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馬斯·庫恩

托馬斯·塞繆爾·庫恩（Thomas Sammual Kuhn）（1922-1996），1922年7月18日出生於美國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市的一個殷實的實業家家庭裏。17歲進入哈佛大學學習，專業是物理學。本世紀初的物理學革命在物理理論上引起的變革，經常使年輕的庫恩激動不已。他刻苦地學習物理學理論，始終保持着優異的學習成績。1943年，年僅21歲的庫恩獲物理學學士學位，從而開始了他的研究生階段的學習。當時在庫恩的心目中只有一個目標：當一名理論物理學家，完全沒有想到要成為一名科學史家或科學哲學家。1946年，庫恩獲理學碩士學位，成為一名物理學家的理想只差一個台階要攀登了，他已開始着手準備物理學博士學位論文了。

然而，在1947年，發生了一件十分尋常，但是卻對庫恩一生的學術生涯產生決定性影響的事情。當時庫恩被邀請參加一期為社會科學家舉辦的講述物理學發展的講座，他暫時中斷了正在進行的博士論文的準備工作，轉而仔細地研究了伽利略、牛頓，乃至亞里士多德等人的力學理論。這使他第一次對科學史有所瞭解，然而出乎意料的是，這種對過時的理論和實踐的瞭解，竟徹底推翻了他以前對科學的本質和獲得成就的某些基本想法。因為在科學史的研究中，庫恩發現，無論是新的，還是舊的力學理論體系，在它們的那些歷史時期，都能解決一些實際的問題。但是，它們對相同的觀察事實的解釋竟沒有相似之處。亞里士多德的力學體系與牛頓的體系的關係是這樣，牛頓體系同愛因斯坦的體系的關係也是如此。所以庫恩認為，傳統的關於科學本質的進步性質以及知識的不斷積累增長的觀點，不管怎樣的言之成理，卻不能説明歷史研究中所呈現出來的實際情況。但是，這些觀點歷來都是許多科學問題討論中的基本原則，因此庫恩強烈地感到，有必要徹底揭穿它們貌似有理的假象。這樣一來，庫恩的專業計劃就必須改變，從理論物理轉到科學史。當時哈佛大學的校長，著名科學史家J.B.科南特對庫恩的這一發現和研究興趣給予了熱忱的指導和鼓勵，使得庫恩更加相信自己發現的意義和專業的抉擇。

此後，庫恩一方面繼續準備博士論文，另一方面把相當一部分時間用到了科學史的研究上。1949年，他在哈佛大學獲哲學博士學位（導師約翰·哈斯布魯克·範弗萊克，Johan Hasbrouck Van Vleck，1899-1980，1977年度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 ^[1]  ）。

1948年庫恩取得哈佛學會初級會員資格，這使他能有一個為期三年的自由學習時期。在此期間他讀了法國著名科學史家A.柯瓦雷（Koyre）、美國邏輯學家W. V. O. 蒯因、瑞士心理學家讓·皮亞傑等人的著作。這種多學科的豐饒的土壤促使他那顆探索科學知識增長規律的種子破土而出。

1951年波士頓洛厄爾研究所邀他演講，他在演講中表述了其正在形成之中的科學觀。

自1951年起到1956年，庫恩留在哈佛大學任助理教授，講授普通教育和科學史。1957年發表了他的第一部主要著作《哥白尼：西方思想發展史中的行星天文學》。在這本著作中，庫恩較為詳細地分析了哥白尼提出“日心説”這一科學史事件對於力學和科學思想史所產生的變革性作用，説明了這一變革能夠發生的科學史內在和外在的必備條件。

1958—1959年間庫恩應邀去加利福尼亞州的一個行為科學高級研究中心工作。在這裏他有機會同許多社會科學學者交流思想，在這種交流和溝通之中他終於認清了以後被他稱為“範式”的東西在科學研究中的作用。

