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北行署區

重新合併後的四川省(2張)

1950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決定撤銷四川省，劃分為川南、川北、川東、川西四個行署及重慶市，加上原有的西康省、雲南省、貴州省，均直屬於西南局。川南行署的駐地在自貢市。川北行署駐地南充市，川東行署駐地重慶市（後駐北碚市），川西行署駐地成都市。西康省駐地康定縣（後遷到雅安）。

1952年9月，川北、川南、川東、川西行署均撤銷，合併為四川省，重慶仍為西南局直轄市。

1954年6月，西南大區撤銷，重慶改為四川省轄市。

1955年西康省也併入四川省。

川北行署區，下轄1個縣級市（南充市）和4個地級專區（南充專區、達縣專區、遂寧專區、劍閣專區），35縣，共36個縣級行政單位。

進軍大西南,受命主持川北新生的革命政權

1949年12月27日，成都宣告解放。12月30日，人民解放軍舉行盛大的入城儀式。第十八兵團政治部主任胡耀邦和兵團其他領導分乘吉普車，在萬眾歡呼和喧天的鑼鼓聲中駛入成都市。看到盛大、隆重的歡迎場面，胡耀邦心中湧起了一種難捨的殷殷之情。他知道，隨着成都的解放，自己多年的戎馬生涯也將隨之結束。因為早在12月中旬，中共中央西南局已任命他為川北黨的臨時工委書記，授命由他主持川北新生的革命政權。

川北地區全區人口1700餘萬，轄南充、遂寧、達縣、劍閣4個專區、35個縣和一個直轄市，首府南充市。

1950年2月18日，春節剛過，胡耀邦辭別第十八兵團首長和戰友們，率領兵團少數幹部和一個警衞連，分乘軍用卡車和吉普車駛向南充市。2月20日，在蒼茫暮色中，胡耀邦一行到達南充市。

胡耀邦到達南充市後來不及拂去征塵，當晚就召開臨時工委會議。在聽取了先期到達的川北工委副書記趙林等人的彙報後，胡耀邦指出:當前的頭等大事就是要立即正式組建川北區黨委和川北行署。他要求馬上下達通知，第二天召開縣委書記、縣長會議決定這件事。

2月21日至24日，胡耀邦在縣以上幹部會議上宣佈中共川北區委員會、川北行政公署、人民解放軍川北軍區成立。胡耀邦任區黨委書記兼行署主任、軍區政委，趙林任區黨委副書記，韋傑任川北軍區司令員。

2月25日，胡耀邦來到正在舉行的南充市第一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上，同全市黨政軍、工人、農民、婦女、民主人士、工商界代表見面，並發表了題為《團結起來，建設新南充建設新川北》的講話。他針對解放初期人們怕“變天”的思想，指出：國民黨已絕無“反攻”的可能，希望大家要堅定信心，不要輕信謠言，要相信共產黨，相信人民政府的政策。他還特別強調：要建立、發展和加強各階層人民的統一戰線，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做好各項工作。隨後，他滿懷激情地振臂高呼：“團結就是力量，團結就是勝利。”

在會議討論中,胡耀邦主動走到代表們中間，細心聽取和解答代表們提出的問題。圍攏在他身邊的人越來越多，大家開始無所顧忌地詢問關於公糧政策、工商業政策，等等。胡耀邦一一作了解答，並且反覆強調要相信人民政府，要儘快恢復和發展生產。

南充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的經驗很快被推廣到全區各地，接着西充、營山、武勝、儀隴等縣也相繼召開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在此基礎上，川北區首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籌委會成立，胡耀邦為主任。經過兩個多月的籌備，6月23日，來自全區各市、縣的400多名代表，懷着自豪感和使命感，懷着建設新川北的強烈願望，出席了川北區第一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

在開幕式上，與會代表看到會場硬板凳的坐席之前擺放着一排藤椅，認為這是為首長準備的。但會議主席團執行主席胡耀邦看代表們到齊後，笑容滿面地走到台前,鞠了一躬，説：“請60歲以上的老年代表到前排藤椅上就座。”他打着手勢，邀請老年代表前來就座。胡耀邦的尊老之舉和平易近人的作風，贏得全場一片掌聲和笑聲。

