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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乾盛世

(清朝康熙、雍正、乾隆時期開創的盛世)

鎖定
康乾盛世,又稱康雍乾盛世,西方稱"High Qing" [1-4]  ,是清朝的鼎盛時期,經歷了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持續時間長達一百三十四年。在此期間,中國社會在封建體系下達到極致,改革最多,國力最強,社會穩定,經濟快速發展,人口增長迅速,疆域遼闊。是中國古代封建王朝的最後一個盛世。 [5] 
康乾盛世時期,中國國土遼闊,人口眾多。清朝政府統一蒙古、東北、新疆、西藏台灣,奠定了如今中國的版圖,實現了中華民族的大一統。通過攤丁入畝、官紳一體當差納糧、火耗歸公等一列改革和發明推廣御稻、雙季稻等高產作物 [6]  ,增加了國家的收入,減輕人民的負擔,中國人口連破三億,為中國人口大國打下基礎。 [7]  廢除賤籍制度,解放了社會最底層的百姓,改變了他們子孫代代不得翻身的命運。 [25] 
但是盛世局面下隱藏着巨大危機,政治的腐敗與社會矛盾愈演愈烈,各種衰敗之象逐步顯露出來,而清廷社會統治和管理能力日漸衰微。 [8] 
中文名
康乾盛世
外文名
High Qing [1-4] 
別    名
康雍乾盛世
含    義
清朝的鼎盛時期

康乾盛世名稱

康乾盛世或稱康雍乾盛世康乾之治 [9-10]  。關於康乾盛世的説法最早可追溯到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康熙帝宣佈實行“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乾隆帝也宣稱:“比年以來西域大奏膚功,國家勢當全盛”,“方今國家全盛,府庫充盈”。此外,除了清朝最高統治者對此有專門論述之外,當時官員使用“盛世”一詞也較多,如:清政府在統一新疆全境後,户部右侍郎于敏中賦詩稱頌乾隆帝:“覲光揚烈,繼祖宗未經之宏規;轢古凌今,覲史冊罕逢之盛世” [11] 
“盛世”、“全盛”等詞彙經常在清朝臣民之口出現,並在乾隆時期的社會輿論中逐漸形成“盛世”意識。“康乾盛世”的這種歷史記憶逐漸成形,也被文人學士廣泛接受,記載下來並流傳至今。 [12]  20世紀以前,對康乾時代的評價主要是在這種傳統的變易史觀下展開的。首先是康熙、乾隆等皇帝對盛世這種政治局面的追求和標榜。到乾隆時期,財富積累,軍功強大,特別是以平準戰爭的勝利、統一天山南北為標誌,清朝強盛一面展現得更加充分,盛世一詞也更是經常被皇帝、大臣們反覆提起,“比年以來西域大奏膚功,國家勢當全盛。”“關門以西,萬有餘里,悉入版圖。如左右哈薩克、東西布魯特,及回部各城,以次撫定,現 在巴達克山諸部落,皆知獻俘自效,捧檄前驅,以亙古不通中國之地,悉為我大清臣僕,稽之往牒,實為未有之盛世。”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這很容易被盈庭稱頌,廣為流傳,成為一種統一的政治話語。盛世意識由此逐漸形成。這個時期形成了以龔自珍、魏源等為代表的經世學派,他們對嘉道時期國家衰落跡象非常擔憂,把康乾時代當做改革時代頹勢的歷史資源和思想資源。洪亮吉曾説:“我國家膺圖百年,僻地三萬,東西視日,過無雷咸鏡之方;南北建鬥,逾黎母呼孫之外。廣於唐漢,遠過殷周。” [63]  又如龔自珍,雖然一再批判清朝的腐朽和衰落,但對康乾時期強盛與富足不乏讚美,“惟時純廟久臨御,宇宙瑰富如成康。” [64]  較早使用“康乾盛世”一詞的是鄧拓的《論紅樓夢的社會背景和歷史意義》。同時代的清史專家蕭一山卻對康雍乾三朝讚譽有加。康乾盛世因為在乾隆帝時期走向頂峯,亦有人稱為乾隆盛世 [13] 

康乾盛世背景

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帝王
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帝王(3張)
順治元年(1644年),攝政王多爾袞八旗兵佔領了北京,取代了李自成大順政權,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封建王朝,清朝開始。 [14]  隨後,清軍南下,削平南明諸政權、農民軍、三藩等勢力,逐步統一全國。 [15]  順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玄燁繼承帝位,年號康熙。康熙帝即位時,經過明末政治腐敗農民戰爭清軍入關的統一戰爭,黃河流域,大江南北,農業生產及社會生活都遭到嚴重破壞。順治朝時,一邊進行戰爭。邊恢復生產。至大規模戰爭結束,而農業生產還遠未恢復因此,全面恢復生產.恢復社會的正常生活,是一項最重要也是最艱鉅的任務。國內形勢如此,外患已悄悄降臨到中國的大門前,甚至已侵入內地。當年清軍入關之時,兇惡的沙俄殖民軍已入侵到中國的黑龍江沿岸。到處建立起軍事據點,屠殺和掠奪東北邊通各民族。在南方.西方殖民強盜紛至沓來,如葡萄牙、荷蘭等捷足先登,侵佔澳門等地。還有西班牙、英法等西方殖民者正向東南沿海地區滲透。 [66] 
清初,歷經大亂之後,招律流亡或敢失的農民歸農、開墾土地,是恢復經濟的首要任務。康熙初年,朝廷開始把注意力轉到農業生產上來,嚴令各省全面推行墾荒政策,儘快醫治戰爭創傷,恢復農業生產,使之儘快得到發展。康熙元年(1662年),四輔臣以皇帝的名義,發佈一道指令,要求從次年開始,各省荒地在5年內全部開墾,到規定期限進行清查如發現省內荒地尚多,自總督、巡撫以下官員分別給予處分。輔政大臣的目的,是通過行政手段,督促各省大小官員把墾荒列為當務之急,期於5年內大見成效。因為各省情況不一,又制定了不同的政策。如雲貴兩省是受戰爭殘破的重災區,允許該省墾荒不立年限。起科年限,一般都以3年為期個別地區還可放寬,如河南南陽府汝州等地區,定為5年後起科②。各地開墾荒地多少,隨時上報户部,記錄在案。 [67] 
康熙親政後就宣佈停止圈地,放寬墾荒地的免税年限。康熙五十年(1711年),清廷下詔永不加丁税即人口税,只收田租,但有人説此舉只是恢復明朝舊制。 [16]  康熙還宣佈“滋生人丁永不加賦”,引進外來農作物,使得清朝人口大大提升。他先後任用靳輔于成龍治理黃河與大運河。在六次南巡期間,康熙考察民情習俗,親自監督河工。因戰亂而遭到嚴重破壞的手工業逐步得到恢復和發展。為安定社會秩序,他頒行十六條聖諭,要地方人士循循告誡鄉民。 [17] 

康乾盛世疆域

康乾盛世時期,清朝的領土幾經擴張。到乾隆年間平定新疆,整個清帝國版圖達到空前擴張,僅次於元。 [20]  北起自外興安嶺以南,東北至北海,東含庫頁島,西至巴爾喀什湖以東,繼承了1758年準噶爾汗國的邊界,形成了空前“大一統”的多民族國家,史稱“漢、唐以來未之有也”。 [21] 
清朝疆域 清朝疆域

康乾盛世政治

康乾盛世政治機構

主要機構
中央最高行政機構。
中央樞要機構,為皇帝草擬諭旨、處理奏摺、參決機務。
中央行政機構中吏、户、禮、兵、刑、工六部的總稱。
全國最高監察機關。
掌管國史筆翰,備左右顧問。
掌管少數民族及外交事務。
其他機構
負責接收並遞進本章、溝通上下訊息。
管理宮廷事務和上三旗包衣政令的機構
掌管國學政令的機關。
掌朝廷慶典祭祀而預備筵宴及供給官員、貢使食物等事。
掌管儲直隸、山東、河南、江南額徵馬價銀兩,歲終考核奏銷,並預備巡幸沿途需用馬駝等事。
輔助東宮太子。

