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朗族

布朗族有多種自稱，居住在西雙版納的布朗族自稱“布朗”或“巴朗”，臨滄市和保山市的自稱“烏”，墨江、雙江、雲縣、耿馬等地的自稱“阿瓦”或“瓦”，思茅的自稱“本族”，瀾滄縣文東鄉的自稱“翁拱”，鎮康、景東的自稱“烏”或“烏人”。

過去，其他民族對布朗族的稱呼也各不相同：雙江傣族稱之為“臘”，拉祜族稱之為“卡帕”、“卡普”，西雙版納傣族稱之為“悶”，哈尼族稱之為“阿博”或“阿別”，當地漢族及彝族稱之為“蒲滿”或“濮曼”等。

新中國成立後，根據本民族的意願，統一稱為“布朗族” ^[1]  。

史學界一般認為布朗族源自古老的“百濮”族羣。中國古籍中很早就有對百濮的記載，《尚書·牧誓》中提到參加周武王伐紂的西南諸部落中就有濮人。史學界根據《華陽國志》記載，認為“哀牢”與濮人的關係密切，永昌（治所在今保山南部）一帶是古代“濮人”居住的地區；“濮人”部族眾多，分佈很廣，很早就活動在瀾滄江和怒江流域各地其中操孟高棉語的一支可能就是現今布朗族的先民。濮人在我國史籍中有過許多稱呼，秦漢時稱為“苞滿”、“閩濮”，魏、晉、南北朝時稱 “閩濮”，隋、唐、五代、宋朝時期稱為“朴子蠻”，或“撲子”、“朴子”、“撲”、“蒲滿”、“蒲人”等，元、明、清時期稱為“蒲滿”或“蒲人”等。

自西漢王朝在雲南設置益州郡，下轄嶲唐（保山）、不韋（保山以南）等縣，濮人地區就納入了西漢王朝郡縣的範圍。西晉時，永昌濮人的一部分向南遷移至鎮康、鳳慶、臨滄一帶。唐宋時期，“撲人”受南詔、大理政權統治，主要從事採集和狩獵的經濟生活。此後，逐步過渡到從事農業生產。元初，滇西蒲人已使用鐵鋤，其首領每年以一定數量的鐵鋤作為貢納，上交元朝政府。明朝典籍記載説：“蒲人……事耕鋤，……知漢語，通貿易” 。明朝設置順寧府（今鳳慶一帶）時，即以蒲人中的貴族充任土知府。經過長期的民族遷徙和部落、部族的分化融合，原先居住在瀾滄江和怒江中下游的濮人的一部分，發展為今天的布朗族。

布朗族是富有鬥爭傳統的民族，為反抗歷代的封建統治者，曾和其他民族一起舉行過多次起義。其中以清咸豐十一年（1861年）墨江哈尼、布朗等族人民的起義規模最大。起義由田四浪（哈尼族，又名政）領導，起義羣眾達數千人之多，一度攻佔了鎮源、墨江的大部分地區，鬥爭堅持七八年之久。

民國時期，布朗族人民也不斷地進行反抗鬥爭。1940年前後，西雙版納西定的布朗族人民奮起反抗國民黨軍隊的殘暴統治，並在拉祜、哈尼等族人民的支援下擊潰國民黨政府派出鎮壓的軍隊。布朗族人民還不斷反抗傣族土司和本民族當權頭人的統治。1943年西定曼瓦寨的布朗族人民，進行了反抗頭人徵糧的鬥爭，羣眾拒絕交糧，最後將大小18個頭人的反動統治全部推翻。

19世紀中葉以後，布朗族人民參加了各族人民共同反對英、法帝國主義侵略我國雲南邊疆的愛國鬥爭。抗日戰爭時期，布朗山和西雙版納西定的布朗族人民，曾經與漢、傣、哈尼、拉祜等各族人民一道，共同抗擊日本和暹羅軍隊對西雙版納的侵略，在捍衞祖國邊疆的鬥爭中作出了貢獻。

新中國成立前，布朗族的社會發展很不平衡，大體可以分為兩類地區。一類以居住在臨滄地區和思茅地區的布朗族為代表，由於長期與漢族及其發展較快的民族雜處，受其經濟和文化影響較深，他們的社會經濟發展較快，保甲制度已遍佈這些地區。除墳園、森林尚保留有村社公有的性質外，其餘土地已經完全屬於私有，地主經濟早已確立。地主富農通過高利貸、典當、買賣、抵押和憑藉政治特權，霸佔良田沃土。在這種體制下，各階層對生產資料的佔有已顯示出十分的不平衡。例如雙江縣邦馱鄉的一個布朗寨中佔總户數6%地主佔有了全寨水田總數的30%以上。廣大貧苦農民不僅深受本民族地主、富農壓榨，還遭受漢族和其他民族地主、富農的盤剝與掠奪。國民黨政府與當地地主惡霸勾結在一起，橫徵暴斂，拉丁派款，更加深了布朗族人民的苦難。

