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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經濟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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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經濟體制是指以市場機制作為配置社會資源基本手段的一種經濟體制。它是高度發達的、與社會化大生產相聯繫的大商品經濟,其最基本的特徵是經濟資源商品化、經濟關係貨幣化、市場價格自由化和經濟系統開放化。市場經濟體制(主要是指現代市場經濟體制)下的政府只能作為經濟運行的調節者,對經濟運行所起的作用只是宏觀調控
中文名
市場經濟體制
外文名
Market economic system
手    段
市場機制作為配置社會資源
性    質
經濟體制
定    義
經濟學

市場經濟體制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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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屆三中全會 十四屆三中全會
市場經濟體制建立在高度發達的商品經濟基礎上。在市場經濟體制下,資源分配受消費者主權的約束,生產什麼取決於消費者的需求(市場需求),生產多少取決於消費者的支付能力的需求水平;經濟決策是分散的,作為決策主體的消費者和生產者在經濟和法律上的地位是平等的,不存在人身依附和超經濟強制關係;信息是按照買者和賣者之間的橫向渠道傳遞的。經濟動力來自於對物質利益的追求,分散的決策主體在謀求各自的利益中彼此展開競爭,決策的協調主要是在事後通過市場來進行。整個資源配置過程是以市場機制為基礎的。
市場經濟體制,是市場運行的具體制度安排或運行方式。而市場經濟是指市場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調節作用的經濟。市場經濟也可以説是以市場機制的作用為基礎配置經濟資源的方式。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相對,市場經濟體制和計劃經濟體制相對。通常市場經濟也叫市場經濟體制。

市場經濟體制發展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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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經濟體制第一階段

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第一階段是1979—1982年,實行“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經濟管理原則。
1979年4月中央工作會議提出,國民經濟要“以計劃經濟為主,同時充分重視市場調節輔助作用”[4](P141)。由此開始,計劃經濟和市場調節(市場經濟)不再被視為兩個截然對立的東西了。黨和政府認識到兩者必須結合,但在結合中不是平等的結合,而是有主與次的問題,即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之間有個“排座次”的問題。
1981年11月,五屆人大四次會議通過的政府工作報告吸收和採納了上述思想,並上升到相當高度,認識到“正確認識和處理計劃經濟和市場調節關係,是改革中的一個關鍵問題”[6](Pl029)。指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方向應當是:在堅持實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前提下,發揮市場調節的輔助作用,國家在制定計劃時要充分考慮和運用價值規律”[6](P1028)。報告還就“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前提下,發揮市場調節的輔助作用”設想了“四種類型”企業,一是嚴格按照國家指令性計劃進行生產的骨幹企業;二是既按市場變化又在國家計劃許可範圍內生產的企業;三是大部分產品按國家計劃生產的企業;四是大部分產品由企業按照市場變化組織生產[6](P11029)。在這一階段,關於“實行政企分工,擴大企業自主權,使企業成為相對獨立的社會主義經濟單位”[6](P1029)的“設想”被大力推行,在企業中實現了“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經濟原則。
1982年9月,黨的十二大報告中進一步明確了“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經濟管理原則,指出:“正確貫徹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原則,是經濟體制改革中的一個根本性的問題。我們要正確劃分指令性計劃指導性計劃和市場調節各自的範圍和界限。”通過這一階段的改革,市場主體開始形成,市場機制逐漸發生作用,市場開始成為配置資源的重要補充手段。
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原則在當時是有積極意義的。在此原則下,中國沿着放權讓利、雙軌並行,計劃與市場結合的方向進行改革。在所有制結構方面,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允許個體,私人和“三資”企業的存在和發展,放開了一塊市場經濟;在公有制經濟的經營形式方面,農村集體經濟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經營責任制,國有小企業實行租賃制,國營大中型企業普遍實行承包制和若干企業的股份制試點,減少了國家指令性生產和物資分配計劃的種類;在中央和地方的關係方面,權力下放特別是推行財政大包乾制度,大大增強了地方的財政和財力。
但是,總的看,“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原則還是傳統計劃經濟的派生物。直接的指令性計劃仍被看作是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和整個經濟運行的基礎,市場調節只是從屬的、次要的;計劃與市場的關係是一種不平等的“板塊”式拼湊關係,在這種關係中,“市場”是被恩准在計劃經濟的總框架內運行的。