康乾盛世加強集權

  • 中央
康雍乾時期的君主專制達到歷史頂峯。康熙時着手整頓吏治,恢復京察、大計等考核制度;派心腹包衣(即家奴)如曹寅、李熙等人打探地方物價、人民收入與官紳不軌之事,並以密摺奏報,此即密摺制度的萌芽,到雍正時期趨於完善。 [18] 
在中央,清初還保留輔政大臣共同議政的形式。康熙設立南書房,實際上成為皇帝的機要秘書處。雍正時設軍機處,為政府最高決策機構,而軍機大臣也是“跪受筆錄”。乾隆時期直接撤銷議政王大臣會議政治權力全部掌握在皇帝手中,成為清代中央集權制度的頂峯。 [22]  三代帝王更是充分利用秘密訪查、秘折上奏等方式以秘治秘、秘密治理力求最大限度的加強社會控制
軍機處 軍機處
  • 地方
清朝在地方每省設巡撫(有的一省或幾省還設總督),這種制度在雍正時期確立。總督、巡撫的權力很大,手握一省或幾省的軍政大權,但是清代有嚴密的監察體系和措施(包括御史制度和密摺制度),所以清代地方權力雖大,但是一直是效忠中央。 [23] 
康乾時期的政治制度一直保持着高效的辦事效率,且沒有出現地方督撫叛亂的情況,即便是遭受列強侵略,國家並無分裂,可以看出康乾時期制定的政治制度是成效的。

康乾盛世軍事

  • 武器發展
後金時期,繳獲明朝的大批槍炮彈藥武裝軍隊,統治者還命令歸順的漢軍官兵“準備”一定數量的火炮,以加強攻堅力量,並演練出新的戰法, [24]  到了皇太極時,命令軍隊建造紅衣大炮,並且將單一的騎兵兵種,改建成一支騎兵、炮兵與步兵多兵種的軍隊。
雍正年間兵器編配表 雍正年間兵器編配表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康熙帝有感於火器的威力巨大,遂正式成立火器營。設鳥槍護軍參領16人,鳥槍驍騎參領24人,分別作為統領官。在清軍與準噶爾汗國首領噶爾丹的戰役中,清軍就是以鐵心火炮、子母火炮猛轟噶爾丹的“駝城”戰術而取得重大勝利的。隨行的傳教士張誠有以下記載:“每個火槍手營地前,放著八門火炮,我們曾帶到尼布楚去的炮也是這種,其中有兩門較大的野戰炮,從外表看,做工精細,上面還鍍有金色;還有兩門小型臼炮,共計有六十四門小型野戰炮,八門壯觀的中型炮和八門迫擊炮。”

康乾盛世經濟

康乾盛世國家財政

康乾時期國庫財政儲備充足,最高的年份達到8000萬兩,常年保持在6000到7000餘萬兩。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恢復到世界的三分之一。“康乾盛世”時期經濟發展呈現出良好的態勢,農業、手工業和對外貿易的快速發展使得清政府的財政收入有所增長。1682年財政收入為3110萬兩,1685年為3123萬兩,1724年達到3092.6萬兩,1791年達到4359萬兩;此外,國庫存銀也在不斷增加,1673年存銀2136萬兩,1691年激增到3185萬兩,1791年增至4737萬兩,1725年增至4000萬兩,1730年增至6218萬兩,1763年增至4706萬兩,1777年達到8182萬兩。 [25] 
大規模蠲免錢糧,康熙、乾隆兩朝曾五次全免全國農業錢糧近3億兩白銀。當時中國的工業產量,佔世界的百分之三十二。

康乾盛世農業

  • 土地的開墾
明末清初時人類處於小冰期並受到太陽活動的影響,全球糧食作物產量普遍減少,有些地區甚至“百姓流亡十之六七,十畝之田只種一二畝”。 [25]  但是由於明代徐光啓引進的新大陸高產作物甘薯的廣泛種植,農作物的收成得到了保證,這段時間也成為清朝發展的高峯時期。 [28] 
而以後,農業生產持續發展,耕地先表現 在荒地的大量開墾、耕地面積的擴大。康熙二十四年,全國共有耕地六億畝,到乾隆帝去世,全國耕地約為10.5億畝。
  • 糧食產量增加
隨着土地的開墾和農業種植方法的進步,糧食產量也大幅度提高。康乾時期糧食總產量呈現出快速增長的態勢,從1665年的1163.7億市斤增加至1795年的2576億市斤,其中18世紀增速尤為明顯,糧食總產量實現了翻番。人均糧食產量、人均稻穀和小麥產量變化特點相同,17世紀緩慢增長而18世紀有所回落。人均糧食產量從1665年的1183斤/人增加至1700年的1245斤/人,但18世紀則有所下降,從1700年的1245斤/人下降至1795年的867斤/人;人均稻穀和小麥產量從1665年的794斤/人增加至1700年的835斤/人,但從1700年的835斤/人下降至1795年的582斤/人。這主要是18世紀人口的增長速度快於糧食產量的增長速度,因此人均糧食產量反而呈現回落趨勢。 [25] 
廣東部分地區收穫早稻以後,又插晚稻;收穫晚稻以後,再種油菜或甘薯,一年三熟。江西土薄,早稻收穫以後不能續種晚稻,就種蕎麥,一年兩熟。由於南方多熟種植的推廣,每年可增產糧食60多億公斤。
專門從事蔬菜生產的農民增多了。北京郊區的菜農,利用“火室”、“地窖”等設備,在冬季栽培韭黃、黃瓜等新鮮蔬菜,拿到市場上出賣。乾隆年間,原來不種棉花的河北一些地區,栽培棉花的佔十之八九。清朝前期,甘蔗種植遍及東南沿海各省。廣東一些地方種植的甘蔗,往往上千頃連成一片。
清朝糧食產量比明朝萬曆時期增長了一倍之多,全國糧食產量則增至2040億斤。當時隨英國馬戛爾尼使團來中國的巴羅估計,中國的糧食收穫率高於英國,麥子的收穫率為15:1,而當時的歐洲,糧食收穫率居首位的英國也僅僅為10:1。

康乾盛世手工業

  • 絲織業
絲織業在清代手工業中佔有重要地位。康熙中後期,手工業逐步得到恢復和發展。當時江寧、蘇州、杭州、佛山、廣州等地的絲織業都很發達。江寧的織機在乾、嘉時達到三萬餘張,而且比過去有許多改進,“織緞之機,名目百餘”,所產絲織品暢銷全國。即使在偏遠的貴州,絲織業也得到很大發展。道光時,貴州遵義綢“竟與吳綾蜀錦爭價於中州”,招致了秦、晉、閩、粵各省客商競來購買販運。
  • 棉織業
清代的棉織業在江南一些地區也日益發達。棉紡織工具有顯著改進。如上海的紡紗腳車,可“一手三紗,以足運輪(名腳車),人勞而工敏”。織布機也有一些改進和革新。當時的棉布生產,無論數量或質量都比以前有很大提高。上海的“梭布,衣被天下,良賈多此起家”。蘇州的“益美字號”,因大家譽其“布美,用者競市”,“一年消布,約以百萬匹”,結果“十年富甲諸商,而布更遍行天下”,“二百年間,滇南漠北,無地不以益美為美也”。蘇布“名稱四方”,可見信譽之廣。無錫也盛產棉布,乾隆時,“坐賈收之,捆載而貿於淮、揚、高、寶等處,一歲所交易,不下數十百萬”,有“布碼頭”之稱。
  • 陶瓷
江西景德鎮在清代是全國制瓷業的最大中心。到乾嘉時,單“民窯二三百區,終歲煙火相望,工匠人夫不下數十餘萬”。除景德鎮外其他各地的制瓷業也都發展起來,乾隆時全國著名陶瓷品產地共有四十餘處,遍佈各地。如直隸武清、山東臨清、江蘇宜興、福建德化、廣東潮州等地的窯場,都有很大的規模,所產瓷器色彩鮮豔,精美異常。
各種釉彩大瓶 各種釉彩大瓶
  • 製糖業
製糖業在台灣、福建、廣東、四川等地都很發達。康熙至乾、嘉之際,台灣的種蔗製糖極盛,每歲產蔗糖“六十餘萬簍”,“簍一百七八十斤”,內銷京津及江浙各省,外運南及呂宋,東至日本等國。廣東的蔗糖也販運四方。此外,浙江、江西、江蘇等省的甘蔗種植和製糖行業,也日益發展起來。
  • 礦冶業
礦冶業在清代也有進一步發展。雲南的銅礦,貴州的鉛礦,廣東、山西、河南、山東的鐵礦,開採的規模都比較大。如雲南的銅礦,至極盛時,全省開辦的銅廠有三百多處。其中有官督商辦的大廠,也有私營的小廠。“從前大廠(砂丁)率七八萬人,小廠亦萬餘人,合計通省廠丁,無慮數百十萬,皆各省窮民來廠謀食”。1740年(乾隆五年)至1811年(嘉慶十六年)間,雲南銅礦的最高年產量達到1467萬餘斤。乾隆時,貴州鉛礦年產黑鉛也達到1400多萬斤。廣東的鐵冶規模也很大。廣東佛山鎮的鐵器製造業也很發達。那裏有鑄鍋業、炒鐵業、制鐵線業、制釘業和制針業等行業,而尤以鑄鍋業最為有名。所鑄鐵鍋不僅行銷國內各地,而且也大量輸出國外。

