巢峯

1936年，第一版 《辭海》 出版後風靡一時。巢峯小時候，從城裏歸來的父親把 《辭海》帶回了家。至此，這本“無所不包”的辭書成了身處鄉野的巢峯打開外面世界的鑰匙。消息很快讓私塾裏的教書先生聽到了，於是把 《辭海》 借了去，結果“有去無還”。當時的巢峯怎會想到，童年痛失的“心頭肉”，後面竟伴隨了他大半生。 ^[12] 

14歲參加革命的巢峯，小學沒畢業，初中只讀過三個月。 ^[9] 

1942—1952年，在蘇中二專署、蘇北行署參加財政工作，任會計、課長，總會計、科長、室主任。

1952—1954年，任交通銀行蘇北分行科長，江蘇省財政廳副處長。

1954—1958年，任華東新聞出版局、上海出版事業管理處、上海市出版局副科長、辦公室副主任、副處長。

1958—1977年，任上海人民出版社副總編輯，“文革”中受到迫害。

1978—1999年，任上海辭書出版社副社長、副總編輯，黨委書記、社長、總編輯。（其間1989—1994年，兼任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長、總編輯）

1987年被評為編審。

1995年巢峯曾組織編寫《品德三字經》，當時請了著名畫家賀友直畫插圖，銷量一舉達數十萬冊。 ^[11] 

2010年離休。

2017年，年屆九旬的巢峯還出版了《巢峯品德修身讀本》（書法誦讀版），“俯下身子”為青少年寫蒙學讀物。 ^[8] 

2023年1月8日上午9時8分 ^[6]  ，巢峯在上海華東醫院去世 ^[6]  ，享年95歲。 ^[3-4] 

2023年4月7日，“出版人生——巢峯同志追思會”在上海舉行。追思會由中國出版協會、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指導，中國辭書學會、上海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主辦。 ^[7] 

巢峯同志是我國著名的辭書編纂家。1978年後，他先後在夏徵農主編、陳至立主編領導下，參與主持《辭海》第三、四、五、六、七版的編纂出版工作。在第三版編纂工作啓動時，他在夏徵農主編、羅竹風副主編（常務）支持下，堅決貫徹黨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路線方針，負責起草《〈辭海〉（合訂本）處理稿件的幾點具體意見》，對思想文化領域的“撥亂反正”發揮了積極作用。1981年，巢峯同志等前瞻性提出《辭海》“十年一修”的修訂原則，開啓了《辭海》與時俱進的發展新階段。1998年後，巢峯同志還參與主持了國家重大文化工程《大辭海》（38卷）的編纂出版工作。巢峯同志高度重視謀篇佈局，主持制定了上海辭書出版社的辭書中長期發展規劃，規劃立意高、覆蓋面廣、操作性強，四百餘種項目大、中、小型協調，通過規劃的有效實施，填補了國家文化建設中的許多空白，其中數十種辭書榮獲國家級圖書獎，有力推動了我國辭書出版事業的發展繁榮。1978年8月21日，《文匯報》整版發表他的《階級鬥爭是社會發展的基本動力嗎》，文章進一步否定了“以階級鬥爭為綱”。 ^[9] 

巢峯同志是我國出版行業的領軍者，辭書出版的實幹家。針對一個時期辭書出版領域抄襲剽竊、粗製濫造、弄虛作假等現象，為淨化出版環境，提高辭書質量，巢峯同志領導中國辭書學會並組織行業相關單位，在全國範圍內開展打假批劣，並提出和推動建立辭書出版准入制度、辭書質量檢查制度。巢峯同志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在辭書編纂理論和出版社科學管理等諸多方面都有深入研究，並善於歸納總結，為行業貢獻真知灼見，豐富了我國辭書學理論，促進了我國辭書事業的發展。

1992年10月29日，在中國辭書學會成立大會的閉幕詞中，學會第一副會長巢峯從他的親密同仁徐慶凱那裏得到材料，針對王同億主編的《語言大典》，他指出：“這樣的詞典，怎麼能不加批判、抵制而任其流傳？我以為我們的辭書編纂和出版中有一種墮落行為，評劣就是要與辭書編纂與出版中的墮落現象作鬥爭。我們要促使辭書事業在健康的道路上發展，就一定要做好打假打劣的工作。如果讓那些歪風邪氣氾濫成災，通行無阻，什麼抄襲有理，差錯有理，拼湊有理，那還有什麼真理，那還要中國辭書學會幹什麼？”此後不久，批評《語言大典》的文章陸續發表，巢峯自己也寫了《〈語言大典〉的教訓》《剎一剎著書出書中的粗製濫造風——兼評王同億主編的〈語言大典〉》《“王同億現象”剖析》等批評文章。 ^[9] 