另一類以聚居在西雙版納布朗山、西定和巴達一帶的布朗族為代表。他們很早就受傣族封建領主的統治，布朗族人民每年必須向傣族領主交納一定數量的貨幣或實物作貢物。傣族領主在布朗族內部冊封一些世襲頭人，叫做“叭”，每個“叭”管轄若干寨子，這種轄區也就是向傣族封建領主納貢的單位。傣族土司還通過分封自己的家臣和親屬為“波朗”（職官名）直接控制各“叭”，加強對布朗族人民的統治，使布朗族的社會經濟結構、政治組織以及意識形態各方面受到很大影響。但是傣族統治階級還不能把自己民族的生產方式完全強加於布朗族，而在一定程度上讓原來的生產方式維持下去，滿足於徵收貢納。這種統治在布朗族社會從家族公社向階級社會轉化的過程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新中國成立前，西雙版納布朗族社會存在的土地所有制，還不同程度地保留着家族公有、村社公有和私人佔有等3種土地所有制類型。少數布朗族村寨還保留有由同出於一個祖先的若干個家庭組成的叫做“戛滾”的農村公社。每個家族包括五六户至二三十户小家庭。在家族範圍內的土地、森林、牧地均屬於“戛滾”即全體成員公有。每年春耕前由家族長主持按户分配一次土地。收穫全部歸各户所有。這類土地私人不能買賣，家庭或個人只有使用權。但是，隨着社會的發展，家族公有制逐漸衰落。

在西雙版納布朗族中存在着村社公有土地所有制。每個村寨由幾個至十餘個不同血緣的家族（“戛滾”）所組成，一般有100户左右。生產工具、房屋、牲畜等屬個體家庭私有；土地、山林、水源等屬於村社公有。各家族對於村社公有地實行長期佔有使用制，通過家族內每年定期分配土地實現單户生產，其收穫為各户所有。村寨以上的頭人“叭”則完全由傣族土司冊封，他們接受傣族領主賜給的鐵鏈、銀刀、金傘後，充當傣族土司統治布朗族人民的代理人，定期為傣族領主收繳税貢，攤派勞役，徵集兵員等。

當時，在家族公有和村社公有的土地內，已經出現土地私有制。個別村寨內土地私有程度較深，耕地、宅地、茶園大部分已通過頻繁的買賣或變相掠奪等形式，轉變為頭人、富裕户所私有。很多村社成員喪失了土地，淪為富裕户的佃農，這類土地具有完全私有的性質，即可自由買賣、典當、出租給任何人。各家族民主產生的村寨頭人和家族長，往往憑藉自己的地位，長期佔有使用數量多質量好的土地，有的還具有一定的特權。由於土地佔有不平衡，私有制的產生和發展以及傣族土司和國民黨的殘酷掠奪，促使高利貸、僱工、租佃等剝削關係發展起來。隨着各村寨內部階級分化的產生和發展，原始公有制便日趨解體。

20世紀50年代初，布朗山區人民政權建立後，上級政府根據黨中央邊疆民族地區工作“慎重穩進”的指導方針，結合邊疆後進少數民族地區的實際，制定了“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政策。還從布朗族地區的實際出發，區別不同情況，把布朗山選擇為“直接過渡”地區進行試點工作，在解除了民族上層的思想顧慮，穩定了羣眾情緒的基礎上，推動布朗族人民羣眾逐步走上互助合作的道路，有步驟地對布朗族地區進行土地改革，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在布朗族聚居的其他地區，人民政府也根據各地布朗族社會發展不平衡的特點，在思茅和臨滄的布朗族地區實行了和平協商土地改革，促進了布朗族社會經濟的平穩發展。到1958年底，各布朗族地區通過民主改革，廢除了封建領主、土司頭人對土地、山林的所有權，取消了封建特權，免除了民族羣眾的勞役、貢賦，以及高利貸者的債利和租佃剝削，布朗族人民開始走上了互助合作的道路，實現了生產關係的變革。

1985年12月30日，雲南省成立以多個少數民族聚居區聯合建立的自治地方——雙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縣，布朗族成為自治縣的自治民族之一。此外，還在布朗族較為集中的勐海縣巴達、勐滿和勐崗，臨滄地區的雲縣、耿馬及保山地區的施甸等地相繼建立了與其他民族聯合組成的民族鄉。布朗族不僅自主管理本民族、本地方事務，而且以平等的地位參與管理國家事務和所在各級地方事務的管理。布朗族還選舉出本民族代表參加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雲南省人民代表大會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與此同時，黨和政府大力培養選拔布朗族幹部，為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提供了堅強保障。據統計，2005年，雲南省布朗族幹部約1700人，約佔全省幹部總數的0.2% ^[1]  。

