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太北

左太北，1940年5月生於山西省長治市武鄉八路軍總部，原八路軍副參謀長左權與劉志蘭唯一的女兒，因出生地遼縣，是太行山的一部分，叫太北區。彭德懷以劉伯承的孩子叫劉太行，而建議取名左太北。

左太北畢業於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先後在國家經委、國家計委、航空航天部等部門工作，曾任中國航空工業總公司計劃司副司長。

2000年，退休。

2019年6月25日，左權之女左太北去世，享年79歲。 ^[2] 

百團大戰前夕，左權一直忙於戰鬥準備和部署工作，但仍抽空去看望了劉志蘭母女。妻子抱怨他長時間不來看望，左權便自己拿起炕頭上的髒尿布到河邊洗乾淨、晾好，又端起碗給孩子喂米湯。待妻子氣消後，他才耐心地解釋目前的時局和前線情況，使妻子破涕為笑。他為妻子安排好去延安的事宜後便返回前線。此後，在百忙當中他常給妻子寫信，對自己未盡到丈夫和父親的職責，請求妻子原諒。劉志蘭在左權犧牲後曾帶着深情寫道：“想到你那眷眷的難忘的心，使我負疚更深。”

2005年4月5日，是個不同尋常的清明節。適逢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60週年，坐落在河北省邯鄲市的晉冀魯豫烈士陵園，從清晨開始，就不斷有人到此祭掃墓地。因為陵園裏安葬的，都是在抗日戰爭中為國捐軀的八路軍烈士。從北京坐火車趕至的一對夫婦手捧鮮花邁進陵園大門，緩緩地向掩映在蒼松翠柏當中的一座主墓走過去。墓碑正面，鐫刻着周恩來親筆題寫的六個大字：“左權將軍之墓”。“爸爸，我們看您來了！”伴着內心的呼喚，左太北把鮮花輕放在父親的墓碑前。追思往事，她心潮起伏，百感交集……

左太北和丈夫沙志強住在北京三里河一幢高樓的14層。我去的時候，他們正在整理左權將軍的資料。茶几上面擺放着左太北主編的《左權將軍家書》。

“爸爸，1940年8月，您為我們娘倆赴延安送行，特抱着我與媽媽合影留念。那張照片我一直珍藏着。看，在爸爸懷裏的我笑得有多開心、多快活。出生不滿100天的小孩，哪裏知道這竟是和您的生離死別呢……”這是左太北在“寫給親愛的爸爸媽媽”當中的一段話。

左太北出生於1940年5月27日，是父母的獨生女兒。因為生在太行山北麓，所以父親左權給她取名“太北”。左權犧牲時，左太北不滿兩歲，父親的形象在她的記憶當中十分模糊。直到懂事以後，她才知道，父親1905年3月15日出生在湖南醴陵一個貧苦的農民家庭，19歲時考入孫中山在廣州主辦的陸軍講武學堂，同年轉入黃埔軍校第一期，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後來留學於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伏龍芝軍事學院。回國以後，父親全身心地投入中華民族的解放事業，作為八路軍副參謀長，英勇戰鬥在抗日最前線，是我軍在抗日戰場上陣亡的最高將領……

談起父親，左太北的心情很不平靜：“我真切地感到，父親深深地愛着我們母女。如果沒有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侵略戰爭，我們將是多麼幸福的一家啊！”

1982年5月31日，劉志蘭把三份歷史珍寶鄭重地寄交給女兒左太北，其中有左權寫給她的11封信。同時，劉志蘭還給女兒寫了一封信，回顧並傾吐了自己短暫的感情經歷。以後，每當讀起這些信，左太北都會抑制不住地淚流滿面。

媽媽的信使左太北對父母間的感情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她理解媽媽，更瞭解媽媽。“我媽媽從小生長在北京，和她的六個姐妹個個如花似玉，被譽為七仙女。曾經和彭德懷副總司令的夫人浦安修一起在北平師範大學女附中讀書，參加過“一二·九”學生愛國運動，是學校的組織者之一。1936年投身革命工作，1937年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曾經擔任北平市西城區民先區隊區隊長。

