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村遺址

其暴露在地表的文化層隨處可見，範村楊侯國古城遺址文化層內發現有陶鼎、陶豆、陶盆、陶下水管道等;在西尹壁村古墓區盜洞內出土有陶鼎、陶壺、陶盆及彩繪陶器等。追繳回被盜施綠釉陶樓一座、青銅平蓋四鈕鼎1件、青銅三鈕帶蓋鼎3件。

2021年2月，入選《2020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初評》。 ^[1] 

師村遺師村遺址——填補仰韶空白 演繹嫘祖傳説址出土了豐富的仰韶早期遺物，填補了仰韶早期文化發現的空白，師村遺址出土了4枚仰韶早期的石雕蠶蛹，是我國目前發現的年代最早的石雕蠶蛹形象。這意味着，至遲在距今6000年以前，先民們就已喜愛並崇尚桑蠶，可能已掌握了養蠶繅絲的技術。 ^[2] 

由吉林大學考古學院、山西省考古研究院、運城市文物工作站協同勘探的山西夏縣師村遺址位於山西省運城市夏縣縣城西南15公里處，距運城鹽湖7公里，地處青龍河故道河曲地帶，是目前晉南揭示出的內涵最豐富的仰韶早期聚落遺址。這個遺址所在的山西運城盆地是探索中國文明起源與發展問題的核心區域之一。

▲ 師村遺址位置示意圖

2019至2020年，吉林大學考古學院在夏縣建立了全國高校中規模最大、設施齊全的田野考古實踐教學基地，在對遺址進行全面考古鑽探的基礎上，聯合吉林大學黃大年團隊對師村遺址採用航磁掃描等手段進行了勘測，發掘面積共2694平方米，揭示出距今6000年以上的石雕蠶蛹和夯土遺存。

▲ 師村遺址發掘區三維建模圖

彙報中，該項目負責人段天璟説，該遺址揭示黃河流域最早的夯土。

師村仰韶早期聚落遺址面積約3.5萬平方米。聚落被夯土圍牆環繞，圍牆外側有夯土台基，牆內有房址。聚落內外發現有墓葬和大量灰坑。師村遺址揭示出的仰韶早期夯土遺存，是黃河流域目前發現最早的夯土，對研究我國夯土工藝的起源具有重要價值。

▲ 牆基走向及聚落局部鳥瞰

兩座夯土圍牆(Q1、Q2)環繞在聚落周圍。圍牆基槽剖面呈倒梯形。Q1早於Q2。在Q1的部分區域可見高於地表約20釐米的平夯版塊。Q2位於Q1以南，Q2西北段有一寬約6米的缺口，是圍牆的門址所在，並發現有類似“甕城”的結構。

▲ 一號、二號牆基鳥瞰

▲ 一號牆基的夯土

▲ 一號牆基剖面上的夯層

夯土台基(TJ4)為西北依Q2東、中段起建的基址，見有人工夯打而成的夯土塊，為在原始地表上經搬運土方、填平坑窪、逐層夯築而成。

灰坑有袋形、直筒型、圜底和不規則等形。如H168平面呈橢圓形，剖面大致呈直筒型，出土2件完整的陶器，紅陶缽倒扣在弦紋灰陶罐上。

房址有圓形和方形兩種。圓形的地面式房址F2的年代早於矩形地面式房址F1的層位關係，為探討運城盆地仰韶早期房址的相對年代問題提供了重要線索。在二座房址西北約10米處，發現一座晚於F1、F2的仰韶早期不規則形灰坑(H248)，坑中發現了大量紅燒土和被火燒過的木骨泥牆、居住面殘塊，應與建築的廢棄有關。

▲ H248剖壁及坑內出土木骨泥牆殘塊

墓葬包括多人合葬和單人葬，為土坑豎穴墓，為研究仰韶早期居民的社會形態、體質特徵、親緣關係等問題提供了重要材料。彙報中稱，山西夏縣師村遺址填補仰韶時代早期的空白。

師村遺址出土了豐富的仰韶早期遺物，填補了仰韶早期文化發現的空白，年代早於李濟先生1926年揭示出的西陰文化，為距今6000—6500年左右的棗園文化晚段至東莊類型時期。陶器主要有罐、盆、缽、瓶等，依形態變化，可分為三期五段。彩陶均為黑彩，主要包括直邊和弧線三角形、直線、圓形、圓點、平行四邊形等基本紋樣，及其組成的複合紋。

▲ 師村遺址仰韶早期陶器

▲ 仰韶早期彩陶

“師村遺址發現與後岡一期文化相似的鼎足，與後崗一期文化的西進有關。運城盆地位於半坡文化和後崗一期文化的強勢影響形成的漩渦之中，激發了師村遺址土著文化的發展機制，而向西陰文化轉化。展現出中國仰韶時代最強勢的西陰文化的來源和形成過程，成為師村遺址仰韶早期聚落產生的文化背景。”段天璟説。

▲ 師村遺址出土石雕蠶蛹

運城地區有“黃帝正妃嫘祖養蠶繅絲”的傳説。1926年，李濟發掘山西夏縣西陰村時，曾出土半個碳化的蠶繭，現藏於中國台北故宮博物院。李濟指出“因為它是經過人工的割裂……但是我沒找到第二個。”囿於當時的情況，我們難以確指其具體年代。

新發現的石雕蠶蛹採用中條山地的綠簾花崗岩製成。石雕整體呈黃褐色帶有天然黑褐色斑點，施有螺旋狀的橫向弦紋，簡潔地勾勒出蛹的頭和尾部，酷似現代家桑蠶蛹。

嫘祖，又名累祖，《山海經》中寫作“雷祖”。中國遠古時期人物。為西陵氏之女，軒轅黃帝的元妃。她發明了養蠶，史稱嫘祖始蠶。師村遺址發現的石雕蠶蛹意味着，至遲在距今6000年以前，黃河中游運城盆地先民們就已喜愛並崇尚桑蠶，可能已掌握了養蠶繅絲的技術。

2022年2月8日，入圍2021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評選初評名單。 ^[3] 

2022年3月，入圍2021年度十大考古新發現最終評選。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