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裏巎巎

康裏巎巎，字子山，號正齋，如叟，康裏人。康裏即漢代的高車國。康裏部本為依附克烈部的部落之一，其曾祖父海藍伯本來是康裏部貴族。王汗脱斡憐勒敗亡後，其子燕真成為蒙古拖雷的媵臣，後又服侍元世祖忽必烈，征戰有功，受到重用，於是成為元朝的色目世家。父不忽木官至平章政事，為元世祖、元成宗朝的名臣，對漢文化領悟頗深，因以儒為本、匡扶治政而聞名。巎巎的母親王氏，乃為不忽木的第二個妻子，是曾任中書左丞、御史中丞、集賢大學士的王壽的女兒。

在這樣的家庭裏，巎巎從小博通羣書。幼年時師從理學家許衡，受過正統的儒學教育 ^[1]  。

延佑七年七月任秘書監丞，泰定二年八月任秘書太監、禮部尚書，元統元年十一月任江南行台治書侍御史，至元元年十一月任奎章閣侍書學士、監羣書內司，至正二年七月任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後離京任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從江浙大員調回中央後，皇帝是想將其升官至中書省平章政事。回京七天後，因發熱引起的疾病去世，終年五十一。因家中貧窮，無錢收殮，皇帝得知後十分震驚，賜給撫卹金白銀五錠。他所欠政府的錢，以政府的商業罰款代替償還，諡號文忠。

康裏巎巎身居高位，重視文人學士，使全國各地文人，都能與他友善往來。有人問他為什麼這樣愛惜儒士，他説聖祖先帝都重視文人對於國家的重要性，怎麼能輕視呢。他直接參與元朝文化制度的規劃，在推動民族文化交流，促進蒙古統治者漢化方面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 ^[2]  。

巎巎常説：“宰相應該對國家政事發表意見。宰相不敢講，御史諫官應該講；諫官們不講，則經筵官應當講。我身為經筵官，能夠在皇帝面前講出別人不敢講的話，也就心滿意足了。”所以凡有利於治國安民意見，他都從不諱言地進諫。

在“南坡之變”以後，以在任監察御史的身份，與丁哈八失、許有壬等一起上書論列鐵失等逆黨罪惡。

元順帝即位後，欲剷除朝中權奸，改革政治，巎巎勸順帝多學治國之道，併為之詳細耐心講解《四書》、《五經》中有關治國安邦的道理，直到皇帝心領神會為止。尤其好講解柳宗元的《梓人傳》及張商英的《七臣論》，使皇帝身邊臣僚聽了驚恐嫉恨，但又不敢露於形色。

順帝愛畫，巎巎進呈郭忠恕的《比干圖》，並解釋説，商紂王因不聽忠臣比干之言，致使國家滅亡。有天順帝看了宋徽宗的畫，連聲稱好，巎巎進諫説：“徽宗多才多藝，唯獨當皇帝無能，宋朝為金所滅，他自己為金所俘，都是他無能做皇帝所致。皇帝最主要的才能就是當好皇帝，其他都是次要的。”

大臣建議撤去先朝所設的奎章閣學士院及藝文監諸機構及其官員。巎巎認為不妥，進諫説：“平民中有千金户者，還在家設立私塾，請師教育子弟。我堂堂天朝，富有四海，怎麼還容不下一間學堂。”皇帝非常贊同，於是只把奎章閣改為宣文閣，把藝文監改為崇文監，並命巎巎監督管理，又請設檢討官十六人為皇帝進講。

當時，科舉停考，在巎巎建議下恢復了。他還建議及時修纂遼、金、宋三史，行鄉飲酒於國學，以及表彰邵雍等唐宋賢士，都得到了採納 ^[3]  。

康裏巎巎在文學方面，由於文集已經散佚，巎巎的作品存者百無一二。今所得輯錄者，計：文十一篇，詩六首。

文涵：《珊瑚網》卷一九錄〈跋定武蘭亭帖〉、卷二○錄〈題化度寺邕禪石塔銘〉，《石渠寶笈》卷一三錄〈題晉王羲之書曹娥碑〉、卷三○錄〈書顏真卿述張旭筆法〉、卷三二錄〈題閻立德所畫王會圖〉、〈周朗畫杜秋娘圖後識〉，《書畫題跋記》卷八錄〈題所書柳子厚謫龍説後〉，《書法正傳》卷五〈學言〉錄〈九生法〉，《水東日記》卷一一〈虞文靖朱宜人墓碣〉錄〈題所書虞秘書着吉氏墓碣後〉，《宋元尺牘》錄〈與張彥中書〉。

