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登勃洛克一家

小説故事發生在1835年以後的四十年間。大商人布登勃洛克是德國盧卑克城的名門望族，代表舊式資產階級的城市貴族。小説寫這個家族四代人的生活。老布登勃洛克生活在發家創業的黃金時代，他從一個沒落的富翁那裏買來一座大房子，親友們慶祝他們遷入新居。但是到了下一代手裏便有了困難，只得勉強把公司遺留給兒子。第三代托馬斯做了公司主人後，和哈根斯特羅姆家在社會地位和經濟勢力方面展開激烈的競爭。在議員競選中，托馬斯雖暫時取得勝利，但只是迴光返照。祖父買下的大房子丟掉了。初期的“誠實”的資產階級被壟斷的資產階級打敗了。托馬斯的兒子漢諾是布登勃洛克家最後一代人，這個孩子敏感、病弱、膽怯，在這個弱肉強食的社會里終於被吞沒。小説以漢諾的夭亡告終。 ^[2] 

作者創作這部關於資產階級家庭衰亡的“史詩”，是有其深厚的生活基礎的。托馬斯·曼的祖輩都是殷實的商賈，他父親是糧食公司的最後一代股東，兼職參議。作者寫這部作品的時候，充分利用了家裏的舊卷宗、書信和家庭傳説，小説中許多人物是以他家的親友為模特兒的。他還將呂貝克故居的許多具體情景寫進小説裏去。小説發表後，這所故居便被人們稱作“布登勃洛克之家”了。

1897年，作者從被動的生活中解脱出來，成為了一位自由作家，開始着手創作長篇小説《布登勃洛克一家》。1901年，這部歷時四年的小説終於問世。 ^[3] 

托馬斯·布登勃洛克還在幼小的時候，人們就預感到他將是布登勃洛克一家未來的主人。人人都誇獎他“誠實”，是一個“商人”的材料，他祖父臨死時給的囑咐是“幫助你父親”。托馬斯沒有辜負長輩的期望，小約翰死後，他便挑起生活的重擔。他上台的時候，家庭的事業雖已盛極而衰，表面上總還算牢固。他表現出比祖父和父親更有魄力，在活動上既能進取又很穩健。他在社會事業和市政建設方面興趣廣、野心大，因而成為市長的“左右手”。他在競選議員時還擊敗了勁敵哈根施特羅姆。

托馬斯以全副精力投入經商活動，凡事以家業為重。他感情的激昂和振奮，心境的憂慮和沮喪，都是和家庭的利益直接關聯的。他並不是沒有內心矛盾，例如同安娜的戀愛，但他能自覺地剋制個人的好惡，服從家庭利益。在他的身上，沒有對他的家業説來是沒有意義的言論和行動。他的階級本性和個性特徵相輔相成，結合得如此緊密，去掉一方面，另一方面便不復存在。

然而，作品主題思想的深刻性正表現在這裏：像托馬斯這麼精明能幹的商人，發家致富的思想滲透到每個細胞，還是挽救不了這名門望族沒落的命運。根本原因就在他所繼承的祖傳的經商思想和方式不能適應資本主義商業經濟的發展。我們記得，被一家人視為“窩囊廢”的克利斯蒂安一生中倒也説過一句正確的話：“認真研究起來，哪個買賣人都是騙子。”這句話引起托馬斯無比的憤怒：這不但褻瀆了商人的稱號，而且污辱了以經商“誠實”著稱的布登勃洛克一家。可是，客觀情況的發展逼着他思考：為什麼哈根施特羅姆公司欣欣向榮，而自己的公司日見蕭條呢？當外部矛盾日益尖鋭、公司連遭失敗的時候，他回味克利斯蒂安的話，不禁動搖起來，決心做一次冒險買賣。也就是説，他準備放棄他的“商業道德”，企圖適應新的環境，雖然這無異於承認經商就是欺騙。可是，由於他舉棋不定，猶豫動搖，這筆“暴利”生意也失敗了。這個時候，家庭內部的矛盾也達到了高潮：托馬斯個人幸福幻滅，弟弟越來越成為敗家子，兒子沒有希望繼承家業……托馬斯這才深切地體會到他一生活動的空虛，思想上爆發了總危機，只能用一點剩餘的意志力勉強維持自己毫無意義的生存。

