 

登陸計劃終止後，日本政府立即召回了駐廈門領事上野，大有中央將責任推給下面的趨勢，上野被視為此次事件的“替罪羊”；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也順勢以“誤解”中央訓令為由請求辭職。然而不久，上野又歸任原職，並長期主管廈門領事事務。兒玉的辭職也多次被內閣駁回，最終還由天皇下達了“不允將軍之辭意”的指示。 ^[3] 

由於日本佔領廈門的軍事謀略的挫敗，引起明治皇室成員近衞篤麿公爵和其組織“國民同盟會”的強烈不滿。9月24日，“國民同盟會”發出宣言“舉國一致解決滿洲問題”。爾後，隨着事態的發展，山縣有朋內閣於1900年9月26日倒台。 ^[2] 

日本撤兵後，閩浙總督特派洋務局長楊文鼎前往英、美兩國領事館表達謝意。為了讓當地官員不要與其他國家太過親近，撤兵後的日本政府不僅派福州領事拜會閩督、將軍、布政使等人，屢屢重申日本“並無他意”，還特派駐墨西哥公使室田趕往福建，輔助領事處理好善後事宜。 ^[3] 

此後，為防止再次出現某國企圖獨佔鼓浪嶼事件，美國領事巴詹聲主張將鼓浪嶼劃為各國的公共租界，得到其他國家領事的支持。1901年，清政府採納了他的提議，與駐鼓浪嶼各國領事多次談判磋商後，於1902年1月10日簽署《廈門鼓浪嶼公共地界章程》和《廈門鼓浪嶼公共地界規例》兩份文件。廈門正式成為萬國公共租界。鼓浪嶼西角的燕尾山炮台也隨之被剝奪海防要塞的作用，工部局將炮台“軍轉民”，改為“鼓浪嶼信號所”，大炮改為“號炮”。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