1958—1964年，庫恩在加州大學柏克利分校任教，並於1961年成為該校科學史專業的正教授，講授科學史。在1962年，發表了他的最重要的科學哲學著作《科學革命的結構》。這本書的出版引起了科學哲學界的震動，一時間，自然科學界和社會科學界都形成了研究、討論此書的熱潮，從而為庫恩贏得了世界性的聲譽。這本書也是科學哲學的歷史學派的奠基著作，原書只有180頁，譯成中文也只有12.7萬字，但西方不少人卻把它稱之為一部“極其嚴謹的箴言錄”。在這本書中，庫恩反對那種把科學知識的增長看成直線似的積累，或者不斷推翻的增長的觀點，反對把科學和科學思想的歷史發展過程看成邏輯或邏輯方法的過程。他依據科學史材料，提出了科學和科學思想發展的動態結構理論，第一次明確地使用了這個理論的核心概念“範式”。在這個動態結構理論中，庫恩認為科學的實際發展是種受範式制約的常規科學以及突破舊範式的科學革命的交替過程。

這些思想使庫恩從專門科學史家轉變為科學哲學家。1964年到1968年，庫恩在普林斯頓大學任科學史和科學哲學教授，1968—1979年任派恩（M.T.Pyne）講座科學史教授。這期間，庫恩的德文、英文版的論文集《必要的張力》（1977）以及專著《黑體理論與量子不連續性》（1978）出版。在這些文章裏，庫恩通過一系列的科學史事件分析，進一步補充了他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中對科學革命和範式所下的定義。

1979年以後，庫恩應邀去麻省理工學院進行教學研究工作。一方面他在麻省理工學院所設立的“科學，技術和社會發展中心”講授“科學知識的增長”等課程；另一方面，在語言和哲學系裏為進一步擴展和深化《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的思想而從事科學哲學的研究工作。

庫恩在1968-1970年間任美國科學史學會主席，是美國科學院院土。1982年10月，在美國費城，美國科學史學會、科學哲學學會、技術史學會和科學的社會研究學會四個學會共同召開的年會上，庫恩被授予薩頓獎。

庫恩因患支氣管和喉癌於1996年6月17日卒於麻省康橋家中，享年73歲。其父老庫恩是美國的實業家。他生前與妻子珍妮共同生活。庫恩有兩個女兒，她們分別是住在麻省弗萊明漢的薩拉和洛杉磯的伊利莎白；一個兒子，即家住麻省阿靈頓的納撒尼爾。他們是庫恩與其前妻穆斯女士的孩子。

在庫恩的科學哲學思想中，“範式”（paradigm）是一個核心概念。他在《必要的張力：科學研究的傳統和變革》（1959）一文中首次引進這個概念，後在《科學革命的結構》（1962）一書中對它作了許多發揮，引起人們的注意。他對這個概念沒有下明確的定義，也沒有作出前後一貫的解釋，以致引起人們的爭議和批評。1974年，他為此特意寫了《再論範式》一文，進一步補充和澄清他在這個問題上的觀點。20世紀80年代後，他很少使用“範式”這個概念，而用“詞典”（lexicon）一詞取而代之。

“paradigms”一詞來自希臘文，原意是指語言學的詞源，詞根，後來引伸為範式、規範、模式、模型、範例等含義。庫恩在談到這個詞的用法時説：“按既定的用法，範式就是一個公認的模型或模式，這一方面的意義我找不到更合適的用語，只能借用‘範式’這個詞。但是立刻可以看出，借用這個詞所能表示的‘模型’和‘模式’的意義，並不完全是通常用來定義‘範式’的意思。”從更為現代的意義上來理解，它表示某種派生的思想和概念的發端與基礎。庫恩借用這個概念的目的，在於用它來表示科學史上某些重大的科學成就所形成的科學內在機制和社會條件，以及由這種機制和條件構成的思想和信念的基本框架，一種先於具體科學研究的思想和組織的背景。

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中，庫恩偏重於把“範式”和“常規科學”這兩個概念聯繫起來考察。所謂“常規科學”，他指的是那些堅定地把一種或許多種已獲得的科學成就作為基礎的科學研究。這些科學成就為某一學科提出一整套規定，提出一些典型的問題及其解答，它們在許多科學經典名著中得到明確的表述。庫恩認為這類著作具有兩個特點：一是這些著作的成就足以把一批堅定的擁護者吸引過來，使他們不再進行科學活動中各種形式的競爭；二是這種成就又足以為一批重新組合的科學工作者留下一大堆有待解決的問題。他説：“凡是具備這兩個特點的科學成就，此後我就稱之為‘範式’。這是一個同‘常規科學’密切相關的術語。我採用這個術語是想説明，在科學實際活動中某些被公認的範例（examples）——包括定律、理論、應用以及儀器設備統統在內的範例——為某一種科學研究傳統的出現提供了模型。”

