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的年代

本書雖然出自一位職業歷史學家之手，卻不是為其他學者而寫。它是為所有希望瞭解這個世界、並認為歷史對於瞭解世界很有幫助的人而寫的。雖然我希望它能使讀者對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40年有一些瞭解，本書的目的卻不是告訴他們這段時期確實發生了些什麼。如果讀者想對史實有更多瞭解，只需查閲數量龐大且往往相當優秀的文獻資料。

我在本書中設法想要做到的，和之前的兩冊——《革命的年代：1789-1848》(The Age of Revolution 1789-1848)和《資本的年代：1848-1875》(The Age of Capital 1848-1875)——一樣，是要了解和解釋19世紀以及其在歷史上的地位，瞭解和解釋一個在革命性轉型過程中的世界，在過去的土壤上追溯我們現代的根源；或者更重要的，視過去為一個凝聚的整體，而非(如歷史的專門化往往強迫我們以為它是)許多單獨題目的集合，如國別史、政治史、經濟史、文化史等等的集合。自從我對歷史開始感興趣以來，我便始終想知道過去(或現在)生活的這些方面是如何連在一起，又為什麼連在一起。

因而，本書(除了偶爾的例外情形)不是敍述性或系統化的説明，更不是在炫耀學問。讀者最好視它為一種理論的展現，或者更確切地説，通過各章來追蹤同一個主題。雖然我已盡力讓非歷史學家瞭解它，可是讀者必須自己判斷這個企圖是否成功。

我沒有辦法向許多作者致謝，即使我往往不同意他們的説法，我卻掠奪了他們的著作。我更沒有辦法向這些年來我從與同事和學生的談話中所得到的許多構想表示謝意。如果他們在本書中認出他們自己的構想和言論，他們至少可以責備我誤解了他們或誤解了事實，或許我也確乎如此。然而，我還是可以向那些使我得以將對這個漫長時期的全神貫注濃縮到這一本書的人致謝。1982年，我在法蘭西學院(College de France)開了一門13次演講的課，完成了本書的草稿。我對於這個令人敬畏的機構以及發出這一邀請的拉杜利(EmmanuelLe Roy Ladurie)都非常感激。1983-1985年，勒伍豪信託(Leverhulme Trust)給了我一個榮譽研究員的職位，使我可以得到研究上的協助。巴黎的“人文科學研究所”(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和赫勒(Clemens Heller)，以及聯合國大學世界開發經濟研究協會(World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Economics Research of the UN University)和麥克唐納基金會(Macdonnell Foundation)，使我在1986年有幾個安靜的禮拜完成本書的正文。在協助我做研究的人當中，我尤其感謝哈斯金斯(Susan Haskins)、馬歇爾(Vanessa Marshall)和派克博士(Dr．Jenna Park)。赫斯凱爾(Francis Haskell)校讀了有關文藝的各章，麥凱(Alan Mackay)校讀了有關科學的各章，山恩(PatThane)校讀了有關婦女解放的各章，使我少犯一些錯誤，不過我怕錯處仍在所難免。希福林(Andre Schiffrin)以一位朋友和典型受過教育的非專家身份閲讀了整本手稿——本書乃是為這樣的非專家而寫。我為倫敦大學伯貝克學院(Birbeck College)的學生講述歐洲歷史有許多年，如果沒有這一經驗，我懷疑我是否會產生撰寫19世紀世界史的構想。因此，此書也是獻給那些學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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