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四川”的由來

“四川”這個名稱，始見於宋代。宋真宗鹹平四年（公元1001年）宋王朝對地方行政區劃進行了一次新的調整，將巴蜀之地劃分為益州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治所分別為今成都、三台、漢中和奉節，總稱“川峽四路”，簡稱“四川路”，這是“四川”得名之始。在宋徽宗大觀三年 （公元1109年）的詔書中就正式使用了“四川”一詞，這是目 前所見到的將“四川”作為行政區劃略稱的開始。這以後，宋代設有“四川宣撫使”、“四川制置使”等官職，就是中央派駐川峽四路的官員，都將川峽四路簡稱“四川”。 ^[1] 

北宋初年，四川用鐵錢，體重值小，1000個大錢重25斤，買1匹絹需90斤到上百斤的鐵錢。流通不便。於是，商人發行一種紙幣，名為交子（交子是中國最早的紙幣。宋、金紙幣名稱之一。），代替鐵錢流通。 ^[10] 

兩宋時期，地方實行三級行政區劃管理一級行政區：路二級行政區：州、府、軍、監三級行政區：縣川峽四路分設“成都益州、漢中利州、三台梓州、奉節夔州”四路首府。“州、府、軍、監”行政區劃雖然同級，而“州府”官職品秩分六等：都督、節度、觀察、防禦、團練、刺史。

元公元1286年（元至元二十三年），元朝合併四路，置“四川等處行中書省”，簡稱“四川行省”；元代的中央行政機構叫中書省，各地直轄於中央的地方行政機構叫 “行中書省”，簡稱“行省”。元代在宋代的川峽四路基礎上設 “四川行省”，簡稱“四川省”，省治成都。從此“四川”一名沿用下來。 ^[1]  為加強對四川地區的控制，元朝在漢中設興元路，劃歸陝西管轄。元朝為漢中隸屬陝西之始。 ^[2] 

明朝在行省制基礎上加以改革，於原四川行省區劃內設四川承宣布政使司與三司分管行政、軍事、司法。同時，在四川推行裏、甲、坊、廂制度，州、縣以下普遍建立裏、甲，在城市建立坊、廂，在少數民族地區推行土司制度。 ^[2] 

清代因襲明制又略有調整，地方行政制度方面在省下增加道一級行政組織，形成省、道、府（直隸州、廳）、縣（散州、廳）四級政權機構。清順治二年（1645年），清王朝在四川設置四川省，省界較明代略有一些變化。清代四川的行省制度經不斷調整，規模較明代更完備，體制也更加健全。清王朝的地方行政區制度，從省到縣，有道、府、州、廳、縣之別，級別較多，隸屬系統較為複雜。州與廳、有直隸於省而與府同級的直隸州和直隸廳，有直隸於府而與縣同級的府轄州和府轄廳。在州以下，又有縣和廳之分。並且，上還有道，下還有土司、衞所、設治委員參雜其中。 ^[2] 

清雍正五年（1727年），遵義府（南宋時屬川峽四路之一的夔州路，明神宗萬曆29年即1601年，改土歸流，置遵義府）由四川省劃歸貴州省管轄。 ^[2] 

民國初年，四川行政區劃分為省、道、縣三級制，以省統道，以道統縣，道為監察區域，是省的派出機構。

1912年，中華民國政府裁廢道制，以府、州、廳直隸省政。1913年，袁世凱為恢復帝制，又按其預訂的“廢省改道”計劃，利用清王朝的道來控制地方，以道統縣，把全川劃為川西、上川南、下川南、川北、川東和邊東、邊西7個道。1914年，又改川西道為西川道，上川南道為建昌道，下川南道為永寧道，川北道為嘉陵道，川東道為東川道。後因軍閥混戰連年，各據防區，道已名存實亡，遂廢。川西高原山地，清末擬建西康省未成。 ^[2] 

1912年，以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的南京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將川西高原地區劃為川邊特別區域，受四川省節制。1919年4月，“防區制”形成，四川境內各派軍閥劃區割據，各個防區就是一個獨立王國，全川軍令政令並不統一。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四川軍閥易幟，根據國民政府令，1927年成立四川省政府。但號令不行，各防區的軍閥仍各自為政。 ^[2] 

在軍閥割據時期，四川行政區劃建置變化較小，僅在1915年改東鄉縣為宣漢縣（因與江西省東鄉縣同名）；1927年在茂縣設置松理懋茂汶屯殖督辦公署，將松潘、理番、懋功、茂縣、汶川5縣和撫邊、綏靖、崇化3屯劃為屯殖區域。1928年裁道，改各縣直隸省政府。1928年，新置成都市。1929年，置重慶市。 ^[2] 