布朗族居住在山區，氣候温和、雨量充沛，十分利於植物生長，所以，“靠山吃山”是山地民族生存的一大特點。像其他山地民族一樣，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和豐富的自然資源，尤其是廣袤的森林資源，使得布朗族適應自然並從自然獲得生存的方式主要就是採集、漁獵和刀耕火種。這樣的生存方式就形成了穩定的生產風俗文化。直到今天，雖然現代農業正在逐步建立，但是某些地區20世紀70年代以前，刀耕火種依然較為盛行，採集和漁獵仍然是人們維持日常生活的補充手段。過去，布朗族的刀耕火種創造出人隨地走、地隨山轉的輪耕法，一般把村寨的土地劃分為若干片，在嚴格的規劃下，實行有序的輪墾，使地力得到休息，避免毫無節制地砍樹燒山，以保證刀耕火種農業的正常進行。

新中國成立以來，隨着農村經濟合作組織的建立，人民政府努力推動布朗族羣眾改變傳統的刀耕火種生產方式，學會耕作固定耕地，逐漸減少了刀耕火種的土地面積。到20世紀70年代中後期，基本上告別了刀耕火種的傳統耕種方式，在固定耕地上獲得了穩定的糧食來源。改革開放以來，布朗族地區逐漸實行了聯產承包責任制，各級黨委和政府組織科技人員上山，大力推廣運用農業科學技術發展生產，使用化肥，進行病蟲害防治，糧食產量普遍提高。以雲南省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勐海縣的布朗山布朗族鄉（這是全國惟一的單一布朗族鄉）為例：到2000年末，全鄉共有固定耕地52336畝，比1996年增加了12668畝，增長率為31.94%。耕地面積增長的同時，也帶來了糧食產量的提高，使布朗族羣眾實現了糧食自給有餘。2004年，布朗山鄉農作物播種面積47590畝，糧豆播種面積29829畝，總產量535.58萬公斤，農業生產取得了很大發展。農民人均純收入為953元。在發展糧食生產的基礎上，各地布朗族農民還大力發展茶葉、甘蔗、橡膠、紫膠、咖啡、杉松、芒果、桃李、蜜菠蘿、香蕉、柑橘、藤篾、南藥等經濟作物。如雙江縣忙安布朗族村，1995年種植紫膠3萬株，橡膠198畝，村裏還建起了橡膠廠，使之成為帶動當地橡膠種植發展的一條重要途徑。與此同時，布朗族地區的商業貿易得到了迅速發展，各地區都建立了民族貿易公司，有的村寨建立了購銷店，商品銷售總值逐年增長。

布朗族以種植旱稻（陸稻）、水稻、玉米、小麥為主，豆類、雜糧（蕎、土豆、芋頭等）次之；經濟作物有茶葉、棉花、甘蔗、煙葉、麻類及各種蔬菜。自古以來，茶葉就是布朗族先民栽培的著名物產，布朗族所居之地多為雲南今日盛產茶葉之地，是雲南大葉種茶葉的主產區。聞名遐邇的普洱茶，早在清代就是雲南珍貴的貢品，為當時國內的珍貴飲料，到清代晚期，普洱茶已為士庶人家普遍飲用。時至今日，布朗族地區仍是“普洱茶”、“勐庫茶”的主要原料產地之一 ^[1]  。

2000年，布朗族總人口為91882人，主要分佈在雲南省西部及西南部沿邊地區。

其中，約有3萬多人較為集中的聚居於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勐海縣的布朗山、西定、巴達、打洛、勐滿、勐崗等鄉鎮，約有5萬多人散居於雙江、保山、施甸、昌寧、雲縣、鎮康、永德、耿馬、瀾滄、墨江等市縣，布朗山布朗族鄉是布朗族最大的聚居區，約佔布朗族總人口的65%。此外，南澗、景東、景谷、思茅、景洪、勐臘等市縣的山區亦有少量分佈。

主要聚居區的布朗族長期以來和哈尼、拉祜、佤族相鄰，散居的布朗族與漢、傣、哈尼、拉祜等族人民親密相處 ^[3]  。

布朗族主要分佈在雲南省西部及西南部沿邊地區，根據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統計，布朗族總人口數為119639人 ^[1-2]  。

根據《中國統計年鑑-2021》統計，中國境內布朗族的人口數為127345人。 ^[4] 

