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電影運動

1930年3月，以魯迅為首的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在上海宣告成立（簡稱左聯）。11月，“左聯”在《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新任務》的決議中提出了文學藝術的“大眾化問題”。電影是符合這一要求的最佳藝術形式，這在當時已成為共識。中國共產黨地下組織逐步將目光投向了電影界。1931年9月，以中共黨員夏衍為主要發起人的左翼戲劇家聯盟。 ^[2] 

“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行為激起了全民性的愛國意識和救國願望。據當時的《影戲生活》雜誌統計，在“九一八”之後的很短一段時間內，雜誌社一下子收到了六百多封讀者來信，呼呼電影從當時盛行的神怪片、鴛鴦蝴蝶派的漩渦中掙脱出來，告別低級趣味，轉而拍攝反映現實生活和大眾願望的抗日影片。但是，戰事的爆發和造成的破壞，給中國電影事業帶來了極大的損失，不僅使電影放映市場急速縮減，而且使影業的主要生產地——上海的製片機構和電影院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損毀。為了跟上形勢，也為了尋求影業出路，各製片公司負責人紛紛轉向左翼文藝工作者，表示願意合作。1932年5月，左翼“劇聯”下屬的“電影評論組”成立。1933年3月，在瞿秋白的直接參與下，由夏衍、阿英、王塵無、石凌鶴、司徒慧敏等五人組成的“電影小組”誕生，標誌着中國共產黨開始對中國電影運動的領導。 ^[3] 

左翼電影小組重視電影劇本的創作，認為這是電影的靈魂，強調應從編劇着手去影響和改造電影。在電影小組的鼓勵和引導下，許多左翼作家積極參與了電影劇本的寫作，從1932年起，為明星、藝華、聯華等公司提供了一大批優秀的電影劇本，如夏衍的《狂流》、田漢的《三個摩登女性》、阿英的《豐年》、鄭伯奇的《鹽潮》等。隨後，電影小組有意識地為電影創作輸入新鮮的血液。他們積極地把已在文藝界嶄露頭角、思想上比較激進的一批話劇、音樂、美術等方面的新人（如沈西苓、鄭君裏、袁牧之、白楊、聶耳、賀綠汀等人）介紹到各影片公司去。

左翼小組格外重視建設批評隊伍，從輿論上影響和指導電影的創作和欣賞。從1932年5月起，上海的《時報》《晨報》《申報》《民報》《中華日報》等報刊陸續開闢電影副刊，一大批左翼文化人涉足電影批評，譯介國外特別是蘇聯的電影理論，以宣揚左翼創作思想。1932年7月，“電影小組”還正式創辦了左翼電影理論批評刊物《電影藝術》雜誌。 ^[3] 

明星影片公司在左翼電影浪潮的衝擊下，率先在創作上做出轉變。1933年，明星公司公開宣告“時代的輪軸是不斷前進的，電影藝術界不能抓住時代，於新文化有所貢獻，必然為時代所拋棄。”同年3月，第一部左翼影片《狂流》公演。一年之內，又相繼拍了《春蠶》《姊妹花》等22部左翼或在左翼影響下的從多個側面反映當時生活的影片。這些影片在題材選擇上多角度地表現了真實的社會現狀，無論在思想上還是藝術上，都上升到一個新的台階，充分顯示了左翼電影運動的創作實績。

聯華影業公司在“一·二八”事變之後發生分化，形成兩個製片廠，其中“二廠”順應電影界形勢的變化，又有蔡楚生、孫瑜、沈浮的加盟，貢獻出了《三個摩登女性》《天明》《小玩意》等十一部進步影片，它們內容嚴肅，主題明確，演員的表演藝術也有了很大的長進，感染力強。

天一影片公司本是20世紀20年代末期“古裝片”的始作通者，是一家粗製濫造，缺乏藝術嚴肅性的製片公司，但在抗日民族運動和左翼電影運動的影響下，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隨着社會形勢的推進和電影事業自身發展的要求，左翼電影運動的又一陣地一一藝華影業有限公司於1933年9月宣告成立。在田漢、夏衍、卜萬蒼等電影工作者的直接參與下，藝華完成了《民族生存》《肉搏》《中國海的怒潮》《烈焰》四部影片，都以反帝為題材，帶有鮮明的抗日色彩。 ^[4] 