在這次會議上，胡耀邦作了《川北區施政方針》的報告，許多代表對報告給予了充分肯定。但當議程進入大會發言時，閬中回族民主人士馬騰九卻提出：《川北區施政方針》裏沒有提到少數民族，這是“大漢族主義”的表現，希望共產黨要尊重少數民族。此言一出，全場啞然。有人覺得馬騰九這樣直言無忌，可能要闖下亂子。不料，胡耀邦卻笑着站起來，帶頭鼓掌，表示對馬騰九意見的肯定，並隨即在報告修改稿中作了補充。他當場邀請馬騰九參加並負責行署少數民族機構的工作。在這次會上,經過民主協商，產生了川北區協商委員會，胡耀邦任主席，趙林等任副主席。

重視統戰工作，兼任川北區黨委統戰部部長

胡耀邦主持川北區工作後，認識到新政權的建設離不開社會各界的通力合作，搞好黨的統戰工作，對建設新川北至關重要。他從到川北的第一天開始，就把大力發展和加強統一戰線工作同政權建設聯繫在一起，擺上了重要的日程。

1950年3月，川北區黨委設立統戰部，胡耀邦兼任部長。在他的具體指導下，川北區各級統戰部門很快建立起來。他親自考察和選配各級統戰工作領導人員，並對統戰工作的組織編制、職責分工等作了明確規定。他多次強調説：統戰工作是黨的“三大法寶”之一我看重的就是這個“法寶”。沒有羣眾要孤立，沒有朋友也要孤立，我們必須同黨外朋友親密合作，各級政府必須吸收三分之一的黨外人士參加工作。本着這個精神，川北行政公署組建後，在29位行署委員中，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代表佔15人，超過了二分之一；主要廳、局領導人員，都有民主人士參與其中。如起義將領裴昌會任行署副主任，民盟成員楊達璋任行署副秘書長，川北民革負責人龍傑三任行署委員，川北民盟負責人賈子羣任文教廳廳長，當地著名工商業資本家奚致和任商業廳廳長，還有一些民主人士任行署委員、參事等。

胡耀邦對黨外人士關懷備至，相處中襟懷磊落、開誠佈公，黨外人士都覺得這位年輕的胡主任是透明的，因而不存戒備與芥蒂。正是在這種融洽氣氛中，胡耀邦同他們中許多人結下了深厚真摯的友誼。如他同原國民黨第七兵團司令、後來任行署副主任的裴昌會之間的友誼，就是廣為流傳的佳話。

裴昌會率部起義後，經西南軍政委員會主席劉伯承推薦並報請政務院總理周恩來批准，被任命為川北區行署副主任。胡耀邦得到通知後，立即派區黨委統戰部副部長兼行署秘書長劉玉衡專程去重慶迎接。裴昌會到南充時住房尚未完工，胡耀邦就把自己的住房騰出一間給他暫住。當時普遍實行供給制，胡耀邦考慮到裴昌會舊部多，開支大，特地給他改為工資制，並請他兼任工業廳廳長，使其在工作中有職有權。胡耀邦還鼓勵裴昌會利用自己的特殊關係，經常與各界人士接觸，聽取他們的意見，發揮特殊作用。後來，他又推薦並提請民革中央主席李濟深批准，由裴昌會負責川北區民革分部的籌建工作。