作者通過這個人物從信心十足到幻想破滅，深刻地表現了布登勃洛克一家沒落的歷史命運。

安冬妮是資產階級婦女的一個頗為真實的形象。 她的性格具有多方面的表現： 驕傲、 自負、 天真、 坦率， 主要特徵是愛虛榮。

我們一開始就從她對待自己婚事的態度上認識了她這個人。她不喜歡、甚至討厭格侖利希，恰巧在他求婚期間，她遇見了大學生莫爾頓，於是兩人真摯地相愛了。她對於莫爾頓的自由、平等思想是不瞭解的，從她的社會地位分析，她本人早已享有莫爾頓所攻擊的那個社會集團的種種特權，因此無法體會這些名詞的全部內容。只是由於在婚姻問題上不夠自由，她才覺得“自由”這個名詞是“偉大的”，雖然同時也是“朦朧的”。那時候，資產階級的習俗似乎還沒有徹底薰陶這個天真的姑娘，她第一次領略到“自由”的空氣。只是這種空氣像海濱的空氣一樣，她感到是這樣的新鮮，又是這樣的陌生。

但是，安冬妮畢竟是一隻長期禁閉在金絲籠裏的鳥兒。她稍微吸了一點新鮮空氣，就感到不如呆在籠裏來得舒服，便又乖乖地回到金絲籠裏去了。榮華富貴是她不能拋卻的生活理想，她接受了她父親的訓詞：“我們是一條鎖鏈的許多環節。”她心甘情願當一個“環節”，放棄個人自由，撕毀與莫爾頓的誓約，在滿載榮譽的記事簿上親手添上了一筆賞心樂事。

小説前半部寫了她是怎樣的性格，發掘了形成她這個性格的社會原因，接着便寫她的性格特徵在各方面的表現。我們看到，名門望族的虛榮感是這樣深入到她的靈魂：對哈根施特羅姆一家人因妒忌而不屑一顧，為托馬斯競選議員表現出無比的熱忱，為她富於離婚的法律知識而到處誇耀……

和托馬斯一樣，她也是獻身於布登勃洛克一家的事業的。不同之處在於：她更為懷念往日的光榮，對於未來充滿更大的信心，這是因為她閉起眼睛、不肯正視現實的緣故。如果説，托馬斯臨終之前認識到布登勃洛克一家劫數難逃，安冬妮則至死也不省悟。她是布登勃洛克家族滅亡的殉葬者。

安冬妮的一生正處在家庭走向衰落的最後幾十年，她自己境遇也是同家庭衰落分不開的。然而這並沒有使她灰心。處境越不幸，她的虛榮心越不容侵犯。她不是誇耀現在，便是追緬往昔的榮華。眼前能誇耀的東西越來越少，對過去榮華的追緬就越發頻繁，到後來她的誇耀是那樣空洞，那樣可笑，使人感到她簡直是在諷刺布登勃洛克一家了。最後她竟吹噓沒有發生過的事情，説什麼托馬斯出殯那一天“很多人淌眼淚一直淌到硬鬍子裏”，而實際上“並沒有這回事”。但是，只要這樣説能滿足她的虛榮心，有沒有這回事有什麼相干呢？

本書的人物描寫有時採用性格差異的手法，關係越近的人性格差異越大。克利斯蒂安是一個與他的兄弟姐妹性格十分不同的資產階級人物。比起托馬斯來，他是誠實的、直率的，也沒有那麼多的心計。可是，他活在世界上從來沒有關心過別人，也沒有想過自己對家庭有什麼責任。他只關心一個人：他自己。他的全部注意力沒有超出他身邊的事情，尤其唸叨他那看不見摸不着的病症。他同托馬斯一樣，也是個有才能的人。不過他的才能不是施展在家業上，而是模仿別人的姿態與聲調，再有就是説廢話。對於家庭的事業，他是個多餘的人；對於促進這門望族的瓦解，倒可以説是個“功臣”。

作者着重描寫他精神生活的貧乏和空虛。這是他的寄生性的集中表現。任何一個剝削階級的家庭都有它的寄生性，這是敗家子產生的物質基礎。如果説，分析到最後，布登勃洛克一家人都是社會的寄生蟲的話，那麼，克利斯蒂安的寄生性表現得最為明顯、最為突出。

