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憤詩

嗟餘薄祜⑴，少遭不造⑵。哀煢靡識，越在襁褓。母兄鞠育⑶，有慈無威。恃愛肆姐⑷，不訓不師。

爰及冠帶，馮寵自放⑸。抗心希古，任其所尚。託好老莊，賤物貴身。志在守樸，養素全真。

曰餘不敏，好善闇人。子玉之敗，屢增惟塵。大人含弘，藏垢懷恥。民之多僻⑹，政不由己。

惟此褊心，顯明臧否。感悟思愆，怛若創痏⑺。欲寡其過，謗議沸騰。性不傷物，頻致怨憎。

昔慚柳惠⑻，今愧孫登。內負宿心，外恧良朋。仰慕嚴鄭，樂道閒居。與世無營，神氣晏如。

諮餘不淑，嬰累多虞。匪降自天，實由頑疏。理弊患結，卒致囹圄。對答鄙訊，縶此幽阻。

實恥訟免，時不我與。雖曰義直，神辱志沮。澡身滄浪，豈雲能補。嗈嗈鳴雁，奮翼北遊。

順時而動，得意忘憂。嗟我憤嘆，曾莫能儔⑼。事與願違，遘茲淹留。窮達有命，亦又何求。

古人有言，善莫近名。奉時恭默，咎悔不生。萬石周慎⑽，安親保榮。世務紛紜，祗攪餘情⑾。

安樂必誡，乃終利貞。煌煌靈芝，一年三秀。餘獨何為，有志不就。懲難思復，心焉內疚。

庶勖將來⑿，無馨無臭。采薇山阿，散發巖岫。永嘯長吟，頤性養壽。 ^[1-2] 

⑴祜：福。

⑵不造：不成。言家道未成。

⑶鞠育：養育。

⑷姐：嬌。

⑸馮：同慿。

⑹僻：邪。

⑺創痏：創傷。

⑻柳惠：即柳下惠，春秋時人。

⑼儔：比。

⑽萬石：指漢代石奮。

⑾祗：適。

⑿勖：勉勵。 ^[3] 

《幽憤詩》是魏末代表作家嵇康的重要作品，是研究嵇康個性與思想的至為重要的文獻。讀這首詩，首先應該瞭解它的寫作背景。幹寶《晉書》載：“康有潛遁之志，不能被褐懷寶，矜才而上人。（呂）安，巽庶弟，俊才，妻美。巽使婦人醉而幸之，醜惡發露，巽病之，告安謗己。巽於鍾會有寵，太祖遂徙安邊郡。遺書與康：‘昔李叟入秦，及關而嘆’云云。太祖惡之，追收下獄，康理之，俱死。”孫盛《晉陽秋》説：“初康與東平呂安親善，安嫡兄遜淫安妻徐氏。安欲告遜遣妻，以諮於康。康喻而抑之。遜內不自安，陰告安撾母，表求徙邊。安當徙，訴自理，辭引康。”從以上記載可知，嵇康好友呂安被其兄呂巽誣陷入獄，於是引康證明呂巽之醜惡及已無不孝之罪。正直的嵇康義不負心，保明其事，遂牽連入獄。鍾會乘機譖之，一代奇士嵇康竟至被殺。這首詩即為嵇康因呂安事被收獄中所作。然而，這首詩的產生有着更為深刻的時代原因，並且與詩人的獨特個性有極為密切的關係。眾所周知，魏晉之際政治黑暗、危機四伏，正直的知識分子朝不保夕，隨時有生命之虞。嵇康是“竹林七賢”中思想最為激烈的鬥士，主張“越名教而任自然”，非薄湯武周公，毫不留情地攻擊司馬氏提倡的虛偽名教。此外，他的性格極為矛盾：一方面“俯仰自得，遊心太玄”，以莊子為師，追求遺世放達。另一方面卻又剛腸疾惡、輕肆直言，為當時社會所不容。嵇康被牽連入獄以至被殺，就是他的激烈思想和剛直個性導致的結果。以下結合這首詩的分析，將隨時揭示以上所説的這些原因。

《幽憤詩》大致可以分為四段。

第一段：“嗟餘薄祜”至“養素全真”。作者自述青年時代就已形成的桀驁性格和放逸隱居的志向。“嗟餘”四句感嘆自己從小喪父。“母兄”四句説自己由母親和哥哥撫養，蒙受他們的慈愛、恃愛肆嬌，得不到師長的訓導。從中可見，嵇康因從小喪父，為母兄溺愛，沒有受過嚴格的儒學薰陶。這對於形成他日後喜愛莊老的思想和任情肆志的性格不無關係。接下“愛及”八句就講到自己的愛好和志向。這八句詩，既是嵇康思想和性格的寫照，也集中概括了魏晉名士追求的普遍品格。這一段為全詩奠定了反省生平行事的基調。