新中國成立初期，川北的一些民主黨派，如民盟、民建和民革等的發展已經處於停滯狀態。為發揮民主黨派的作用，幫助他們重新建立組織，胡耀邦和區黨委統戰部付出了大量心血，甚至經歷了一些風波。如川北是民盟中央主席張瀾的家鄉，這裏的民盟組織較強，其中不乏名重一方之士，對川北地區的和平解放曾起了很大的作用。川北解放後，民盟分部希望能夠在原來的基礎上繼續得到發展,經胡耀邦同意後，川北區黨委統戰部將上述情況上報到西南局。但西南局有關部門卻認為這個要求不符合中央規定，並且在內部《情況反映》中點名通報川北區的意見同中央的方針“是有牴觸的”。為此，川北區黨委統戰部準備寫信申辯，胡耀邦認為不需要這樣做。他説：“下面的事不可能件件請示中央來拍板，並且中央對此是有明確政策的，再説還有一個如何結合當地實際情況來貫徹執行的問題，應當允許有各自工作的特色。我們就這樣做下去，如果將來打官司，我自己出馬。”根據胡耀邦的意見，民盟在一部分縣裏發展了組織。後來的事實證明，這樣做不但沒有發生什麼問題，而且發揮了很好的作用。

嚴格掌握政策,要求剿匪鎮反一定要做到“殺得其法”

國民黨在川北潰敗之前,秘密安插和組建了許多特務組織和土匪武裝,這些人不斷組織武裝暴動,殺害幹部,搶劫軍車商車,燒燬公共建築物和倉庫,氣焰極為囂張。

進入1950年以後,川北區黨委根據中共中央西南局和西南軍政委員會的指示,結合本地實際情況,開始部署徵糧和剿匪兩大任務。為了加強對剿匪工作的領導,4月,川北剿匪委員會成立,以川北軍區司令員韋傑、政委胡耀邦為正、副主任。

川北行署(5張)

在剿匪和鎮反過程中,胡耀邦始終關注着運動的進展,嚴格把握政策。1950年5月5日,南充縣發生了反革命暴亂,匪徒們圍攻當地黨政機關,殘酷地殺害黨政幹部和羣眾。5月7日夜,行署大院內的職員宿舍被人縱火。正在重慶開會的胡耀邦連夜趕回南充,召開緊急會議部署破案。經過縝密偵查,很快查清這兩起事件都是“國民黨救民義軍川北總司令”胡伯洲策動的。經過軍民奮力協作,很快將胡伯洲及240多名暴亂骨幹分子抓獲。對這幫罪大惡極的匪特,羣眾和幹部痛恨至極,紛紛要求將他們全部殺掉。面對人們的激憤情緒,胡耀邦對幹部們説,越是這種時候越要把穩政策,分清主次,不能感情用事。殺人一定要做到兩條:一是“殺得其人”,即殺那些確實該殺、非殺不可的人,特別是幕後主謀,像胡伯洲這樣的人;二是要“殺得其法”,經過一定機關批准,進行公審判決。遵照胡耀邦的指示,經過萬人公審大會,最後處決了胡伯洲等4名要犯,其餘一律不殺。這些得免一死的匪徒,對政府的寬大處理十分感激,有的還主動立功贖罪。

為了幫助幹部們準確掌握政策,胡耀邦還具體分析典型,以作示範。當時蓬溪縣準備把一個叫劉振海的人劃為“反革命分子”。劉振海1946年以前在國民黨部隊裏當過排長,有偷東西、姦淫婦女等行為。1946年他參加解放軍時,曾被當做特務抓了起來,後因證據不足才放出來。在當看守所所長時,他又因姦污婦女而被抓。對這個人算不算“反革命”,胡耀邦寫道:

他46(即1946)年後即參加我軍，一直以來，基本上是做革命工作,而且做了五年革命工作了。如果我們又把他當反革命分子辦,豈不有點冤枉。但因為這幾年流氓性未改,所以無政府無紀律,特別是當看守所所長搞女人,這是政治原則錯誤,但不要與反革命分子混為一談。因而,把他當反革命是不對的,錯誤的,但因為犯了無政府無紀律、違法亂紀等政治錯誤,流氓性很大,應受較嚴格的處分。……此案還可以大大教育幹部。請你們仔細一閲並進行討論研究,如有不同意見,請告我。

在胡耀邦的嚴格掌控下,川北區的剿匪和鎮反斗爭始終把握得比較好,進展很順利。到1952年4月,川北區各類反革命分子基本被肅清,從而使社會穩定、政權鞏固的大勢得到切實保證。

