庇護十世

庇護十世（Pope Pius X），又譯作比約十世，碧嶽十世 ^[1]  。原名朱塞佩·梅爾基奧雷·薩爾託（Giuseppe Melchiorre Sarto），羅馬天主教第258任教皇（1904.8.9-------1914.8.20）。1835年6月2日，薩爾託生於今意大利東北部特落維索省的裏澤鎮（Riese），洗名若瑟；家庭貧困，父親是曾經做過鞋匠、看門人和鎮郵局的郵差，母親是一名裁縫；有4個兒子和6個女兒，薩爾託是次子。幼年在本鎮讀小學，同時跟本鎮的神父學習拉丁文；後獲得獎學金而進入卡斯泰爾弗蘭科威尼託市高級中學；為節省開支，每日需步行五英里前往學校。

1851年9月，薩爾託在父母的支持下進入教區的帕都亞神學院；學習哲學與神學。1855年12月，開始領受預備聖秩；1857年9月，領受副執事的聖秩；1858年2月27日，被祝聖為執事；1858年10月18日於卡斯泰爾弗蘭科威尼託被祝聖為司鐸。遂被派遣至威尼斯西北的託博洛服務；他組織成人夜校，訓練堂區聖詠團；又因仰慕方濟會的聖良納（Leonard of Port Maurice ）（曾擔任教皇本篤十四世的告解神師），加入了方濟會第三會。

1867年7月，在薩爾託的申請下，教區委派他為薩爾扎諾地區首席司鐸；1875年，擔任教區法律顧問；此後又相繼擔任修院靈脩指導神師、修院主考官、教區副主教；在此期間，他使宗教教育成為了公立學校的選修課；並且經常利用假日，走訪修院，組織公立學校的兒童進行宗教教育。1875年8月，薩爾託慕名拜訪了慈幼會會祖聖若望鮑思高，並申請加入了慈幼協進會。1879年12月，因主教去世，被推舉為教區臨時負責人以及主教公署經理，署理教區行政；1880年6月，任教區大修院教師，教授信理神學與倫理神學。

1884年11月10日，教廷委任薩爾託為米蘭附近的天主教曼託瓦教區主教；1884年11月20日，於羅馬的聖阿波利納萊堂接受了羅馬總主教區副主教盧奇多·帕洛奇樞機（Lucido Maria Cardinal Parocchi）的祝聖。當時的曼託瓦教區教務廢弛，大量的教產被意大利政府沒收，實俗主義和宗教冷漠的情緒蔓延；薩爾託從教區修院的教育入手，改革弊政；大量的走訪堂區以及和信友通信，喚起信友的熱情，建立教理研究協會，進行信仰培育、發展天主教出版事業；1891年6月19日，獲教廷宗座助理（1969年禮儀改革前宗座宮的職務，現已經廢除）的稱號。

1893年6月12日，教皇良十三世擢升薩爾託為樞機，領銜S.Bernardo alle Terme堂區司鐸。1893年6月15日，又改任為天主教拉丁禮威尼斯宗主教區宗主教；由於教廷與意大利政府關係緊張，薩爾託延遲至1894年初方才到任。任內關心社會和經濟問題，支持社會運動，曾參加威尼斯工人協會，反對政治干涉宗教事務。

1903年7月20日，教皇良十三世病逝；樞機團隨即於7月底於西斯廷教堂舉行秘密選舉儀式；此前呼聲最高的是前教廷國務卿馬里亞諾·拉姆波拉樞機（Mariano Cardinal Rampolla del Tindaro）；他曾促進改善教廷與法國的關係。在前兩輪投票中，他遙遙領先於其他候選者。

此時，通過非法渠道獲得選舉信息的奧匈帝國皇帝弗朗茨·約瑟夫一世處於反對法國的原因，公開表示反對拉姆波拉樞機當選，並行使了否決權；不久，法國政府也介入了選舉，使選舉變的困難重重。