市場經濟體制第二階段

第二階段是1983—1986年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
1984年10月,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第一次明確提出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理論,《決定鏟突破把計劃經濟和商品經濟對立起來的傳統觀念,明確認識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必須自覺依據和利用價值規律,是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確定了中國經濟體制的4個基本點:”第一,就總體説,我國實行的是計劃經濟,即有計劃的商品經濟,而不是那種完全由市場調節市場經濟;第二,完全山市場調節的生產和交換,主要是農副產品、日用小商品和服務修理行業的勞務活動,它們在國民經濟中起輔助但不可缺少的作用:第三,實行計劃經濟不等於指令性計劃為主,指令性計劃和指導性計劃都是計劃經濟的具體形式;第四,指導性計劃主要依靠運用經濟槓桿的作用來實現,指令性計劃則是必須執行的,但也必須運用價值規律。[7](P568)
按照這一基本原則,1985年9月,《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七個五年計劃的建議》進一步勾畫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輪廓,即“建立新型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主要是抓好互相聯繫的三個方面:第一,進一步增強企業特別是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業的活力,使它們真正成為相對獨立的,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第二,進一步發展社會主義的有計劃的商品市場,逐步完善市場體系;第三,國家對企業的管理逐步由直接控制為主轉向間接控制為主,主要運用經濟手段和法律手段,並採取必要的行政手段,來控制和調節經濟運行。”[7](P821)
有計劃商品經濟”較之“計劃經濟”而言,在理論上突破了把社會主義和商品經濟對立起來的傳統觀念,第一次提出了與社會主義相聯的“商品經濟‘的概念(傳統的提法是商品生產或商品交換而不是商品經濟),但這種突破不是根本性的和總體性的,突破不到位:第一,仍在”商品經濟“之前冠上”有計劃的“前置限制詞。這種”商品經濟“的前提仍是。計劃’和”計劃經濟‘,是“計劃”控制下的商品經濟,這裏,“計劃”是為主的,商品經濟是從屬的;第二,有計劃商品經濟的“商品化”範圍有限,土地、礦山和勞力等不是商品;第三,十二屆三中全會《決定》中繼續保留了“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這一提法,在觀念上仍認為有計劃商品經濟根本區別於市場經濟。在這裏,“市場經濟”姓“資”姓“社”的問題並未根本解決,“有計劃商品經濟’實際上沒有跳出”計劃經濟“的舊框架,沒有從根本上承認企業和經營者作為經濟主體的獨立自主地位。
理論認識上的侷限性,也反映在本階段改革實踐中。第一,經濟改革的主要內容是國家對企業”放權讓利“。放或不放,大放或小放,哪些放哪些不放,都由國家決定,經濟運行並未完全避免放——亂——收——死——放的循環程序。第二,國家對不同部門、不同所有制企業的”放僅讓利‘情況不同,在價格、信貸、税收、勞動工資許多方面都是計劃體制與市場體制的雙軌並存,不同所有制企業和部門受計劃還是市場約束的程度大相徑庭。因此,企業之間地位不平等,競爭不公平,價值不統一,制度不健全,行為不規範,苦樂不均勻。第三,隨着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以財政承包方式放權讓利以後,先前的中央計劃為主有的改變為地方政府的計劃為主。地方政府為了本地利益,保護地方市場,出現了地方保護和區域分割傾向。