“爸爸的犧牲給了媽媽很大的打擊。年僅25歲的她，懷着巨大的悲痛獨自撫養女兒，堅強地學習和工作。與爸爸僅僅一年多的幸福生活成了她心中永遠的思念和永遠的痛！”

1991年5月劉志蘭被查出罹患淋巴癌，開始經受化療的折磨。10月，病重的她用顫抖的手寫下最後一紙文字：“人生實在過得太快了，坎坎坷坷，憂憂患患，直到閉緊了眼睛……”

母親雖然去世了，但她把自己一生當中最最珍愛的東西交給了女兒，那就是她“保存了幾十年”的左權的11封家書。2002年，左太北完成了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編輯出版了《左權將軍家書》，以此來紀念自己深愛着的父母。

1965年，左太北大學畢業後，先後在國家經委、國家計委、航空航天部等單位從事國防工業建設工作。她的婚事，是一位中央領導的女兒幫忙促成的。沙志強比左太北大3歲，在河北農村長大，畢業於清華大學，父親也是一位老革命。左太北笑着回憶説，兩個人第一次見面的時候，沙志強穿着一身舊軍裝，膝蓋上補着兩塊大補丁，顯得樸實真誠，成熟可靠。沙志強也很喜歡單純誠懇的左太北。於是，兩個人很快確定了關係。

左太北始終不忘父親的高貴品質，在生活上努力向父親學習。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她總是熱情地接待和接濟太行山根據地的人民羣眾，並且為改善老區的貧困做了不少工作，辦了不少實事。她經常留鄉親們在家裏食宿，為此，她和沙志強一度花光了工資，工作幾十年了沒有任何積蓄，以至於前幾年政府號召買公房，雖然折算工齡以後的房價很低，但他們依然望房興嘆，最後靠借錢才買下房子。如今，在他們居住的那層樓裏，惟獨他們家沒有安裝防盜門。左太北解釋説：“我們家沒有什麼可偷的！”

時間過得很快。一晃，左太北和沙志強雙雙從領導崗位上退休了。她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尋訪父親戰鬥過的土地、研究和整理有關父親的資料上。她説：“每次參加這樣的活動，在我的心中都會留下一個深深的烙印：父親左權是一位真正的民族英雄，有一身寧折不彎的錚錚鐵骨。正因為他是民族的英雄，中國人民會永遠懷念他！”

《人民日報海外版》（2005年06月01日 第二版）

畢業後的左太北先後在國家經委國防局、國家計委國防司、航空航天工業部、航空工業總公司工作，傳承父親的愛國之心、報國之志，將畢生心血毫無保留地投入到偉大的軍工事業中。 ^[6] 

1992年，左太北進入航空航天部任計劃司副司長，航空工業總公司成立後任計劃局副局長。她對工作的一絲不苟和盡職盡責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左局長當時負責三線建設的工廠搬遷問題。”時任航空工業總公司計劃局基建處副處長的王文騏回憶説。20世紀60年代中期，在當時國際局勢日趨緊張的情況下，中國中西部地區進行了一場大規模的國防、科技、工業和交通基本設施建設。三線建設對當代中國工業經濟格局與社會發展具有深遠影響。後期， 國務院三線辦公室決定對三線工廠的佈局進行調整。而三線企業的搬遷卻是困難重重，並非一帆風順。“每一件三線企業要做的事，都要當作大事來做，絕不能馬虎。”懷揣着與父輩同樣的責任心和使命感，左太北多次深入漢中、貴州、湖南等地的航空三線企業調研，為三線企業的搬遷解決實際困難。“記得當時雅安291廠由於城市道路修建穿過廠區，破壞了工廠的供電系統，給工廠生產造成困難，急需新建變電設施。”王文騏回憶道， 那時的三線企業普遍經營困難，291廠沒有資金支持建設，只能向國家求助。工廠的報告交到左太北手中，她焦急萬分， 迅速組織人員調研現場、核實情況、向上級彙報、申請投資……左太北奔波各方協調，使供電問題得到了最快最有效的解決。

