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院之爭

袁世凱死後，黎元洪成為大總統，與總理段祺瑞為了對德宣戰鬧得不可開交。不得已之下，黎元洪出了下策，請一門心思擁戴清室的張勳進京調解，上演了一出復辟鬧劇。

黎元洪是湖北黃陂人，1883年考入天津北洋水師學堂機械科，被嚴復、薩鎮冰等師長所賞識。從天津水師學堂畢業後，黎元洪在廣東水師服役。甲午中日戰爭時，黎元洪隨同廣甲艦從廣州北上增援。廣甲艦被擊沉後，指揮官乘坐小船逃生，黎元洪與十二人一同游水至大連海岸，僅四人生還。後兩江總督張之洞聽聞黎元洪才名，請他去修建江寧、江陰炮台，兩處炮台修得相當之好，黎元洪由此被張之洞賞識。張之洞調任湖廣後，將黎元洪帶了過去，讓他與德國人一起訓練湖北新軍，其間還派他三赴日本考察軍事。

辛亥革命爆發時，黎元洪所部第二十一混成協駐紮武昌城者不過一千五百人，無力抵抗革命軍，黎元洪跑到部屬家中躲避。革命軍一時羣龍無首，就硬生生地將他逼為湖北都督。10月11日晨，革命黨人馬榮等巡街，發現黎元洪的伕役挑了三個皮箱出來，遂抓住伕役，探出黎元洪行蹤。經由伕役引導，至黃土坡黎宅找出黎元洪，推舉為革命領袖。參加革命，實非黎元洪本意，國民黨元老居正曾雲：“元洪本非革命黨人，確係受通而出。”

辛亥革命之後，革命派重於軍事方面，改治方面則為立憲派所掌握。黎元洪沒有實權，常被革命軍排斥，其政治主張漸漸靠近於立憲派。湖北一些立憲派主將如湯化龍、張國溶等，都與他密切交往。辛亥革命後，袁世凱在彰德觀望，立憲派傾向於袁世凱，自然黎元洪也倒向袁世凱。

黎元洪雖然被逼參加革命，但參加之後也作了一定貢獻。張繼曾説：“把黎元洪説得如何壞，其實太過。黎元洪是不是從牀下拉出來的，這可以不問。”辛亥革命時，黎元洪作為革命軍領袖，起着統率全軍、穩定軍心的作用。蔭昌率軍南下時，在彰德與袁世凱會面。蔭昌認為武昌起義軍純系烏合之眾，無人主持，不難撲滅。袁世凱則説：“湖北以黎元洪為首領，何謂無人？”

袁世凱復出之後，派手下大將馮國璋打下漢陽，在龜山上架設大炮，威脅武昌。在炮口威脅之下，革命軍不得不同意議和。待南北議和成功，清帝遜位，袁世凱被選舉為大總統，黎元洪為副總統。辛亥革命前，黎元洪不過是軍隊中一名高級軍官，辛亥革命後，黎元洪一躍而為副總統，可謂是造化弄人。

辛亥革命時，孫武、張振武、蔣翊武三位青年才俊被稱為“三武”。張振武在武昌起義後驕橫跋扈，與黎元洪意見不合時，常拔槍威脅黎元洪。漢陽之戰後，張振武去上海採購槍支彈藥和服裝，但其所採購的物品多數不敷使用，且張振武自作主張，將軍火的一半分出來給自己，準備去煙台掃蕩北方，導致黎元洪不滿，暗生殺機。

南北議和之後，張振武被袁世凱聘為總統府顧問。在張振武進京後，8月13日，黎元洪給袁世凱發了一封密電，羅列張振武罪狀，最後説：“元洪愛既不能，忍又不敢，迴腸蕩氣，仁智俱窮，伏乞將張振武立予正法。”袁世凱收到密電，看完內容後大吃一驚，隨即將自己的四個親信段祺瑞、馮國璋、段芝貴、趙秉均招來商量。商量後一致決定再次回電詢問黎元洪，殺張振武是否出於黎元洪本人意思。黎元洪覆電稱，實系其本人意思，袁世凱遂決定捕殺張振武。

8月15日晚，張振武在北京六國飯店宴請軍政要人，北洋要人如薑桂題、段芝貴等均出席，段芝貴此時已經獲悉張振武即將被捕殺，在酒宴上照樣把酒言歡，談笑自若。宴席結束後，張振武在歸途中被步兵統領陸建章逮捕槍決。在北京的孫武等人得悉後大為驚駭，遂來質問，陸建章就將黎元洪發來的密電出示給他們看，讓他們知道殺張振武是黎元洪的主意。