漢諾也是小説着重描寫的人物。他的悲劇在於社會環境與個人志趣之間的不可調和的矛盾。作為布登勃洛克一家唯一的繼承人，他的責任是重振家業。這是社會在他未出世之前就已經給他規定好的任務。但是，他氣質敏感，秉性懦弱，不適應也不喜歡這種明爭暗奪的商業生活。他只喜歡音樂，希望家裏人不要干擾他。然而他的父親沒有放過他：經常檢查他的功課，灌輸商業知識，帶他去參加商業活動……這一切有沒有使漢諾“潛移默化”呢？恰恰相反，托馬斯的壓力越大，漢諾越是內向，越是陶醉於藝術，陶醉於一件不會給布登勃洛克公司增加任何利潤的東西。漢諾對於學校生活，也像對於商業生活一樣地害怕。

漢諾看穿了爾虞我詐、相互吞噬的商業界，也看破了把威信、責任、權力、事業、普魯士的紀律嚴明的精神奉若神明的生活。為了克服精神上的空虛和痛苦，他只有鑽進音樂的天國。他認為那是一個“温柔、甜蜜、莊嚴而又能無限慰藉的音響的國土”。但是音樂藝術只能安慰人，卻不能給人以希望，甚至會消磨人的生命意志。他感覺到音樂是美好的，但是這美好的東西“會吞噬一個人平凡地生活下去的勇氣和力量”。他厭惡他所生活的現實環境——包括商業環境和學校。本是為增強他的體質的海邊度假，卻使“他的心變得比以前更柔軟、更任性、更敏感、更富於夢想了”。他過着毫無希望的生活，既不給別人希望，也不給自己希望；即使是在音樂方面他也只是一味地享受、消費，沒顯出要當什麼家的苗頭。這也是典型頹廢派的一個標誌——無創造力和逃避庸俗的生活。他對生充滿了厭惡，只是一心沉浸在具有頹廢意味的瓦格納音樂世界裏，希望“用藝術的行為去克服自己心中的虛無”。他所熱愛的瓦格納音樂就像一個不祥之兆，一團死亡的陰影，給他帶來的只是生存意志的消磨。 ^[4] 

《布登勃洛克一家》的副標題已經點出了它的主要內容：“一個家庭的沒落”。這個家庭便是德國北部商業城市呂貝克的名門望族——布登勃洛克。故事發生在19世紀30年代至70年代。這40年間，這個資產階級家庭經歷了4代，由開始的繁榮走向了沒落，正好反映了德國從“自由競爭”資本主義走向壟斷資本主義這個歷史過程。

托馬斯·曼當時並沒有認識到這個家族的沒落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沒有用許多篇幅去描寫商界的鬥爭，但是，他能透過家庭生活的描寫，揭露出這個社會的沒落與腐朽。高特霍爾德·布登勃洛克要求平分房產，三個女兒相互嫉妒，安冬妮婚事計劃的失算，浪蕩子克利斯蒂安的揮霍，漢諾對家業的厭惡，以及蒂布修斯取走克拉拉名下的遺產，女傭人強奪參議夫人的遺物……這種種醜惡的沒落跡象正是傾軋投機的商業風氣和腐化墮落的社會道德在布登勃洛克家庭內部的反映。對於這些社會現象，布登勃洛克家族的某些成員並不理解其所以然。他們拚命掙扎，但還是逃避不了衰亡的命運。甚至到冰消瓦解的前夕，他們還不能解釋這究竟是什麼原因。在他們看來，這是一場“顛三倒四的幻境”，一出“使人啼笑皆非的滑稽劇”，一個無法解喻的“噩夢”。