2001年，王同億再次主編了《新世紀現代漢語詞典》。就此，巢峯寫了《辭書編纂必須堅持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評〈新世紀現代漢語詞典〉》，批評此書“是帶有腐朽氣息的落後文化的代表作”，“用落後文化的思想和知識去坑害年輕的一代”。 ^[9] 

作為“辭海人”的傑出代表，《辭海》事業在巢峯同志心目中始終居於崇高位置，幾十年孜孜矻矻、念茲在茲，即使年過九十，長期因病住院，仍時刻關心《辭海》第七版編纂出版工作，在病牀上批閲《辭海》稿件。巢峯同志曾提出《辭海》工作的“四嚴”要求，即“嚴謹的作風、嚴肅的態度、嚴格的紀律、嚴密的制度”。作為《辭海》工作的長期具體主持者，他對“一絲不苟、字斟句酌、作風嚴謹”的“辭海精神”的提煉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堅守出版初心，擔當文化使命”，是巢峯同志從事出版工作六十餘年的生動總結和真實寫照。 ^[4] 

參與或具體主持《辭海》1979年版，1989年版、1999年版以及台灣繁體字版的編纂。在主持上海辭書出版社期間，共獲國家圖書獎9項，創上海第一、辭書工具書第一、地方出版社第一。《毛澤東思想大辭典》《鄧小平思想理論大辭典》《“文化大革命”詞典》《學生辭海》《兒童辭海》等書主編。研究經濟學、辭書學、出版學，有經濟學論文整十篇，著有《出版論稿》。獲第五屆中國韜奮出版獎，第二屆中國出版政府獎優秀編輯獎，中國百佳出版工作者，國務院授予有突出貢獻的專家。 ^[2] 

榮獲中國出版政府獎優秀編輯獎、中國韜奮出版獎、中國辭書學會終身成就獎、中國十大優秀出版編輯獎等。

巢峯率先將政治經濟學的範式引入出版研究，提出“出版經濟學”概念，並結合行業具體實際，發表一系列理論性、戰略性和實踐性相結合的命題、判斷。 ^[13] 

巢峯認為，見錢不見書的出版者，是劣等的出版者；見書不見人的出版者是平庸的出版者；而以提高人的素質和加強社風建設為治社之本，以出好書為強社之路的出版者，才是具有遠見卓識的出版者。在他的主持下，上海辭書社在取得巨大社會效益的同時，經濟效益也十分可觀。1978-1995年辭書社總產值增長了16倍，銷售總碼洋增長16倍，利潤增長20倍，人均利潤48636元，增長了21倍，國家淨資產增長了32倍。 ^[9] 

2024年1月，首屆巢峯青年編輯獎揭曉。 ^[14] 

巢峯同志是我國出版行業的領軍者，辭書出版的實幹家。針對一個時期辭書出版領域抄襲剽竊、粗製濫造、弄虛作假等現象，為淨化出版環境，提高辭書質量，巢峯同志領導中國辭書學會並組織行業相關單位，在全國範圍內開展打假批劣，並提出和推動建立辭書出版准入制度、辭書質量檢查制度。巢峯同志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在辭書編纂理論和出版社科學管理等諸多方面都有深入研究，並善於歸納總結，為行業貢獻真知灼見，豐富了我國辭書學理論，促進了我國辭書事業的發展。 ^[4] 

巢峯的大兒子插隊落户10年後回滬找工作，可執拗的巢峯放着在出版界的地位，卻堅決不肯為兒子託關係走後門，兒子一次出門時被車撞倒，腦袋着地，就此成了傻子，生活完全依靠媽媽照顧。 ^[10] 

巢峯的小兒子“頭子活絡”，“文化大革命”的時候，他就因為在廠裏表現突出被選為團支部委員，紅榜都貼出來了，卻因為政審時有個“走資派”爸爸，被當場除名，這件事對他的打擊很大。恢復高考後，他被上海師範大學土木工程專業錄取，畢業後做了一名工程師。小兒子的生意後來一直做得很好。 ^[10] 

巢峯的小女兒從小喜歡圍棋，曾摘得過上海成人圍棋賽的第六名，她的老師是帶過芮乃偉等人的圍棋名師。小女兒從小就“腦子好使”，曾被複旦大學和南京大學的計算機專業同時錄取，後來去了南大。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