幕間

《幕間》講述的是一九三九年六月的一天發生在英格蘭中部一個有五百多年曆史的村莊裏的故事，展現了鄉村生活的畫卷。作者使用復調小説的方法，設置了兩條敍事線索，一條主要敍述組鄉紳巴塞羅繆·奧利弗一家的故事，另一條敍述拉特魯布女士指導村民演出露天曆史劇的故事。這兩條線索時而平行，時而變叉，構成了錯綜複雜的圖景。作者用這種方法把過去與現在、歷史與現實、藝術與人生、舞台戲劇與人生戲劇巧妙地結合在一起。

寫作於1941年的《幕間》，是弗吉尼亞·伍爾芙辭世之前的最後一部作品。當這部小説進展到約前五分之一的部分時，作家在讓波因茨宅一個幹粗活的女僕到清涼的睡蓮池旁喘息片刻時順便交待，十年前曾經有一位貴婦人在該處投水溺亡。那是一片濃綠的水，其間有無數魚兒“遨遊在以自我為中心的世界裏，閃着亮光。” ^[2] 

這真是一個不祥之兆：僅在小説完成又過了一個月之後，舉世無雙的伍爾芙便也投水身亡，為自己的人生畫上了句號。任何人遺棄自己的生命，都一定有着十分具體的原因，但伍爾芙不會有，她只不過感到了心靈的厭倦，然後，她結束了這厭倦。《幕間》正是關於這厭倦的一系例表徵：家道中落的貴族後裔，受困於無愛的婚姻中的君子淑女，古董擺設一般的波因茨宅，還有在最後如鏡子般照出了生命實際上已淪為“飯渣、油渣和碎片”的眾生之相的露天曆史劇——由書中人物拉特魯布女士指導村民演出，是英國的一項民間傳統。諳熟一切現代小説經驗的伍爾芙，以比妥斯托耶夫斯基、喬伊斯和普魯斯特更精緻、秀美和聰慧的筆觸，展開了她憂傷的畫卷。“風景是那麼慘淡，那麼美麗……風景會永遠存在……即便我們不存在了”，發出這喟嘆的，是一些欲保持古人姿態的、只知道喝着加了奶油咖啡欣賞風景，間或還背些莎士比亞、濟慈等人詞句的遺老，也可以説是一些仍在養尊處優的庸人，但這並不是伍爾芙所反對或譴責的；同樣，對粗俗風流的曼瑞薩太太那些似乎是能在死水中攪起一片波瀾的輕俏之舉，伍爾芙也是不置可否。粗俗就是粗俗，它並不是因為具有活力或者革命性就可以被重新評價。相比之下，貞潔的但一看見鄉村農場主魯珀特·海恩斯那飽經風霜的臉“就感覺一種神秘”，“一看見他沉默不語的樣子就感覺到一種激情”的年輕女子伊莎，伍爾芙也只不過讓她繼續保持其奇特的脆弱與剋制，她的與雨水溶於一體的眼淚，雖然“就像她自己的淚水”，但那也“是所有人的人的淚水，為所有的人而流淌。”因為這位生活在丈夫冷遇中的妻子早已在思索中知道，什麼是“從襁褓時就加在我們身上的重負”，而這重負其實並不生硬，“它是由海浪的切切私語、不安的榆樹的輕拂、唱歌的女人的小曲表達出來的——我們必須記住什麼；我們要忘掉什麼”。

總而言之，伍爾芙如同熟知藝術一般熟知人性，也就是那雖表現得各不相同但終歸又沒有什麼不同的、終古如斯的人性。波因茨宅苟延殘喘的平靜，和大洋彼岸已經如同刺蝟般“渾身的刺都豎起來”了的歐洲（二戰在即），這都是我們再熟悉不過的人性在自然發作時的樣態。當次一級的大師們都忙於將意識流、復調之類的小説方法推向極致時，伍爾芙對同時代匠人們所做的所作所為只是報之以會心的一笑。她沒有在智力競技的巔峯奪籌的好大喜功式的雄心。但在《幕間》這部薄薄的小説中，她的現代小説技法一樣爐火純青，夢幻，潛意識，文本疊加，時空觀念，以及用典的豐富，絕不遜色於喬伊斯或者T·S·艾略特。不拒絕任何必要的手法，但不以發明或推廣了某些新奇手法而沾沾自喜忘乎所以，這正是女性藝術家的魅力所在。波因茨宅接古通今的秩序與靜謐，輔之以用笑鬧方式展開的露天曆史劇。有時候是劇情溢出了戲劇之外而滲入到“現實”中（本來就沒有舞台，也沒有專門的演員），有時候，則是“現實”在彌補、拼接着戲劇之歷史敍事中的漏洞和斷裂。這就是“幕間”的意味所在：時間永無停息，劇情亦無片刻的中斷，巴比倫、尼尼微、特洛伊、阿伽門農、凱撒，這些歌聲中的名字，會隨着一陣風而被吹散。年邁昏聵的巴塞羅繆（腦中殘存着昔日在印度的驕傲時光），他的同樣年邁的姐姐露西·斯威辛太太（喜歡讀《歷史綱要》），不速之客曼瑞薩太太，還有賈爾斯婦等等，這些在一九三九年六月的某一天，坐在古老的英國小鎮上的人們，他們的談吐和教養，他們的自負和空虛，乃至他們的生命本身，也會隨着夜幕的到來而離散，曲終人盡。