布登勃洛克家族的興盛是從拿破崙戰爭開始的，老約翰利用戰爭販賣糧食，積累資金，開設了“約翰·布登勃洛克公司”，同時擁有大量的農莊、糧棧、輪船和地產。因此不但經濟實力雄厚，社會地位也是全城的頂尖。老約翰是一個對生活和事業充滿自信，善於經營同時又精力充沛的人，在他的時代，家族的發展達到了極致。第二代參議員小約翰相對於父親的躊躇滿志，他只是守成，延續了父親創業留下來的思路。第三代托馬斯和克里斯蒂安也沒能突破傳統跟上時代的步伐。從表面上看“托馬斯生來就是個商人，註定要成為公司的繼承人”，他聰明、堅定，參與了公司的業務之後也的確取得了發展。生意興隆，購置房產，作為市參議員在公眾面前享有威望，參與城市的一些重大決策。但是他的所作所為實際上卻違揹他的本性，他的堅定只是表象，實際生活在恐懼和不安中。他一直在反思自己的行動，不斷問自己：“究竟是個有魅力、敢於行動的商人呢？還是個優柔寡斷思慮重重的人？”最後由於內心的焦慮以及長時間的壓抑，在四十幾歲就去世了。而他的弟弟克里斯蒂安和兒子漢諾根本就不願做商人，只是喜歡藝術性的東西，而藝術與經商天生是敵對的，最終都以悲劇性形式結束，克里斯蒂安最後進了精神病院，漢諾也因傷寒去世。 ^[4] 

從家族四代繼承者越來越衰弱的生命跡象，可以看出家族衰亡的必然性。其實一開始布登勃洛克家族在搬家喬遷的時候就籠上了衰敗的印記，“是在1682年的冬天完工的。當時正是拉登刊普公司非常興隆地走上坡路的時候⋯⋯真叫人痛心，這麼一家公司竟在最近20年內破產了⋯⋯”，當時第二代布登勃洛克先生對於這個家族的滅亡有自己獨到的見解，“他的身上就好像壓着一副重擔似的；我想，這種揹負着重擔的感覺是不難體會的。是什麼使他跟蓋爾馬克，跟這位只有寥寥無幾的資金卻又聲名掃地的人搭起夥來呢？他一定是迫切地需要隨便一個什麼人分擔一部分他那沉重的責任，因為他感到他身不由己地朝着沒落的路上奔去⋯⋯這家公司算破產了，這一古老的家族也沒落了。”這段精闢的分析也是他們家族最後滅亡的總結，而且這句話映照了第三代繼承者托馬斯最後因為要挽救家族的衰敗，不顧家族傳統的經營之道，提前收買了一大片還未收割的麥地，最後因為暴風雪而大虧，從這個時候起，布登勃洛克家族正式地走向了衰敗之路。 ^[4]  瓦格納的音樂謳歌“死亡”，漢諾的願望也正是要讓自己能夠從痛苦的現實中解除出來，“到一個温柔、甜蜜、莊嚴而又能無限慰藉的音響的國土裏”；他鐘情死亡，渴望死亡。最後一場傷寒成了漢諾死亡的外衣。瓦格納音樂是十九世紀末西歐頹廢派們的一個共同而深刻的精神體驗，托馬斯·曼又自稱是“來自頹廢派”，所以他的這些描寫也或多或少地把握到了時代的脈搏。托馬斯·曼用哀傷的筆觸從文化層面批判了德國社會的衰敗和頹廢。 ^[5] 

作者還通過托馬斯·布登勃洛克的內心活動，表現了這個家庭的衰落。這些心理描寫是布登勃洛克一家經濟地位衰落在精神上的反映。一個社會集團，由於其經濟利益不能適應新的生產方式而趨於衰亡，它所代表的整個社會心理，包括它的理想、道德觀念及其特有的情緒，也必然染上沒落的色彩。托馬斯·布登勃洛克起初還只是一面猶豫動搖，一面故作鎮靜，支撐着殘局；可是等到平日潛伏着的各種矛盾總爆發的時候，這個信奉“商業道德”、維護家族榮譽的最後的台柱便面臨精神崩潰的危機，對江河日下的局面一籌莫展。可以説，這根“台柱”的精神世界的瓦解過程，加深了作品主題的思想性。

布登勃洛克家族在短短四十幾年的時間內就由興旺走向了衰敗，家族的四代主要繼承者都相繼去世，而且一代比一代壽命短，除了老一輩布登勃洛克之外，其餘的都是在青壯年時期就去世了。很多時候我們在面對死亡時是感到恐懼的，有着對生的眷戀，對死的恐懼，而布登勃洛克家族的幾代繼承人面對死亡時，我們並沒有看到過多的痛苦與留念，他們的去世是突如其來的，但往往已經潛伏了很久，他們自己也意識到死亡的到來，就如托馬斯越來越感覺到吃力，精力衰退的迅速，通過不停地換衣服來保持自己表面上的活力，事實上卻已經感到死亡的籠罩。 ^[4] 