布朗族除了信仰上座部佛教外，還保留着許多原始宗教的傳統信仰。

人們普遍信鬼神，崇拜祖先。布朗族認為，他們之所以崇拜不計其數的鬼神，是因為所有的鬼神都有它們各自不同的專司職能，大小及地位高低不同，或利或害，善惡不一。儘管如此，布朗族都一律加以敬奉崇拜。因為他們認為萬物有靈，其靈都有慾望，慾望一旦得不到滿足，惡者變得更惡，善者則不願行善；所以，對所有鬼靈的崇拜，除了迎合和討好鬼神外，同時也是為了換取鬼神滿足崇拜者在物質生活或精神生活上各種各樣的需求。為此，在一年四季當中，布朗族祭祀鬼神的活動十分頻繁。由於鬼神大都依附於森林之中，布朗族對森林極為敬畏，很早就劃定並維護着具有生態保護功能的龍山森林和墳山森林。西雙版納布朗族崇信的鬼神以管水的“苦拉”為最大，傳説為一人頭蛇身的怪物，凡遇洪水猛漲或山崩地坍時，它就會出現，如果人見了便會死去，因而人們必須在每年的關門節和開門節祭祀苦拉神，才會化兇為吉。

各地布朗族皆在村寨附近劃定一片樹林作為龍林，極目遠眺，龍山森林鬱鬱葱葱，形成一道綠色屏障。凡龍山森林範圍內的一草一木都被視為神聖，任何人不得砍伐或攀折。除了可在龍山森林祭祀神靈外，任何人不得進入聖地進行其他活動，否則將遭致厄運。由於神靈主宰着全寨男女老少的旦夕禍福，所以，每年都要進行祭祀。人們通過祭獻神靈，乞求除災得福，人丁興旺，五穀豐登。

布朗族民間信仰中另一個重要內容便是祖先崇拜，他們認為氏族、家族的發展和家族生命週期的更迭、延續以血緣世系為紐帶，這使祖先觀念與靈魂觀念牢牢結合。亡故的先人，世世代代以其祖宗在天之靈升入神位，成為氏族、家族延續的最可靠的保護神。墳山多選擇在茂密的森林中，這些長眠在墳山森林中的祖先神靈或亡靈是不可冒犯的。在安葬死者時，墓坑不做任何標記，數年之後，四周便長出樹木，重新恢復原來的森林植被。布朗族像保護龍山森林一樣嚴格保護墳山森林，除安葬死者外，平日禁止攜帶刀斧、鋤頭等進入墳山森林。

森林中的動物不分大小，大象、野牛、蛤蟆、竹鼠等都是崇拜的對象，其中的一些動物甚至被認為是本氏族祖先的親族，代表着祖先的魂靈，對它們既不能侵犯，更不能傷害。即使布朗族在過去擅長狩獵，但對被當作動物神的大象、野牛也從不捕殺，這非常有益於珍稀野生動物的生存和繁衍。

茶在布朗族的生活中佔有重要的位置，人們把茶視為聖物珍品，用於祭祀、婚喪，或作為禮品饋贈親朋好友。由於人們對茶的需要、珍視以及感激而使得茶樹最終昇華為神靈。因此，布朗人在採摘春茶前，都要祭獻“茶樹王”，對它頂禮膜拜。茶被神聖化對茶樹茶種的保存具有重要的作用，宗教禁忌避免了人為地破壞茶樹茶林 ^[1]  。

布朗族的服飾文化別具一格。生活於羣山和森林之中的布朗族，以其獨特的方式裝扮自己，注意突出個性。由於偏愛黑色，他們的服色往往以黑色和青色為主。

從各地布朗族男子的着裝來看，差別不大。男子上身着黑色或青色無領或圓領長袖對襟短衫，下着黑色寬襠褲，褲腿短而肥大，頭裹黑色或白色布料包頭。男子有佩帶手鐲的習慣。青年男子頭纏黑色或青色包頭巾，老年男子喜歡蓄長髮，將髮辮盤於頭頂，用白色頭巾包頭。而今除了老年人穿大襠褲外，中青年男子一般都改穿漢裝。

布朗族婦女的服飾則更多地保留了傳統特色。西雙版納等地的布朗族婦女，上衣為左右兩衽的無領窄袖短衫，或黑或白或藍，緊腰寬擺，雙襟在胸前交叉迭合，衣角兩邊各有一條飄帶，以布帶代紐繫於左側。上衣下襬、袖口等邊沿飾以各色滾條和花邊。上衣裏面還穿有一件對襟圓領無袖貼身小背心，領口及胸襟處飾以各種彩色花邊，胸襟上釘有一排小紐扣，背心多由色彩豔麗的淨色布縫製而成。天熱時，單獨穿上這樣的貼身背心，布朗族女性的曲線美得到了充分展示。下穿雙層筒裙，外裙為黑色，膝部以上織有紅、黃、黑等彩色橫條花紋。膝部以下拼接黑色、藍色或綠色布，用銀腰帶系裙。內裙為白色，比外裙稍長，裙腳邊鑲飾有彩布滾邊和花邊，可謂五色俱全。