儘管，教廷樞機團遂進行了強烈的抗議；但在此影響下，情況開始發生變化；1903年8月4日，至第五輪選舉結束，薩爾託樞機當選為新任羅馬教皇。

此時的薩爾託對於自10世紀以來，歐洲君主屢屢干涉教會事務，深感悲痛，並且拒絕接受伯多祿聖座，而且強烈要求清查和嚴懲選舉會議中的泄密者。後在樞機團和馬里亞諾·拉姆波拉樞機的極力勸説之下，勉強接受了教皇的職位。

1903年8月9日，薩爾託於羅馬聖伯多祿大殿（聖彼得大教堂）冕為天主教第258任教皇，取名號“庇護十世”；以表示對於先教皇庇護九世傳統主義和對於世俗堅強不屈性格的推崇。

1913年初，庇護十世被查出患有心臟病，此後一直情況不佳；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這對於此前斡旋於歐洲各國，呼籲和平和寬容的教皇以沉重的打擊。

1914年8月15日聖母升天節，教皇的病情開始極具惡化，1914年8月20日，教皇病逝於梵蒂岡宗座宮，留下了“我生來是貧窮的，我的生命也是貧窮的，我也願意死在貧窮中。”的遺囑。

隨後，庇護十世被安葬於伯多祿大殿（聖彼得大教堂）的地下室。

庇護十世時期，外交重點承襲良十三世時期得局面，即：對法國政教關係、與意大利王國關係。

法國是歐洲大陸上最重要的天主教國家，長期被稱為“教會最寵愛的女兒”。但自拿破崙時代以來，法國國內的政教關係長期緊張；1798年2月，法國革命軍將教皇庇護六世由梵蒂岡劫持至法國；後又逼迫其支付鉅額的賠款；1801年7月，拿破崙強迫教廷簽署《和平協議》，將教會完全控制於國家之下；此後，法國曆屆政府的政策始終處於搖擺不定的狀態；第三共和國建立初期，對天主教會採取了寬容政策；1879年1月，共和黨人弗朗索瓦·保羅·儒勒·格雷維當選為法國總統，主張嚴厲清算教會；1880年頒佈法令，限制天主教修會從事教育工作；1882年將國民義務教育中的宗教內容刪除；1886年禁止各修會人士服務於公立學校。對此，教皇良十三世曾經在《掛慮》通諭中，希望法國天主教通過合法的手段維護教會的權利。

1896年的“德雷菲斯案”和1898年“法蘭西運動事件”使得教會與政府的關係更加緊張；1901年7月，法國總理瓦爾德克·盧梭要求天主教各修會組織必須限期向政府登記註冊；1902年8月，激進黨人埃米爾·孔布總理強行關閉了大約三萬所未向政府登記的教會學校，並禁止教會建立新的學校；1904年又全面禁止教會從事教育工作，並將一些教會教育產業進行了查封拍賣。

1904年3月18日，庇護十世發表了反對法國政府禁止天主教從事青少年教育的講話，遭到了法國政府的強烈抗議；1904年4月初，法國總統埃米爾·盧貝訪問羅馬，會見了意大利國王；庇護十世隨即拒絕會見埃米爾·盧貝；1904年4月28日，教廷致函法國外交部，抗議法國總統訪問羅馬，是對意大利王國“非法”吞併羅馬城的默許。1904年5月25日，法國召回了駐教廷公使；作為報復手段，庇護十世宣佈給予兩名支持共和國政府的主教給予“絕罰”。1904年7月30日，法國宣佈斷絕與教廷的外交關係；遂在全國範圍內關閉修院，強迫修道還俗；遂對天主教信友給予監視等。

1905年12月5日，法國政府頒佈《政教分離法令》，取消對於天主教的財政補貼，將教會的不動產一律收歸國有。1906年2月，庇護十世致函法國主教團，對法國政教法令表示抗議，同時要求法國主教團“珍惜超性的利益高於物質的利益”，寧可失去教產，絕不向法國政府妥協；1906年8月4日，庇護十世頒佈《劇烈》通諭，再次駁斥政教法令中關於宗教社團的規定，同時禁止信友參加反對教會聖統的社團與協會。此後，在葡萄牙與英國統治下的愛爾蘭的政教分離運動，庇護十世也採取了堅決反對的立場。