親情無論是否有血緣聯繫，總是温馨的、恬靜的同時是安心的。親情能使人在失落的時候感到温暖，在受挫的時候感到勇氣，在漂泊的時候有歸宿。在布登勃洛克家族中，卻感受不到這種相濡以沫的親情，有的也只是建立在相互間的利益上。安冬妮的兩次結婚，説是她自己的選擇，還不如説是她父母兄弟的極力撮合。他們並不是為了安冬妮的真正幸福，只是看到了婚姻帶給他們的利益，在巨大的利益面前，任何的情感都經受不住衝擊。因此安冬妮的兩次婚姻連同她女兒的婚姻都是建立在這種利益關係之上的，他們所想的只是怎樣為這個家族帶來榮譽與利益，使利益最大化。老約翰有一個大兒子，他所愛的妻子在生這個兒子的時候難產死亡，因此把妻子的死記恨在兒子身上，同時也因為大兒子和一平民女子結婚，他完全斷絕了與大兒子的聯繫，一點都不顧及他們之間的血緣情感。同樣我們在看托馬斯和克里斯蒂安兄弟之情時，體會到的只是他們相互為了錢的爭奪與敵視，而沒有為家族一起奮鬥的團結，這種親情的冷漠也是導致家族衰落的真正原因。父子之間，兄弟之間完全是陌生人，他人的存在對於自己來説就是痛苦，就如薩特所説的“他人就是地獄”，他們之間的冷漠致使了自身的孤獨，一種被拋棄，不被掛念與理解的孤獨。

作者在描寫布登勃洛克一家的衰亡時，着重描寫人與人之間的金錢利害關係，這是他對資產階級社會進行批判的一個重要的方面。當克利斯蒂安宣佈他要結婚的時候，托馬斯發作了。他不允許敗家子將公司的財產外流。兄弟倆隔着桌子對罵，安冬妮在一旁哀求：“湯姆……克利斯蒂安……母親還沒有入殮呢！”當然，安冬妮的勸解並不妨礙她替自己的女兒和外孫女爭奪“還沒有入殮”的母親的遺物。這場爭吵寫得有聲有色。彷彿看到神經衰弱的克利斯蒂安每一條神經都在顫動着；安冬妮渴望母親的房子，緊張得每個細胞都處於戰鬥狀態；托馬斯急得連平時冷靜理智的外表都顧不得了。正是他們的矛盾不可調和，更加劇了家庭的沒落。小説中，金錢利害關係也集中地表現在婚姻的締結上。作者通過一些生動精彩的描寫告訴我們：在那樣的社會，婚姻是不自由的，異性的結合不是建立在相互愛慕、相互尊重的基礎之上，而是以雙方的傢俬資產為主要條件。

安冬妮有過一次戀愛、兩次結婚的經歷。同大學生莫爾頓的戀愛因為男方太窮而宣告失敗，然而這卻是她唯一的一次戀愛；兩次結合都是沒有感情的結合：第一個丈夫格侖利希千方百計將她弄到手，是為了騙取8萬馬克的陪嫁費；第二個丈夫佩爾曼內德本身道德敗壞。對於布登勃洛克一家來説，這幾場戲劇性的婚姻，與其説是悲劇，不如説是一出諷刺喜劇，揭露了各個資產階級人物對於婚姻的態度：小約翰·布登勃洛克的逼婚出於“公司利益”，安冬妮的同意是在盡“家庭義務”，格侖利希和佩爾曼內德的攀親都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可以説，其中沒有一個人是看重愛情的。安冬妮和格侖利希的結合有其深刻的揭露意義：布登勃洛克一家既然把婚姻當做生意，格侖利希便趁機買空賣空做投機。“誠實”、“温和”的“商業道德”同欺騙、投機的社會風氣之間的矛盾就這樣深刻地交織在安冬妮的婚事上，與布登勃洛克一家沒落的社會原因緊密地聯繫起來。