康乾盛世商業

  • 對外貿易
清朝前期,商業貿易十分繁榮,各種商品行銷海內外,四方流通聯繫更加密切。如河南、東北的棉花供銷各地,而棉花卻又仰給於外省。廣東佛山鎮的各種鐵器,行銷全國,當時有“佛山之冶遍天下”的説法,其他如蘇州的絲、棉織品,南京的綢緞,景德鎮的瓷器,廣東、台灣的蔗糖,安徽、福建、湖南的茶,也都行銷各地。特別是江南絲織品,清代比明代有更廣大的國內外市場。例如南京所產的綢緞,幾乎行銷遍全國。當時中國的手工業產值佔全世界工業、手工業產值的30%。
康熙初年一度開放海禁,允許沿海居民出海貿易,但是,又決定不準外國人來華貿易。康熙時期中國的對外貿易急劇膨脹且發展快速,大量的茶葉、絲綢、棉布、瓷器和漆器經廣州口岸運往歐洲銷售。 [29]  清朝跟日本、巴達維亞(今印尼雅加達)、馬尼拉以及歐洲也有貿易來往。甚至中國還做轉手生意,把從歐洲進口的布匹出口轉銷日本。在康熙年間,原本閉關鎖國的中國逐漸向外界開放,並維持着國內、近鄰貿易以及歐洲貿易。並且形容中國的各個省都拿各自的特產來進行貿易,而且有了聯盟保護的趨勢,這種趨勢佔據着所有的城市。 [30]  以致於大臣們都在商業領域有自己的股份,其中有許多官員都把自己的資金委託信譽好的商人代理,以圖自己的資產能在貿易往來中穩健增值。並總結説除了那最貧苦的家庭,(中國人)都能通過各自的商業活動能輕鬆過上小康生活 [31] 
  • 資本主義萌芽
清朝統治者為了限制明末以來土地兼併的發展和商業資本的發展及恢復農業生產,採取“重農抑商”政策,對工商業控制、壓抑、打擊,把工商視為“末業”,濟棉桑等經作物只准種在“不可以種植五穀之處”。糧食以外的作物尚且要禁,何況工商。實際上朝廷對民間手工業實行高額徵税,低價收購,無償攤派;在政治上或則限制其開設,或則控制其流通,或則嚴格約束工人,或則指定特 許的商人,對工商業的發展千方百計地壓抑阻撓。封建官僚濫施淫威,而工商業者沒有公開進行對抗的力量,只能匍匐在政權的腳下,任其蹂躪。雖然當時中國六個大城市的人口都超過世界最先進的倫敦,但是西方城市以工商業為本位,商人和手工業主在政治上起着重大作用,參與城市管理、審查預算的情況,在中國從來沒有出現。中國大多數城市的繁榮依靠官吏、地主、軍隊及其附屬者的消費,而主要不是依靠工業製造與遠程貿易。清帝認為興商既不合祖宗成法,也對國家無利, [26]  表示“招商開廠……斷不可行”, [27] 礦廠除嚴禁之外,無二議也”,使得資本主義萌芽受到壓制。

康乾盛世人口

康乾盛世最主要地表現 在人口的增長上,在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全國人口突破一億五千萬,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突破三億大關,約佔當時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 [19]  [32] 
盛世滋生圖 盛世滋生圖

康乾盛世文化

康乾盛世修書

康熙帝重視對漢族士大夫的優遇,他多次舉辦博學鴻儒科,創建南書房制度,並且向來華傳教士學習西方科學與文化。 [33]  乾隆時期鴻講學術,然而他的開博學鴻詞科不過粉飾太平,由於限制過多,所得人才不如康熙詞科。 [18]  此時期有許多書籍出版,例如《續三通》《皇朝三通》與《大清會典》等史書;著名小説《紅樓夢》《聊齋志異》和《儒林外史》等;1773年更下令編纂《四庫全書》,與《古今圖書集成》成為全世界最龐大的類書,這些都成為盛世的文化標誌。 [33] 
四庫全書 四庫全書

康乾盛世思想

清初的文人學者,還有進步的民主思想。這時期的詩文作家,即以抱有這種思想的明遺民為主體。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三人是這時期最傑出的思想家和學者。他們的散文,以深厚的功力,表現了強烈的民族思想和不同程度的民主思想,超越晚明散文的成就,顯示了嶄新的面貌;他們詩歌的風骨亦高。重要的遺民詩人,還有歸莊杜浚吳嘉紀閻爾梅錢澄之屈大均陳恭尹等。遺民詩的重要主題,是反映民族矛盾,表現愛國思想;閻爾梅、錢澄之、吳嘉紀又較多地反映了當時的社會和階級矛盾。在風格上,也各有特色。 [34] 

康乾盛世文學

  • 詩詞
康熙後期的文士多是在清朝成長的,其身世與明遺民不同。這時期的詩歌,就不再以表現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為主,而是致力於藝術技巧的追求,內容以抒情弔古和模寫山水為主。
著名詩人有施閏章宋琬王士禛朱彝尊查慎行趙執信等。王士禛為神韻派領袖。查慎行詩刻劃精工,成就較大。趙執信則比較注重反映現實。
  • 小説
長篇小説在本時期放射出特有的巨大的光彩。《儒林外史》對八股取士的封建考試製度的摧殘人才,進行了全面的揭露和辛辣的諷刺,它雖採用誇張的手法,卻體現“諷刺的生命是真實”的深刻的現實性。它的具有幽默感而又樸素的語言藝術,也能做到“戚而能諧,惋而多諷”,富有含蓄性,是中國古代成就最高的長篇諷刺小説。《紅樓夢》通過賈寶玉林黛玉的愛情悲劇和賈府由盛到衰的故事情節,反映了官僚地主生活的腐朽,表現了具有叛逆性格青年的民主思想與傳統意識形態的衝突,揭示了封建統治階級封建社會走向沒落的趨勢。它通過對日常生活瑣事和人物內心世界的提煉描寫,塑造了一大羣具有深刻典型意義而又個性鮮明的人物形象。刻畫細膩,氣氛濃郁,語言優美多姿。它以思想和藝術的偉大成就而成為中國古典小説的高峯。
短篇文言的筆記小説,有紀昀的《閲微草堂筆記袁枚的《新齊諧》等,成就都不及前期的《聊齋志異》。康乾時期清朝統治者彙集眾多專家、學者編修了《康熙字典》《古今圖書集成》《四庫全書》等大型文化典籍,成為中國寶貴的文化遺產 [34] 
  • 戲劇
戲劇最明顯特徵是“花、雅之爭”。所謂“花部”。也稱為“亂彈”,是當時人們對各種地方戲劇的概括性稱謂。所謂“雅部”,就是指以崑曲形式演出的傳奇和雜劇。崑曲在明嘉站年間到清康歐末年一自是戲劇舞台的主流,佔據着統治地位,到了乾隆朝,這種戲劇由於僅為封建貴族和宮廷服務,因而日益脱離現實,遠離廣大的人民羣眾,以至無可挽回地走向衰落。與是曲衰落相對應,花部卻以其豐富多彩內容和形式,質樸爽朗的音樂和表演,簡明易曉的唱詞和賓白,贏得了廣大人民羣眾的喜愛,並且在民間藝人的栽培下,終於在乾隆末葉以後逐漸走向與雅部並駕齊驅:正如有人指出:“兩淮鹽務例蓄花、雅兩部,以備大戲,雅部即崑山腔、花部為京腔、秦腔、弋陽腔梆子腔羅羅腔二簧調,統謂之亂彈。”隨着雅部即崑曲的衰落,文人的傳奇和雜劇創作也趨近尾聲,這一時期值得注意的作家有蔣士銓楊潮觀 [65] 

