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權

1924年第一期(5張)

1905年3月15日，左權出生於湖南省醴陵市平僑鄉黃茅嶺的一個貧苦農民家庭。他一歲半喪父，很小就開始打豬草、放牛，幫助家裏幹活，常年在餓凍中生活。他8歲入私塾讀書，後入小學，中間幾次輟學。

1915年正在小學讀書的左權得知袁世凱接受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的消息，當即寫下“毋忘五九國恥”的標語，在村中進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和袁世凱的宣傳。17歲考入縣立中學。在縣中讀書時，曾參加共產黨領導的社會科學研究社，通過閲讀《新青年》、《嚮導》等進步讀物，接觸到了馬克思主義，萌生了改造社會的志向，立志投身改造社會。

1923年12月，18歲的左權毅然投筆從戎，告別家鄉父老，和同學一起從醴陵縣城中興街（伍家巷）維新旅社出發，由陽三石上火車轉道長沙，漢口，上海，經香港，奔赴當時的革命中心——廣州。

1924年3月，考入孫中山大元帥府軍政部在廣州主辦的陸軍講武學校（主要負責人有程潛、李明灝），同年11月轉入黃埔陸軍軍官學校，編為第1期第6隊。 ^[6] 

1925年1月，經陳賡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從此，共產主義信仰成為他以後近20年政治生活的準繩。同年2月，左權開始步入軍事生涯，任黃埔軍校學生軍（黨軍）教導團排、連長。6月回師廣州後，左權又參加了平定滇、桂軍閥楊希閔、劉震寰的戰鬥。7月，在程潛攻鄂軍（後來改編成國民革命軍第6軍）衞隊任連長，參加了徹底消滅陳炯明的第2次東征。同年，被黨組織派往蘇聯留學，先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27年9月入伏龍芝軍事學院深造。 ^[7] 

1930年6月回到上海。9月經廈門、龍巖進入閩西蘇區。初任紅軍軍官學校第1分校教育長。11月，當選為閩西工農革命委員會常委。12月初為紅新12軍軍長。

左權(3張)

1931年年初，任紅1方面軍總司令部作戰參謀，6月升為參謀處長，開始顯露出較強的組織才能。12月，受中央軍委派遣前往寧都附近的固村圩，協同王稼祥、劉伯堅從事國民黨第26路軍起義的聯絡指揮工作。隨後擔任紅軍第5軍團（由寧都起義部隊改編）第15軍政委，不久，任軍長兼政委。

1932年6月，受王明左傾路線的迫害，左權被撤銷軍長兼政委的職務，調至紅軍學校任教官。

1933年12月，任紅1軍團參謀長。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主力開始長征，左權隨先頭部隊指揮作戰。5月，在強渡大渡河的作戰中，左權率部先是在崎嶇的小路中輕裝疾行，出敵不意地直取小相嶺隘口，攻下越西縣城。之後一天急行140華里越過曬經關，他率軍攻佔了大樹堡渡口，以佯渡之態勢轉移了國軍對安順場方向的注意，成功地掩護了紅1師從安順場渡過大渡河。最終中央紅軍主力全部通過瀘定橋，甩掉了尾追不捨的國民黨中央軍。

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勝利會師。11月中旬，在山城堡，左權、聶榮臻指揮紅1軍團與紅15軍團一部完成了對胡宗南78師的包圍。21日發起總攻，經過一晝夜激戰，殲敵2個團。劉伯承説：“左權同志部署作戰是細緻周密的。1936年雙十二事變前夜的陝北山城堡戰鬥，就是一個範例。”

1938年春，八路軍總部決定殲滅日軍一部，左權建議先攻打苫米地旅團。他決定利用長樂灘的地形優勢，兵力分作三部分，布成口袋狀。待日軍全部進入口袋之後，左權一聲令下——“打”，日軍隊伍被斬成數段。最後被八路軍用火力和肉搏消滅。旅團長苫米地親自率精鋭前來救援，左權又安排部隊截擊，使其逃走。長樂之戰殲敵2000多人，繳獲大批輜重。同年12月任八路軍前方指揮部參謀長。

1939年年底到1940年初，蔣介石發動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國民黨第97軍軍長朱懷冰與冀察戰區鹿鍾麟、石友三部糾集在一起，在日軍的配合下，猛撲太行抗日根據地。3月上旬，身兼八路軍第2縱隊司令的左權，指揮部隊在平漢路東西兩側發起自衞反擊戰，經4天4夜激戰，擊潰了石友三進犯軍的進攻，全殲朱懷冰等部10個團，保住了太行抗日根據地。

1939年4月與劉志蘭結婚。 ^[4] 

1940年8月20日至12月5日，八路軍發動了百團大戰。這次戰役的總指揮所設在武鄉縣王家峪村。左權協助彭德懷全力投入作戰指揮。

1941年11月，日軍第36師團及獨立混成旅團各一部7000餘人向黃崖洞進攻，負責保衞黃崖洞的是八路軍總部特務團，左權要求該團在保衞戰中“一定要抓住一個‘穩’字，堅持不驕不躁，不惶不恐，以守為攻，以靜制動的原則”。11日凌晨戰鬥打響。21日乘勝追擊的八路軍收復了黎城，勝利地結束了黃崖洞保衞戰，此仗日偽軍損失2000餘人，雙方傷亡之比為6：1。中央軍委認為：“這次保衞戰是最成功的一次，不僅我受到損失少，同時給了日軍數倍殺傷，應作為1941年以來反‘掃蕩’的模範戰鬥。”