如果再留意一下，就能發現：這家人從老到小沒有一個不是以這種方式結婚的。老約翰與安冬內特結婚後，“她沒給過他很大的快樂”。小約翰所以認為他妻子是“上帝給安排好的終身伴侶”，是因為他父親“讓他注意這位豪富的克羅格家的女兒，她會給公司帶一筆可觀的陪嫁費”。這就是信奉“金錢拜物教”的資產階級的“婚姻自由”。安冬妮為了想自己的名字能在家譜中作貢獻，就衝動地嫁給了格倫利希，這種婚姻根本就不是建立在相互瞭解的基礎下，更不用説是愛情上了，以至好幾年以後，安冬妮才知道格倫利希是怎樣一個人。當格倫利希面臨破產時，她也毫不猶豫地放棄了格倫利希，和女兒跟自己的父親回到了家，根本上沒有考慮到什麼夫妻之情，有的也只是對他的憎恨——為自己因此丟布登勃洛克家的顏面而引起的仇恨。同樣格倫利希對於安冬妮，也無所謂愛，當初之所以如此執着不懈地、千方百計地追求安冬妮，一方面是看中了安冬妮的美貌，更重要的是覬覦安冬妮家豐厚的嫁妝，能給他困境的經濟進行調節。這種相互欺騙的，沒有共同語言，相互間不信任的婚姻經受不了任何的風吹草動，最後以離婚為結局。而安冬妮的第二次婚姻，也是在稀裏糊塗的情況下促成的，只是為了自己的面子，不想以自己的寡婦身份出現在上層社會，就嫁給了一個根本不瞭解的人，可想而知，結局只能是失敗。在布登勃洛克家中，夫妻間沒有心靈上的交流，每個人是孤獨的個體，相對於另一方來説，都是陌生的，在這種孤獨、不瞭解或者沒有共同的愛好的前提下，表面上很和諧的夫妻關係讓人覺得更加的悲哀。托馬斯的婚姻在別人看來再完美不過了，女方嫁妝豐厚，而且具有很好的藝術氣質與很高的藝術才華，男方穩重，謙虛，能很好地掌管家族事業。但他們的婚姻也是建立在金錢的基礎上的，托馬斯首先考慮的是能不能給家族帶來利益。雖然兩人結婚了，但是真正上兩人並不瞭解對方，不曾真正瞭解對方的需求、想法、煩惱。因此，雙方都是孤獨的，雖然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卻有着不一樣的心思。托馬斯在公司中所遇到的麻煩、自己所遇到的煩惱事從來不會和他妻子蓋爾達討論，而蓋爾達是生活在夢幻中的一個人，有着對音樂過多的執着與痴迷，也不會和丈夫交流自己的感受，他們的婚姻名存實亡，雖然雙方都沒有過錯，但最後大家都非常地痛苦、孤獨。只能自己獨自面對孤獨的痛苦，慢慢去咀嚼痛苦，消化痛苦，最後在孤獨中死去。 ^[4] 

《布登勃洛克一家》固然寫出了一個家族消亡的必然趨勢，揭露了資產階級許多醜惡的方面，但是，應該同時指出，托馬斯·曼對於這個家族的消亡是極其同情、極其惋惜的。在他看來，瘋狂投機、追求暴利，當然是社會腐化墮落的表現，他對這一切採取揭露的、批判的態度。然而，市民社會卻是理想的社會：“温和”、“自由”、“開朗”、“和諧”，即便經商吧，也有着所謂“商業道德”。這種觀點，這種感情，驅使作者為布登勃洛克一家的滅亡唱起一支並不動人的輓歌。顯然，作者把資本主義社會的早期階段和後期階段對立起來，並且美化了早期階段。事實與作者的觀點恰巧相反，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各個階段之間，並不存在一道商業道德上的鴻溝。資本主義發展到後來，商業上欺騙成風，剝削達到敲骨吸髓的程度，這是沿襲市民社會的“自由競爭”的結果。前後兩個階段是一脈相承的關係，決不是對立矛盾的關係。資本主義社會的商人作為不事生產的中間剝削者，經商和欺騙之間劃不出一道分界線來。作者推崇的那種“商業道德”根本是不存在的。