政策先行,依靠和發動貧僱農開展土地改革

新中國成立初期,農村土地改革運動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按照中共中央頒佈的《土地改革法》和《關於劃分階級成分的決定》,川北區結合本地的實際情況,制定了《川北土地改革實施細則》,以保證中央方針政策的正確貫徹執行。

1951年2月,川北區土地改革試點工作在巴中縣恩陽鄉正式展開。恩陽鄉是巴中縣城的門户,地處交通要道。這裏的階級關係、社會環境都比較複雜、典型,在這裏試點,較有普遍意義。正因為是試點,恩陽鄉引起了社會各界的關注。所以,胡耀邦也非常重視這一試點的工作。

此時,川北已集中參加土改的幹部數萬人,還有從中央和西南局派來的土改工作團近千人。為了加強對土改工作的領導,川北區黨委成立了川北土改工作總團,胡耀邦兼任總團長。他向全體土改工作隊員強調:“搞好土地改革的工作一定要讓政策先行,依靠和發動貧僱農是土改鬥爭取勝的關鍵。羣眾特別是貧僱農真正發動起來了,地主階級真正打倒了,是土改好壞的基本標準。”

然而,在土改開始階段,一些幹部面對複雜的階級關係不知從何下手,有的人甚至同地主、富農在一起吃吃喝喝,收受他們的賄賂。另外,各種敵對勢力也竭力破壞和阻撓土改工作,甚至武裝襲擊恩陽區公所。一時間,試點工作受到多方面的干擾和阻力。

3月中旬,胡耀邦帶工作組專程來到巴中縣恩陽鄉進行調研。看到土改工作依然沒有大的進展,人民羣眾也沒有發動起來,胡耀邦對恩陽鄉土改工作團提出了尖鋭批評:“我一到此地,見到你們這裏一片和平的氣氛,好像你們在搞和平土改呀?”他立即召開工作團小組長以上幹部會議,在聽取彙報和問清楚工作詳情後,語重心長地對大家説:“恩陽鄉土改試點工作,是川北人民最關心的一件大事,你們要盡一切力量,一定要搞好,搞徹底。”

巴中縣委、縣政府以及土改工作團根據胡耀邦的指示,認真學習領會土改的路線要求,加強思想建設,制訂獎懲措施。經過紮紮實實的工作,很快發動了羣眾,打開了局面。恩陽鄉的試點工作取得了成功,為其他地區的土改工作提供了經驗。

1952年4月,川北地區土改運動勝利完成。全區共沒收、徵收土地960萬畝,佔耕地總數的39.4%。全區農村人口中56%的無地、少地農民,分得了土地和一部分生產資料,廣大農民的政治覺悟和生產積極性空前高漲。

抓好經濟建設,正確處理民主改革和發展生產的關係

胡耀邦主政川北後非常重視恢復和發展生產,注意抓好經濟建設,正確處理民主改革和發展生產的關係。他常説:革命的最終目的就是發展生產力,也只有發展生產才能保證土地改革任務的最終完成。他當時兼任川北行署財經委員會主任,在理清川北施政方針的思路之後,便主持召開全區財經會議,通過了保證國家公糧、税收、整編等三個決議,使川北區財政工作從思想、政策統一,走向了業務、制度統一。

1951年春耕季節,全區土改正值高潮,農民羣眾的注意力都放在了土改上。胡耀邦看到一些地方有因運動而耽誤生產的危險,遂指示行署向各級政府、各土改工作團、各地農民發出了《大力領導春耕生產十項命令》,對相關問題作出具體的規定。1951年下半年,胡耀邦及時向川北各級黨政領導提出了“有計劃、有預見地領導農業生產的發展”的方針,擬定了發展農業的四大措施:大量發展蠶絲棉麻;大力提高糧食生產;大規模地植樹造林,多種桐樹,多種果木;大量繁殖畜牧,多餵豬,多養牛羊,多餵雞鴨。這些措施,由於切合農民羣眾的願望,得到了熱烈響應。