康乾盛世考據學

學術文化的凋敝是康乾時期中國文化的顯著趨勢。與表面“繁榮”的社會形勢不同的是,康乾時期的學術文化表現出與盛世不協調的凋敝氣象。以考經證史為重要特色的考據學興起,推動着學術向着無聊的方向發展。考據學對清代學術的敗壞,不但表現為它徹底斷送了古代哲學的發展,也表現為它促使知識界徹底地進入了“考古期”。清廷防民之口甚於防川,製造了幾百起的文字獄,還將許多知識分子流徙到窮山惡水的滿洲。於是八股與考據得以茁壯成長。 [34] 

康乾盛世繪畫

康乾盛世時期繪畫也大發展,人物畫的成就也最為突出。同時,在商品經濟發達的揚州,掀起了一股新的藝術潮流,形成了以揚州八怪為代表的揚州畫派,對近現代的花鳥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康乾盛世科技

康乾盛世近代科學

康乾時期,清政府對天文學有相當程度的重視,從順治到乾隆期間命傳教士製造以及添加不少天文儀器如赤道經緯、黃道經經緯、簡平儀等,同時有相關天文學術著作出現,亦改善和編制了較為先進的歷法。
西方的物理學知識也從明朝末年起一直在中國傳播,康熙年間的學者戴震就寫有關於阿基米德定律的作品,傳教士南懷仁著有《熙朝定案》等介紹各種工程技術的作品外,亦著有《驗氣圖説》和《形性理推》等對中國的物理學界產生了一定影響的介紹西方光學知識的書籍,並在一定程度下讓一些學者啓迪進而研究光學,例如在康熙年間寫有《鏡史》一書的孫雲球以及在十九世紀前期寫有《鏡鏡詅痴》的鄭復光;在對待西洋器物方面,清代有不少學者、匠師和科學家如黃履莊、黃履、孫玄球等對西方“奇器”有一定的研究和高度仿製,西方“奇器”在一定程度上亦推動了中國的物理實驗和機械製造的發展。

康乾盛世醫學

康熙年間有不少精通醫術的傳教士如張誠白晉等向中國傳授西方醫學,並且被容許在入職朝廷、建立試驗室傳授解剖學知識。法國傳教士巴多明滿文翻譯人體解剖學方面的著作併名之為《欽定格體全錄》,巴多明和白晉也在康熙的支持下翻譯出有關人體血液循環的著作,並且在北京傳播相關知識。西方傳入的醫學知識和理論亦引起了中國醫學界人士的注意,例如清初劉獻廷研究過人物圖説等西方醫學著作,乾隆年間著有《醫林改錯》的醫學家王清任亦十分重視解剖學:“著書不明臟腑,豈不是痴人説夢,治病不明臟腑,何異於盲子夜行!”

康乾盛世民族

康乾盛世北方與西北

清初蒙古分四大部。其中準噶爾汗國與沙俄友好,其可汗噶爾丹滅領葉爾羌汗國青海和碩特,又佔領喀爾喀蒙古,喀爾喀三部南下投靠清朝。康熙帝時期首先派薩布素雅克薩戰役驅除入侵黑龍江的沙俄軍隊,與沙俄所簽訂的尼布楚條約以確立東北疆界並獲得沙俄的中立。接着於1690年至1697年間烏蘭布通之戰三徵噶爾丹使噶爾丹戰死,創立多倫會盟以保護喀爾喀蒙古,將喀爾喀蒙古併入清朝。
雍正時期於1727年與沙俄簽訂恰克圖條約,確立塞北疆界。1729年雍正聽從張廷玉建議,以傅爾丹嶽鍾琪兵分二路於科布多對抗準噶爾汗噶爾丹策零,最後於和通泊之戰戰敗。1732年噶爾丹策零東征喀爾喀蒙古,兵至杭愛山,被喀爾喀親王策稜擊敗。1734年清準和談,以阿爾泰山為界,西北大致和平。
乾隆時期西北準噶爾諸子爭位。乾隆帝乘機於1755年派降將阿睦爾撒納為引導,以定北將軍班第率軍平定準噶爾,攻下伊犁。而後阿睦爾撒納想要成為新準噶爾之主,由於沒有獲得乾隆帝支持而叛變。乾隆帝派兆惠西征,最後於1757年平定天山北路,準噶爾亡,其族慘遭滅絕。然而在天山南路,脱離準噶爾統治的回部領袖大小和卓兄弟起兵反清,史稱大小和卓之亂。其領袖布拉尼敦與霍集佔佔據喀什噶爾與葉爾羌,意圖自立。1758年乾隆帝再命兆惠西征,兆惠率輕軍渡沙漠圍攻葉爾羌(今新疆莎車),反被包圍於黑水營。隔年清將富德率軍解圍,兆惠與富德最終攻滅大小和卓,並讓帕米爾高原以西的中亞各國成為藩屬國

康乾盛世青藏地區

青藏地區的和碩特汗國協助黃教達賴五世擊敗紅教統一全藏,之後分裂成青海與西藏和碩特。達賴六世時,藏區政事交由第巴(理事大臣)桑結嘉錯管理,他聯合準噶爾對抗西藏和碩特的拉藏汗,拉藏汗先下手殺桑結嘉錯並廢除達賴六世。1717年噶爾丹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入侵西藏,攻殺拉藏汗,並且佔領拉薩。清軍與準軍多次交戰,最後於1720年由胤禵率軍驅除成功,協助達賴七世入藏,以拉藏汗舊臣管理藏區。 [35] 
雍正初年青海親王羅卜藏丹津意圖復興和碩特汗國而亂,隔年年羹堯嶽鍾琪等人平定。為此雍正帝佔領部分西康地區,又在西寧與拉薩分置辦事大臣駐藏大臣以管理青藏地區。 [35] 
乾隆末年,尼泊爾廓爾喀王國兩次入侵西藏。1793年清廷派福康安海蘭察領兵入藏,平定廓爾喀,不丹與哲孟雄(今錫金)亦為藩屬國,加強了駐藏大臣的權力。 [35] 

康乾盛世西南地區

雍正時期,雍正帝聽從鄂爾泰建議推行改土歸流,廢除具自治性質的土司,以地方官管理少數民族 [20] 
乾隆初年派張廣泗平定貴州苗民之亂,隨後清軍前往平定大渡河上游的大小金川(今四川金川縣小金縣)動亂,史稱大小金川之役。1747年到1749年期間發生大金川之戰,清軍於此吃盡苦頭。1771年第二次金川之戰爆發,大小金川的諾木與僧桑格均叛,清將温福戰死,阿桂歷經多次作戰,直到1776年方平定。 [20] 