由於時代不同，認識不同，從本書的某些描寫裏，可以得出與作者主觀認識完全不同的結論。例如，他對於1848年的革命是不同情的，那些參加革命的人們被他描寫成一哄而起的烏合之眾。他們同小説中其他一些工人形象一樣，都顯得蒼白無力，甚至滑稽可笑。然而，我們卻能認識到：布登勃洛克一家的豪華奢侈正是建立在剝削勞動人民的基礎之上，他們家那本“金邊的記事簿”浸透了勞動人民的血汗。作者對於人民革命事業的冷淡，以及作品中有關的錯誤描寫，正説明了他對本階級的剝削本質缺乏認識。

另一方面，作者把市民階級理想化，導致這樣的結果：他把市民社會的沒落看成整個社會的沒落。正是這種沒落的情緒，使他同叔本華的悲觀哲學發生了共鳴。作者後來承認，他當時使小説主人公托馬斯在死亡中尋求生存，是為了讓他擺脱痛苦的生活，獲得“自由”。類似這樣的情節沾染了悲觀的、宿命論的色彩，我們必須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加以分析和鑑別。

對悲劇的理解與描寫是人類永恆的一個話題，也是任何有人道主義意識的作家所思考的問題。悲劇展示在人們面前的是一個真實的狀態，無論是孤獨，還是死亡都是人類自古以來無法避免的悲劇。德國現實主義作家托馬斯·曼的長篇家族小説展示在我們面前就是一部家族衰亡的悲劇史，也是人生註定的結局，人與人關係的冷漠與商業性的悲劇。無論是孤獨、死亡還是其他類型的悲劇，人類是無能為力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人類正是在對於生生死死、對於人類性格缺陷的自身思考中，不斷地進步與發展。托馬斯·曼並不是為了寫悲劇而悲劇，而是通過把這種悲劇性的東西揭示出來，使人們能夠更好地認識自身，更好地去生活。 ^[4] 

這部小説以現實主義的深微精細的筆調，層層疊疊地展開着生活的畫面。它不是作無休止的平靜的流瀉，也不是照相般的複製，而是通過典型化的提煉，顯示出生活的真實。

作者用許多篇幅，帶着濃厚的情趣，生動而細緻地描繪了婚喪喜慶一類的家庭生活場面。宴會排場、婚喪禮節、禮儀款式乃至服飾裝束無一不歷歷在目，構成了一幅幅色彩鮮明的風俗畫。這裏，值得探討的也許是：為什麼小説再三出現婚喪喜慶一類的生活情節，而不使人感到厭煩呢？人物形象的鮮明是一個重要的方面。從敍事方面來看，我們還可以注意兩點。作者採用了“睹一斑而窺全豹”的方法：同類性質的事件加以充分描寫的只有一次，此其一；其二，那些場面既是生活習俗的描繪，又標誌了故事發展的新階段。因此，我們看到的並不是流水賬式的交代，而是情節的進展。例如，對於長輩的喪事，作者縱筆描寫的只是第二代參議夫人。那時候，家庭內部矛盾業已深化，僅僅由於母親尚在，才能保持表面的和睦。參議夫人病死的過程寫得“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樣子，甚至使人感到有些過火，這是為了宣告寧靜、歡樂的生活即將結束。接着便是高潮——兄弟姐妹三人瓜分遺物，兄弟翻臉。而參議夫人的出殯，作為布登勃洛克一家在孟街的住宅裏最後一次招待賓客，就更不是與主題無干的閒筆了。又如，洗禮宴只寫小漢諾的那一次。在親友歡樂祝賀聲中，不料有人説了一段很不吉利的話。這是樂中之哀，使人預感到小漢諾的前途凶多吉少。《布登勃洛克一家》正是充滿了這一類波瀾起伏的日常生活情節，使讀者感到典型性格和典型環境之間的有機聯繫。

小説也偶然出現看似重複的描寫，其實各有各的目的，或者為了前後呼應，加深情節統一的印象，或者為了增強今非昔比、物是人非的效果。例如，安冬妮、小漢諾和托馬斯三人先後都去過海濱，但寫法和意圖均不盡相同。作者處理安冬妮避暑時，全面地描寫了海濱的景色：天氣晴朗，海面平靜開闊。正是在這暫時擺脱逼婚的糾纏而心曠神怡的時候，她第一次聽到“自由”這個字眼，它彷彿像閃閃發光的海水，一望無際地向那迷濛的地平線伸展出去……小漢諾是為了逃避令人窒息的學校生活才去海濱的。過了一段無拘無束的生活之後，天氣晴雨無常，假期一眨眼就過去了。這個沒落家庭的最末一代的幼小心靈，不能不感到幸福的短暫易逝。托馬斯去“避暑”已是暮秋時節，他的生命和精力已經接近了黃昏。海濱陰雨綿綿，海浪一個接着一個盲目地衝擊着，使托馬斯感到神秘、麻木以及命運的不可理解。這三次各具特色的海濱生活是布登勃洛克一家衰落史各個階段的路標。

