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里·斯密·巴夏禮

哈里·斯密·巴夏禮，1828年生於英格蘭施他佛郡布洛克斯威奇（Bloxwich, Staffordshire, England）。父親哈里·巴夏禮是一個工程師，還是帕克斯與奧特韋公司（Parkes, Otway & Co.）的創辦人。他的母親在他四歲時去世，次年，他的父親亦於交通意外中身亡，使他成為了孤兒。住在伯明翰的、曾是海軍軍官的伯父收留了他。他在Balsall Heath的一所寄宿學校接受教育，後來，1838年5月他升讀英皇愛德華文法學校（King Edward's Grammer School）。

1841年6月，巴夏禮乘船航往中國，於表姐瑪麗·郭士立（Mary Wanstall Gützlaff）的居所中居住。1841年10月，巴夏禮抵達澳門，準備供職於馬儒翰的辦公室，擔任英國駐華全權公使與商務總監砵甸乍爵士的翻譯、秘書。此時，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了。

在習得基礎華語後，巴夏禮在1842年5月到香港與馬儒翰會合。1842年6月13日，砵甸乍開始沿長江的遠征，巴夏禮在遠征中作為砵甸乍的隨從。砵甸乍一路進攻到南京。7月21日，鎮江被英軍攻佔。在8月29日，在英軍戰艦康沃利斯號，中英雙方簽署了南京條約。根據條約，廣州、廈門、福州、寧波和上海五個港口開放為通商口岸。

在英軍佔領舟山後，郭士立被任命為地方知府。1842年9月開始，巴禮夏在舟山政府處任職。1843年8月，巴禮夏通過了英國領事館在香港舉辦的中文水平測驗，9月被任命為福州的翻譯。但是，在他趕到福州時發現他的職位已經被人代替了，就改任駐廣領事、華人部助手。

1844年6月，他被任命為廈門的翻譯。1845年3月，他和領事阿禮國一起前往福州，他擔任翻譯。10月4日兩人在福州受到清軍擲石。1846年6月他和阿禮國一起押運46,163英鎊賠款。

1846年8月，阿禮國與巴夏禮被派往上海，巴夏禮再次擔任翻譯。1847年他開始學習日文。1848年3月，他跟隨一個副領事，與中方交涉，要求處罰在青浦襲擊英國傳教士的中國人。1848年4月9日，他被任命為上海的翻譯。1850年至1851年間，他離開了中國，回到歐洲。1851年他返華出任廈門的翻譯。 ^[1] 

1851年11月21日，他被任命為廣州的翻譯，1852年2月抵達廣州任職。他在此代替寶寧出任領事。1853年8月又被暫時調職為廣州副領事。

1854年，他被任命為廈門領事。1855年，他作為秘書，隨寶寧往暹羅，締結商業條約。這是暹羅第一次與西方國家締結條約。5月18日條約於曼谷簽署，在條約簽署後，他返回英格蘭。他在7月1日抵達英格蘭，並在7月9日獲得維多利亞女王接見。1855年後半年中，他都在幫助外交部處理中國、暹羅事務。

因為擔任廣州領事這個職位，他再次與欽差大臣、兩廣總督葉名琛打交道。他們之間的矛盾在不久後引發了第二次鴉片戰爭。

1856年10月8日，老閘船阿羅號進入珠江後被清水軍官員登上。有消息指有幾個海盜在英國的保護下登船，所以清軍登船抓捕。12名華籍水手被捕，英國國旗被取下。巴夏禮以英國國旗被降下為由，對葉名琛表示抗議。葉名琛辯稱阿羅號由中國人水手操縱，又為中國人擁有，而且當時並未升起英國國旗。 ^[2]  巴夏禮視之為對條約權利的侵犯，向港督寶靈稱英國國旗遭到侮辱。

葉名琛礙於顏面，拒絕道歉，只允釋放9人。但遭巴夏禮拒絕。 ^[3]  寶靈見到了基於南京條約擴大英國於廣州特權的機會，乘機將事件升級為開戰理由，以移除於廣州的貿易、外交障礙。