康乾盛世外交

康乾盛世周邊藩屬

清朝因沿襲了漢族王朝的天下觀,着眼於懷柔遠人和外夷歸附,但又嚴加防範。在康乾時期向其朝貢的國家有朝鮮、琉球,安南、南掌老撾)、暹羅泰國)、緬甸,廓爾喀(尼泊爾)、哲孟雄(錫金)、不丹浩罕哈薩克布魯特、布哈爾、巴達克山、愛烏罕阿富汗)、蘇祿、博羅爾瑪爾噶朗坎巨提安集延那木幹蘭芳共和國等。 [36] 
乾隆時期對周邊小國不斷擴張,緬甸貢榜王朝與清朝爆發清緬戰爭,清軍四次進攻皆失敗。1769年乾隆帝派傅恆、阿桂入緬未果,雙方最後停戰。1784年暹羅卻克里王朝派使朝貢,1788年緬甸為應付暹羅威脅,也派使朝貢。1789年安南發生西山朝統一後黎朝鄭主廣南國。清軍擊敗西山朝,護送黎帝黎愍宗復位,途中遭西山軍的伏擊而敗,史稱清越戰爭。西山朝阮惠遣使向清廷謝罪,清廷封為安南王。朝鮮與琉球國也早就成為藩屬國之一。 [37]  只有德川幕府統治的日本處於鎖國時期,與清朝來往甚少。 [20] 

康乾盛世來往國家

  • 日本
清朝統一台灣後,康熙帝由鄭氏那裏瞭解到對日貿易的好處,於是於1685年頒佈了《展海令》允許人民出海經商。這一政策致使去長崎的唐船驟增三、四倍以上。同年,日本政府則頒佈《貞享令》,規定每年去長崎貿易的總額:中國船貿易額不得超過白銀六千貫,荷蘭船不得超過三千貫。貿易總額超過白銀六千貫後,即禁止此後該年入港的其他中國船舶進行貿易,勒令運回貨物。故來得較晚的中國商船不得不駛回中國,不過不少中國船就在日本沿海進行走私貿易。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赴日唐船達117艘,而該返回中國而從事走私貿易的船達22艘。
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日本政府限定赴日貿易的唐船為80艘。直至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為防止日本產銅原料之外流,幕府公佈《正德新令》,限止每歲赴日唐船為30艘,此令一出,唐船抵長崎者自行減少。 [38] 
日本人翻譯了康熙《聖諭》,並且稱呼康熙帝為“上國聖人”,康熙的訓渝《十六條》,以《聖渝廣訓》書名刊行,1788年並附以雍正對十六條訓渝的敷衍釋文於書後再次出版。稱該訓渝“實為萬世不易的金言”,對雍正亦稱為“希世仁君”。 [39-40] 
  • 俄國
康熙時期組織兩次雅克薩之戰,驅逐沙俄侵略軍,與沙俄簽訂了《尼布楚條約》,條約簽訂不久,沙俄就向清政府提出派人來華學習中國文化俄羅斯人主要想學喇嘛教經典,因為在沙俄新拓展的東方領土上,很多民眾都信奉喇嘛教。另外,俄人來華,還想學習滿漢文字,以便更好地瞭解中國。對於俄國的要求,清政府欣然同意,並將這些留學生安置在國子監中,派專人教他們。由於這種方式學期不長,缺乏制度保障,因此俄羅斯一直希望能夠定期派人來中國學習。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康熙帝派圖理琛等人,前往俄國境撫綏土爾扈特部。作為交換,彼得大帝提出派遣以修士大司祭列扎依斯基為首的教士團回訪北京。
雍正六年(1728年),中俄雙方在恰克圖簽訂《恰克圖條約》,規定俄羅斯派4名傳教士到北京傳播東正教,並派6名學生來華學習滿、漢語言,每10年輪換一屆,俄羅斯向中國派遣留學生開始正規起來。雍正帝對這些遠道而來的留學生十分重視,不僅將他們安置在北京東江米巷(後改名東交民巷)的“俄羅斯館”內,還在教育上設立專門的滿族助教來教育他們。當時的滿洲助教是胡什圖漢,漢族助教是陳憲祖,二人專門負責俄國官生的教學事務。不僅如此,清政府還每月給俄國留學生銀錢、米和日常生活器物,甚至在其學成歸國之際發放路費。自此之後,在150年裏,沙俄一共派了14批傳教士團、共155人次的僧俗人員,其中除了神職人員外,還有醫生、畫師、植物學家、天文學家和專職留學生,共60多人。
乾隆三十年(1765年),清朝勘察了東北邊境多條河流的河源,抑制了沙俄在中國東北黑龍江流域的侵擾野心;而且在蒙古地區和西北新疆地區抑制了沙俄的侵略野心。因為俄國窩藏中方罪犯加上俄人在邊境搶劫,乾隆曾三次下令關閉恰克圖市場。清朝對俄國進行了貿易制裁,外禁皮毛輸入,內禁茶葉輸出,使俄國至少損失了五百萬盧布。
  • 中亞
康熙帝還派間諜出訪蒙古、中亞,收集各國情報,回國呈報,書中甚至很清楚記錄了大北方戰爭查理十二的事蹟。 [41] 
  • 西方
康熙曾經委派傳教士閔明我(DomingoFernándezNavarrete)返回歐洲招募人才,希望增進中西方科技文化交流。

康乾盛世社會

康乾盛世思想鉗制

儘管在康熙晚年發生過《南山集》案,但對反清思想,康熙在大部分情況下都以寬容的態度對待,不少著作例如僧函可的《千山詩集》、顧炎武“違礙之處觸目皆是”的《顧炎武詩文集》和王夫之的《讀通鑑論》都陸續結集出版,同為晚明清初著名學者以及在其著作《留書》和《明夷待訪錄》中激烈批判清朝統治者的黃宗羲,在康熙時代也逐漸稱清朝為“國朝”和清朝的統治為“王道”,晚年的黃宗羲一改“太平有策莫輕題”之初衷,書中稱清朝為“聖朝”、“國朝”,稱康熙帝為“聖天子”,稱清軍為“王師”,甚或一改《明夷待訪錄》之用中性干支紀年而採用清朝正朔。 [42]  以至有學者指出,進入康熙年間,江南大部分儒士態度逐漸轉變,放棄了反清鬥爭並且承認清朝統治的合法性,正如周學軍在《明清江南儒士羣體的歷史變動》一文中,經過對江南知識分子對清態度變化的分析,從而指出到康熙朝以後,江南“大部分儒士則逐漸放棄了反清鬥爭,轉而承認統治的合法性,民族鬥爭漸趨迴歸社會批判運動。 [43] 

康乾盛世生態災害

康乾時期由於人口政策的失誤,導致巨大的人口壓力,人口與耕地的矛盾更趨嚴峻。當時人們通過圍湖造田和為圍河造田,來開拓更多的耕地,造成了巨大的生態災害,毀塘、填溝、截河、佔用河道造田、與水爭地,成為全國性的問題,這不僅摧毀了本就脆弱的水利設施,而且釀成了更大的生態災難。還有因為種植方式的問題,正在引發大規模的水土流失,導致了乾隆年間出現大範圍的江河湖堰淤塞。當時清人汪士鐸也感慨到環境破壞帶來的災害。 [44]  東南沿海一帶,本就是地少人多,在人口劇增之後,人口與耕地的矛盾更趨嚴峻,開始重新走上明朝末期的發展老路。在富庶的江南平原地區,如杭嘉湖一帶,也已經是生態崩潰。 [45] 
康熙年間,黃河十年九災,黃水所到之處,人民流離失所,妻離子散,當時的徐州籍狀元李蟠寫了一首《流民嘆》。老百姓是“賣兒博一飽,欲食那得食?最苦是生離,死別亦頃刻。山東禮儀鄉,寧死不為賊。青齊九點煙,忽化為鬼國!”而當官的呢:“百萬發金錢,千艏資稼穡。司牧者誰子?充囊營貨殖!”對此極不公平的現象,李蟠大聲責問道:“誰實秉國鈞?毋乃民之螣!”