由於川北交通落後,農民雖然有了糧棉,但積存在家裏運不出去,其他一些農副產品也難以與外地流通。要解決這個問題,就非發展交通運輸事業不可。胡耀邦同區黨委一班人根據川北人多、勞動力充足的條件,決定給民工一定報酬,發動羣眾修路、護路。在胡耀邦主持下,除了整修國民黨軍隊潰敗時破壞的公路外,還開闢了從南充經蓬安到營山、從閬中到蒼溪、從巴中到南江、從南充經武勝到合川等多條公路,翻修和新建的公路總計1600多公里,並疏通了區內嘉陵江、涪江、渠江的水路航道近2000公里。這些舉措,對發展川北地區的經濟起到了長期的、非常重要的作用。

1951年1月19日,南充市工商業聯合會正式成立。此時,川北各縣工商界在税收方面已完成並超過了西南局下達任務的30%,在支援抗美援朝、參與市政建設方面都作出了貢獻。胡耀邦在到會講話時,闡述了今後各級政府在工商業工作方面要處理的六個問題:一、正確處理勞資關係,不能因片面強調維護工人利益而妨害了勞資兩利原則;二、關於税收問題,仍採用民主評議的方法;三、工商界的人權要有保障,發生了勞資糾紛,決不應採取農村鬥地主那樣的方式,應運用協商、調解、評議、仲裁的方法;四、工商界的經營方式,提倡“聯營”,但政府不能強制組織“聯營”,“聯營”與“單營”完全取決於自願原則,政府一視同仁;五、銷路問題,由於帝國主義的封鎖,商品以內銷為主;六、要認真聽取工商界反映的意見和困難等。這次會議,把政府同工商界之間的關係理清了,也為工商業的發展指明瞭方向,南充以至整個川北的工商業很快取得了新的發展。

關心羣眾生活,要求做到雪中送炭而不是錦上添花

胡耀邦在川北工作期間,很少呆在機關裏,而是經常到羣眾中去調查研究,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對於從調查中聽到、看到的重要情況,他常常舉一反三,進而聯想到其他方面,作更大範圍的考慮。1950年初,南充市許多縫紉工人因貨源缺乏而停機歇業,生活陷入困境。胡耀邦聽説後,專門到縫紉工人家裏訪貧問苦,同他們探討生活的出路。在同有關部門協商後,胡耀邦決定將原由重慶市加工的川北軍區的軍服和川北區黨政幹部制服的生產任務,下放給南充市縫紉合作社製作,同時指示糧食部門用糧食支持絲綢公司購繭,支持貿易公司收購土布。但有的人考慮到一些原先合作單位的利益關係,提出不同的方案。胡耀邦聽後明確指出:“關心羣眾的生活,我們需要做的是雪中送炭,而不是錦上添花!”在胡耀邦的大力主張下,採取的措施雖然有些是屬於應急性的,但對於解決當時一些羣眾的工作和生活問題,確實起到了雪中送炭的作用,使瀕臨破產的中小縫紉企業迅速復甦過來。

1952年1月8日,胡耀邦外出時經過南充市政府辦公樓和工人俱樂部工地時,發現辦公樓修建了華麗的圍牆,當即下車提出了批評。附近居民見胡耀邦到來後,有人上前反映拆遷中的一些不合理情況。他認真聽取了這些意見後,立即提出要因陋就簡地結束俱樂部工程,不許繼續拆除民房。胡耀邦回去之後,連夜給南充市市長吳致中寫信,講了他對這些問題的看法和處理意見,並請吳致中將這封信在1月10日召開的南充市第二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第三次會議上宣讀,以引起普遍的注意。胡耀邦在信中寫道:

一年多來,國家修建房屋,不僅浪費很大,而且因為收回了大量國有土地,購買了大批民房,特別是將其中一部分拆掉,使國家財產和政府威望遭受到許多損失。在這個問題上,我犯了官僚主義的錯誤,應向人民羣眾公開檢討。為了補救在這個問題上可能尚未發現的問題,請你們立即檢查:1.搬遷户有無不滿的,如有,請以我的名義向他們道歉;2.所購買的民房,是否還有沒有全部合理地給足購買金的?所取回的國有土地户,是否還有沒有完全妥善安置的?如發現有,務須由修建機關立即併合理地予以補償和安置。不辦或拖延者,以違紀論處……