市場經濟體制第三階段

第三階段是1987—1992年的“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
1987年10月,黨的十三大報告在有計劃商品經濟理論基礎上對社會主義市場機制問題進行了新的理論概括,指出:“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的體制,應該是計劃與市場內在統一的體制。在這個問題上,需要明確幾個基本觀念,第一,在於所有制基礎不同”。第二,“必須把計劃工作建立在商品交換價值規律的基礎上。以指令性計劃為主的直接管理方式,不能適應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發展的要求”。第三,“計劃和市場的作用範圍都是覆蓋全社會的。新的經濟運行機制,總體上説應當是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機制。”[8](P26)
黨的十三大報告提出的“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模式,是對有計劃商品經濟理論的一次重大發展。表現在,第一,報告中不僅不再提“計劃經濟為主”,而且沒有再提計劃經濟,完全突破了改革初期計劃與市場各分一塊的老框架。第二,“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概念從內容上把制度與體制區別開來,明確提出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與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區別不在於市場與計劃的多少,而在於所有制的不同。第三,在“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模式中,市場的地位大大增加了。而且明確了社會主義市場體系包括生產要素市場
在本階段中,“市場”已在國民經濟中佔有相當的比重,在某些領域甚至開始起主導作用。
如在工業生產方面,國家的指令性計劃產品的品種,由1984年的123種減至1988年的50種;同期,國務院各專業部門的指令性計劃產品品種由1900多種減至380種。在工業產品流通方面,計劃分配的重要物資佔其生產量的比重大幅下降:煤炭由1980年的57.9%降至1988年的42.7%;同期,鋼材由76.9%降至49.2%;木材由36.96%降至12.6%。在價格方面,1990年,社會全部產品和服務的價值總額中,國家定價僅佔25%,其餘75%為國家指導價格和市場定價。

市場經濟體制第四階段

第四階段是1992-2003年,確立和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1988年9月,針對經濟過熱通貨膨脹等經濟發展中出現的問題,黨的十三屆三中全會決定按照“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全面深化改革”[8](P286)的方針進行治理整頓。在此期間改革有所停滯。政府加強對經濟的行政控制,直接計劃調節的作用有所突出。
治理整頓是必要的。在治理整頓期間,當然可以採取應急情況下的具體措施和方法。但《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社會發展十年規劃和“八五”計劃的建議》強調“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計劃的調節重於市場調節”。實際上是重又強調和突出計劃和計劃經濟,因此,市場作用下降,市場調節只能管“企業日常的生產經營、一般性技術改造和小型建設等經濟活動”,不能不使人感到相對於十二屆三中全會和十三大這是一種後退
在此形勢下,1992年1—2月鄧小平南巡視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在南巡講話中針對社會上否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思潮以及“雙軌制’格局下”計劃經濟體制“因素的重新抬頭,鄧小平做了大量的理論闡發。
這個時期,主要解決了兩大問題:
1.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構建問題。1993年11月,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召開,大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勾畫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認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由市場主體、市場體系、宏觀調控體系、收入分配製度和社會保障制度“五大支柱”構成,並制定了總體實施規劃。
2.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結合問題。1994年12月江澤民總書記在天津考察工作時強調“:我們搞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這幾個字是不能沒有的,這並非多餘,並非‘畫蛇添足’,而恰恰相反,這是‘畫龍點睛’。所謂“點睛”,就是點明我們市場經濟的性質。”這進一步闡明瞭十四屆三中全會所提出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結合在一起的”論斷。而這個結合,首先是要與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相結合。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是什麼呢?黨的十五大報告指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從基本經濟制度的內涵來看,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本身就是從市場中產生的,而公有制特別是國有制就存在怎樣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的問題。因為國有企業長期以來,並不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合格市場主體,所以必須找到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的結合形式。經過探索,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找到改革方向,明確提出:“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是發展社會化大生產和市場經濟的必然要求,是我國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而股份制是現代企業制度的重要組織形式。於是,2003年十六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大力發展國有資本、集體資本和非公有資本等參股的混合所有制經濟,實現投資主體多元化,使股份制成為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國有企業改革的實踐證明,推進公有制企業的股份制改革,可以使公有制企業適應市場經濟的發展,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市場主體。可見,通過實行股份制,我國公有制特別是國有企業找到了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的形式和途徑。這打破了撒切爾夫人的預言:“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不可能兼容,社會主義不可能搞市場經濟,要搞市場經濟就必須實行資本主義,實行私有化。”