康乾盛世貧富差距

康乾盛世對於上層社會生活來説是豪奢。而底層的人民來説則是普遍貧困。當時的中國官員對於吃飯十分奢侈,每天吃幾頓飯,每頓都有許多道葷菜,而大眾則是吃糠咽菜。
馬戛爾尼來訪中國時,他在中國所見到的房子,只有兩種,一種是大富之家,一種是貧寒人家,“所經過的地方以及河的兩岸,大多數房子都是土牆草頂的草舍。也有很少一些高大、油漆裝飾的房子,可能是富有者的住所。很少看到中等人家的房子”。馬戛爾尼副使斯當東認為中國的貧富差距之大,是他們見過的國家中最厲害的。

康乾盛世評價

康乾盛世正面評價

  • 中國
清史專家戴逸在肯定“康乾盛世”提法的同時,也曾指出其四方面消極因素:閉關鎖國、重農輕商、禁錮思想、輕視科學,稱之為“盛世的陰影”。並對對周思源作出了反駁,指出“整個兩千多年的中國封建社會中都沒有“新的生產方式”與“新的科學技術”,都是專制的封建制度。按照周先生的理由,中國封建社會就不會有什麼‘盛世’。”;亦指出“盛世有陰影,衰世也有希望”,不認為“盛世就是美哉善哉,萬事大吉。這不是客觀的歷史事實,也不是辯證的思想方法。”同時指出清初大概只用100多年時間使糧食生產翻了一番多。在當時農業技術並無顯著提高的水平下,實在是了不起的成就。不但恢復了明末的水平,而且大踏步地前進了。這是廣大農民的努力,也離不開清政府重視農業,獎勵墾荒,興修水利,減輕賦税,推廣高產作物(玉米、甘薯、花生)以及鼓勵和默許移民等政策的結果。 [62] 
  • 西方
英國宮廷畫家筆下的《乾隆盛世圖》
英國宮廷畫家筆下的《乾隆盛世圖》(28張)
在18世紀,來華的傳教士們將當時的中國圖景呈現在西方人面前時,立即引來整個歐洲對中國的強烈嚮往。結果在17世紀末至18世紀末的100餘年間,在歐洲形成了長時間的“中國熱”。在長達一個多世紀的“中國熱”期間,無論是在物質、文化還是政治制度方面,歐洲都對中國極為追捧。對中國風的狂熱追逐曾經是當時歐洲社會的普遍時尚。這種時尚滲透到了歐洲人生活的各個層面,如日用物品、家居裝飾園林建築等。
法國傳教士喬治·安森在《耶穌會環球旅行記》中説:“中國是世界上資源最富饒、經濟最富裕的國家,中國皇帝之崇高、官員之福利超出世界上的一切國家。一個歐洲人(剛到中國)會立刻感嘆中國絲綢、瓷器、家居用品之物資豐沛,這些商品並不比在歐洲能買到的同類商品貴,但卻是世界上能見到的色澤最為華美、做工最為考究的商品了。”
俄國傳教士JohnBil在《從聖彼得堡到亞洲的旅行》中評價説:“除了保障生活温飽的必需品外,中國人也會有大量的生活結餘,特別是水果和其他各種各樣的物品,過於繁雜我就不在這裏一一贅述了。中國還有大量的金礦、銀礦銅礦、鉛礦、以及鐵礦。中國人比歐洲人更看重銀的價值,銀被看作與金等價,所以金有很好的出口優勢。”
法國著名思想家伏爾泰推崇孔子學説,竟將耶穌畫像改易為孔子像,晨夕禮拜,並盛讚乾隆皇帝。
  • 東亞
18世紀,朝鮮使臣通過燕行,親眼看到中國北方市集一片繁榮景象,因此在返回朝鮮後發起“北學中國”的運動。朝鮮使臣金昌業曾評價康熙年間:“其享五十年太平,宜矣!” [54]  蔡濟恭則認為:“問一世俱享六紀治平,而乾隆比康熙尤盛焉。即位之時,已為二十五歲,且即位回甲之年,傳位於儲嗣者,求之往牒,亦未之見也。” [55] 
民國史學家蕭一山在《清代通史》曾評價康乾盛世説:“聖祖六十一年,文治武功,蔚然可觀。以其有好學不倦之精神,寬大愛民之治術,謹事惜時,深耕易耨,為清朝培植良好之根基。末葉雖稍流縱弛之弊,然大亂之後,亟需休養生息,此亦守成令主所必循之途徑也。世宗剛毅明察,純系政治家之作風,任法尚廉,吏道澄清,庫藏充裕,海宇義安。倘使厥年克永,可為吾國政治變換一種積極性質,掃除數百年來顢頇無為之消極思想,社會亦不至停滯而不進矣。無奈宵旰不遑,求治太切,頗不易得社會之諒解,遂致有暴崩之傳説。高宗席累朝之積業,作太平之粉飾,好大喜功,稽古右文,雖有全盛之規模,卻種衰弱之肇因。” [56] 