1929年3月22日，四川省政府在成都成立，省政府主席劉文輝。各防區的軍閥仍各行其是，省政府有名無實，省主席號令不行。

1929年（民國十八年）重慶從四川省巴縣分離，正式建市，編制為國民政府二級乙等省轄市歸四川省管轄，首任市長潘文華。 ^[6] 

1934年12月21日，國民政府明令改組四川省政府。1935年2月10日，四川省政府在重慶成立。1935年7月6日開始遷往成都。1935年9月1日，四川省政府正式在成都市督院街本部辦公。

1935年6月，國民政府在四川正式實施行政督察區制，將全川劃分為18個行政督察區（另設西康行政督察區），每區設置專員公署作為省政府的派出單位，分轄各縣，以控制地方力量。自此，近20年的四川防區制宣告結束，四川全省行政得到統一。 ^[2] 

1935年3月2日，蔣介石由漢口飛抵重慶；1935年3月4日，他在講演時稱：“就四川地位而言，不僅是我 們革命的一個重要地方，尤其是我 們中華民族立國的根據地”。視察重慶時就説：“四川人口之眾多，土地之廣大，物產之豐富，文化之普及，可説是各省之冠。所以自古即稱天府之國，處處得天獨厚。是我們中華民族立國的根據地。”他甚至聲稱，就是隻剩下四川一省，天下事也還大有可為。同年7月，蔣介石面對即將到來的中日戰爭再次指出：“對倭應以長江以南與平漢線以西地區為主要線，而以川、黔、陝三省為核心，甘、滇為後方。” ^[4] 

1935年10月6日，蔣介石在成都的一次講演中又指出：“四川在天時、地利、人文各方面，實在不愧為中國的首省，天然是民族復興最好的根據地。”

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9月，川軍將士在四川省成都市少城公園（今人民公園）召開出川抗戰誓師大會。 抗日戰爭時期，約有350萬四川人出川抗戰，保家衞國，留下了“川人從未負國”的佳話。打破了日本侵略者通過攻破中國首都南京速戰速決使中國屈服的企圖。8年抗戰，川軍憑藉其血性和為民族而戰的大義，在淞滬會戰、長沙會戰、常德會戰等多個經典戰役中出征。川軍參戰人數之多、犧牲之慘烈，居全國之首。抗戰結束時，國民黨高級將領李宗仁如此評價：“八年抗戰，川軍之功，殊不可沒” ^[8]  “劉湘死在第七戰區司令的崗位上時留了一句話：‘日軍一日不退出中國，川軍一日不得返川。’” ^[9] 

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日本大舉侵略中國，直逼南京，形勢非常危急。1937年10月29日，蔣介石在國防最高會議上作《國府遷渝與抗戰前途》講話，明確提出遷都重慶，以四川為抗日大後方，繼續抗戰。30日國民政府決議遷都重慶。 ^[3] 

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遷都至重慶的國民政府頒令，將重慶由二級乙等四川省轄市升格為甲等中央院轄市，首次析出四川省。 ^[7]  重慶市轄區範圍大致為今重慶主城區，即渝中區、九龍坡區、沙坪壩區以及江北區、南岸區。 ^[6] 

1940年9月6日，國民政府明定重慶為陪都。《國民政府明定重慶為陪都令》宣稱：

“四川古稱天府，山川雄偉，民物豐殷，而重慶綰轂西南，控扼江漢，尤為國家重鎮。政府於抗戰之始，首定大計，移駐辦公。風雨綢繆，瞬經三載。川省人民，同仇敵愾，竭誠紓難，矢志不渝，樹抗戰之基局，贊建國之大業。今行都形勢，益臻鞏固。戰時蔚成軍事政治經濟之樞紐，此後自更為西南建設之中心。恢閎建置，民意僉同。茲特明定重慶為陪都，着由行政院督飭主管機關，參酌西京之體制，妥籌久遠之規模，借慰輿情，而彰懋典。此令。” ^[5] 

抗日戰爭中四川雖然沒有被侵佔，但四川為抗戰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從1937年“七七”事變後劉湘率領30萬川軍出川“打國仗”，到八年抗戰中四川共徵兵三百多萬，可以説每四個戰士裏就有一個川人。“1945年日本投降後，《新華日報》還專門發表社論《感謝四川人民》。” ^[9] 