市場經濟體制第五階段

第五階段是2003年至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完善時期
2002年10月十六大宣告,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2003年召開的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標誌着中國經濟體改革進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新時期。如何才能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答案就是全面深化改革。而目前的改革是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的改革。其標誌:
一是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改革。二是攻堅期和深水區的改革。當前全面深化改革需要解決的問題遠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敏感和複雜。老問題新問題相互交織,國內國際因素相互影響,這需要“啃硬骨頭”和“涉險灘”。三是在新的發展水平上的改革。中國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目前正面臨“崛起困境”。
就中美關係來説,問題的核心在於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為此,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接受美國《赫芬頓郵報》子報《世界郵報》的專訪時指出,我們都應該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強國只能追求霸權的主張不適用於中國,中國沒有實施這種行動的基因。目前,在新的歷史起點,如何將經濟優勢轉化為戰略優勢和政治優勢、有效地保持與主要大國的合作共贏關係這是一大挑戰。
在經濟體制改革進入完善時期這10多年來,我國經濟已初步走上科學發展的軌道。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第一次明確提出科學發展觀,“十一五”規劃作為科學發展觀提出後製定的第一個五年規劃,從規劃主要目標和指標完成率看,經濟發展方式初步納入科學發展軌道。這主要得益宏觀改革在一系列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不斷取得新進展,尤其是作為宏觀經濟調控主體的政府,其自身的改革取得重大突破。黨的十八大以來,在新一屆領導集體的治國理政方略中,經濟體制改革的思路更加明確和清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的治國方略中,全面深化改革是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一個根本動力,而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又是經濟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確定為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係,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層層遞進的邏輯關係,非常清晰地闡明瞭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完善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總體思路。

市場經濟體制構成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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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方與貨幣總量
馬拉威自由市場經濟體系 馬拉威自由市場經濟體系
“買方”代表了市場需求。這是市場經濟之所以存在和發展的現實根源和理論根源。沒有買方就沒有任何市場,沒有買方需求就沒有市場經濟發展的源頭動力,沒有買方需求價值的提升和需求範圍的擴大就沒有市場容量的擴展,也就沒有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但是,由於現代市場經濟不同於原始市場經濟可以隨時以物易物,所以,買方需求必須與貨幣量結為一體,才能構成現代市場經濟真正意義的“買方需求”。買方需求,包括普通消費者需求、製造商對資源消耗的需求、公共設施的資源需求、國家戰略儲備和國防安全的資源需求,等等。這所有的需求量都是以貨幣總量來計量的。買方的主體,實際上是持有貨幣總量的國民和團體。
賣方與商品產能
“賣方”代表適應市場需求的供給主體。它是與商品產能或產量緊密結合的。賣方所提供的商品產能與產量是否與買方需求保持均衡,可以從基本方面決定市場價格起伏和波動,也從基本方面決定了市場經濟的健康運行和能否可持續運行。
法人與公司治理
不論是買方還是賣方都要成為有自主買賣權和經營權的自然人和法人,才能有效參與市場競爭。現代市場經濟是由自然人和法人代表構成的市場主體。為企業確立法人地位,走向公司化治理結構,可以保證市場經濟體制的高效運行和企業健康發展。
任何產權的企業都需要實行公司化治理結構改造,都可以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合資企業如此,國有企業如此,股份制企業也如此。並非是只有私有產權企業才適應公司化治理。恰恰相反,西方的家族式企業是在經歷了痛苦的現代企業制度改造之後,才具備了參與現代市場經濟競爭條件的。也可以説,產權性質與現代企業制度改革沒有必然聯繫。私有產權企業若要適應現代市場經濟體制的文明與進步並長期健康發展,同樣要普遍實施所有權與經營權徹底分離的公司化治理結構改造。
差別與競爭機制
市場競爭的所有根源都來自於”差別“,有差別就必然有競爭和競爭機制。有分配差別,就有人力資源的競爭;有質量差別,就有品牌的競爭;有服務差別,就有贏得客户的競爭;有企業核心實力的差別,就有企業生存與發展思路的競爭;有企業效益的差別,就有企業管理水平的競爭。同樣,差別是怎樣形成的,決定着競爭的無序和有序。如果是自然形成的差別就會形成”自由競爭“;如果是通過腐敗途徑形成了差別,就會促成紛紛利用腐敗途徑的”不正當競爭“;如果是通過有序的市場規則引導形成了差別,就會激勵正當途徑的合理合法的”有序競爭“。
資本與效用制度
資本,是用於增值或產出目的的固定資產、流動資金、專項技術和人力資源等。是現代市場經濟要素的重要構成。資本的現實效用方向是實現財富增量。現代市場經濟制度還規定了資本的多種效用,如:證券投資、期貨買賣、資產經營、技術參股、專利交易,等等。資本市場的發達是現代市場經濟的重要特徵。資本效用制度的不斷完善,是現代市場經濟體制不斷完善的重要標誌,也是人類文明與進步的標誌。