第二段：“曰餘不敏”至“豈雲能補”。這一段主要是自責在呂安事上的粗疏。“曰餘”二句即指自己因“不敏”而與“闇人”相善。“不敏”指自己闇於人情機宜的弱點。這一點嵇康在《與山濤書》中就已認識到，所謂“不識人情，闇於機宜”。而在呂安事上，他又一次暴露了自己的弱點，導致冤陷囹圄。關於“好善闇人”一句，歷來注家説法不一。或指呂安、或指鍾會，或指呂巽，還有的認為別有所指。闇人指呂巽。根據嵇康《與呂長悌絕交書》，嵇康與呂巽的交好比與呂安的交結要早。對這麼一個闇人，自己卻受其矇騙，相信了他不再與呂安吵下去的虛假承諾。豈知後來呂巽倒打一耙，反而誣告呂安，以至自己被牽連入獄。這種尷尬結局，使作者悵然失圖，沉痛自責。“子玉”二句，用《左傳》僖公二十七年子文薦子玉，終於造成楚國日後失敗的史實，比喻自己因為相信呂巽，反而遭到災禍。詞意只承前二句。“大人”二句，分別用《周易》和《左傳》的典故，原意是説，大人物胸懷宏大，能藏納垢恥。這裏反用其意，是説自己生性容不得邪惡。所以後面説，“惟此褊心，顯明藏否”。這二句詩是作者對自己性格的深刻剖析。他不能像“大人物”那樣“胸懷宏大”，藏納垢恥，而要顯明事物的是非善惡。嵇康是以莊周為師的，而莊周主張“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認為客觀世界不存在什麼是非之分。據説阮籍至慎，“口不臧否人物”，真正實踐了莊子的理論。嵇康卻不然，他在理智上清醒認識到善惡、是非等是人生的外累，養生的隱患，但實際言行卻往往暴露鮮明的是非好惡之形。這就是他自責“褊心”的原因。其實，所謂“褊心”，恰恰是嵇康正直和“任俠”性格的表現。“感悟”二句承上，意思是説自己意識到立身行止的粗疏，因而痛心如創傷。“欲寡”八句自責耿介個性所造成的種種失誤。作者的“宿心”是“欲寡其過”、“性不傷物”，遵循老莊的教誨，“志在守樸，養素全真”，但“不敏”和“顯明臧否”的“褊心”，卻常常招來謗議和怨憎。從前曾自愧缺乏柳下惠那樣堅持直道的精神，卻悔恨為什麼不聽隱士孫登的告誡。據《魏氏春秋》：“初，康採藥於中北山，見隱者孫登。康欲與之言，登默然不對。逾年將去，康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也。’”嵇康才多識寡的毛病，果然為孫登言中！在呂安事上，他又一次落入世網。“內負宿心，外恧良朋”二句，寫出了作者何等沉痛的心情！“仰慕”四句寫作者對西漢隱者嚴君平和鄭子真的嚮往。《漢書·王貢兩龔鮑傳》記鄭子真、嚴君平樂道閒居，與世無爭，雖處貧窮卻神氣安然。當此身陷囹圄之際，嵇康自然愈加嚮往那些安貧樂道、終其天年的高士。“諮餘”四句是作者再次自責不淑和頑踈，與前面“曰餘不敏、好善闇人”二句相呼應。作者把這次得禍之由歸結為自己性格中的弱點。以下“理弊”八句寫作者在獄中的遭遇及心情。其中關於“對答鄙訊”的內中情事，很不容易揣度。根據《晉書·嵇康傳》中鍾會詆譭嵇康以及《文士傳》中鍾會庭論嵇康的記載，當日獄吏羅致嵇康的罪狀大致不出於以下三點：一是輕時傲世，不為物用；二是欲助毋丘儉造反；三是言論放蕩，非毀典謨。總之，嵇康拒不與司馬氏合作的政治態度和激烈的思想言論，成為他“繁此幽阻”及不久被害的根本原因。這位剛直之士知道自辨也不會有什麼效果，所以“實恥訟免”，不屑與獄吏爭辨是非曲直，而把身受的謗冤歸結為不遇明時。然而，雖然自己“義直”，身陷囹圄卻終究會叫人“神辱志沮”。末後“澡身”二句，表達了作者悔之莫及的大痛。

