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燈事件

魯迅在1922年《吶喊·自序》中談到早年在日本留學時棄醫從文的經歷，説微生物課課餘，教師照例放些風景或時事的幻燈片給學生看，其時正當日俄戰爭，有關戰事的畫片自然較多，而作為滿堂日本學生中唯一的中國人，“我在這一個講堂中，卻須隨喜我那同學們的拍手和喝彩。有一回，我竟在畫片上忽然會見我久違的許多中國人了，一個綁在中間，許多站在左右，一樣是強壯的體格，而顯示出麻木的神情。據解説，則綁着的是替俄國做了軍事上的偵探，正要被日軍砍下頭顱來示眾，而圍着的便是來鑑賞這示眾的盛舉的人們”。

“幻燈片事件”早已進入民族的集體記憶。但“幻燈片”還有一個版本，亦見於魯迅（1926年《藤野先生》）：“一段落已完而還沒有到下課的時候，便演幾片時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戰勝俄國的情形。但偏有中國人夾在裏面：給俄國人做偵探，被日本軍捕獲，要槍斃了，圍着看的也是一羣中國人；在課堂裏的還有一個我。”每當看到日軍勝利的畫面，日本同學照例就歡呼鼓掌，這一次也不例外，大喊“萬歲！”，“但在我，這一聲卻特別聽得刺耳”。

“砍頭”在這裏被寫成“槍斃”，這並非魯迅的疏忽。隨後的文字也為“槍斃”提供了佐證：“此後回到中國來，我看見那些閒看槍斃犯人的人們，他們也何嘗不醉酒似的喝彩。”但槍斃現場不同於砍頭現場，圍觀者不能抵近行刑者和受刑者（站在左右），而須站在後方稍遠地方。這給照相機鏡頭帶來一個難題，不能像拍攝“空間密集”的砍頭場面一樣，將處在中心的行刑者和受刑者與呈弧狀遠遠站在後方的圍觀者同時收進一個畫面且同時保證所有人表情的可辨。魯迅顯然對攝影頗為敏感。既把砍頭改為槍斃，就得相應調整整個場景的景深和人物排列，於是不再有“站在左右”一説，不再提“麻木的神情”。換言之，不再是幻燈片上中國人“麻木的神情”震驚了他，而是同看幻燈片的日本同學的“歡呼”刺激了他。在《吶喊·自序》中，視覺（我-幻燈片）更具震撼力，在《藤野先生》中，聽覺（我-日本同學）壓倒了視覺。

與西方一些單純民族的國家不同，中國的現代民族觀念，實際上指多民族共同體的國家。中國的現代民族主義意識，便是以漢民族為主體的多民族共同體國家的意識，體現為中國人對本民族國家的情感、意識和觀念，便包括對民族國家內部矛盾和與外部矛盾的看法兩個方面。

現代中國歷史上的民族主義，表現出多樣的複雜的形態。因為要談魯迅，我們可重點考察20世紀30年代中國的民族主義。以魯迅為代表的三十年代左翼民族主義，便與自由主義的右翼民族主義，國民黨政權的民族主義有着不同。從內外兩個矛盾的視角來看，左翼民族主義強調民族民主革命，即反帝反封建，既反對帝國主義，又追求階級解放。自由主義的右翼的民族主義不贊同左翼民族主義的反帝和階級鬥爭，強調模仿西方，在維護現政權的穩定基礎上確立現代自由憲政制度。國民黨政權的民族主義有兩種表現，一是以蔣介石為代表，推行法西斯主義的民族主義，一是以汪精衞為代表的民族投降主義。國民黨政權的民族主義的兩種表現在一部分知識分子中間也有反映，三十年代的民族主義文藝運動和四十年代初的戰國策派相似於前一種，周作人等“附逆”知識分子屬於後一種。顯然的，左翼民族主義是中國三十年代的多樣民族主義中的主導性思潮，這也是中國抗日反帝鬥爭取得勝利的一個重要原因。