庫恩在70年代還特別強調“專業母體”（disciplinary matrix）這個概念，認為用這個概念能更準確地表述範式的含義。“專業”是指一個專門學科的實際工作者共同掌握的那種東西，“母體”由各種各樣條理化的因素所組成，而每一個因素又需要加以進一步的説明。專業母體是一定專業的科學工作者共同掌握的一個有待予進一步發展的基礎。這種專業母體的組成，包括大部或全部的集團規定，也就是包括《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中所説的範式、範式成分或者合乎範式的東西。

80年代後期，庫恩傾向於用“詞典”一詞取代“範式”一詞，認為科學革命實際上是科學詞典結構的改革，也就是用新詞典取代舊詞典。在他看來，詞典是認識世界的方式，世界是通過詞典來描述的，詞典是一種歷史的產物，不同時代的社會背景、不同的文化與不同的歷史時期，各有不同的詞典。詞典由一套具有結構和內容的詞彙組成，各種詞彙構成一個相互聯繫的網絡。前後出現的詞典之間有部分交叉，即有些詞彙是共有的，有些詞彙則為某些詞典所專有。理論與詞典緊密相聯，不同的理論需要用不同的詞典才能得到理解，理論一旦改變，詞典也需要——而且一定要隨之改變。因此，通過考察詞典的變化就能理解科學發展中理論的變革。

隨着庫恩用“詞典”一詞取代“範式”一詞，他也同時用“言語共同體”一詞取代“科學共同體”一詞。因為，在他看來，擁有共同的詞典是科學共同體的本質特徵。這就是説，一個科學家如果接受某個科學共同體的詞典，就自然成為這個科學共同體的成員，如果接受另一個科學共同體的詞典，就自然成為另一個科學共同體的成員。一個科學共同體拋棄原來持有的詞典，就意味着這個科學共同體的解體。一羣科學家共同接受另一部詞典，就意味着一個新的科學共同體業已形成。

範式轉移（Paradigm shift）這個名詞最早出現於托馬斯·庫恩的《科學革命的結構》裏。這個名詞用來描述在科學範疇裏，一種在基本理論上從根本假設的改變。這種改變，後來亦被應用於各種其他學科方面的巨大轉變。例如：在香港的教育學課程裏，學生都要在畢業前寫一篇短文，講述個人對於資訊科技對教育所帶來的範式轉移。

1. The Copernican Revolution, 1957

2.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1962

3. The Essential Tension: Selected Studies in Scientific Tradition and Change, 1977

4. Black-Body Theory and the Quantum Discontinuity, 1987

5.The Road Since Structure: Philosophical Essays, 2000

庫恩在1968-1970年間任美國科學史學會主席。

美國科學院院土；

1982年10月，被授予薩頓獎。

約翰·海爾布倫曾複述過庫恩自己講的一個故事，足可以説明庫恩為人和為學的認真態度。“追求這些問題成為庫恩的工作。他是在哈佛讀研究生時的一次雞尾酒會上向世界宣佈這一使命的。當時一位年輕女性問他都做了些什麼。正當他準備回答時，整個酒會不知什麼緣故突然靜了下來。每個人都聽到了如下回答：‘我就是想弄清真相！’這就是庫恩，一位過時的‘求真的人’（truth-seeker），充滿熱情、缺乏耐心、才華橫溢、過分自信，但也如他自己所説，神經質、焦慮，不自在。” ^[1] 

哈佛校長詹姆斯·科南特（James B. Conant，1893-1978）敏鋭地看到了哈佛畢業生與當時社會需求之間的巨大差距。他下決心改變哈佛畢業生的素質。他認為美國未來的社會棟樑應該能夠理解科學，而達到這一目的的最明智的辦法就是研究科學史。他在全校範圍內找了三位助手，庫恩有幸成為其中之一，也就是後來的“通識教育”（General Education）課程的助教。1957年，庫恩基於他在哈佛通識課程上的教案，出版了第一本專著：《哥白尼革命》。柯南特親自為之寫序。庫恩後來更是將《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獻給柯南特。 ^[1] 