康乾盛世負面評價

李強、徐康寧、魏巍:康乾時期不足還表現 在科學技術水平不高、生產力水平低下、軍事實力不強、文化事業停滯不前,政治制度阻礙了經濟社會的發展。儘管對康乾盛世褒貶不一,學者們對當時的人口問題、物價持續上漲、閉關自守、限制工商業發展、蔑視科學技術等均持有否定意見。 [12] 
清初唐甄在康熙四十年記載:“清興五十餘年矣。四海之內,日益貧困,農空、工空、市空、仕空”。 [57] 
魏來朋《鬻子行》寫道:濰北邑當丁丑年,沿海村落少炊煙。無麥無禾空赤地,家家真乃如磬懸。膝下嬌兒莫能蓄,百許銅錢即便鬻。但令得主免飢餓,寧甘下賤為人僕。交錢交兒説分明,錢交兒不隨人行。翁亦無奈強作色,驅之使去終不能。望兒揮手頻頻打,旁觀誰是解救者?頻打頻來懷中藏,兒聲長號翁如啞。
馬戛爾尼:“自從北方或滿洲韃靼征服以來,至少在過去150年裏,沒有改善,沒有前進,或者更確切地説反而倒退了;當我們每天都在藝術和科學領域前進時,他們實際上正在變成半野蠻人”。“一艘破爛不堪的頭等戰艦”,預言它遲早會“不再有紀律和安全”,“英國從這一變化中將比任何其他國家得到更多的好處”。馬戛爾尼來中國以後,對中國各地進行觀光遊覽,記錄下來大量筆記。通過這些可以看到當時的社會以及人民生活。在覲見乾隆的路上,他發現沿路的小鎮使得自己彷彿回到了英國的疆土之中。可見,當地或許不富裕,但也並不貧窮。而且,馬戞爾尼在這裏,誇獎了乾隆年間的中國人很有素質。 [46]  在江南,馬戛爾尼還遊覽了揚州杭州常州等城市。使他感覺帶揚州商業繁榮; [47]  杭州人民富裕; [48]  而常州雖然不如從前那麼富裕了,但依然是一個很有情調的江南小城 [49]  。馬戛爾尼還看到,當時的中國社會里見到的卻是一個封閉社會的典型。同時馬戛爾尼也指出當時社會的混亂與不穩定,例如貧窮、饑荒 [50]  、棄嬰 [51-52]  和民變、兵禍 [53]  等,都造成了社會的動盪不安。
魯迅對康乾時期的重要文化成就之一《四庫全書》多次發表批判言論,如“清人篡修《四庫全書》而古書亡,因為他們變亂舊式,刪改原文。”“單看雍正乾隆兩朝的對於中國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夠令人驚心動魄。全毀,抽毀,剜去之類也且不説,最陰險的是刪改了古書的內容。”
易中天:不過帝國制度徹底毀滅前的迴光返照,論氣度,論胸襟,論精神,均不能與“漢唐氣象”相提並論。
陳明遠:現 在對康乾盛世吹捧過頭,實則不如明朝。“康乾”時期的社會比明代大大倒退。
馬勇:康乾盛世只是政府的盛世。 [58] 
許倬雲:其實所謂盛世只是敗壞的開始。這三個皇帝統治的時期已經將中國的資源揮霍淨盡;清朝這一個看上去很興旺的大帝國,其實有一半以上的歲月,是走向衰退,而不是穩定地維持一個大國的聲威。
張宏傑:乾隆盛世是傳統中國的巔峯,但光鮮的外表卻掩蓋不了內在的腐爛。中國歷史上最縝密、最完善、最牢固的專制統治,培養出來的民眾只能做“奴隸”,自私、麻木、冷漠、對公共事務毫不關心;屈服於皇權淫威的官員們用貪腐侵蝕着帝國的肌體;中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文字獄打斷了士人的脊骨,從此中國的知識分子再也沒能站起來。 [59] 
孔飛力:康乾盛世的表象下有着深刻危機,例如“人口壓力”就是在康乾時代留下的。
王泛森:康乾時期的文化高壓“使得人們不敢往容易觸罪的方向去從事思想、文化方面的活動,而且無時不刻地在檢討自己,造成了無所不在的自我壓抑、自我刪篡的現象”。 [68] 
朱鴻:文字獄更是中國圖書的噩夢。清代編撰《四庫全書》時為維護清朝的統治,所進行的大量刪減、篡改,是對圖書進行的最大迫害。
佩雷菲特:在馬戛爾尼看來,表象之下,衰敗、貧困、閉鎖、愚昧的現狀隨處可見。
楊師羣康乾盛世本質是沒有前途的繁榮;中國的自娛自樂。
洪振快:康乾盛世中國人均GDP其實不高。 [60] 
張鳴:康乾盛世,是個皇帝大於天的時代。滿人的牛氣皇帝,霸道得緊,把漢人士大夫有修齊治平之志,給攔腰斬斷。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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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4.    《略陳台銃事宜並申愚見疏》(天啓元年)古之遠器不過弓矢,五代以來變為石炮,勝國以後變為火器,每變而愈於猛烈,則火器者今之時務也。遼左再敗之後,賊則昔無今有,有而且多;我則昔多今少,少而且劣。我雖舊有,用之甚拙;賊雖創有,用之甚工。如近攻遼陽東門,賊來止有七百人,車載大銃,我川兵千人逆之。賊發虛銃二次,我兵不損一人,因而直前搏戰;迨至二三十步真銃齊發,我兵存者七人而已。夫假銃誘敵,近而後發,則勢險節短,此用器要術,臣嘗密與諸將吏言之,不謂賊已暗和。若我兵初見敵塵便已發銃,無一中者,敵近則委而去之。兩者巧拙何如也?此彼己之情也。故臣料敵:今攻城必不原用雲梯、鈎杆諸物,必先置大銃於數十百步外,專打城堵,城堵既壞,人難佇立,諸技莫展,然後以攻具乘之。臣不知今之言守者,將何以應之?賊今野戰亦不用弓矢遠射,騎兵衝突,必先置小大火器於前行,抬營而來,度不中不發,如遼陽之法用之。臣不知今之言戰者,又將何以應之?此自今以後守戰之時務也,亦彼己之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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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6.    《清世宗實錄》,卷五七。雍正説:“農為天下之本務,而工賈皆其末也。今若欲於器用服玩之物,爭尚華巧,必將多用工匠。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畝之中少一耕稼之人。且愚民見工匠之利,多於力田,必羣趨而為工,則物之製造者必多,物多則售賣不易,必至壅滯而價賤。是逐末之人多,不但有害於農,而並有害於工也。小民含輕利而逐重利,故逐末易而務本難。苟遽然繩之以法,必非其情之所願,而勢所難行。惟在平日留心勸導,使民知本業之為貴,崇尚樸實,不為華巧。如此日積月累,遂成風俗。雖不必使為工者盡歸於農,然可免為農者相率而趨於工矣。”
  • 27.    《東華錄》雍正朝,卷二六,十三年四月。雍正帝説:“今若舉開採之事,聚集多人,其中良頑不一,難以稽察約束,恐為閭閻之擾累。況本地有司,現在勸民開墾,彼謀生務本之良民,正可用力於南畝,何必為此徼倖貪得之計,以長喧囂爭競之風”。
  • 28.    康乾盛世藏富於民  .南方週末[引用日期2013-05-29]
  • 29.    斯塔夫裏阿諾斯.《全球通史》 第十五冊:美國時代生活公司授權吉林文史出版社,2010:35
  • 30.    杜赫德《中華帝國全志》:中國的各個省就相當於歐洲的王國,他們都拿各自的特產來進行貿易,而且有了聯盟保護的趨勢,這種趨勢佔據着所有的城市。湖廣省和江西省向所有不自產大米的省提供大米;浙江省出產最優質的絲綢;江南盛產漆料、墨水,還有各種有意思的小作坊;雲南省、陝西省、山西省出產鐵、銅還有其他各類金屬,還富有馬匹、騾子和毛皮生意等等;福建產糖和最好的茶葉;四川盛產植物、藥物、像大黃等等;其他的省份亦有各自的特產,實在不能盡述各省份的所有特產。
  • 31.    杜赫德《中華帝國全志》:總之,除了那些只有一點點資產的最最貧苦的家庭,(中國人)都能通過各自的商業活動能輕鬆過上小康生活。有許許多多家庭他們的資產總額不如皇室多,也不如父輩母輩的多,他們還有兩三個孩子,這樣的家庭能通過自己經營的小本生意能在重要儀式上穿着綾羅綢緞,而且幾年後他們的生意就能擴大到相當大的規模。
  • 32.    姜公韜,《中國通史 明清史·第七章 五百年社會文化的掠影》,第181頁。 九州出版社, 2010-1,ISBN 9787510800627。
  • 33.    姜公韜,《中國通史 明清史·第六章 清朝的極盛與中衰》,第146頁-第148頁。 九州出版社, 2010-1,ISBN 9787510800627。
  • 34.    清代前期的文化發展與文化政策之得失  .中華文史網[引用日期2013-11-10]
  • 35.    姜公韜,《中國通史 明清史·第六章 清朝的極盛與中衰》,第166頁-第169頁。 九州出版社, 2010-1,ISBN 9787510800627。
  • 36.    清史稿 列傳三百十三  .國學網[引用日期2013-11-10]
  • 37.    朝鮮于皇太極時期成為藩屬國,琉球國於康熙時期成為藩屬國。
  • 38.    作者(日)上田信;(譯者)高瑩瑩.海與帝國:明清時代.廣西: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1月1日