據説市內民房不足,尚有一些租不到房子住,為此特明確規定:1.自即日起,一切機關、部隊、團體,均不得再購買一間民房,違者以違紀論處;2.指定專人負責,統一協調一下公家住房,在15天內,騰出150間左右的公家住房,以稍低於市上的房租,租給無房可租的市民居住;3.公家新建居民區的房屋租金是否尚高,如高了一些,請即再減低一點……

由於胡耀邦信裏提到的都是關乎羣眾實際利益的實實在在的問題,所以宣讀之後引起了代表們的強烈共鳴。經過熱烈討論,不僅居民住房等問題得到解決,而且也啓發代表們又提出並協商解決了一些其他方面的問題。

尊重知識分子,注重發展文化教育事業

1950年,胡耀邦到川北後不久,就提出了一定要辦一所全區性大學的意見。行署文教廳根據他的指示,將三台縣私立川北大學遷到南充市,與南充市川北文學院合併,建成川北大學,擁有學生1000多人,為川北地區及川北周邊許多縣的優秀青年接受高等教育打開了一條通途。胡耀邦非常關心兩校的合併工作,提出:一、要親密地緊緊地團結起來;二、不看牌子只看貨色;三、對兩校師生同等看待,學生一律參加甄別考試。當時雖然幹部緊缺,但還是抽調了一批得力幹部擔任學校領導,使學校很快走上了正軌。

在胡耀邦關注下,川北地區的中小學教育也有很大發展。到1952年,平均每個縣有兩所中學,小學也比解放前增加了一倍,少數民族地區還開設了民族小學。此外,還辦起了工人業餘學校2.3萬多所,農民夜校3.4萬多所,有近600萬工農羣眾參加學習。胡耀邦外出視察時,經常會了解學校的教育情況,有時還徑直到學校去察看教學設施,同教師們座談。根據當時政治運動頻繁的情況,他多次批示必須保持正常的教學秩序,保證教師隊伍的穩定,限制政治學習時間,星期日不得召開會議,防止學校教育被衝擊。

1952年春,正是“三反”運動高潮期間,胡耀邦深入一些縣市考察,發現小學教師學習任務繁重,且常常被任意抽調去參加臨時任務,各級行政部門在小學教師的任免、調用、待遇等方面存在不少問題。經與行署有關部門研究,他作了三點指示:一、小學一律不進行“三反”,教師政治學習,完小和中心小學每週討論會不得超過兩次,每次不得超過兩小時;村小每週舉行一次討論會。星期日為教師休息時間,均不應召開會議。二、小學教員的任免必須依照人事制度,務必防止混亂現象。三、各級人民政府應對小學教師關心愛護,照顧其實際困難,嚴禁一切輕視、侮辱小學教師的事情發生。

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報紙是針對人民大眾最重要的宣傳工具。胡耀邦説:“沒有哪一件工作比得上報紙,為幹部為廣大人民服務得如此之廣,如此之及時,如此之深刻,如此之完備。”為此,胡耀邦在準備赴川北前,就從第十八兵團商調新華社駐兵團分社社長袁玉明開始負責籌辦《川北日報》,後又在兵團政治部辦新聞訓練班,培養了30多名學員,還調撥印刷機,隨他一同來到川北創辦《川北日報》。胡耀邦對《川北日報》的指導着重在宣傳貫徹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方面。他要求報紙密切配合各個時期的中心工作,全面準確地宣傳報道羣眾的首創精神和英雄事蹟。區黨委的一些重要會議,以及胡耀邦同區黨委、行署主要領導同志的小型商談,都吸收總編輯袁玉明參加,以便使一些重要思想在報紙上體現。胡耀邦經常為報紙出社論題目,有時還親自動手撰寫社論。有關社論大樣的審閲他看得很仔細,從政策提法到文字差錯,從不放過。