葉名琛拒絕讓步後，皇家海軍在10月29日轟破城牆，隨後，巴夏禮與海軍上將邁克爾·西摩爵士（Sir Michael Seymour）一道進入葉名琛的衙門。但英國部隊數量較少，不足以完全佔領廣州，唯有繼續使用戰艦、炮兵監視城市。12月16日，中國部隊在城外向歐洲聚居點開火，巴夏禮退到香港，並留了近一年。在這段時間裏，他在議會內遭到了猛烈批評，1857年2月26日開始為上議院議員的馬姆斯伯裏伯爵稱（Earl of Malmesbury）“If it were not for the serious consequences involved in this matter, I do not know that I have ever met anything which I should consider more grotesque than the conduct of Consul Parkes throughout these transactions.”

1857年11月，英國部隊從香港來援。額爾金被任命駐華高級專員與全權代表，並與為一被害教士復仇的法軍一道行動。巴夏禮加入到邁克爾·西摩爵士的團隊，並在12月12日對葉發出最後通牒。通牒過期後，12月28日廣州遭到轟擊。1858年1月5日，在部隊攻入城內後，巴夏禮帶一隊水兵抓住了葉名琛。

1月9日廣東巡撫柏貴復職。但他只是西方人的一個傀儡，城市的實際上為一委員會所統治。委員會由兩個英國人組成，其中一個是巴夏禮。因為巴夏禮通曉華語，所以成為了領袖。委員會建立法庭，組建警察，並在2月10日開放廣州港口。在天津條約簽署後，廣東官員對巴夏禮敵視依然，為取巴夏禮的首級而動員民兵，鉅額懸賞。1859年12月6日，巴夏禮獲得了Companion of the Order of the Bath。

8月21日，英軍突襲大沽炮台，獲得成功。巴夏禮參與了隨後的勸降。在8月24日，他到達天津後調度了聯軍部隊，又與欽差大臣進行了談話。在發現欽差大臣並非預期中的全權代表後，盟軍繼續向通州行進。

巴夏禮行先一步，在通州時，分別在9月14日與9月17日，兩次利用通州政府，獲准將軍隊前進至距城市5英里（8公里）處。9月18日，他離開了通州。在他發現了中國軍隊正在集結後，他準備回到通州通知委員會，卻被清軍俘虜。

巴夏禮、亨利·尼斯（Henry Loch）、捺·辛格（Nal Singh）與兩個法國士兵，被僧格林沁俘獲。巴夏禮與尼斯被送交刑部，關押於普通牢房，並飽受折磨。

9月29日，奉奕訢之名，巴夏禮與尼斯被移到一座寺廟中關押，這裏的環境較好。此舉是為中方在中英談判增加籌碼。巴夏禮拒絕協助中方，也不願為中方與額爾金交涉。在10月8日，七人獲得釋放。在眾人遭釋放後，皇帝要求處決他們的命令抵達，眾人逃過一劫。

欽差大臣全權談判代表載恆説：“按中國禮制，見皇帝必須跪拜。”巴夏禮説：“我不是中國的臣。”爭辯既久，相持不下。清政府接到談判通報後指示：“必須按中國禮節，跪拜如儀，方予許可。”巴夏禮拒不接受，揚長而去。清政府則指示僧格林沁將巴夏禮一行39人截拿扣押，押往北京作為人質。

巴夏禮一行39人被扣押，英法聯軍迅速進軍，兵臨北京城下。炮火中皇帝和嬪妃倉皇出逃。圓明園落入侵略軍之手，接着是連續兩日的搶掠圓明園中的奇珍異寶。三日後，皇帝的弟弟奕忻在武力的逼迫下向英法聯軍交還了人質，但39名人質，生還的僅有18人，其餘歸還的全是屍骸，其中英國泰晤士報記者的屍體是七至八塊。

11月28日，他航往上海並在次年1月回到廣州擔任原職，處理接收九龍的事宜。根據天津條約，揚子江上的三個口岸開放。在1861年2月至4月，巴夏禮隨海軍中將詹姆斯爵士（Sir James Hope）沿江而行，在鎮江、九江與漢口設立領事館，並試圖與南京的太平天國叛軍立下協議。

