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夫利克

帕夫利克生在烏拉爾地區的格拉西莫夫卡村，村子位於原始林區，居民多數是沙皇時代從白俄羅斯遷移過來的農民。這裏地廣人稀，只要辛勤勞動，就能開墾大片耕地，過上富足的生活。莫羅佐夫一家有三個壯勞力，帕夫利克的祖父謝爾蓋、叔父伊萬和父親特羅菲姆。特羅菲姆參加過紅軍，為捍衞蘇維埃政權流過血。復員後被選為村蘇維埃主席。特羅菲姆娶塔季揚娜為妻，帕夫利克是他們的頭一個孩子。在農業集體化之前，一家子過着幸福的生活。

1932年，烏拉爾農業集體化的那年，年僅12歲的帕夫利克，向蘇聯政治保安局（即後來的克格勃）告發了父親特羅菲姆。三四天後特羅菲姆被捕，最後死於北極地區的勞改營中。帕夫利克因“大義滅親”而成了英雄，他用自己的實際行動表達了對布爾什維克的“忠誠”。據蘇聯官方報道：後來，帕夫利克和他八歲的弟弟費佳被蘇維埃政權的敵人殺死在森林中。就這樣帕夫利克被宣佈為“少年英雄”。此後，全國的青少年便在課堂上學習帕夫利克的“英雄壯舉”，不少人以他為榜樣，也向蘇維埃政權告發家人，不放過任何一個“階級敵人”，甚至包括自己的父母。

然而，據俄羅斯的解密檔案及當事人披露。真實的情況是帕夫利克的父母鬧翻了，特羅菲姆一怒之下，離家出走。父親離家後，一切的家務都落在年幼的帕夫利克肩上。母親幫不上忙，弟弟們年紀又太小，家裏沒有成年男子撐不下去。他母親想，只有用懲罰手段嚇唬特羅菲姆，就能使他回心轉意。五十年後，當年的鄉村女教師卡賓娜回憶道：“母親慫恿兒子告密。她是個愚昧的女人，整天惹丈夫生氣，結果丈夫把她拋棄了。她唆使兒子告密，她想，特羅菲姆一害怕，就會回家。”帕夫利克的小學同學説得更乾脆：“特羅菲姆不離家出走，帕夫利克便不會告密，也不會被殺害，也就成不了英雄。可當時不能這樣寫。”

帕夫利克告發父親什麼呢？原來，烏克蘭和庫班農業集體化後，大批“富農”被流放到西伯利亞和烏拉爾，也有人流放到格拉西莫夫卡。這裏緊靠西伯利亞，氣候異常寒冷，烏克蘭人受不了，他們想逃回故土或到氣候温和的地方去，但沒有村蘇維埃的證件寸步難行。作為村蘇維埃主席的特羅菲姆偷偷給他們開證件，幫他們離開。帕夫利克就以這樣的罪名告發了父親。

但帕夫利克和費佳為什麼又被殺害了呢？是誰殺害了這兩個孩子？區蘇維埃派法官來到格拉西莫夫卡村，未經調查便在村裏召開公審大會，審判帕夫利克的祖父、祖母和舅舅，宣判他們是殺人兇手，並立即執行槍決。然而，俄羅斯有位專門研究帕夫利克的學者德盧尼科夫説到“研究了14年，仍找不到兇手，但兇手肯定不是被處決的那三個人。”他提出兇手是“執行者”，即為了造成一種聲勢浩大的社會輿論，把兒子告發老子的審訊宣傳得聳人聽聞，必須把兒子殺死，然後把他變成英雄，所以必須有個執行者。這人是誰並不重要，就像帕夫利克是不是少先隊員並不重要一樣。女教師卡賓娜和其他當地居民後來都説，1932年偏僻的原始林區還沒有建立少先隊，帕夫利克不是少先隊員，但這並不妨礙輿論工具根據來自上面的指示，把頑劣少年變成優秀少先隊員。

經過戰亂，蘇聯糧食的產量遠遠低於沙皇時代的1913年。國家實行工業化和擴建軍隊都需要糧食，但糧食極端匱乏。斯大林強行推廣的農業集體化，遭到農民的頑強抵制。他們拒不交納糧食，不加入集體農莊。斯大林認為是地方領導人推行農業集體化不力，派他的親信到各地督戰。格拉西莫夫卡位於烏拉爾，是農業集體化進展最慢的地區。農民就是不交出他們賴以為生的口糧(根本沒有餘糧)。格拉西莫夫卡處於原始林中，農民藏匿的糧食，徵糧隊很難找到。只好向農民施加暴力，但收效甚微，仍找不到糧食。他們認為必須從家庭突破，而兒童正是這一突破口。就這樣天真無邪的兒童成了政治的犧牲品。

從1932年起，蘇聯宣傳機構為了摧毀農村家庭，掃清農業集體化的障礙，鋪天蓋地宣傳告密小英雄帕夫利克。並及時提出相應的政策，新政策規定，凡揭發藏匿糧食的富農，揭發者將獲得被沒收富農財產的百分之二十五。於是沒有財產的農民也學帕夫利克的樣，把告密當成一種致富的捷徑，踴躍地揭發富農。這場運動中不知有多少人遭到殺害和流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