疏密有度、情景交融還不是這些場面引人入勝的全部原因。在一些精彩的章節裏，作者能做到性格、故事和場面三者融為一體。這些場面常常有一箇中心故事，圍繞這個故事展開了性格的描寫；人物的行動展開之後，故事又發展到另一階段。例如第八部第八章的聚餐，中心故事是威恩申克的案情，各類人物各有不同的打算和表現：安冬妮氣憤已極，三個老處女表示冷淡，威恩申克滿不在乎，參議夫人十分關切，而托馬斯則感到事情不妙，以不插手為宗旨……這樣，既突出了每個人物的性格，又使他們之間的矛盾深了一層，而故事仍在進行着。

作者為了使40年的生活前後貫連、融為一體，埋下了許多伏線，促使小説結構趨於完整。例如，孟街住宅街門上的拉丁文格言“上帝預見一切”，作為布登勃洛克一家沒落見證人的三個老處女，托馬斯的牙病，服務了40年的永格曼小姐……這些人物和細節隱於前，顯於後，好比蛛絲馬跡，看似順筆便墨，實際上都對主題含有隱曲的提示。小説文字風格以平穩含蓄、從容不迫、生動酣暢的描寫為主，後半部則稍帶憂鬱淒涼的筆調，間或夾入含蓄有力的譏誚。風格的變化有時隨作者對待人物的態度不同而異，如海濱避暑、彈鋼琴那些篇章抒情意味很濃；托馬斯的性格寫得含蓄；寫克利斯蒂安莫須有的病症常用譏諷的口吻；至於格侖利希的對白，則彷彿是舞台上反面人物的台詞。

《布登勃洛克一家》在藝術描寫方面也有不少缺點。某些章節寫得呆板，性格既不突出，故事也中斷下來；個別人物性格寫得有些累贅，典型化的程度不高。托馬斯·曼寫這部作品之前，藝術上雖然是有所準備的，但他畢竟是20歲剛剛出頭的年輕人，難免有不夠成熟的地方。

該作品本身具有較高的藝術性。1929年，作者本人以這部篇幅極至浩瀚的小説獲得當年的諾貝爾文學獎。

《布登勃洛克一家》發表以後的二十年間，作品的再版次數已近超過了一百次，當托馬斯·曼獲得諾貝爾獎時已經被翻譯成了三十一種文字，發行量超過一百萬冊，到了1975年僅德文版的銷售量就超過了四百萬。 ^[6] 

諾貝爾獎評委會：此書為“德國首部格調高雅的現實主義長篇小説”。 ^[6] 

中國現代文學家巴金：它是“近代文學中不朽的名著”。 ^[6] 

托馬斯·曼於1875年6月6日生於德國北部盧卑克市。父親是一位鉅商，曾任盧卑克市税收事務的參議；母親出生在巴西，有葡萄牙血統。父親死後，家業破產。托馬斯·曼中學畢業後就到一家保險公司當見習生。其間，創作了第一部中篇小説《墮落》。他有一位哥哥，名叫亨利希·曼，也是一位德國著名的批判現實主義作家，托馬斯·曼20歲時，在慕尼黑高等工業學校旁聽歷史、文學史和經濟學等課，併為他哥哥主編的《二十世紀德意志藝術及福利之頁》寫稿和審稿。

他一生創作頗豐，其他較有影響的小説有《特里斯坦》、《託尼奧·克勒格爾》《死於威尼斯》、《綠蒂在魏瑪》、《浮士德博士》、《受騙的女人》等等。除此之外，托馬斯·曼還寫了大量評論、散文、書評等各種文體的文章。1929年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時，曾率領全家前往斯德哥爾摩領獎。1955年8月12日，托馬斯·曼逝世於瑞士的蘇黎世。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