最後，惟有為露天曆史劇的出演而忙得心憔神悴的拉特魯布女士，才使我們看到伍爾芙的一絲困惑：這位竭盡全力的導演之所以功敗垂成，是因為自己做了“觀眾的奴隸”，之前她想在劇情中引入一部分現實（包括觀眾本身）的試驗，因現實的過於強大而出了問題，這使她知道那些不可碰觸的觀眾正等同於魔鬼。最後，她發現寫一部不給觀眾看的劇本可能是必要的。這是否也正是伍爾芙失去了用藝術或自己的眼睛打量塵世的興趣的原因？

《幕間》的語言暗示着一種超越文字本身的意義。作品透露出一種對抒情的、非個人化存在的渴望，這種渴望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那種混亂的、破壞性的現實中註定夭折。現代意識的碎片化通過作者濃縮的、非自然主義的敍事得以體現，而這種敍事主要是通過人物的話語實現的。作品人物的話語既有抒情的性質也有口語化的特點，每個字每個短語似乎都有自己的重要意義。因為“意義”的重擔主要由人們的話語承擔，這些話語或者是小説人物的，或者是露天戲劇中的角色的或者乾脆是觀眾們的“聲音’，《幕間》變成一本關於語言，關於人們話語的小説。伍爾夫通過人物口中發出的話語的狀態傳達出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二戰陰雲密佈下的特定現實狀態。同伍爾芙其他小説相比較，《幕間》中人物表達出來的話語是較多的，然而同其他作品一樣，整部小説的核心依然是沉默，語言與人物的話語像是圍繞着沉默不斷擴散的圓圈。最靠近沉默核心的、最隱私的內心最深處的話語是伊莎的詩歌。她的詩歌，如Daiche·S指出的“部分説來，為整部作品的抒情基調提供了可能性。”伊莎的詩歌暗示着她嚮往的是另一個世界，一個有荒野和月光的世界，那裏有自由和真理:“要求飛走，離開夜與日，來到一個地方，那裏沒有別離，人們目光相遇。隨着小説的進程，伊莎想要逃走的慾望越來越迫切。她早期對水的渴望演變為對溺水而死的嚮往;她將自己想象為揹負着歷史重擔的毛驢，被鞭答着不斷前行“直到你的蹄子跟打了水泡，直到你的鐵掌斷裂。”伍爾芙，但是她要逃離這束縛而去的那個世界卻是一個恐怖的地方。 ^[3] 

《幕間》語言建構的最外層並不是現代語言的“丁零當螂”和“支離破碎”，而是敍述者的語言。他的語言或是裝飾性的，或是詼諧，或是抒情性的，並且採用了豐富的新奇的比喻鳥的歌唱像“唱詩班的男孩子們搶着吃一塊冰點心”，保姆—們的嘰嘰喳喳像是“用舌頭攪動糖塊；糖塊融化成透明狀時，發散出粉紅色、綠色和甜味”，鴿子“小心翼翼地挪着步子，那仔細勁兒活像穿着跳舞裙子的小姐。”這些比喻使自然界有了人的味道，並且賦予經驗以一種秩序感和禮儀感。這些修飾構成了整個敍述框架的幽默氣質的一部分，使作品沉重的悲傷感帶有了反諷的感覺，這很大程度上是由敍述者流暢地參與人物的思維形成的。這樣的敍述段落時不時地穿插在主人公們的道德墮落，尊嚴喪失以及無時不在的挫敗感中，非常容易引起人們的情感共鳴，也非常浪漫，與構成小説主體的碎片化的語言形成鮮明對比。與拉特魯布小姐笨重的拼貼和伊莎做作的、壓抑的韻詩不同，敍述者的抒情體是流暢的、高超的、精妙的。這種語言與現代媒體的乏味語言也形成鮮明對比。 ^[3] 

敍述者的抒情性的語言意在喚起人們的信仰，這種語言對作品中的人物、對現代媒體來説是難以企及的。伊莎拿起報紙讀到的是少女被士兵強姦的恐怖事件，這是非常恰當的:因為那就是現代思想所能説的一切。甚至説起希望的時候，也只剩下這個時代獨有的貧瘩乏味的語言來表達。機器似乎成了這個時代的救世主。充斥人們頭腦的是他們從報紙或者收音機讀來或聽來的現代語言所講述的乏味瑣事。露天曆史劇暫時將他們引向一種歷史性的語言，尤其是劇中維多利亞那一場，對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英國人來説相距較近而較容易記起。這種時刻，人們年輕時候的倫敦街頭小販們的叫賣聲，還有那些古老的故事重新回到他們的記憶中。但是歷史劇一結束，現代語言重新佔領陣地任何對輝煌過去的一瞥轉瞬消失。 ^[3] 

《幕間》寫於二戰爆發前夕。作為一個極其敏感的作家，一個經歷過殘酷的一戰的作家，伍爾夫無法不注意到又一次戰爭來臨之際，具有破壞性的社會帶給人們的影響。一切都在動搖、墮落和腐朽。充斥人們心間的是疲憊、無望和痛苦。人們被困住了，卻絲毫沒有出路。伍爾夫沒有直接描寫這些，而是通過小説中人物的語言、露天曆史劇演員台詞的碎片化深刻傳達了現代意識的碎片化。 ^[3] 

弗吉尼亞·伍爾芙（Virginia Woolf，或譯弗吉尼亞·伍爾夫，1882年1月25日－1941年3月28日）。英國女作家，被譽為二十世紀現代主義與女性主義的先鋒。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她是倫敦文學界的核心人物，同時也是布盧姆茨伯裏派（Bloomsbury Group）的成員之一。最知名的小説包括《達洛維夫人》（Mrs. Dalloway）、《燈塔行》（To the Lighthouse）、《雅各的房間》（Jakob's Room）。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