從2011年開始，埃羅爾·莫里斯（E. Morris，1948-）開始炒作他與庫恩之間的故事。這個被冠以“庫恩的煙灰缸”之名的事件，讓人自然聯想起“維特根斯坦的撥火棍”事件，儘管兩者的性質完全不同。莫里斯在威斯康星大學獲歷史學學士學位之後，得到普林斯頓的入學許可，跟庫恩讀碩士學位，做物理學史研究。莫里斯在進普林斯頓的頭一年與庫恩的關係還不錯。據他的説法，他與庫恩關係變壞，是從庫恩不讓他去聽邏輯天才克里普克（S. Kripke, 1940-）的課開始的。後來因在庫恩主持的19世紀電磁學的研討班上提交的一篇論文而爭論起來，莫里斯挑戰庫恩的不同範式之間不可通約的説法，讓庫恩“惱羞成怒”，隨手拿起手邊堆滿煙灰的煙灰缸扔向莫里斯。 ^[1] 

在伯克利時只有約翰·海爾布倫（John Heilbron，約翰·海耳布朗 ^[2]  ）一人在庫恩的名下獲得博士學位。保羅·福曼（Paul Forman, 1937-）聽完他的所有課程，但因庫恩工作變動，福曼沒在他名下獲得學位。庫恩在普林斯頓帶過六名博士生，他們分別是：馬霍尼（M. Mahoney，1939-2008，1967年獲得學位），卡內瓦（K. Caneva，1975年獲得學位），塞爾維爾（D. Serwer）、邁爾哈多（E. Melhado）、外斯（M. Wise，以上三人均在1977年獲得學位）以及威頓（B. Wheaton，1978年獲得學位）。布赫瓦爾德（J. Buchwald，1949-）。 ^[1] 

日本學者中山茂和佐佐木力都自稱是庫恩的學生，儘管他們都不是在庫恩名下拿到博士學位的。中山茂（1928-）1960年在哈佛大學獲得博士學位，那時庫恩早已去了伯克利。中山茂是《科學革命的結構》的日文版譯者。《結構之後的路》日文版譯者佐佐木力（1947-）則是從庫恩的學生馬霍尼手中拿到博士學位的。 ^[1] 

英國學者瑪格麗特·瑪斯特曼 ^[3]  稱庫恩“是本世紀最卓越的科學哲學家之一” ^[1]  。

庫恩逝世後，與所謂的“身後寂寞”的説法恰恰相反，關於庫恩的研究最近這些年又開始熱鬧起來，“庫恩產業”日益興旺。大量的庫恩研究專著和傳記得以出版，研究範圍不斷向深度和廣度拓展。科學史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得以在世界範圍內建制化，也是庫恩和其他先驅們給我們留下的寶貴遺產。 ^[1] 

作為一位學者，庫恩的一生可以説是相當成功。他是英文世界裏很少見的科學史學術領域的暢銷書作者。不算26種語言的譯本，《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光英文版就出售了140萬冊。1990年5月，麻省理工學院召開了一個為期兩天的專門向庫恩致敬的會議。由邏輯經驗主義的代表人物，維也納學派當時在世的成員，已85歲高齡的亨普爾（Carl G. Hemple, 1905-1997）代表與會者親自向庫恩致頌辭。美國科學哲學家卡特萊特（Nancy Cartwright，1944-）、哈金，庫恩的學生海爾布倫、布赫瓦爾德和外斯等人在內的科學哲學和科學史學界的頂級人物，以及來自全美各地的近百位同事出席研討會。 ^[1] 

何兵的《後期庫恩科學哲學思想研究》； ^[1] 

《庫恩砸來的煙灰缸: 對範式革命的反思》，[美] 埃羅爾·莫里斯，崔麗敏 譯，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21年。 ^[4] 

宋志潤的博士論文《庫恩的不可通約性論題研究》。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