1942年5月，日本軍隊出動大兵團突襲八路軍前敵指揮部，左權負責斷後，同年5月25日在山西遼縣（現左權縣）的十字嶺突圍戰鬥中一顆炮彈落在他的身旁，左權不幸以身殉國，時年37歲；10月10日，公葬左權的儀式在涉縣舉行，八路軍副總司令彭德懷親筆撰寫並手書了《左權同志碑銘》。 ^[7] 

1939年至1941年，左權撰寫了《論堅持華北抗戰》《埋伏戰術》《襲擊戰術》《戰術問題》《論軍事思想的原理》等40多篇文章。另外，1942年左權與劉伯承合譯的《蘇聯工農紅軍的步兵戰鬥條令》被第十八集團軍（即第八路軍）總司令部列為步兵戰術教育的基本教材。

百團大戰的第三階段，左權協助彭德懷指揮了關家堖戰鬥，挫敗了日軍第36師團岡崎大隊，總共500餘人，除60餘人外，其餘均被殲。此次戰役為以後黃崖洞保衞戰的勝利奠定了基礎。

左權融合了1925年-1927年大革命時代，內戰時代及蘇聯紅軍最先進的戰術，為中國著名游擊戰術創造人之一。他對於堅持華北敵後抗戰，有其永不可滅的功績。（《人民日報》1950年10月20日）

1930年春，左權與劉伯承等從東北邊境回國。左權與好友劉伯承相約在過境不遠的一個小車站上見面。按照約定，左權來到車站，看到劉伯承後面跟着一個日本密探。他巧妙地用俄語約定到前面的雜貨店等他。待跟蹤劉伯承的密探接近時，左權突然急轉身將這個傢伙撞倒，然後飛快跑進旁邊的巷子。劉伯承也得以脱身閃進雜貨店。兩人順利到達了上海。

百團大戰前夕，左權一直忙於戰鬥準備和部署工作，但仍抽空去看望了劉志蘭母女。妻子抱怨他長時間不來看望，左權便自己拿起炕頭上的髒尿布到河邊洗乾淨、晾好，又端起碗給孩子喂米湯。待妻子氣消後，他才耐心地解釋目前的時局和前線情況，使妻子破涕為笑。他為妻子安排好去延安的事宜後便返回前線。此後，在百忙當中他常給妻子寫信，對自己未盡到丈夫和父親的職責，請求妻子原諒。劉志蘭在左權犧牲後曾帶着深情寫道：“想到你那眷眷的難忘的心，使我負疚更深。” ^[4] 

左權回國，他豐富的學識和引經據典，由淺入深的教學方法，深受軍校學員歡迎。在野外教學時，他一面拿着地形圖，一面指着地形地貌實地講解，使學員們理解得快。印象深，有一次上課講射擊原理，説到彈道的弧形原理時，不少學員理解不了，總覺得子彈打出去應該是一條“直道道”。左權便舉例子：“你們都看過頑童撒尿吧，他那個‘彈道’是一條直線呢，還是弧形的呢？”通俗的例子把學員們逗得哈哈大笑，疑難問題也就迎刃而解。

合併圖冊(3張)

位於河北省邯鄲市晉冀魯豫烈士陵園內。1950年10月21日，左權殉國8年後，靈柩由涉縣遷至河北邯鄲市晉冀魯豫烈士陵園。左權的墓用青石建造，兩側翠柏掩映，墓前高大的碑樓裏豎着墓碑，墓碑正面是周恩來手書“左權將軍之墓”，背面是周恩來在1942年6月寫的《左權同志精神不死》悼文的節錄。墓東面石碑刻朱德《吊左權同志》詩：“名將以身殉國家，願拼熱血衞吾華。太行浩氣傳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西面石碑刻賀龍悼詞。並建有紀念館，陳列着左權將軍照片及有關資料。

坐落在西山半山腰。紀念碑基座長3.25米，寬2 9米，高3米。基座屹立着左權將軍塑像。像高5.5米。基座前方正中嵌大理石碑，鐫刻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1986年7月9日題寫的“左權將軍紀念碑”7個大字。基座後嵌入理石質地“左權同志碑誌”，碑誌為彭德懷1942年10月10日撰寫，1987年7月1日中共醴陵市委員會，醴陵市人民政府重鐫。紀念碑後立有一道碑牆。嵌有周恩來，朱德，賀龍，董必武，葉劍英，陸定一等悼念，紀念左權將軍的題詞碑刻。

1988年，經中央批准，在家鄉醴陵仙山公園建立了左權將軍塑像，鄧小平同志題寫了“左權將軍紀念碑”七個大字。

1942年9月18日，山西遼縣5000餘人集會，舉行將遼縣改為左權縣的命名典禮。

周恩來於1957年6月4日到左權墓前憑弔並親筆題寫了“左權將軍之墓”。1951年11月1日，毛澤東同志專程去邯鄲晉冀魯豫烈士陵園，在左權墓前脱帽致哀。1980年5月，鄧小平同志題詞：“懷念左權同志”。

2014年12月25日，台灣防衞事務部門公佈以紀念抗戰勝利七十週年為主題的勇士國魂月曆，列出中國共產黨將領左權為殉國將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