  • 39.    孫乃民《中日關係史》,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當時,日本朗野對清朝康、乾兩帝極其崇敬,對康熙尤甚, 蹲之為上國聖人。 康熙五十八年(公元1719年)順治時頒佈的《六渝》,從琉球傳入日本。八代將軍吉宗見了極其重視,命獲生祖來附以訓點、室塢巢譯成日文,以《六渝衍義》書名刊刻發行,很快流行全國,甚至在明治維新前夕還再版發行。康熙的訓渝《十六條》,以《聖渝廣訓》書名刊行,天明八年(公元1788年)並附以雍正對十六條訓渝的敷衍釋文於書後,再次出版。稱該訓渝“實為萬世不易的金言”,對雍正亦稱為」希世仁君”
  • 40.    東龜年:《蘭田文集》二稿,卷1,心賦一節。轉引自中村久四郎:《近世支那の日本文化に及ぼしたる勢力影響(近世支那を背景としたる日本文化史)》《史學雜誌》第25編,第2號,第12頁
  • 41.    《滿漢異域錄》:傳至依番瓦什裏魚赤(伊凡·瓦西裏耶維奇)之時,其族類互相不睦,以至於亂,依番瓦什裏魚赤力甚微弱,乃求助於西費耶斯科(瑞典)國王,而西費耶斯科國王許助依番瓦什裏魚赤兵八千並糧餉,欲取鄂羅斯之那爾瓦城,依番瓦什裏魚赤從其言,將那爾瓦城歸於西費耶斯科國,因假此兵力,依番瓦什裏魚赤徵收其族類,而自號為汗焉,迄今三百餘年,從此強盛,將喀山並託波爾等處地方俱以徵獲,其後又侵佔伊聶謝並厄爾庫,尼布楚等地方,國勢愈大。鄂羅斯國現在國王察罕汗(沙皇)之名曰票多爾厄裏克謝耶費赤(彼得·阿列克謝耶維奇),年四十一歲,歷事二十八載,所居之城名曰莫斯科窐,因遣使索取西費耶斯科國之那爾瓦城,而西費耶斯科國王不許,遂成仇敵,已一十五載。西費耶斯科國王名曰喀魯祿什(卡爾),年三十三歲,所居之城名曰四條科爾那(斯德哥爾摩)。初戰敗鄂羅斯國之兵,大加殺擄;後再戰,為鄂羅斯察罕汗所敗,傷人甚多,失城數處,以致危急,逃往圖裏耶斯科國拱喀爾汗所屬鄂車科,付之小城居住,已經八年。
  • 42.    《與徐乾學書》:“去歲得侍函文,不異布衣胥肉之歡。公卿不下士久矣,何幸身當其盛也。今聖主特召,入參密勿,古今儒者遭遇之隆,蓋未有兩。五百年名世,於今見之。朝野相賀,拭目以觀太平,非尋常之宣麻不關世運也……方今殺運既退,薄海內懷音草狀;皇人仁風篤烈,救現在之兵災,除當來之苦集,學士大夫皆以琴瑟起講堂之上,此時之最難得者也。”
  • 43.    《清初遺民社會》,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7月:「‘中途變節者’以無錫布衣嚴繩孫為最典型。嚴本故明大吏子孫,祖父曾為明兵部侍郎,父為明時監生。明亡,絕意仕進,徜徉山水,卜居土穴。多次以“不享無妄之福”為由,拒絕徵薦。鴻博被薦,曾致書薦主刑部主事俞陳琛,雲:“今行老矣,無論試而見黜,為不知者所姍笑,即不爾,去就當何從哉?竊謂堯、舜在上,而欲全草澤之身,以沒餘齒,寧有不得?惟卒加保護為幸!”當局敦促就道,稱疾不許。至京後,復陳請於吏部,亦不允。御試時,僅為詩一首,不完卷而出。但聖祖“素稔君姓字”,以為“史局不可無此人”,特恩入等,授翰林院檢討。赴任之日,騎驢入史局,以示不屑。且揭陶潛《歸去來辭》於壁,以氣節自勵。越二年,充日講起居注官,得以親近皇帝。對此殊遇,他“感激自奮,不忍以向之狷介高尚其懷,負上知遇”,從此“凡職所當盡者,罔不夙夜兢兢”。二十三年,乞歸獲准,竟有“九死從今總負恩”之嘆。顯見,嚴氏前後態度變化之大,先是稱疾拒應,不得已就試卻以不盈卷為欲全高節,最終則感恩知己,判若兩人。」
  • 44.    《乙丙日記》卷3:“人多之害,山頂已殖黍稷,江中已有洲田,川中已闢老林,苗洞已開深菁,猶不足養,天地之力窮矣。種植之法既精,糠核亦所吝惜,蔬果盡以助食,草木幾無孑遺,猶不足養,人事之權殫矣。”。
  • 45.    《乾隆吳縣誌》:“地無不耕之土,水無不網之波,山無不採之木石,而終不足以供人用……向無人煙之處,今則宅舍彌望。蓋人滿之患,至斯極矣”。
  • 46.    《乾隆英使覲見記》:“吾儕自館舍出發,行四英里半出北京城,又行五英里至清河。稍息,進早食。清河乃一小鎮,有城牆衞之,自清河前行,一路景色絕佳,道路亦平坦極利行車。而人民勤儉、誠實之狀復與英國人民相若。吾行至此,恍如置身於英國疆土之中,不禁感想系之矣。” 百花文藝出版社,2010年10月版,81頁。
  • 47.    《乾隆英使覲見記》“至揚州,其地商業堪盛,吾等本擬在此略作休止。茲以松大人已改換計劃,擬抵杭州後始命停船,故此間並未耽擱,揚州名勝之區僅在吾眼簾中一閃而過也。” 百花文藝出版社,2010年10月版,177頁。
  • 48.    《乾隆英使覲見記》“方餘初抵杭州城外時就船上觀看杭垣景象,既知此城必為南省名城之一,及今日入城後乃知此城之殷富,大過於吾前此之理想。”百花文藝出版社,2010年10月版,185頁。
  • 49.    《乾隆英使覲見記》“晨間抵常州府,過一建築極精固之三圜橋,其中央一圜甚高。吾船隻過其下,無需下桅也。常州亦為南省頭等都會之一,昔時衣冠之盛卓絕一時,今已漸就式微矣。已而又過三小湖乃互相毗連者,其旁有一長橋,圜洞之多幾及一百,奇觀也。” 百花文藝出版社,2010年10月版,185頁。
  • 50.    《馬戛尼的中國行記》:馬戛尼眼中的康乾盛世真相如此:“遍地都是驚人的貧困”,“人們衣善襤褸甚至裸體”,“象叫花子一樣破破爛爛的軍隊。”“我們扔掉的垃圾都被人搶着吃!”
  • 51.    《乾隆英使覲見記》:“又言:我輩讀中國歷史證以目睹,則中國社會似尚無顯著之缺點,唯殘害嬰兒一事,吾西人以為極背天理,華人則視為無足輕重,即日日見之,亦不以為怪。”百花文藝出版社,2010年10月版,76頁。
  • 52.    馬嘎爾尼使團成員約翰·巴羅説:“在京城一地每年就有近9000棄嬰……我曾經看見過一個死嬰的屍體,身上沒有系葫蘆,漂流在珠江的船隻當中。人們對此熟視無睹,彷彿那只是一條狗的屍體。而事實上如果真的是一條狗的話,也許更能吸引他們的注意。”
  • 53.    《乾隆英使覲見記》:“近年中國各省兵亂之事,幾於無歲無之,雖此種兵亂旋起旋滅,於國家大勢無關。” 百花文藝出版社,2010年10月版,198頁。
  • 54.    金昌業.稼齋燕行日記.漢城:韓國民族文化推進會,1989年
  • 55.    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中華書局,1980,P4892。
  • 56.    清代通史  .中華文史網[引用日期2016-01-14]
  • 57.    唐甄.《潛書》︰“清興五十餘年矣。四海之內,日益貧困,農空、工空、市空、仕空。谷賤而艱於食,布帛賤而艱於衣,舟轉市集而貨折資,居官者去官而無以為家,是四空也。金錢,所以通有無也。中產之家,嘗旬月不觀一金,不見緡錢,無以通之。故農民凍餒,百貨皆死,豐年如兇,良賈無籌。行於都市,列肆琨耀,冠服華腆,入其家室,朝則熄無煙,寒則蜷體不申。吳中之民,多鬻男女於遠方,男之美為優,惡者為奴;女之美為妾,惡者為婢,遍滿海內矣。”附詩文錄: 中華書局,2009年
  • 58.    “康乾盛世”只是政府的盛世  .騰訊網[引用日期2016-01-17]
  • 59.    張宏傑:《飢餓的盛世:乾隆時代的得與失》,湖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
  • 60.    洪振快:康乾盛世中國人均GDP其實不高  .騰訊網[引用日期2016-02-20]
  • 61.    為什麼康乾盛世多清官?  .騰訊網[引用日期2016-07-09]
  • 62.    《戴逸:怎樣認識“康雍乾盛世”——答周思源先生》
  • 63.    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輯》第445種,洪亮吉 :《卷施閣集·文甲集》卷八《乾隆府廳州縣圖志序》.台北:文海出版社,1977:427
  • 64.    龔自珍.《龔自珍全集》, 第九輯 《庚寅紀夢七首·飲少宰王定九丈(鼎)宅 , 少宰命賦詩 》.北京:中華書局,1959:499
  • 65.    李治亭主編.《清史》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20:1026-1027
  • 66.    李治亭主編.《清史 上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20:425
  • 67.    李治亭主編.《清史 上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20:429
  • 68.    時代 | 康乾盛世下士大夫的自我壓抑 尹敏志  .《國家人文歷史》雜誌[引用日期2023-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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