布朗族婦女均挽髻於頂，挽髻處插有“三尾螺”簪，逢喜事盛會，髮髻上還別有多角形銀牌，髻下繫有銀鏈等裝飾品。頭纏黑色、青色包頭巾。布朗族女性自幼穿耳，喜戴銀質的耳塞和耳環，大耳環墜於兩肩，耳環上飾以紅、黃的花。年輕姑娘多用鮮豔奪目的絲線或毛線編織彩穗或彩絨球花裝飾耳塞，有的下垂至肩，嫵媚動人。隨着頭部的擺動，耳飾一同盪漾，極富動感和青春的活力，給人以輕盈飄逸的感覺。手臂箍有數圈銀臂鐲，手腕部戴3釐米左右寬的銀手鐲，胸前佩戴銀項鍊以及各色玻璃珠。年輕姑娘喜在頭上佩戴鮮花，中老年婦女則愛以護腿布纏腿。

文身是布朗族先民遺留下來的古老習俗。布朗族男子在十四五歲時就要施行紋身，在四肢、胸、腰、腹部和背部刺上各種各樣的花紋圖案。文身圖案頗多，大致可分為鱗刺、字刺、形刺和蕨刺等4種。鱗刺形若魚鱗又不全似魚鱗；字刺即將傣文字母按所謂“咒語”或巫術需要排列成表格，刺在身上；形刺大多是動物圖形，常見的有龍、虎、獅、象等；蕨刺其形若嫩蕨之尖葉。不論刺哪一種，都按“咒語”、巫術的需要構圖。新中國成立後，隨着科學文化知識的普及，文身習俗逐漸發生了變化 ^[1]  。

布朗人以大米為主要食糧，以玉米、豆類為輔。布朗族人飲食特點是以酸、辣、香、涼、生為主，烹製方法主要有煮、炒、蒸、炸、燒、烤、醃、生食等8種，雖然烹製技術簡單，但仍有自己獨特的風味。

布朗族不僅喜食酸魚、酸菜、酸筍，而且喜歡飲用一種獨具民族特色與地區特色的飲料——酸茶。酸茶製法是：先將新鮮茶葉煮熟放在陰涼處，待茶葉變酸後置於竹筒中，塞緊，再用竹筍葉將竹筒包好埋進土中，三四個月後取出，即成酸茶。

製茶、飲茶也是布朗族的一大特點。布朗族善於製茶，長期的種茶實踐使他們積累了豐富的製茶經驗，布朗族婦女個個都是製茶能手。每年四五月，她們將採回的嫩毛尖放進鍋裏炒幹，趁熱裝入帶蓋的竹筒，放在火塘邊烘烤，待竹筒的表皮烤成焦狀時，噴香可口的竹筒茶就製成了。生活在茶鄉的布朗族人品茶極為講究，他們的烤茶更是別具特色：將茶葉放入特別的茶罐中，放在火塘邊烘烤，撲鼻的香氣冒出時注入滾燙的開水，濃郁香醇的烤茶就製成了，這是布朗族人待客的上品。

布朗族的用茶方式可謂多種多樣，除了飲用外，還保留以茶入藥、以茶入食的古老食俗，茶在布朗族的生活當中起着舉足輕重的作用 ^[1]  。

布朗族的傳統住房為幹欄式竹樓，為竹木結構，既可通風防潮又能避開野獸的侵擾，比較適合山區的地理環境和氣候特點。布朗族人建蓋房屋的時間多選擇在二至四月或十月進行，一家修建竹樓，幾乎全寨成年人都來相幫，二三日即可告成。一般竹樓可住20年，每隔兩年就要用茅草翻蓋屋頂。布朗族認為，住房主宰着全家老小的平安，因而在建房的過程中，從合土、破木、豎柱到最後遷入都要舉行一系列的祭祀活動。

布朗族的傳統房屋分上下兩層，樓下關牲畜、堆放柴禾、農具，安裝腳碓和織機等；樓上住人，室內中央設火塘，供做飯、取暖、照明之用。樓下地板用龍竹剖開壓成寬竹板鋪墊而成；卧室與待客之處鋪以篾席，進屋必須脱鞋。屋內所有傢俱幾乎全用竹材做成。室內四壁不開窗口，光線十分暗淡。樓室分堂屋、火塘、住室等3個部分。以竹片編織四壁，鋪設樓板，空隙很大，但通風卻很好。室內無隔板，堂屋、火塘、住室相通。火塘呈一方形，設於屋子中央，上面放置一個鐵三腳架，以供燒水煮飯，火從不熄滅。