市場經濟體制核心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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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市場經濟體制 現代市場經濟體制
產權制度是現代市場經濟體制的核心制度。根據經濟學理論,產權是對經濟主體財產行為權利的法律界定。市場經濟是一個不同利益取向的經濟主體在產權明確界定的條件下進行公平自由交易的經濟系統。在市場經濟中,產權用以界定人們在交易中如何受益、如何受損以及如何補償的行為權利。現代產權理論認為,產權的本質是一種排他性權利。在排他性權利制度中,各經濟主體的權利邊界是清晰的。各經濟主體具有追求自身利益的權利,但要受到他人權利的約束,即人們的行為不能損害他人的權利。在這種對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追求和受他人權利的制約的制度規制下,經濟活動趨於有序和高效。現代社會依靠有效的產權制度,可以為經濟增長提供強有力的支持。美國著名經濟學家保羅·薩繆爾遜曾在1950年代預言,經濟發展最快的地區將是南美洲,因為南美洲資源豐富,勞動力受教育程度較高。但事實證明他錯了,20世紀下半葉是歐洲和太平洋地區經濟發展最快。儘管歐洲和太平洋地區資源相對貧乏,但由於產權制度合理,引致了經濟的高速增長。薩繆爾遜認為,他原先的預期所依據的條件並不是經濟體制中最基本的東西,產權制度才是經濟體制的基本要素。產權決定激勵機制和人們的行為方式,因而對經濟效率發生重要作用。
產權制度之所以是現代市場經濟體制下經濟制度的基本要素,是因為它從以下幾個方面影響或決定着資源配置效率和經濟制度效率。
第一,如果產權是界定明確的,那麼交易的受益效應和受損效應在更大程度上對交易當事人發生影響,即交易當事人完全對自身行為的結果負責,從而減少交易的外部性,提高社會總福利水平。例如,專利法的保護使得創新受益向發明者集中,從而給予創新活動以有效的激勵,並有利於社會進步。
第二,現代產權制度是社會信用體系的基礎。界定明確的、受法律保護的產權減少了經濟活動中的不確定性,使經濟當事人的利益預期和法律責任清晰化。現代市場經濟的交易基本上都是以信用為中介的交易,諸如合同、債權債務、擔保、保險、票據等交易活動均要以信用為基礎。如果信用缺失,則市場交易的風險增大,欺詐、造假、失信等行為大行其道,造成交易成本上升,市場秩序混亂,經濟效率下降。所以説,市場經濟信用經濟,而信用體系的健全和完善是依賴於產權制度的。如果產權界定不清和缺乏保護,交易主體的權利、責任、義務缺乏法律制度的規制,交易就沒有安全性可言,經濟的運行效率會深受影響。
第三,現代產權制度保證了一種自由選擇和公平交易的經濟關係。產權明確界定保證了交易的受益效應和受損效應都由交易當事人直接承擔,這就決定了交易當事人擁有自由交易的權利。交易當事人根據成本與收益的比較作出是否交易的選擇。當大量的交易都在這種條件下進行時,整個社會的資源配置就會優化,並引致社會福利的增長。所以,所謂資源配置優化,就是交易主體通過自由交易行為而受益或避免受損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產權應當是明確界定的。產權明確界定保證了交易當事人的自由選擇、收益激勵和受損約束,使資源能夠配置在效率更高的使用上。