詩涵：《元風雅》卷後五〈題釣台〉、〈送髙中丞南台〉，《石渠寶笈》卷一四錄〈題管夫人道升叢玉圖〉，《式古堂書畫匯考》卷二○錄〈古詩云：吾生落落果何為？世事紛紛無了期。少算人皆嘲我拙，多求我亦嘯人痴。堤花密密疏疏蕊，溪柳長長短短枝。萬事欲齊齊不得，天機政在不齊時。獨前二句不稱，覺其人尚有乖氣也，因隱括之〉，《水東日記》卷二四錄〈達兼善侍郎遷紹興總管，諸公分題作詩，餞行得清風嶺，乃為賦清風篇〉，《中國曆代書法大觀上》錄〈秋夜〉。

以上詩、文，半數以上蓋因“附”於“書法”收藏品中而得以轉錄保留。

巎巎的書法作品有：屈原〈漁父辭〉、懷素〈自敍〉、顏真卿〈書論〉、柳宗元〈梓人傳〉、〈謫龍説〉、黃溍〈楊載墓誌〉、孛術魯翀〈楊君世慶碑〉、揭傒斯〈竹温台碑〉、〈□公碑〉、〈義公塔銘〉、〈慕容氏先塋碑〉、王士熙〈晁公神道碑〉、虞集〈大都城隍廟碑〉、〈卞將軍新廟碑〉、歐陽玄〈曲阜宣聖廟碑〉、〈張思忠碑〉、〈王氏世德碑〉、〈達摩大師碑〉、〈王節婦碑陰清風篇〉。除外，尚有《吳下冢墓遺文》卷二黃溍〈陸德原墓誌〉。

2007年9月，在內蒙古赤峯市翁牛特旗梧桐花鎮國公府村的張氏墓地中發現康裏巎巎楷書碑兩幢，是較能全面地反應其書法風格的珍貴文物。康裏巎巎墨跡中的楷、行書作品甚少，新發現的碑正面為巎巎書之楷書作品，背面則為回鶻文。

張氏祖塋葬張應瑞及其兩代先人和後代，墓地毀於元末明初的兵燹戰火，唯有張應瑞墓碑完整地保存下來，矗立於山巒之間。碑建於元順帝元統三年（1335），碑高563釐米，寬135釐米，厚37釐米。碑額正面篆書：“大元敕賜榮祿大夫遼陽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薊國公張氏先塋碑。”碑額陰面為巴思巴字拼寫作回鶻文譯正面之漢文。碑身正面為漢文楷書，39行，滿行100字，字體剛健有力，為元碑珍品。碑陰為回鶻文，碑身右側刻有“大都西南房山縣獨樹村石經山銘石”字樣。旁有一碑倒置地表，殘斷為二。碑額篆刻：“大元同知微政院事住童先德之碑。”墓道南北方向排列石刻兩座，碑座石龜造型生動。有文官石像兩尊，武將石像兩尊，石獸、石獅、石麒麟各兩座。石人衣飾雕刻細膩，惟妙惟肖。文官身着官服，手擎笏板，武將身披鎧甲，手按寶劍，生動地放映了我國古代北方石刻藝術的成就。

巎巎的書法造詣，除了追慕“文雅”外，得自於刻苦的精神和謙虛的態度。他學書極其用功，陶宗儀《輟耕錄》稱可以“日寫三萬字”，三倍於松雪道人之“日書萬字”，未嘗以力倦而輟筆 ^[8]  。

其楷書學虞世南、鍾繇，行草學王羲之、王獻之。行草書在懷素的基礎上學習鍾繇、王羲之，並吸取了米芾的奔放，在當時趨趙孟頫嫵媚書風的情況下，能創自己的藝術道路。他從王字起家，又吸收醉素、張顛的狂放、孫過庭《書譜》的俊秀，自《李白詩卷》起形成個人風格。

康裏巎巎的字既有很深的功力，又有勁圓毫雄、純淨灑脱的神韻。善以懸腕作書，行筆迅急，筆法遒媚，轉折圓動。其行筆迅捷，線條極為流暢，字形較長，風姿疏展挺拔。流暢而不浮滑，更顯出康字的深厚功底，在當時有“南魏（魏國公趙孟頫）北巎”、“南北並雄”之譽 ^[8]  。

他的書法出規入矩，結體富於變化，自具風骨，更令人嘆佩的是，他師古而不拘泥於古，在書法藝術史上有着顯著的承上啓下的作用，對元末明初的書壇產生過很大影響。在書法方面，巎巎有着眾多的學生：王餘慶、金哈剌、陳達、王桂、詹希元等。宋濂、宋克、解縉以及後來的文徵明，都不同程度地吸收了他書法的長處 ^[9]  。

除了書法外，在“美術”領域裏，巎巎還是個不錯的畫工。可惜巎巎的詩、文亡佚過多，根本無法得窺全豹。即使是“文物”上數量甚夥、但不曾被錄的題跋，也將由品件的毀失而無從欣賞。

不用説書法作品，作為元朝士人的一員，巎巎的交遊堪稱“廣泛”；這可從與之“酬唱”的人中得知。其中，有詩家馬祖常、楊載。也有文擘許有壬、黃溍、胡助和貢師泰等。

《元史》卷一四三《巎巎傳》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