張振武被殺，震驚一時。孫武、蔣翊武大為驚恐，還跑去找袁世凱要免死金牌。但張振武被殺，最重要的方面乃是袁世凱違背了《臨時約法》。依照《臨時約法》規定，總統命令需要總理簽署才有效，但袁世凱這次殺張振武用的是軍令，而不是行政命令。而約法中對大總統發佈軍令要不要總理副署又沒有明確規定，這使袁世凱鑽了約法的空子，併為以後進一步限制約法，乃至廢除約法，走向軍人干政、軍人獨裁、洪憲稱帝鋪墊了基石。就袁世凱殺張振武是否違背約法，參議院曾爆發激烈爭吵，為此國務總理陸徵祥一度稱病住院。

民國初年有四個最具威望的人物，依照順序排列為孫中山、袁世凱、黃興、黎元洪。辛亥前，黎元洪不過一協統（旅長）而已，辛亥後一躍而為舉國敬仰之人物。黎元洪既會隱忍，又會迎合人心，時人稱黎元洪所發電報最酸最文，每遇時局危急，黎元洪必定在電報中痛哭流涕，“垂涕而道”“泥首以請”“痛心疾首”，一副為國操心和為民請願的忠厚長者模樣。雖然黎元洪偽裝得好，但他此次請袁世凱殺掉張振武，造就冤案，將其本性暴露無遺，為時人所不屑。

黎元洪本想借袁世凱之手殺掉張振武，沒想到袁世凱反將此事真相昭告天下，黎元洪遂為各方所不容。在黎元洪此後的政治生涯中，一直缺乏實力人物支持，也沒有自己的獨立性，成為一個被操控的傀儡。在北洋時代，黎元洪雖然貴為大總統，但始終只是一尊有虛名無實權的“泥菩薩”。

袁世凱死後，北洋元老段祺瑞、馮國璋等人，認為黎元洪好拿捏，就將他推上前台，接位為民國大總統。袁世凱在世時曾經制定過《袁記憲法》，賦予了自己至高無上的權力。但因為這是袁世凱個人意志操控下的憲法，袁世凱稱帝失敗後，此憲法自然再無存在空間，此時當迴歸臨時約法，即虛位總統，而以總理掌握實權。

黎元洪出任大總統後，依照擁戴他的段祺瑞等北洋實力派人物本意，只想讓他做個傀儡。不料黎元洪卻想做個實權總統，處處着手干預，弄得總理段祺瑞很是不爽，雙方勢同水火。段祺瑞組閣時，擬任徐樹錚為國務院秘書長。但小徐一直飛揚跋扈，黎元洪對其是敬而遠之。黎元洪曾道：“我是不能與徐樹錚共事的。不但不能共事，且怕見他。我見了他，真是芒刺在背。”黎元洪甚至稱：“總統可以不做，絕對不能與徐樹錚共事。”

可小徐是老段的靈魂，老段無論如何，都必須讓小徐在前台掌握實權。為了説服黎元洪，老段請北洋元老徐世昌説情。不料黎元洪對徐世昌道：“請你告訴總理，一萬件事我都依從他，只有這一件辦不到。”

徐世昌對於老段是瞭解極深：“我以為一萬件事都可以不依從他，只有這一件必須辦到。”

黎元洪被逼無奈，只能同意任用徐樹錚為國務院秘書長。就小徐而言，此人雖然才氣過人，但睚眥必報，進了國務院後，處處與黎元洪作對。

當時輿論認為，總理段祺瑞與國務院秘書長徐樹錚之關係，一言以蔽之曰“總理不管，小徐主政”。蓋段祺瑞素性不喜治事，雖為掌握大權者之一，但事務都由國務院秘書長執行。如段祺瑞內閣與馮國璋及南方要人來往密電，就在私宅譯發，由徐樹錚掌管，外人不得探其真相。

1916年7月30日，新任內務總長孫洪伊，偕同滬上議員二十餘人，乘尋常快車，於上午11時抵京。是日除大總統特派武官二員外，內務部官員及其他各部門的政客與親友等皆到站。此外尚有官弁帶兵一隊，在站保衞。下午2時，孫洪伊即晉謁總統，總統黎元洪稱讚其維持共和之功，孫洪伊則稱此次民國再造，實黎大總統及段總理首先反對帝制所致，而南方將士戰鬥之功，北洋軍警維持秩序之力，尤有功勞，中國人心不死，故有今日。

孫洪伊，直隸天津（今天津）人，舉人出身，曾為袁世凱幕僚。1911年（清宣統三年）當選為直隸諮議局議員，參加立憲運動。辛亥革命後在上海與湯化龍等組織民主黨，旋參加進步黨。民國年間，有南北大小兩孫之説，南孫指孫中山，北孫即孫洪伊，孫中山年長為大，孫洪伊年輕為小。

8月5日，為民國議會第二次常會開幕之期。此日天氣清嘉，沿途國旗飄揚，軍警環立，氣象萬千。原本計劃10時開會，9時50分總統及國務員到齊，即由參議院長宣告開會。總統黎元洪親讀頌詞，全場向國旗行三鞠躬禮，然後總統舉行宣誓典禮誓日：“餘誓以至誠遵守憲法執行大總統之職務，謹誓。”總理段祺瑞及國務院秘書長徐樹錚，皆身着金碧輝煌陸軍禮服，其餘來賓皆着大禮服。