1870年9月20日，意大利王國武裝佔領羅馬；教皇庇護九世退居梵蒂岡；拒絕承認意大利佔領教皇國的合法性；在庇護十世時期，依然堅持這一原則；但是出於反對共產主義、社會主義、自由主義、無政府主義的目的，允許有條件的不執行庇護九世《不允許》通諭中關於禁止意大利天主教徒接受政府公職和參與政治性投票的規定；此外，對於意大利王室的“停止聖事”處罰依然有效。

庇護十世十分關心俄國統治下的波蘭天主教會以及俄國天主教的處境，特別是烏克蘭合併教會問題（即烏克蘭東儀天主教），同時表達了改善與東正教關係的願望，當時由於沙皇俄羅斯的教會國家化政策，沒有獲得迴應。

現代主義派產生於19世紀下半葉，最早產生於法國；是指部分教會人士反對士林神學，主張教會體制和神學思想上的改革，與現代科學調和，以適應現代社會的需要；後來在意大利統一過程中，被國家主義者和無神論者所採用，作為反對教會的工具；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在教會內愈演愈烈。在庇護九世晚期和良十三世時期，都曾經對於現代主義派神學給予了駁斥。

1904年12月，庇護十世在對教廷全體主教講話中，告誡主教們“要警惕現代居於統治地位，毫無忌憚的批判主義。”

1907年7月3日，庇護十世頒佈《可悲》通諭，譴責了六十五條現代主義派命題；教皇認為這些命題是對於聖經和信德奧跡的歪曲，1907年7月4日，在庇護十世的授意下，教廷最高裁判所主教會議頒佈《現代主義謬論目錄》，譴責了現代主義對於信理與啓示，教會體制等方面的全部論點。

1907年9月8日，庇護十世頒佈了《牧者》通諭，將現代主義派歸結為“有組織的匯聚，妄圖推翻教會聖統”；“是所有異端主義的複合體，是在有問題的運動中形成的非正統的邏輯結論，不但是破壞羅馬大公教會……也是破壞任何宗教”；通諭指責現代主義的錯誤為“不可知論和內在論”，同時將基督教的“現代批判主義釋經學”指責為“異端主義”。

此後，庇護十世加強了“聖經委員會”的權威，要求全球各教區成立監督委員會，審查教會出版物與司鐸公開言論；嚴格規範各修院的修生就讀社會公立大學的申請限制；1908年初，庇護十世將現代主義派領袖阿弗雷德（ALFRED LOISY）開除出天主教會。1909年6月，創立宗座聖經學院，以充實聖經學的研究和講授。

1910年9月，庇護十世發佈訓令，要求修生領受大神品（即副執事、執事、司祭品）以及接受教會學位、領受教會職務者，必須宣誓反對現代主義。

對於當時流行的認為天主教應興起社會運動和羣眾團體，以對抗唯物主義的觀點；庇護十世也表示反對，並譴責了意大利的“莫里運動”和法國天主教民主黨的“西永”運動。教皇認為此舉會使宗教趨向於政治。

庇護十世被後世稱為“牧靈教皇”，1903年11月20日，庇護十世在《關心事件》通諭中指出“渴望基督的真精神在每一位信友心中燃起……信友們在聖殿裏，可接觸到這精神的最主要和不可缺的泉源：即在教會內作公開和隆重的祈禱，參與神聖的奧跡”。為此，他任命年輕的西班牙籍樞機德爾·瓦利(Rafael Merry del Val)出任教廷國務卿，協助其進行改革，使教廷適應現代社會的進步。

天主教自中世紀以來，特別是特倫多大公會議（天特會議）後，出於神學理論和教會傳統的嚴格限制，信友很少領受聖體；對此，1905年12月20日，庇護十世頒佈《勤領聖體》通諭，重申所有信友多次和每日領受聖體聖事的重要性，是“吾主基督所期望的”、“聖體聖事是最快最短的天國之路”。1910年，頒佈《兒童領受聖體》通諭，放寬兒童初領聖體和告解聖事的限制。