“左局長在航空工業發展整體規劃和對未來的研判上都起了很大作用。”現任航空工業董監辦專職董事劉慧講述起那時的故事。20世紀80年代，殲10立項為“十號工程”，成為國家重點投資的項目。“當時，只有被列入該項目內的單位才能拿到一些投資，不屬於其中的則得不到資金支持。”然而，航空是一個巨大的系統工程，僅僅只有一些主機所和配套單位拿到投資，其他航空企業的科研能力建設難以提高，航空工業的整體發展依然很艱難。左太北看得更遠，她開始思考航空工業未來在協調同步發展上的問題。一個機會擺在眼前，此時國家計委、財政部正在軍工領域尋找投資項目， 左太北決心抓住機遇。她帶領年輕人着手準備、積極爭取，做大家幕後的軍師。最終，航空工業在軍工單位中拿到了最多的投資，一些航空基礎院所和幾個核心關鍵院所在雷達、空空導彈、機載計算機等多個專業領域都得到了資金支持。“這段歷史在航空工業發展史上是舉足輕重的，當時的工作為今天航空工業的整體發展打下了關鍵基礎，這樣的佈局對國家國防建設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劉慧讚歎道。 ^[6] 

歷史上，左權曾含冤受處分，至死都沒能摘掉“留黨察看”的“緊箍咒”。然而他始終堅持在戰鬥一線盡忠職守， 關鍵時刻，用鮮血表明了自己對黨的無限忠誠。“父親一生都在衝鋒，在抗日這條崎嶇的道路上，他是個奮勇向前、不畏犧牲的衝鋒者。”左太北堅定地認為：“父親將對黨忠誠當作生命，當作人生準則，刻在心裏，行在日常。”

父親的品格深深影響着女兒。從小到大，左太北艱苦奮鬥、自強不息，始終牢記自己是左權的女兒，要無愧於父親的英明，無愧於黨的培養。

“她很質樸，從來不拿自己是‘將門之後’來炫耀。”時任中航一集團計劃部副部長丁雲祥曾與左太北桌對桌辦公，卻從未聽她過多談論自己的身世。“我們對她身世的瞭解大多來自公開的資料。”“我曾經與她開玩笑説，她‘訥於言敏於行’， 乾脆改名叫‘左訥’吧！”丁雲祥笑笑，“左太北對待工作從不説大話，沒有豪言壯語，只知默默奉獻。”

那年正在緊張地進行一項對外談判， 作為領隊的丁雲祥在臨行前不幸摔傷，焦急的他只好向左太北求助。“她毫不猶豫地頂替了我！”其實，左太北對那塊兒業務並不熟悉。談及此事丁雲祥非常感動：“但她還是代替我圓滿完成了任務。”

在計劃局，大家時常看到左太北很晚還拖着行李箱回到辦公室繼續工作的身影。“左大姐積極上進，經常下基層調研或是陪同領導出差處理外事工作，有的時候任務緊急，説走就走，她也從沒怨言。”時任中航一集團副總經理的石川回憶説：“左大姐生活非常簡樸，對個人待遇沒提過任何要求。領導曾提出為她改善住房，但被她拒絕了。”

臨近退休，左太北被調入中航二集團規劃發展部工作，當時的工作已經沒有過去那麼繁重，年輕人都希望她不要太累。然而，她並沒有鬆懈，每天堅持學習，讀書看報，時刻更新自身的知識和信息儲備。“左老是從內心深處關心國家。”王文騏説，她尤其注重對國家方針政策的學習，每天都要仔細研讀《人民日報》上刊登的各種文章。“我至今記得左老對我的教誨：年輕人要多學習。”

與父輩熱血奉獻的人生相比，左太北的經歷或許太過樸實無華，但她同樣守着一顆忠貞愛國的初心，始終為黨和國家的事業默默奉獻着。 ^[6] 

2019年6月25日， 左太北同志因病在京逝世，享年79歲。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