1949年8月，中國人民解放軍在華北、西北、華東諸戰場節節取勝。8月18日，國民黨宣佈重慶為“新行都”。24日，蔣介石飛抵重慶，親自部署西南作戰。29日，蔣介石主持召開最高軍事會議，提出“固守四川，確保大西南”的作戰方針。10月中旬，廣州解放，國民政府正式在重慶辦公。

1949年11月30日，人民解放軍進入重慶市區，蔣介石於當日凌晨乘機逃往成都，重慶宣告解放。

1949年12月11日，成立重慶市人民政府，市長陳錫聯。

1949年12月10日，蔣介石由成都鳳凰山機場飛逃台灣，留下顧祝同、胡宗南指揮（顧祝同也在16日逃往台灣）。 ^[2] 

1949年12月27日，南北兩線人民解放軍會師成都，四川省會成都解放。1949年12月30日，舉行入城儀式，賀龍、李井泉、周士第等率人民解放軍十八兵團進入成都。1949年12月31日，成立“中國人民解放軍成都市軍事管制委員會”，李井泉任主任，周士第、王新亭、閻秀峯為副主任，國民黨四川省政府對四川的統治宣告結束。

1950年3月，人民解放軍第十四軍、十五軍及六十二軍各一部，奉命從川西及滇北兩個方向，分幾路向西昌進軍。1950年3月27日，解放軍搶佔西昌飛機場，胡宗南於前一日從西昌飛逃台灣，西昌旋即解放。到1950年4月7日，連續解放會理、寧南、冕寧、德昌、鹽邊、鹽源等18城。至此，國民黨在大陸的軍事力量徹底被殲，四川全境解放。 ^[2] 

1955年1月四川省人民委員會成立時，四川省轄3個地級市（重慶市、成都市、自貢市），温江、綿陽、達縣、遂寧、江津、內江、宜賓、瀘州、樂山、涪陵、萬縣、南充12個專區，1個藏族自治區（1955年12月改稱阿壩藏族自治州）。 ^[2] 

到1965年，四川省轄4個地級市（重慶市、成都市、自貢市、渡口市），12個專區，3個自治州，5個縣級市，17個市轄區，181個縣，3個自制縣。 ^[2] 

1996年，四川省有省轄市14個，地區6個，民族自治州3個，縣級行政區221個（其中民族自治縣8個），面積57萬平方公里，人口1.12億人（1995年底統計數）。 ^[2] 

1997年3月14日，八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批准設立重慶直轄市，撤銷原重慶市。重慶直轄市轄原重慶市、萬縣市、涪陵市和黔江地區，共43個區市縣，面積8.24萬平方公里，人口3002萬人。1997年6月18日，重慶直轄市政府機構正式掛牌。

1976年1月，潼南縣由綿陽地區劃歸江津地區（1981年，江津地區改名永川地區，潼南縣隸屬永川地區；1983年4月，永川地區併入重慶市，潼南縣亦隸屬重慶市；1997年，潼南縣隸屬重慶直轄市）。 ^[2] 

川峽四路，宋元時代行政區劃，今名”四川“的源頭，包括益州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共計四路。

“川峽四路”總稱“四川路”，簡稱“四川”。

宋太祖乾德三年（965年），宋軍滅後蜀後設西川路，治益州（四川成都）；

開寶六年（973年），又設陝西路，治梁州（興元府，陝西漢中）；

太平興國六年（981年），將西川路和陝西路合併為川陝路；

至道三年（997年），又分設西川路、峽西路兩路，後析置為四路；

鹹平四年（1001年），將西川路析置為益州路、梓州路兩路；將峽西路析置為利州路、夔州路兩路，故宋人合稱其為”川峽四路“，簡稱為“四川”；

川峽四路的行政管轄區域大致包括：今四川省大部、重慶市全境、陝西漢中，湖北恩施、貴州的安順、貴陽、遵義、銅仁等區域，以及甘肅文縣；

川峽四路（四川）與兩浙路（江南）成為宋代最主要的兩大經濟區，成為宋朝政府的主要財政來源地；

嘉佑四年（1059年），改益州為成都府，益州路更名成都府路；

重和元年（1118年），改梓州為潼川府，梓州路更名為潼川府路。

此後，利州路又曾多次被分為利州東路、利州西路，分合頻繁。

南宋紹興十四年 （1144 ），將利州路分為利州東路和利州西路；

乾道四年 （1168 ）合為一路；

淳熙二年 （1175 ）復分，次年又合，五年 （1178 ）復分；

紹熙五年 （1194 ）再合；

慶元二年 （1196 ）又分，嘉定三年 （1210 ）複合，十一年 （1218 ）又分。

益州路：治所益州（成都市），含今四川省成都市、雅安市、樂山市、德陽市和綿陽市的安州區、北川縣、江油市等地。

梓州路：治所梓州（四川三台），含今四川省綿陽市的三台縣、鹽亭縣；遂寧市；內江市；自貢市；宜賓市；南充市；廣安市；瀘州市；達州市的渠縣、大竹縣；重慶市合川區、潼南區、銅梁區、大足區、榮昌區、永川區和貴州省的六盤水市、畢節市以及雲南省昭通市等區域。

