幹校

例：關了三年牛棚,住了七年幹校。——《結婚現場會》，文革中知識分子集體下放鍛鍊的場所。

幹校與黨校區別：黨校擔負培訓各級黨政主要領導幹部及其後備幹部的任務，馬列主義理論佔總學時的一半以上。幹校主要負責行政、業務部門和企事業單位的一般幹部培訓工作，除學習馬列主義理論基礎課外，文化、業務課程佔總學時的70%-80% ^[1]  。

幹校與管理幹部學院區別：管理幹部學院屬正規的成人高等教育，幹校多為中專就職，少數也有大專教育層次，辦學形式較靈活，可根據需要辦各種類型培訓班。學時可長可短。

五七幹校，是上世紀中國文化大革命時期，全國各地各部門根據毛澤東《五七指示》興辦的農場，是集中容納中國黨政機關幹部、科研文教部門的知識分子，對他們進行勞動改造、思想教育的地方。“幹校”是“幹部學校”的簡稱，名實相差懸殊，其實是一種“變相勞改”的場所。

1966年5月7日，毛澤東看了總後勤部《關於進一步搞好部隊農副業生產的報告》後，給林彪寫了一封信。在這封后來被稱為《五七指示》的信中，毛澤東要求全國各行業都要辦成“一個大學校”，這個大學校“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事農副業生產，又能辦一些中小工廠，生產自己需要的若干產品和國家等價交換的產品”，“這個大學校，又能從事羣眾工作，參加工廠、農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又要隨時參加批判資產階級的文化革命鬥爭”。毛澤東還要求學校縮短學制，教育要革命，不能讓“資產階級統治”學校。

《五七指示》反映了毛澤東要在全國每個基層單位開展“批判資產階級”的思想，也表現出他對知識分子一貫的不信任態度。《五七指示》出台後，中共中央轉發了這封信。1966年8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全國都應該成為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紀念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39週年》，對《五七指示》作了進一步闡述及推廣。1968年，黑龍江柳河干校命名為“五七幹校”，成為中國第一個以此命名的幹校。此後大批的五七幹校在各地開辦，許多老幹部被“下放”到幹校勞動。“五七幹校”由此也成為了中國現代史上一個特定的名詞。

當時包括中共中央、國務院等大批國家機關在河南、湖北、江西等18個省區創辦了105所五七幹校，先後遣送、安置了10多萬名下放幹部、3萬家屬和5千名知識青年。而各省市地縣辦的五七幹校更是數以萬計，在那裏接受改造的學員有數十萬人。1971年“九·一三事件”後，《人民日報》刊發社論《懲前毖後，治病救人》（1972年4月24日），要求正確執行黨的幹部政策，“解放”了一大批老幹部和專家教授。隨着他們的返城，五七幹校也漸趨衰落、冷清。但誰也不敢貿然撤銷；仍有一批人滯留在此。大多數地方則把五七幹校當作讓幹部輪流去勞動、學習一段時間的場所。當全國掀起“批林批孔”、“批儒評法”、“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評《水滸》”運動時，各地的五七幹校則成了辦應景學習班的場所，平時則只有看守房舍和農具的留守人員。直至1979年2月國務院發出《關於停辦“五七幹校”有關問題的通知》，各地此類幹校方陸續宣告正式撤銷。

這類幹校一般選址在偏遠、貧窮的農村，去幹校的人被稱為“學員”。無論資歷深淺、品級大小，所有人都叫“五七戰士”。他們中間有機關幹部、大大小小的走資派、科技人員、大專院校教師、反動學術權威……有的還拖家帶口，未成年的小孩被託給城裏或家鄉的親友代管。在“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如中國作協、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等單位，連老弱病殘除外的政策也被置於不顧，統統攆進幹校；年紀最長的有七十（俞平伯）、六十（冰心、陳伯翰等）以上的人，喪失勞動力的、體弱的、深度近視的人就更多了。他們被不分年齡、性別，統統按照軍隊編制，編到劃定的連、排、班去，由軍宣隊或工宣隊管理。他們被規定過軍事化的生活，出工、收工，必須整隊呼口號，唱語錄歌；要“早請示、晚彙報”，例行性地一日數次集體齊聲“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甚至參加野營拉練。他們的學習內容是體力勞動：種田、挑糞、養豬、做飯、挑水、打井、蓋房……要求自食其力。有很多人因不堪重負，被勞累折磨誘發的疾病致死。美術家朱宣鹹以自己親身經歷創作的木刻版畫作品《五七幹校的夜讀》，就是非常形象、生動與典型的反映了五七幹校這一歷史史實。

毛澤東於1966年5月7日給林彪寫了一封信。信中寫道：

林彪同志：

你在5月6日寄來的總後勤部的報告，收到了，我看這個計劃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將這個報告發到各軍區，請他們召集軍、師兩級幹部在一起討論一下，以其意見上告軍委，然後報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軍作出適當指示。請你酌定。只要在沒有發生世界大戰的條件下，軍隊應該是一個大學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條件下，很可能也成為一個這樣的大學校，除打仗以外，還可做各種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八年中，各個抗日根據地，我們不是這樣做了嗎？這個大學校，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事農副業生產。又能辦一些中小工廠，生產自己需要的若干產品和與國家等價交換的產品。又能從事羣眾工作，參加工廠農村的社教“四清”運動；“四清”完了，隨時都有羣眾工作可做，使軍民永遠打成一片。又要隨時參加批判資產階級的文化革命鬥爭。這樣，軍學、軍農、軍工、軍民這幾項都可以兼起來。但要調配適當，要有主有從，農、工、民三項，一個部隊只能兼一項或兩項，不能同時都兼起來。這樣，幾百萬軍隊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樣，工人也是這樣，以工為主，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參加批判資產階級。在有條件的地方，也要從事農副業生產，例如大慶油田那樣。

農民以農為主（包括林、牧、副、漁），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在有條件的時候也要由集體辦些小工廠，也要批判資產階級。

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

商業、服務行業、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凡有條件的，也要這樣做。

以上所説，已經不是什麼新鮮意見、創造發明，多年以來，很多人已經是這樣做了，不過還沒有普及。至於軍隊，已經這樣做了幾十年，不過更要有所發展罷了。

這就是著名的“五七指示”。中共中央在1966年5月15日批轉“五七指示”時指出：“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劃時代的新發展。”從毛澤東的“五七指示”中可以看出，毛澤東此時已經把辦軍隊式的“大學校”與“黨政機關工作人員”聯繫起來，認為“黨政機關工作人員”也要這樣做。此時，他的思路已經向把幹部集中起來辦“大學校”轉變了。在這個“大學校”裏，不光是參加生產勞動，而且把生產勞動與學習軍事，學習政治，學習文化，批判資產階級聯繫起來。但是，毛澤東的這一思路，只是初步的。他也只是在提到工人、農民、解放軍、學校都辦這種“大學校”的同時，提了一下幹部。具體怎麼辦，他還沒有考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