市場經濟體制制度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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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經濟作為經濟機制,它的基本特點或內在要求,就在於通過運行的自主性、平等性、競爭性和有效性來配工資源。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即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市場經濟,它強調的是在社會主義經濟下發展市場經濟,而不是説市場經濟本身具有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性質的區分。
市場經濟是由生產力發展水平和不同利益關係決定的一種經濟形式,它有自身的規定性,這種規定性是不同社會經濟制度下市場經濟的共性或一般性;而不同的社會制度條件,使市場經濟的發展具有不同的特點,表現為市場經濟在不同社會條件下的特殊性。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市場經濟,必然受到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制約和影響,從而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呈現獨特的基本特徵。
以公有制為主體
鄧小平同志曾説過:“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這是中國人民從五四運動到現在六十年來的切身體會中得出的不可動搖的歷史結論”,“社會主義革命已經使我國大大縮短了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發展方面的差距”。而社會主義制度的核心在於生產資料的公有制,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結合問題實際上是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結合的問題。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是社會主義方向的根本保證。生產資料為誰所有,誰就可以支配財富為誰的利益生產。恩格斯認為“如果説財富包含了對人的支配,那它主要地,幾乎完全地是依靠和通過對物的支配來進行對人的支配的”。生產資料所有制是社會生產關係的重要基礎。如果在理論上淡化公有制,在實踐中不堅持公有制這個墓礎,社會主義就將成為一句空話。當然,在現階段,“公有制為主體”要摒棄越大越公越純越好的觀念。公有制經濟不僅包括國有經濟、集體經濟,還包括混合經濟中的公有成分等等;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不僅要體現在數量上,更重要的是質量上具有競爭力、控制力、影響力和帶動力。
在公有制為主體的前提下,非公有制經濟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發展的水平低,發展又很不平衡,客觀上要求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而且,非公有制經濟與市場經濟有着天然的聯繫,如產權清晰、機制靈活、適應性強,能在經濟發展中發揮重要作用。因此必須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有更大更健康的發展,使非公有制經濟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以計劃指導
傳統觀念認為,社會主義是公有制、計劃經濟;資本主義是私有制、市場經濟。因此,我國在1956一1978年間,一直把非公有制、市場經濟視為異己力量對之進行排斥打擊。這是對馬克思主義的誤解。事實上,我國進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短短的20多年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20多年來,我國經濟平均增長率9.5%,高於世界經濟的平均增速,也高於發達國家的增長速度,為世界經濟發展最快的國家之一。這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創造的世界歷史奇蹟。
計劃和市場具有各自的優勢和長處,也有各自的侷限和短處。計劃調節的優勢範圍主要在宏觀領城,能有效地對經濟總量進行控制,但對微觀經濟活動難以發揮有效的調節作用;市場調節的優勢範圍主要在微觀領域,能有效地激發經濟主體的活力,但對經濟總體的平衡、宏觀經濟結構的調整、生態平衡和環境保護等的調節顯得無能為力。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確切地證明,克服市場經濟盲目性和無政府狀態的根本手段,就是計劃,而不是不能與計劃相提並論的宏觀調控。只要社會主義不以盲目無序的市場經濟為追求,那就不能不要計劃。只要摒棄計劃,不論市場體系多麼發達,市場機制怎樣健全,市場經濟就總是脱不了盲目與無政府狀態,因為它只有一隻“看不見的手”。脱離計劃的市場經濟,是沒有資格稱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
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市場與計劃各有其客觀上的地位和作用範圍;前者是基礎性的,後者是全局性和方向性的。這兩者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必定發生的合理關係,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l)市場與計劃互為補充,互為依按;(2)市場以計劃為指導,計劃以價值規律為基礎,二者相互滲透;(3)微觀經濟活動靠市場,宏觀經濟活動靠計劃。上述關係或關係類型,既不具有相互對立與否定的性質,也不具有先後繼承性。這些關係,構成了市場與計劃關係的內涵。因此,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應當在宏觀計劃的主導之下把宏觀計劃與市場機制有機的結合起來,使企業的眼前的、局部的利益與國家的長遠的、整體的利益結合起來,並使前者服從於後者。那種認為市場機制是最有效的資源配置方式,只要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就能使國民經濟實現持續、快速地發展,即使需要有計劃也只是在市場“失靈”的情況下才讓其發揮補充的作用,從而把市場凌駕於計劃之上的看法,從根本上否認了計劃對國民經濟發展的主導作用,抹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區別。