利州路：治所興元府（陝西漢中），含今四川省綿陽市梓潼縣、平武縣；巴中市；廣元市和陝西的漢中市等區域。

夔州路：治所夔州，含當時的達州、恭州、黔州、施州、忠州、萬州、開州、涪州、珍州。

宋元時代行政區劃名稱。宋代為一級政區；元代全國設置“行省”，改為四川行省的二級政區；明代“路名”改“府名”

“川峽四路”總稱“四川路”，簡稱“四川”。到元朝時，正式設置了“四川行省”。四川的名稱由此固定下來。

兩宋時期，地方實行三級行政區劃管理

一級行政區：路

二級行政區：州、府、軍、監

三級行政區：縣

川峽四路分設“利州、成都、三台、夔州”四路首府。

“州、府、軍、監”行政區劃同級。只按官職品秩，將州府分六等：都督、節度、觀察、防禦、團練、刺史。

川峽四路四大首府，僅夔州置最高級都督府，轄區面積最為廣大，除下轄本路各州、府、軍、監外，另轄56羈縻州：南寧州、琬州 （遠州 ）、犍州、蔣州、清州、矩州 （知州 ）、蠻州、龔州 （襲州 ）、峨州、邦州、鶴州、勞州、義州、福州、儒州、令州 （會州 ）、郝州、普寧州、緣州、那州、鸞州、絲州、功州 （邛州 ）、敷州、晃州、侯州、焚州、添州、瑤州、雙城州、訓州、卿州 （鄉州 ）、茂龍州、整州、樂善州、撫水州、思元州、逸州、恩州、南平州、勳州、姜州、稜州、鴻州、和武州、暉州、亮州 （毫州 ）、鼓州、懸州、合江州、今州、莊州、羅嵒州、陳蒙州、牂州 （洋州 ）、充州。

就經濟地位而言，川峽四路（四川）與兩浙路（江南）成為宋代最主要的兩大經濟區。

章如愚在盛讚當時南方經濟的興盛時，就是把劍南以南的四川與長江以南的江南相提並論的。他説；“長江、劍閣以南，民户止當諸夏中分，而財賦所入當三分之二。”四川以其人口眾多、地域廣大、物產豐富，在宋代受到人們的格外重視。

北宋時，宋朝管轄區總人口達到1億左右，而四川人口突破1千萬大關，佔總人口的1/10以上。南宋時，宋轄區總人口接近6500萬，而四川人口發展到1300多萬，佔總人口的1/5以上。北宋時，宋轄區總面積為250萬平方公里，而四川面積達29萬平方公里，約佔總面積的12%。南宋時，宋轄區的總面積為172萬平方公里，而四川面積達32萬平方公里，約佔總面積的19%.

四川物產豐富，如被稱為“國之所資，民恃為命”的茶葉其年產量便高達2千萬斤，幾乎佔全國茶葉年產量的2/3。“天下商税，四蜀獨重”。熙寧七年（1074）商税總額為641萬貫，而四川一地即達166萬貫之多，約佔總額的26%。川峽四路“土植宜柘”，北宋政府一年布帛的總收入為1135萬餘匹，而四川一地即達179萬餘匹，約佔布帛總收入的16%。蜀錦“天下第一”，如果以錦綺、鹿胎、透背等高級絲織物計算，四川所佔比例更高。

到了南宋，四川的經濟地位越發重要。紹興三十年（1160），宋朝軍糧不計四川“為米三百萬斛”，而四川一地即供應軍糧156萬餘斛，佔南宋全國總額的1/3以上。孝宗末年以後，南宋政府一年的緡淺總收入為8200萬貫，其中包括茶鹽榷貨、經總制錢、上供和買折帛、四川錢引等項，而四川錢引一項即達3300萬餘貫，約佔總收入的40%。高宗時，南宋政府一年的酒税總額為1400萬貫，而四川一地即達690餘萬貫，約佔總額的40%。總之，四川在宋代經濟的各個領域幾乎都佔有很大的比重和很高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