改革開放以來，布朗族的住房條件也得到相應改善。人們開始改用木板鋪樓,並將堂屋與住室用木板分開。以瓦片覆頂，瓦頂鑲嵌玻璃亮瓦，結實的木板牆、木板樓代替了昔日的竹笆牆和竹笆樓，但建築風格基本不變。還有少數致富能手開始建蓋鋼混結構的樓房 ^[1]  。

新中國成立之前，布朗族地區很難找到一所正式學校，文化教育十分落後。

新中國成立後，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隨着政治穩定與經濟發展，各地布朗族的教育得到了進一步貫徹。2002年，布朗山鄉的學校已發展到44所，其中完小1所，一校一師的校點22個，一校2師的校點21個。共有教職工111名，77個教學班級，在校生1857人。據云南省民委統計，2004年，布朗族在校學生中，小學生11898人，初中生4942人，高中生426人，職高生161人，中專生203人，本專科生180人，研究生3人 ^[1]  。

布朗族民間流傳着許多優美動人的口頭文學作品，體裁多種多樣，包括了民間故事、神話、傳説、歌謠、史詩、敍事詩、諺語、謎語等。

其中如開天闢地神話《艾絲露勐坤》，圖騰和祖先神話《削木成人》、《葫蘆生人》，文化起源神話《火與石》，民族遷徙史詩《從勐茅來的人》、《來自“洪勒南三黑”》，等等，直接或間接地反映了布朗族歷史情況；而流行於西雙版納長篇敍事詩的《道高朗》，講述布朗小夥子與傣族小姐戀愛悲劇的故事，哀婉動人，極富於民族特色。

這些文學作品題材廣泛，優美動人，真實地表現了布朗族人民在各個歷史時期的生活軌跡 ^[1]  。

布朗山的布朗族人一般實行母子連名制，沒有姓只有名，小孩出生3天拴線命名，將母親的名子連在孩子的名子之後。

凡男子都在名字前加一“巖”字，女子都在名字前加一“伊”字 ^[1]  。

布朗族婦女(2張)

傳統禁忌在一定程度上規範和約束了人們的行為，諸如：

不能追逐逃進龍山森林的獵物；凡供過神的、雷擊過的、斷了梢的、有藤條纏身的、樹上有蜂窩、樹腳有螞蟻堆的樹木皆不能做建築材料；不用鬼多的緬樹和菩提樹作建材；不用日蝕和月蝕照耀過的材料作建材；不用在水塘邊能看到樹影的樹木作建材；不砍墳山的樹木；不毀壞龍林裏的草木；村寨周圍龍山上的樹木不可砍來做房屋柱樑；如果砍伐樹木太多，全寨會遭殃。

凡此種種，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動植物 ^[1]  。

布朗族的節日與農業生產和宗教活動有着密切的關係。西雙版納、瀾滄、雙江等地區的布朗族受傣族的影響，信仰小乘佛教，宗教節日尤其繁多，如“考瓦沙”（關門節）、“奧瓦沙”（開門節）、桑堪比邁（新年）、嘗新節和以“賧”為中心的各種節日活動。施甸布朗族與漢、彝兩個民族雜居，節慶多受漢、彝民族的影響，節日絕大多數與漢族相同，只有少數節慶還保留本民族固有的特點，主要節日有春節、清明節、端午節、火把節、中秋節等。

在眾多節日中，布朗族的年節——“桑堪比邁”最為隆重和盛大。“桑堪比邁”的時間多在傣歷六月中旬，公曆的四月中旬。“桑堪比邁”意即六月新年。西雙版納布朗族的主要活動有浴佛、為家族長洗禮、潑水等，故又稱潑水節；臨滄地區的布朗族年節的活動主要是堆沙和插花，故年節又稱“堆沙節”或“插花節”。過年的時間一般為3天：第一天的活動主要是打掃居家住室、村寨，清洗衣物被褥、炊具餐具，洗澡、梳妝打扮；第二天殺豬宰牛，備辦酒席，做糯米粑粑和糯米黃花飯，準備過年所需的酒及其他食品，與親朋好友共度新年；第三天，西雙版納布朗族稱為“麥帕雅宛瑪”，意為日子之王來臨之日，是新年伊始之日。這天早晨，村民們用竹筒抬來清水供僧侶浴佛，沖洗佛像上的塵埃。每一“嘎滾”成員要向家族長“松瑪”行跪拜禮，這是布朗族自古就傳下來的規矩。各户要備辦兩份糯米粑粑，每份上面插上一對蠟條、兩朵鮮花送到家族長家。一份放入家族長卧鋪上方的“胎嘎滾”內，作祭祀家族神用；另一包獻給家族長。各家先給家族長行跪拜禮，然後由各户的男性家長為家族長洗禮，即用少許清水為家族長象徵性地洗頭、洗腳。邊洗邊祝福家族長身體健康、長壽延年。祝福完畢，家族長帶領“嘎滾”成員一同在供奉祖宗的“胎嘎滾”前祭祀祈禱，然後以“嘎滾”為單位各自到寨子裏滴水、祭祀。中午以後，人們穿着嶄新的服裝，在趕擺場上燃放高升，敲鑼打鼓、載歌載舞，即興跳起刀舞、蠟條舞、圓圈舞等民族舞蹈，共同迎接日子之王的到來 ^[1]  。