內務總長孫洪伊上任後，在內閣會議上屢次與徐樹錚發生爭吵。二人在吉林省長郭宗熙實授、福建省長鬍瑞霖查辦案上，發生衝突。由徐樹錚與孫洪伊衝突，發展為內務部與國務院的衝突，最終演變為府院之爭。

8月中旬，總理段祺瑞任命郭宗熙為吉林省長。段祺瑞將任命書繕就，親自簽字，呈請總統用印完畢後，再交給內務總長孫洪伊簽字。孫洪伊卻不肯簽字，稱事前未與他商議，不能代負責任。段孫不免各有意見，孫洪伊為此告假三日。8月下旬，在徐樹錚的操作下，欲使福建省長鬍瑞霖去職。孫洪伊以徐擅權越限，大為不滿，向段祺瑞提出抗議。之後徐樹錚又想任命某人為某省財政廳長，孫洪伊一直拒絕簽字。雙方衝突激烈，孫洪伊憤而提出辭呈。

在法律上，國務院的主要成員是國務員（指國務總理與各部總長），並無國務秘書長。列席國務會議時，國務員有發言之權，秘書長則無。秘書長的職務，只是承國務總理之命，辦理國務會議所議決事件而已。但在國務會議時，徐樹錚以秘書長身份，列席發言比各部總長還要多。大凡國務會議上，與各部總長爭執者，必徐樹錚也。

又凡任免高級文武官吏者，必經國務會議議決。徐樹錚常不經國務會議通過，擅自任命高級官吏。孫洪伊初始以為徐樹錚不知程序，曾面告總理段祺瑞，以後任命官員必須經過國務會議，不想徐樹錚繼續任命官員，不經國務會議。徐樹錚又以一人之意，電令江西李純出兵攻擊廣東。孫洪伊初時不知，至李純來電稱無兵可調，始發覺此中隱情。

徐樹錚屢屢越權，內務總長孫洪伊再三向總理段祺瑞抗議，卻無結果。無奈之下，孫洪伊提出辭職，經各方面挽留，段祺瑞出面勸解，最終平息。表面上看，孫洪伊與徐樹錚已握手言和，但徐樹錚怎肯容忍，尋找機會，要將孫洪伊驅逐。

1916年9月8日，孫洪伊將參與袁世凱稱帝的部員六十四人停職。被裁部員多有背景，自然不服，在徐樹錚慫恿之下，以祝書元為首的三十二人9月19日向平政院提起行政訴訟。平政院裁決，孫洪伊違背《臨時約法》第三十四條“臨時大總統任免文武職員，但任命國務員及外交大使公使須得參議院之同意”，將內務部停職部令取消。

10月17日，孫洪伊因反對平政院裁決，提出辭職。但孫洪伊認為，自己辭職，則總理段祺瑞也應辭職，“國務總理如至總統之親任官總長必須免職之地步，即系總理之責任。故此次問題以內閣員全體辭職為至當，無餘單獨辭職之理由”。國務院秘書長徐樹錚則直接找到黎元洪，將擬好的罷免內務總長孫洪伊的命令呈上，請求蓋印。黎元洪勃然大怒，憤而拒絕。

段祺瑞哪裏肯陪孫洪伊一起辭職？置之不理。10月29日，孫洪伊見拉不下段祺瑞、徐樹錚，轉而表示，非總統下免職令，決不辭職。此前總統黎元洪調解，請王士珍與孫洪伊同到總統府，勸其讓步，不開內務總長職，暫以考察為名出洋稍避。孫洪伊回答稱：“如是總統下免職令，則決不戀棧，但自己無主動辭職的理由，至於出洋考察，我何必出洋？同為國務員，何必徇總理私意？”

徐樹錚的行為，導致了國會的反撲。1916年11月，議員數十人署名提出查辦徐樹錚案，列出罪狀七條：（一）矇蔽總理；（二）侮蔑元首；（三）偽造文書：（四）擅發院令；（五）擅專軍令；（六）破壞金融；（七）煽惑軍人。並謂斯人不去，恐較諸劉瑾、魏忠賢禍患尤烈。11月21日，徐樹錚查辦案在眾議院提出，以二百零四票多數通過，反對者一百七十八票。

看着雙方僵持不下，國會議員又過來不斷攪渾水，孫徐二人均不肯去職，府院矛盾激化。總統黎元洪又派人到河南衞輝，請出元老徐世昌來京調和。最後，經徐世昌居中調停，11月20日，黎元洪下令免除孫洪伊的職務，暫時緩和了府院之爭。12月22日，下令免除徐樹錚的職務。徐樹錚雖然去職，可不甘寂寞的他，仍是總理段祺瑞的靈魂，照樣操控時局，進而引發了變亂。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