1903年11月22日，庇護十世頒佈《Motu proprio》訓令，“禮樂的目標有崇高的神聖質量，應為良善人所樂用，又能顯示禮儀的莊嚴，為滿足所有人民、國家、時代並在簡樸及完美生活中所需求的”；其後的《在關懷中》通諭也指出“聖樂必須是神聖的，因此必須不僅排除一切本身的褻瀆，還有那些演奏者如何演繹它的方式”。教皇對近幾個世紀以來，過分強調音樂技巧的複雜和潮流，使得音樂在彌撒禮儀中本末倒置的現象給予斥責；1904年又設立額我略聖詠基金會，重整教會音樂，委託法國本篤會會士予以修訂翻新，提倡恢復詠唱額我略聖詠；1907年，又進行聖樂運動。

1911年，頒佈《聖神啓默》通諭，將教區神職主日日課中的18篇聖詠和平日裏的12篇聖詠，減少至9篇，以利於神職更充分的進行牧靈工作；同時重整禮儀年，取消和更改了部分慶日和節日的日期，以照顧信友的生活以及符合社會的需要。

1904年3月19日，庇護十世特令成立法典修訂委員會，對教會法進行制度化、系統化；1905年，規範對於修會團體的管理，所有修會團體的建立，必須由教區主教呈報，教皇批准方可成立；禁止社會團體管理神職。1908年，改組教廷各機構，明確劃分職責，取消教廷人員原有的募金制度，確定規定等級薪金制度，將羅馬最高裁判所改組為聖職部。廢除教皇西斯篤五世以來的主教述職制度，改為五年一次。1909年6月，支持耶穌會建立宗座聖經學院，用以聖經的研究和教育。

庇護十世非常推崇聖母；1904年12月7日，頒佈《向那一日》通諭，闡述聖母為諸寵中保的神學基礎；並且給赴土耳其厄弗所聖母之屋朝聖的信友給予全大赦；1917年，又敕令建立露德聖母節。教皇曾稱讚玫瑰經為“玫瑰經是最奇妙，最富於恩寵的經文，同時也最能感動天主聖母的慈心！如果你們願意家庭平安與喜樂，該共同天天念玫瑰經。”

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期間，對於原有的禮儀年進行了大幅度的調整，舊拉丁禮典裏的三十八位聖教皇的慶節或紀念日被刪除至十五位，聖庇護十世作為近四個世紀以來唯一列聖品的教皇得以保留；今天，天主教於每年8月21日紀念這位聖人，同時，他被奉為天主教特落維索教區的主保聖人。

本日的集禱經中這樣寫到：“主，你揀選了聖庇護十世 ^[2]  ，以天上的智慧和宗徒的勇毅精神，維護公教信仰，並在基督內復興一切；求你仁慈地幫助我們遵從聖人的教導，效法他的榜樣，將來也能獲得永遠的賞報。”

從1916年開始，每日都有大量的朝聖者前往伯多祿大殿悼念這位教皇；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朝聖的熱潮依然很高漲，隨之是要求對於庇護十世宣聖調查的呼聲日益高漲。1923年2月，教皇庇護十一世宣佈關於庇護十世列聖程序正式啓動。

1939年8月，教皇庇護十二世在岡道爾夫堡夏宮發表了讚揚庇護十世的文告。

1943年2月12日，教皇庇護十二世宣佈，列庇護十世為“可敬者”（Venerable）。

1944年5月19日，庇護十世的靈柩被由伯多祿大殿的地下室中取出，經過開棺檢查，他的遺體依然保存完好。隨後，聖禮部開始對於庇護十世列真福品和聖品的聖蹟調查；最後確認了兩起通過請求庇護十世代禱而使癌症痊癒的聖蹟。

1951年2月11日、3月14日，教皇庇護十二世先後認可了這兩件聖蹟。1951年6月3日，列庇護十世為“真福品”（beatification）。

1954年5月29日，教皇庇護十二世在梵蒂岡聖伯多祿大殿，宣佈列庇護十世為“聖品”，教廷各部、各修會、樞機團、各國使節以及來自全球各地的信友約80萬人在大殿廣場上參與了宣聖典禮。

1955年初，教皇聖庇護十世的名字進入了羅馬禮儀年表中，紀念日為每年9月3日。1962年，教皇若望二十三世頒佈新版《羅馬彌撒禮書》，將庇護十世紀念改為每年8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