布朗族的婚姻是一夫一妻制，青年男女從戀愛到結婚都較自由，但也有受到父母干涉的現象 ^[1]  。

喪葬習俗各地大致相同。人死後，請佛爺或巫師唸經驅鬼，3日內出殯。一般村寨都有公共墓地，並以家族或姓氏劃分開來。通行土葬，但凶死者，有的地方行火葬 ^[1]  。

布朗族的傳統紡織技術十分高超，在歷史上享有盛譽。布朗族的服裝多是自制的土布做成的，以藍、黑二色為主。其紡織原料是自種的棉花、苧麻和葛線麻等。用棉花和苧麻可以紡織成土布，用苧麻和葛線麻可縫麻袋或掛包。布朗族的紡織技術起源甚早。千年以前的漢文史籍中就有濮人以木棉織布的記載。《廣志》説：“木棉濮，土有木棉。”“黑僰濮，出桐華布。”《華陽國志·南中志》永昌郡條説：“有梧桐木，其花柔如絲，民績以為布，幅廣五尺，潔白不受污，俗名曰桐華布。”西漢初年，這種用木棉紡織的布曾被蜀商大量運往關中一帶銷售，屬當時的上等紡織品，倍受世人的青睞，以至於規定了它的交換價格，説明當時濮人的紡織手工業發展水平已經很高。明清時代，康熙《楚雄府志》卷一説：“蒲蠻，山居火種，婦人織火麻布為生。”乾隆《景東直隸廳志》卷三載：“蒲蠻，女織棉布。”又據道光《普洱府志》卷十八：“黑濮，寧洱有之……頗知紡織。”這些史料説明了布朗族先民的紡織歷史久遠，曾經擁有傑出的紡織技術。今天，在布朗族地區，仍可以見到一些婦女沿襲祖傳的紡織技術，精心製作布料和手工藝品的情形。

布朗族的紡織機有腰織機和水平織機兩種。腰織機是自制的，結構簡單，由織篾、梭筒、腰帶、木砍刀（即擋紗板）、竹筒、竹棍等組成。紡織方法也很容易掌握，前邊用一根粗細適中、約1.6米的竹筒橫拴在兩根柱子上，將紗線疊成雙層，在此筒上滑動，作為經線。靠近織布人一端也有一個較細的竹筒，把紗線繃緊拴在腰部，經線的中央夾層還安置一個小竹筒和竹棍，用來上下分紗。婦女坐在小矮凳上，雙足向前方蹬緊，然後用左右手來回地將細竹棍引線穿紗，同時還要用雙手操縱擋紗板不斷地把緯線擋緊。一個技術嫺熟的婦女，若是不停地織，每天能織出30釐米寬2.5米長的白布。織出的布可用來縫製上衣、筒裙、包頭巾、揹小孩的揹帶、裹足布等。紡織品種有斜紋布、平布和彩錦。如將棉線染成紅線、黑線、藍線，可以織成各種條紋花布，美觀大方，深受羣眾喜愛，也是縫製筒裙的好衣料。近代，布朗族婦女從傣族那裏學會了使用水平織機，紡織技術有了進一步發展。至今，在雙江布朗族村寨裏，家家户户都有老式的壓棉機、紡線機和織布機。他們依然自己種棉花、織布和做衣服。特別是雙江布朗族婦女善織“葛布”和“阿娃毯”，遠近聞名 ^[1]  。