以達到全民的共同富裕為目標
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是與資本主義的基本制度結合在一起的,必須形成生產無政府狀態,兩極分化,需求不足,週期性經濟危機。失業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必然伴侶和必要條件。
達到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所在和最基本的追求,因而也必然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特徵。鄧小平同志提出了“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用“最終”來説明“共同富裕”的時段性和目的性。
市場經濟能夠促進生產力更快發展,有利於增加財富,有利於共同富裕.同時必然帶來兩極分化,而不是共同富裕。我國實行市場經濟以來,社會貧富差距拉大,以致從某種文化的事實中,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我國市場經濟目前顯現出來的功能和作用與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市場經濟還具有相似性。嚴格和徹底意義上的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須具有共同富裕的內在特徵,並能實現它。能夠實現共同富裕,是我國市場經濟真正充分地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關鍵,因而也是它區別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關鍵所在。
實現我國市場經濟成為達到共同富裕的市場經濟的思維有兩種:一是用社會主義原則改造市場經濟本身,如增強和擴大公有制經濟,防止私有化和私有制經濟的蔓延;啓動整個國民經濟的市場機制、計劃機制,使二者相協調,追求全社會成員根本利益。二是市場經濟外部採取措施,如運用完善的税收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減緩和減小貧富差距,防止兩極分化。
除上述之外,我國現在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在這個大家庭中農民是佔有絕大多數的。因此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尤其要關注農民,農民作為市場主體遠比其它任何市場主體都大。發展市場經濟使人民共同富裕,其重點、難點和核心就是使農民逐步富裕。
從我國實際出發,使農民通過市場經濟走向富裕,根本在於如下兩點:堅持發展鄉鎮企業,使自然經濟轉向市場經濟;以發達的交通、通訊和社會化流通體系,把浩如海水而又分散的農民同整個國民經濟聯結起來。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
以堅持黨的領導為政治保證
中國共產黨的最高綱領是實現共產主義社會,當前是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現在全國人民正在努力實現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領導經濟建設就是黨的中心任務。
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市場經濟,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偉大創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一般市場經濟的重要區別,就在於市場機制與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相結合。鄧小平説:“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優越性在哪裏?就在四個堅持”,即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黨的領導,堅持馬克思主義。鄧小平同志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優越性歸結為“四個堅持”,並視為“成套設備”。因為這個“成套設備”是包含了經濟制度、政治制度和主導意識形態的有機整體,體現着經濟關係的本質內涵,規定着這個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方向,而黨的領導正是“四個堅持”的集中表現。在當代中國,只有中國共產黨能夠按照最有利於生產發展和共同富裕的原則,不斷地分析和解決新情況、新問題,協調各方面的利益,正確處理現階段出現的種種矛盾,有效地組織和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共同迸行現代化建設,推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向前發展。
當然,在新的歷史條條件下,黨領導經濟建設要有一個新的定位。要完善領導市場經濟的新體制,新機制和新方式,就是要遵循客觀經濟規律,堅持民主原則,充分發揮政府部門、經濟單位和廣大羣眾的積極性,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履行對經濟建設的領導職責。