奉調進京:胡耀邦在川北創造了出色的政績

1952年6月底,川北區黨委收到中共中央電令:“調胡耀邦來中央工作,務於7月底抵京。”消息傳開後,人們對胡耀邦的離開依依不捨。川北政協副主席盧子鶴和南充市各界人士為表達惜別之情,準備按中國傳統的做法禮送胡耀邦以紅色緞子為底、上鑲金字的八幅錦屏。胡耀邦得知後特地約見盧子鶴等人表示謝絕。他説:“你們不能做這個東西。若真的要送,就送我‘為人民服務’這五個字好了。這五個字是毛主席説的,他叫我們每個革命工作者,時刻用這五個字檢查自己為人民服務的事做得好不好。你們送我‘為人民服務’這五字箴言,一不用緞子,二不用金字,只須用口頭囑咐我、告誡我就行了。這就叫良友之言,金石之貴。”一番充滿深情的話,説得大家更是感慨系之。盧子鶴老先生聽後當場落淚,感慨萬端地表示:“賢仁已去,我將安歸!”

1952年7月初的一天,胡耀邦輕車登程悄然離開川北。他到西南局辦完調動工作手續,又與老首長、老戰友一一話別後,便輕裝簡從,乘船經三峽到武漢,又改乘火車前往北京報到。

在新中國成立之初,主政川北是胡耀邦第一次從事地方工作。面對大西南的動盪歲月和各種錯綜複雜的社會矛盾,他表現出卓越的領導才幹,很快就穩定了局勢,創造了出色的政績。對於胡耀邦這一段歷史,當年任川北行署政研室主任的黃天祥,在回憶中有過這樣的評價:

川北在全國並不佔有顯著的地位,它只有四川的四分之一。在社會經濟的發展上,同沿海地區不能相比。對全國的全盤工作來説,沒有特別重要的意義。但是,在從戰爭轉向建設這個偉大變局中,以胡耀邦為書記的川北區黨委在指導思想上、在領導藝術上、在工作作風和工作方式上,都是有預見和果斷的。川北區黨委根據本地區的實際情況,創造性地、放手大膽地執行中央的路線方針,執行西南局的決策和指示,符合川北人民的現實利益和長遠利益。如何臨政親民,如何通盤籌劃,如何調動和協調各種社會力量,頗有值得借鑑的經驗。

作為川北黨政全盤工作的領導人,無可否認,胡耀邦的作用是重大的,在某種意義上是具有決定性的。當時法制不健全,幹部依靠領導,人民依靠“清官”,興邦喪邦,第一把手的作為是太重要了……鄧小平同志當時曾評論胡耀邦同志説:“有主見,不盲從。”這個評價十分得當。胡耀邦是有思想的實幹家,能實幹的思想家。

◎南江縣的青龍、白龍、龍鳳3鄉劃歸旺蒼縣，白山鄉劃歸蒼溪縣，復興鄉劃歸巴中縣。（1951年10月實施）

◎劍閣縣武連鄉十二保七回水（長約6華里，寬約3華里，共250户100餘人）劃歸梓潼縣。（1951年11月兩縣商定）

◎通江縣白院鄉劃歸南江縣。（1951年11月實施）

◎青川縣人民政府駐地由青溪遷至喬莊鄉。

◎江油縣人民政府駐地駐地由武都鎮遷至中壩鎮。

◎閬中縣水觀鄉在儀隴縣境內的飛地"閬中窩"原為一特編甲83户290人劃歸儀隴縣土門區。（兩縣商定）

◎巴中縣在儀隴縣境內的飛地"金土地"、"瓦子場" 劃歸儀隴縣涼風鄉。（兩縣商定）

◎蓬安縣在儀隴縣境內的飛地"花家灣"、"子童廟"兩地劃歸儀隴縣新長鄉。（兩縣商定）

◎南充縣的文峯、都尉、華鳳、河東4鄉劃歸南充市。

◎巴中縣瓦子鄉劃歸儀隴縣。

◎南部縣碾埡鄉劃歸西充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