布朗族的祖先經過長年累月的生產鬥爭實踐，積累了不少天文、曆法、天氣變化規律的知識，並總結了原始的辨別方位、季節和氣候的方法。

布朗族人對於日月星辰都有其稱謂，並根據日月星辰的升降、樹木的向背來認識方位。一般，晚上以北斗星的方位來辨別方向和時辰。白天，以陽光照射的方位來辨別方向。陰天，則以植物生長狀況辨別方向，如樹皮陽光直射呈光滑的一面則是東方，揹着陽光的樹幹呈淡綠色，還長些鮮苔的一面是西方。更有趣味的是布朗族還保留一些原始的辨別季節和氣候變化的方法，如農諺説：“月亮帶傘要下雨，太陽帶傘要天干”；“久晴麂子叫，雨天要來到，久雨麂子叫，天要放晴了”；“河澗青蛙咯咯叫，天快要下雨”；“飛螞蟻飛上天，天將要下大雨”等等。山裏有一種鳥，布朗語叫“約”，雨天時隱居林中，陰天時若見這種鳥出林飛舞跳躍，則預示天將要放晴 ^[3]  。

在布朗族的日常生活中，民歌是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糧。布朗族民歌，內容豐富，曲調繁多。每逢結婚、遷新居、過年節或勞動之餘，年輕人都愛對歌。按其音調布朗族民歌大體可分為“索”、“勝”、“宰”、“拽”、“脱麻”等幾種。這些曲調也因地區差異而各具特色。布朗族是一個能歌善舞的民族，凡節慶婚禮等皆離不開歌舞。

布朗族的音樂絢麗多彩、曲調優美。雖然各地的音樂曲調稍有差異，但各有很濃的特色，西雙版納一帶的布朗族的布朗調分為索、森、綴、宰等四個基本曲調。索調在西雙版納布朗族民歌中是最主要且最具代表性的曲調，旋律委婉抒情，節奏輕快活潑，以小三絃伴奏，多用來歌唱愛情、新人新事等。森調婉轉悠揚，用四絃琴伴奏，多用於演唱風俗、史詩、長篇故事傳説，引經據典教育後代或敍家常。綴調古樸典雅，隨和自由，可高亢，可低沉，一般在喜慶時唱，歌手賀新房、賀新婚時，多用這種調式，演唱過程中常出現近乎於吟頌的歌詞。宰調歡快活潑，是一種對歌調，對唱範圍極廣，主要涉及愛情、生產、教育後代等。歌唱時各種曲調固定不變，歌的內容則可根據不同的場合，即興編唱，以表達不同的思想感情。

布朗族的樂器有打擊樂器和管絃樂器兩種。打擊樂器有鼓、鋩鑼、鈸鑔、魚罄等，其中鼓的種類較多，有大鼓、長鼓、象腳鼓、手鼓、木鼓、蜂桶鼓等，多在宗教活動中使用。管絃樂器有嗩吶、羊角號、牛角琴、竹笛、洞簫、三絃、四絃琴、葫蘆笙、響篾（口弦）、葉笛等，主要在婚禮、打歌場或喜慶節日中使用。

時至今日，各布朗族聚居區和散居區的音樂文化經過長期發展，已經形成了四種音樂文化風格區域類型：以西雙版納勐海縣的巴達、西定、打洛、關雙和思茅地區瀾滄縣蠻景等布朗族聚居區為代表的原存音樂文化風格區；以勐海縣布朗山為代表的傣化音樂文化風格區；以臨滄地區各縣布朗族散居區為代表的傣化、漢化音樂文化風格區；以保山施甸縣和思茅墨江縣等地的布朗族為代表的漢化音樂文化風格區 ^[1]  。

布朗族有着豐富多姿的舞蹈藝術，歌與舞常常形影相隨，密不可分。民間舞蹈分為歌舞、鼓舞、武術舞3種。

西雙版納布朗山一帶的布朗人喜歡跳“刀舞”，舞姿矯健有力，青年男女在一起喜歡跳“圓圈舞”；墨江布朗族逢年過節或婚娶佳期，盛行“跳歌”；施甸布朗族地區主要流行圓圈舞和二排舞。

在布朗族的傳統歌舞中，以鼓舞最具特色，而鼓舞又以雙江布朗族的蜂桶鼓舞最為有名。蜂桶鼓舞布朗語叫做“克廣”（跳鼓），因其形似蜜蜂桶而得名。它是一項羣眾性舞蹈，參加人數不限。舞蹈分三步舞和五步舞兩種，由男女兩隊組成，以象腳鼓、鋩、鑔等作伴奏。動作大方、粗獷、瀟灑，舞步剛健有力，節奏明快熱烈，場面壯觀動人，具有強烈的感染力和震撼力。信仰佛教的布朗族將蜂桶鼓舞納入重大的佛教活動中，舞姿和舞步保持不變，逐漸成為插花節的專用舞蹈，並一直流傳至今。此外，蜂桶鼓除在插花節、開門節、關門節時可以敲響外，平時不能隨便亂敲，因為平時的鼓聲是向外寨發出報喪信號。

受傣族的影響，西雙版納布朗族普遍信仰上座部佛教，佛寺以及一切制度都和傣族相仿，也有頻繁的“賧佛”等活動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