第三段：“嗈嗈鳴雁”至“心焉內疚”。這一段集中抒寫作者對於自身悲劇的憤嘆。“嗈嗈”四句描寫振翼高飛、順時而動的鳴雁。在嵇康詩歌中經常出現飛鳥形象。如“焦鵬振六翮，羅者安所羈”（《述志詩》二首）；“雙鸞匿景曜，戢翼太山崖。”（《五言贈秀才詩》）；鸞鳳避罻羅，遠託崑崙墟。”（《答二郭詩》三首）飛鳥翱翔在廣闊的天空，順時而動，得意忘憂，它們是自由的象徵，是詩人的嚮往與追求。自由自在的飛鳥，正與身處困境的作者形成鮮明的對照，這自然使作者異常憤嘆。“窮達有命，亦又何求。”作者又一次把自己的不幸歸之為命運的擺佈。以下“古人有言”十句，引用先哲的教誨和漢代石奮及其四子周慎謹密的典故，自責生性頑疏。“煌煌”四句，慨嘆自己的有志不就。這一段從奮翼北遊的鳴雁，安親保榮的石奮，一年三秀的靈芝等形象，聯繫到自己有志不就的一生悲劇，反覆抒發憤嘆之情，感情十分沉痛。

第四段：“庶勖將來”至最末“頤性養壽”。作者再次申明他的“志在守樸，養素全真”的本志。這幾句表現的仍是拒不與司馬氏合作的倔強態度。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幽憤詩》的寫作雖以呂安冤獄為直接導因，但更深刻的原因是作者處於被囚的特定環境中，抒寫生平憂鬱和對時世的憤慨。從這首詩裏，嵇康再次鮮明地表現出他的清醒理智與耿介個性之間的深刻矛盾，顯示他反對司馬氏集團的政治態度。由於《幽憤詩》確實呈現出強烈的自責、自傷的感情色彩，因此有人評價此詩是士族文人嵇康軟弱性的表現。其實，這種觀點由於沒有深刻把握嵇康的思想和矛盾性格，因而並不符合真實的嵇康。

《幽憤詩》的寫作特點之一是以內心獨白方式反覆抒情。作者陷於囹圄之中，無人可與晤談，而滿腔的憂鬱和幽憤，又迫切需要排遣，這樣就自然而然形成反覆抒情的特點。詩中的自責和憤嘆，初看似乎很零亂，其實還是有脈絡可尋。作者先回顧青少年時期曠達個性的形成，緊接便自責呂安事上的不敏，再檢討一生素志和立身行事之間的諸多矛盾，憤嘆自已的有志不就，最後申明隱逸避世的宿願。整首詩情辭悲慨，淋漓盡致地抒寫了詩人的幽憤。

《幽憤詩》的寫作特點之二是引用典故較多。如“子玉之敗”用《左傳》；“民之多僻”、“惟此褊心”、“匪降自天”、“嗈嗈鳴雁”等借用《詩經》成句；“仰慕嚴鄭”、“萬石周慎”等用《漢書》；“善莫近名”出於《莊子》等。這些典故用在詩裏大多顯得較為貼切。

鍾嶸《詩品》評嵇康詩曰：“過為峻切，訐直露才，傷淵雅之致。”意思是説嵇詩過分峻拔直露，表現出橫議是非的特色，缺少含蓄高遠之致。劉熙載《藝概》説：“叔夜之詩峻烈，嗣宗之詩曠逸”，比較了嵇、阮兩家詩的不同風格，並以“峻烈”二字概括嵇詩風格。上面説過，嵇康思想激烈、個性耿介。這種獨特的人格形諸詩文，便呈現為鍾嶸指出的“峻切”的藝術風格。《幽憤詩》不像阮籍詩那樣常用眾多比興，隱蔽曲折地抒發感情，而是旨意顯豁、一覽無遺。這正如陸時雍《詩鏡》所説：“嵇詩一舉殆盡。”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説得更明晰：“叔夜衷懷既然，文章亦爾，徑遂直陳，有言必盡，無復含吐之致。故知詩誠關乎性情，婞直之人，必不能為婉轉之調審矣。”又説：“嵇中散詩如獨流之泉，臨高赴下，其勢一往必達，不作曲折瀠回，然固澄澈可鑑。”《幽憤詩》即是嵇詩“有言必盡”、“一往必達”風格的代表作。 ^[4] 

（223－263）三國時魏末文學家、思想家與音樂家，魏晉玄學的代表人物之一。“竹林七賢”之一。善於音律，創作有《長清》《短清》《長側》《短側》，合稱“嵇氏四弄”，與東漢的“蔡氏五弄”合稱“九弄”。其留下的“廣陵絕響”的典故被後世傳為佳話，《廣陵散》更是成為十大古琴曲之一。文學創作主要是詩歌和散文。詩今存50餘首，以四言詩為多，佔一半以上。散文《聲無哀樂論》《與山巨源絕交書》《琴賦》《養生論》等是千秋相傳的名篇。《隋書·經籍志》著錄有集13卷，已散失，僅存10卷本；明人刻有《嵇中散集》；魯迅輯校《嵇康集》，收入《魯迅全集》中。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