中國現代著名思想家，左翼文化巨人魯迅有着非常成熟而又先進的現代民族主義觀，這是他的博大精深的左翼文化思想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魯迅不但是現代中國文化的一個巨人，也是中國左翼文化的永遠的旗幟。在當前，民族主義思潮非常活躍，並且表現形態極其多樣並且複雜，重新學習和弘揚魯迅的左翼民族主義觀，具有重要的時代意義。從內外兩個矛盾及其關係角度來分析，魯迅的左翼民族主義表現為三個特點。

魯迅的左翼民族主義首先是被壓迫階級的民族主義，指向着由階級解放到社會解放的社會主義的道路。在魯迅的青年留學時期，懷抱着“我以我血薦軒轅”的救國理想的魯迅確立了現代“立人”的思想，由“立人”而建立“人國”，由此確立民族的振興道路。但這一思想過於玄虛，沒有在現實中落實的可能，魯迅於是陷入了思想的迷茫。在五四時期，魯迅猛烈地批判中國傳統文明的“吃人”本質，但喊出的“救救孩子”的呼聲畢竟空洞，伴隨他的是“與黑暗搗亂”的虛無而絕望的情緒。雖然魯迅很早就由俄羅斯文學認識到國家內部是分壓迫者和被壓迫者兩個階層的，只有到二十年代後期，他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才終於找到了自己確信併為之奮鬥的青年理想的踏實的道路，這就是獻身於階級解放，由階級解放到社會解放，這正是他的“立人”到“人國”玄虛理想的可行的現實選擇。從這個意義上，魯迅主義，當是指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之後的魯迅思想，這是魯迅思想發展的高潮和成熟階段，三十年代的魯迅由此成為左翼文化的大師和旗幟。魯迅由批判國民性到批判社會的階級壓迫，揭露統治者的反動和社會黑暗，熱切地為新興的階級解放的鬥爭而擲出他的像匕首、像投槍的筆。正如他所説：“左翼作家們正和一樣在被壓迫被殺戮的無產者負着同一的運命，唯有左翼文藝現在在和無產者一同受難（passion），將來也將和無產者一同起來。”

魯迅的左翼民族主義其次是被壓迫民族的民族主義，指向着反帝和團結被壓迫民族共同發展國際主義的道路。中國近現代知識分子生活在帝國主義對第三世界的瘋狂壓迫和被壓迫民族奮起反抗民族救亡的時代，民族救亡既指向對國內封建統治者的反抗，也指向着世界上被壓迫民族對帝國主義的共同鬥爭。在魯迅深受幻燈片事件的刺激，棄醫從文，致力於思想啓蒙之初，魯迅便大量翻譯世界上被壓迫國家的作品，他感到深受帝國主義壓迫的中國與世界弱小民族的心靈是相通的。也由此，他在《摩羅詩力説》中表達了對英國詩人拜倫對被壓迫民族反帝鬥爭的支持的敬意。三十年代，第一個現實社會主義國家蘇聯擔當了世界被壓迫民族反帝鬥爭的導師的角色，魯迅與國際左翼革命力量相呼應，便也對蘇聯表達了他的敬意。在社會主義運動的打擊下，帝國主義的世界殖民體系被打破，第三世界國家紛紛獲得了民族獨立。儘管蘇式社會主義後來由於內部問題而瓦解，蘇聯和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為第三世界國家打退帝國主義獲得民族獨立所做出的貢獻是無法抹殺的。魯迅既為中國的反對帝國主義鬥爭做出偉大的貢獻，也對世界弱小國家的反帝鬥爭熱心支持，表現出左翼民族主義所包含的國際主義精神。魯迅稱讚密茨凱維支，“是波蘭在異族壓迫之下的時代的詩人，所鼓吹的是復仇，所希求的是解放”。他積極參加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營救被國民黨法西斯政府逮捕的國際左翼人士牛蘭夫婦等人。他撰文猛烈地揭示和批判帝國主義對中國人民的壓迫，《友邦驚詫論》便是這樣主題的眾多的名篇之一。