1933年2月，在“電影小組”的策劃組織下，“中國電影文化協會”成立，建立了電影界的統一戰線。這是個公開的羣眾性組織，由鄭正秋、孫瑜、洪深、田漢、夏衍等32人任執行或候補執行委員，由夏衍、聶耳、沈西苓分別擔任文學部、組織部、宣傳部的領導工作,“協會”發表了宣言，提出開展中國電影運動的任務，號召電影界團結合作，建設“新的銀色世界”，並討論通過了電影文化運動的反帝反封建的方針、任務，從而推動了各電影公司的影片創作。對於協會成立時提出的電影文化運動的方針任務，左翼電影工作者進行了廣泛的宣傳和討論，保證了左翼電影運動的健康發展，出現了左翼電影運動的高漲。 ^[3] 

由於左翼作家參加電影創作，提供電影劇本，1933年拍攝出大批反映現實社會生活、具有進步思想和愛國主義的影片。左翼作家提供的第一批劇本，都付諸拍攝，併產生了良好的社會影響，推動了電影界的進步。 ^[5] 

隨着共產黨領導的農村革命的深入和文化革命的深入，蔣介石反動派對之也加緊了軍事圍剿與文化圍剿。1933年10月，蔣介石對中央紅軍發動了第五次軍事圍剿，併發出“查禁普羅文藝”的密令，以加緊文化圍剿。 ^[5] 

特別是在1934-1935年間，為迫害進步文化運動，先後頒發了《宣傳品審查條例》《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等，還通緝進步作家，查封進步書店；同時也注意到蓬勃發展的左翼電影。為防止電影界的所謂赤化，國民黨政府規定了一系列檢查制度，設立了各種檢查機構，甚至利用特務暴徒，在1933年11月12日揭毀藝華電影公司，製造白色恐怖。在反動壓力下，1934年10月，夏衍等被迫撤出明星影片公司，編劇委員會也隨之撤銷。1935年5月後，田漢、陽翰笙相繼被捕。這時左翼電影運動處於極度困難階段。不過，左翼電影運動並沒有被壓垮，他們經過艱鉅的工作、韌性的鬥爭，終於衝破了反革命的文化圍剿，並得到了很好的發展。這時期拍攝出了《漁光曲》《新女性》《神女》《大路》以及《逃亡》等進步的和抗日愛國的影片。黨的電影小組還直接領導創建了電通影片公司，拍攝了《桃李劫》《自由神》《風雲兒女》等優秀影片。 ^[6] 

後來，隨着日軍向華北五省的進攻及由此爆發的一、二九學生愛國運動，到1936年出現了全國抗日運動的高潮。在共產黨團結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號召下，左翼文化運動也進入了一個新階段。1936年，在上海隨着“國防文學”口號的提出，在電影界也提出了“國防電影”的口號。這時，左翼電影運動轉向了“國防電影”運動的新時期。愛國的藝術家們響應號召，同年就拍出了《狼山喋血記》《壯志凌雲》《生死同心》《夜奔》及《青年進行曲》等一批國防影片。1937年還拍攝了具有強烈現實主義精神和相當藝術成就的《十字街頭》《馬路天使》和《夜半歌聲》等優秀影片。 ^[6] 

30年代左翼電影運動的興起和發展，在中國電影史上有着重要意義。柯靈同志曾指出，左翼電影運動的影響，與其説在銀幕上煽起了什麼危險的革命風暴，毋寧説開闢了一個時代，撥正中國電影前期混亂的運行方向，使之與五四新文化運動合流，走到嚴肅的藝術大道上來。由於有了黨的領導和廣大電影工作者的團結努力，創作了大批思想進步、藝術閃光的作品，為中國電影歷史譜寫了光輝的一章。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