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農兵學員

1967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聯合發出《關於大、中、小學校復課鬧革命的通知》。這個通知發佈後，自11月起，大部分中小學生陸續回到課堂，新生也開始入學。

這時，上海機牀廠的培訓經驗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1968年，為了培養工程技術人員，上海機牀廠舉辦了一次培訓。1968年7月22日，在毛澤東的指示下，《人民日報》刊載了《從上海機牀廠看培養工程技術人員的道路》的調查報告，毛澤東親自寫了一段編者按。他説：“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裏主要説的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但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走上海機牀廠從工人中培養技術人員的道路。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以後，又回到生產實踐中去。”後來人們把毛澤東這段話稱為“七二一指示”。

同年9月，為了貫徹“七二一指示”。上海機牀廠創辦“七二一工人大學”，學制為兩年，學生畢業後仍回廠工作。此後，“七二一工人大學”的教學模式逐步向上海市以及全國的工廠企業推廣。

“七二一指示”的發表，構成了毛澤東培養大學生的兩個相互結合的方針：一個方針是，高校畢業生到工廠、農村、部隊去參加勞動和軍訓，當普通勞動者或士兵，接受工農兵再教育；一個方針是，從工人、農民、解放軍指戰員中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後再回到生產實踐中去。這種通過相互結合的兩個方針來培養工人、農民、解放軍大學生，或者把大學生改造成為工人、農民、解放軍知識分子的思路，就是毛澤東設想的“教育革命”的方向。1970年，“文革”初期的混亂場面已漸漸平息。而關於恢復大學招生的議論，也成為當時社會日益關注的焦點。5月27日，北大、清華兩所大學提交《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招生（試點）具體意見（修改稿）》。在集中了各大學意見的基礎上，政府也形成了恢復辦大學的思路。這個思路就是：恢復開辦的大專院校，學制要縮短，要從工農兵中選拔、推薦學生。

一個月後，中共中央批轉了《關於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招生（試點）的請示報告》，報告指出：經過三年來的文化大革命，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已經具備了招生條件，計劃於本年下半年開始招生。招生辦法實行羣眾推薦、領導批准和學校複審相結合。後來人們把這些從工農兵中選拔的學生稱為“工農兵大學生”。

這種推薦制度是中國近代教育史上的一次大嘗試。那些政治思想好、身體健康，年齡在20歲左右，有相當於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貧下中農、解放軍戰士和青年幹部。還有在單位表現特別突出的人，一經當地“革命委員會”推薦，政治審查合格後，即可成為“工農兵大學生”。

我國從1966年大學停止招生到1977年恢復高考的10年間，全國高等院校共招收了94萬基於推薦制的大學生，統稱為“工農兵大學生”。 ^[1] 

九十四萬工農兵大學生與以往大中專學生一樣畢業就當了幹部； ^[3]  對於“幹部”一詞，這裏先將其簡化概括為“國家工作人員”或“公職人員”，公務員是幹部的一部分。而“領導”可以理解為擔任職務的幹部。

但他們的起薪低於文革以前的本科生，只相當於文革前的大專生。

1970年至1976年入學的高校畢業生，即工農兵學員的學歷，1993年人事部、國家教委聯合下發教學廳字[1993]4號文件做出了規定，對於1970-1976年進入普通高等學校的大學生，他們的學制當時規定：普通班暫為2至3年，學習期滿畢業時已由學校頒發了畢業證書，國家承認其學歷為大學普通班畢業。該時期進入高等專科學校的，自然為專科畢業。

“工農兵學員”的身份，還是在一些人的心裏，留下了不能承受之重，依然有人困擾於“工農兵學員”的心結。工農兵大學生這個帽子，還在心裏留下陰影。當年選拔幹部，很多地方都有限制使用的規定。 ^[2] 

1976年9月6日我國發行了《工農兵上大學》郵票一套 ^[4]  。

發行背景：文革伊始，全國高校陷入動亂之中，招生工作從1966年至1969年中斷了4年。1970年恢復招生，狠批了所謂的“反革命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廢除了高考，實行推薦，名曰“工農兵上大學”，被讚美為教育革命的偉大成果，定性為文化大革命的新生事物。當時郵票的圖稿被送往“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革命大批判組”徵求意見時，得到了肯定的回答“這套郵票很好，實行開門辦學，把教育同三大革命運動緊密結合起來，有力地批判了舊學校的三脱離狀況” ^[4]  。

1976年的故事片《決裂》反映了與舊教育制度的鬥爭，讓工農兵直接上大學，其情其景與郵票第一枚“滿懷豪情上大學”異曲同工。第三枚“大課堂”，意識是被推薦來上大學的工農兵學員大多數本來文化基礎差，上了大學後一下被派往農村“學農”，一下又安排到部隊“學軍”，還要像郵票畫面所表現的那樣深入到廠礦工地“學工”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