魯迅的左翼民族主義還表現在同形形色色的錯誤的民族主義作鬥爭。針對狹隘的自大的民族主義，魯迅作了尖鋭地批判，指出它是“合羣的愛國的自大”，於反帝無補，反而有害，因為它將無理性的由於外國強權的壓迫所產生的憤恨無例外地要發泄到本民族的獨異之士和弱者身上。自大民族主義推崇國粹，盲目地仇視外國一切東西；魯迅卻批判國粹中的封建性糟粕，堅持“拿來主義”，以西方為師，“即使那老師是我們的仇敵罷，我們也應該向他學習。”拿來當以利我為主，所以魯迅又反對“被描寫”，反對帝國主義話語對中國的醜化。他特別指出一種“西崽”的民族主義，“依徙華洋之間，往來主奴之界”，為洋人的狗腿子，又罵洋人，更為虎作倀地歧視同胞。對三十年代以國民黨政權為依靠的民族主義文學運動，魯迅更是加以深刻地揭露它是“流屍文學仍將與流氓政治同在”，實際上是國內的反動統治者勾結帝國主義鎮壓本國勞動人民和為帝國主義前驅欺負其他被壓迫民族的流氓政治在文學上的反映。魯迅也同自由主義的右翼的民族主義作鬥爭。後者對左翼民族主義的反帝和階級鬥爭不予理解和表示反對，實際地維護着當時反動的壓迫人民的國民黨政權，不自覺地充當着壓迫階級的“乏走狗”。魯迅並不反對現代憲政制度，他一則認為與虎謀皮，無實現的可能也就沒有積極意義，反而充當了統治者壓迫人民的“劊子手”，二則他認為平等和自由很難兩者得兼，階級解放的民主比抽象的自由實際上是統治者壓迫人民的自由更重要。自由主義者憧憬着擠入國際帝國主義俱樂部，他不反帝並往往與帝國主義一樣歧視第三世界被壓迫民族。

學習魯迅的左翼民族主義，具有極大的時代意義。魯迅的民族主義是被壓迫階級和被壓迫民族的民族主義，是被壓迫民族的國際主義。在當下的中國，階級壓迫和民族壓迫並沒有消除；當下中國民族主義思潮仍非常活躍，並且思潮內部各種民族主義非常複雜。魯迅的左翼民族主義觀便仍是值得學習和弘揚的可貴的精神資源。

學習魯迅的左翼民族主義，首先要反對民族自大主義。民族自大主義盲目排外，於反帝無補，又將反彈力打到民族內部，亂給人扣“漢奸”帽子。其次要反對民族虛無主義。這種民族主義將民族語言和民族精神褻瀆，否定一切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在他們的眼裏，本來是中性詞的“民族主義”成了完全的貶義詞，還創造了“愛國賊”一詞，糟踏“愛國主義”的積極精神。再次，反對自由主義的右翼的民族主義。這種民族主義常常以敵視左翼的追求階級解放的民族主義為己任，並且為帝國主義作悵，欺負第三世界被壓迫民族。在美國未經聯合國授權發動的對伊拉克的侵略戰爭中，一部分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從“一夜美國人”，到“一夜美國兵”，站在如狼似虎的強者一邊支持非法侵略第三世界弱小國家，狐假虎威，實際上重演了魯迅所嚴厲批評過的三十年代右翼民族主義者黃震遐小説中所表現的為帝國主義前驅的滑稽劇。

學習魯迅的左翼民族主義，就要支持民族內部的反對階級壓迫的鬥爭，也要支持世界上被壓迫民族的反帝鬥爭，這是左翼民族主義的兩個核心定性。首先要由階級解放到民族解放，建立“人的國”，從而振興和繁榮我們的民族共同體國家。其次要支持世界人民的反帝反霸鬥爭，這是與作為第三世界的中國的民族振興分不開的，也是國際人道主義和國際正義的體現。以魯迅為開創者和奠基者的魯迅左派必繼續將這種為被壓迫階級和民族而奮鬥的左翼民族主義進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