市場經濟體制成功探索

編輯
《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1.把經濟發展建立在主要依靠國內市場的基礎上。在我國出現通貨緊縮趨勢之後,中央及時提出把擴大內需作為我國經濟發展的長期方針。1998年12月,江澤民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指出:我們有必要也有條件把經濟發展建立在主要依靠國內市場的基礎上。這是我國經濟發展的一項帶根本性的方針。根據這一思想,擴大內需的方針由應對危機應急措施昇華為我國經濟建設的長期戰略,並與經濟結構的調整緊密結合起來。
經濟發展的最終目的是滿足人民羣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求。因此,擴大內需要把改善人民生活放在重要地位。這一時期,江澤民多次強調要使廣大人民羣眾共享經濟社會發展的成果,要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為處理好改革、發展、穩定關係的結合點。要通過改善人民生活來促進提高消費要求的增長,這一時期,中央對於提高農民和城市低收入階層收入的問題予以了高度關注。
2.走城鎮化道路,逐步解決二元經濟社會結構問題。中國人口的絕大多數在農村,農村現代化建設的水平,直接影響中國現代化的水平。鑑於城鄉二元經濟社會結構束縛了城鄉之間的經濟交流,限制了農村地區的經濟發展,越來越不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1999年11月,江澤民根據形勢的發展,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提出,發展小城鎮是一個大戰略。2001年12月,他在主持召開農業、農村、農民問題座談會時,對農村城鎮化建設有了更加深入的思考,提出要逐步解決我國城鄉之間的二元經濟社會結構問題。他指出:提高我國的現代化水平,解決農民就業和增收問題,必須調整農村的就業結構和產業結構,走工業化、城市化的路子,把農村人口儘可能多地轉移出來。這是世界各國走向現代化的共同規律,是一個大方向。我們也必須堅定不移地走這條路。這些論述,把我國解決三農問題的認識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
3.實施西部大開發,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歷史形成的地區之間的發展差距嚴重影響了地區之間經濟的協調發展和全國統一市場的形成,限制了我國經濟的增長空間,也引發了諸多社會問題。為解決這些問題,1993年6月,江澤民在西北五省區經濟座談會上就提出了加快西北地區經濟發展的一些思路,要求西北地區加快找出一條適合自身特點的發展路子。1999年後,在國際國內經濟形勢發生重大變化的條件下,江澤民提出了實施西部大開發的戰略構想。1999年6月,他在西北地區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座談會上指出:加快中西部地區發展步伐的條件已經基本具備,時機已經成熟,如果看不到這些條件,不抓住這個時機,不把該做的事情努力做好,就會犯歷史性錯誤。2000年6月,他在西北地區黨建工作和西部開發座談會上進一步闡述了西部大開發的意義。他強調實施西部大開發,將為21世紀我國經濟發展開拓新的廣闊空間,並進一步指出,加強國內經濟聯合,進一步促進生產力的合理佈局,使東、中、西部地區形成各具特色、優勢互補的經濟,將大大提高我國生產社會化水平和經濟效益、競爭能力,有利於我們更好地凝聚全國力量參與國際競爭和拓展國際市場。中央要求全黨同志和全國人民從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戰略目標、維護國家統一和穩定、逐步達到社會主義共同富裕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高度,認識西部大開發的戰略意義。根據中央的決策,國務院於2000年10月發出《關於實施西部大開發若干政策的通知》,正式啓動了這一世紀工程。
4.實施”引進來“和”走出去“相結合的對外開放戰略。黨的十四大確定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後,中央相應提出了提高對外開放水平的新要求,強調要以更加積極的姿態走向世界,完善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對外開放格局,發展開放型經濟,增強國際競爭力,促進經濟結構優化國民經濟素質提高。這一時期江澤民還就堅持以質取勝和市場多元化的出口戰略,積極有效地利用外資,更好地利用國內國外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維護國家經濟安全等問題,作出了許多重要論述,推動我國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的範圍,提高對外開放的水平。隨着我國經濟發展越來越受到市場容量和資源條件的限制,我國開始注重企業”走出去“的問題。1996年7月,江澤民在河北唐山考察工作時就明確提出:要加緊研究國有企業如何有重點有組織地走出去,做好利用國際市場和國外資源這篇大文章。1997年12月,江澤民在會見全國外資工作會議代表時指出:我們不僅要積極吸引外國企業到中國投資辦廠,也要積極引導和組織國內有實力的企業走出去,到國外去投資辦廠,利用當地的市場和資源。”引進來“和”走出去“,是我們對外開放基本國策兩個緊密聯繫、相互促進的方面,缺一不可。2000年後,江澤民進一步強調,在‘走出去’的問題上,不僅要從我國的實際出發,還要着眼於國家長遠的發展和安全,在新的條件下擴大對外開放,必須更好地實施‘引進來’和‘走出去’同時並舉、相互促進的開放戰略
江澤民的上述戰略思想,是緊密聯繫、相互協調的整體。把這些論述綜合起來可以看出,這是一個擴大國內需求與推進對外開放相統一、投資拉動與消費拉動相結合、城鄉經濟和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經濟發展思路。其核心思想就是為我國的經濟發展開拓更大的增長空間,推動我國經濟發展水平更上一層樓。這不僅僅是克服當時困難和挑戰的應對性措施,而且是具有長遠指導作用的發展戰略,對於我們進一步深化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認識也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