1861年4月，他回到北京，並在6月到南京，準備與太平天國領導會面。1861年10月21日，聯軍向清廷歸還廣東，因此巴夏禮不再擔任專員。在11月，他前往上海，在同月內，再次與太平天國領袖會面，但這次會面的地點是在寧波。1862年1月，他回到英格蘭，他被囚一事使他變得知名。1862年5月19日，他獲得了Knight Commander of the Order of the Bath。

1864年11月，他離開英格蘭，在3月3日抵達上海，1858年12月21日被任命為領事。

1865年5月，正在前往揚子江港口的巴夏禮受到通知，任命他為駐日特命全權公使與領事，而上一任特命全權公使與領事是阿禮國。 ^[4] 

這個職位他擔任了18年，在任內，他不斷使用自己的影響力去支持日本自由黨。他向幕府的對手錶示友好，所以對明治政府有些影響力。因為他切實支持改革派，所以他成為了目標，招來了反動派的敵視，反動派三次試圖刺殺他。他鼓勵低級成員深入研究日本：薩道義（Ernest Satow）與威廉·喬治·阿斯頓（William George Aston）獲益良多，後來成為日本學的大學者。但是，總體來説，為巴夏禮工作並不簡單，他也不為日本官員、民眾所知。

巴夏禮夫人因為1867年攀登富士山而變得知名，這是第一次有非日本婦女攀登富士山。 ^[5]  1879年11月，巴夏禮夫人在英格蘭病逝，當時她正在為巴夏禮歸來做準備。四日後，巴夏禮通過電報得到噩耗。“她希望在她遺留之際，我在她身旁。我現在有六個子女需要照顧。”他在給弗雷德裏克·維克多·迪金斯（Frederick Victor Dickins）寫到，“我要代她照顧他們，而使館將會失去光明與良好的精神風貌。” ^[6] 

1869年，後來的首相，威廉·格萊斯頓，要求英國駐日代表團提交一份對和紙與製紙的報告。巴夏禮與他的團隊在日本不同城鎮作出了深入調查，出版了一份政府報告，“對日本製紙的報告”，收集了超過400張手製紙張。大部分收藏品現在在Paper Conservation Laboratory,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與Economic Botany Collection, Royal Botanic Gardens, Kew展覽。1879年，Kew向格拉斯哥、悉尼、墨爾本與阿德萊德送出復樣，但都遺失了。巴夏禮收藏的紙張原始、價值高，造紙方法與每張紙的功能都詳細記錄下來。

他是1883年至1884年間駐韓大臣。他代表英國與韓國談判，通過1883年英韓條約（United Kingdom-Korea Treaty of 1883），根據條約條文，他是韓國法院的第一個外交代表。

1883年巴夏禮到了北京。在北京時，他的健康變差，1885年3月21日因瘧疾發熱病逝。1890年4月8日，幹諾公爵（Duke of Connaught）為他在上海外灘豎立紀念碑，但在二戰時被日軍移除。

據全面統計，巴夏禮的作品大約有20部，以40個出版物出版，以四種語言書寫。

1、Observations on Mr. P.P. Thoms' rendering of the Chinese word ... Man.(1852)

2、File concerning Harry Parkes' mission to Bangkok in 1856 from the Archives of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London.

在英格蘭時，他在朋友家中遇到了範妮·米爾士小姐，她是第一位副大法官托馬斯·米爾士爵士（Sir Thomas Plumer）的孫女。“她是一個美麗的女孩”，他在寫給朋友的信中提到她，“高挑，勻稱而優美，她膚色濃厚而柔和。她深棕色的眼睛充滿智慧，説話又語重深長。她充滿魅力，而家人都十分優秀。”經過六個星期的追求，他們在1856年元旦在倫敦Little Stanmore的聖勞倫斯堂（St. Lawrence's Church）成婚。次年1月9日，夫婦離開英格蘭。

巴夏禮的次女，梅布爾·帕克斯（Mabel Desborough Parkes），嫁給了皇家海軍中尉埃格頓·斯科維娜（Egerton Bagot Byrd Levett-Scrivener）。梅布爾在1890年因策馬時墮下身亡。長女馬里昂（Marion）嫁給了凱瑟克家族的J.J.凱瑟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