嶺北等處行中書省

嶺北等處行中書省是元朝最北方的行省，治和寧（見和林），北至北海之地，西南至也兒的石河（額爾齊斯河古稱），西接欽察汗國和察合台汗國；東南至哈剌温山（今大興安嶺），以勒拿河東接遼陽行省；凡屬元朝的林木中百姓和諸王地等均歸統轄。統轄漠北、漠西諸地，南隔大漠與中書省和甘肅行省轄地接。本為中國北方民族蒙古族等族領地。元朝皇慶元年（1312）始稱此名，但早在13世紀60年代中國皇帝忽必烈改國號蒙古為大元時就已經是拖雷汗國領土。嶺北等處行中書省以蒙古大汗王廷和林為中心，東道諸王（又稱左手萬户）封地東到大興安嶺東西地區；西道諸王（又稱右手萬户）封地西達阿爾泰山一帶地區。 ^[2] 

和林四周環山，土地肥沃，引河水灌溉田地，居民從事農耕，耕種黍和麥外，還種植蔬菜，並且掌握了引水灌溉、掘井並且用臼來舂米等技術。蒙漢居民以特產的棉、皮、毛、筋、角、酪酥等物發展手工業並把農牧業和漁獵業的優勢結合起來不足百年就實現了“和林百年來生殖殷富埒內地”“貧極江南，富誇塞北”。優越的政治地理條件連當時的江南也相形見絀。

《敕勒歌》：“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塞北歷來是鷙鵝雁魚水中蕩,獐狍鹿兔草中藏的肥美草原。在古代馬政的好壞直接影響軍隊戰略投送能力，據出使北方的宋代使臣所見，“往來草地，未嘗見有一人步者。其出軍，頭目騎一馬，又有五、六匹或三、四匹馬自隨，常以準備緩急，無者亦一、二匹”“凡馬多是四、五百匹為羣隊”“彼國中有一馬者，必有六、七羊，謂如有百馬者，必有六、七百羊羣也”。以十世紀後半葉的札剌亦兒為例，該部物力達七十庫倫（一千車為一庫倫），以一車一馬計算，僅馬匹一項就至少達七萬頭，盛況可見一斑。到了窩闊台時代，大漠南北的社會經濟據説已達到“羊馬成羣，旅不齎糧”（《元史·太宗紀》）的程度。

狩獵是蒙古遊牧民經濟生活的補充手段，有時則成為重要生活來源。森林居民主要從事狩獵。蒙古大汗、諸王、貴族都喜歡圍獵，圍獵時，所屬牧民均須參加。秋冬有五六個月是蒙古牧民圍獵的季節。當冰消春泛時，他們又用放鷹隼的辦法捕捉水鳥和野獸，叫做"飛放"。捕獵期間，他們只吃獵獲的野物，也是對畜牧業生產的補充。

這種用鷹隼捕捉水鳥的方法，在元朝江南地區亦被獵户廣為採用，如趙文《青山集·網户嘆》所載："江南西風粳稻熟，網夫出門網婦哭。天晴黃雀飛苦高，縣吏椎門怒震屋。哨聲飛空健鶻過，遲速小誤成蹉跎，君庖不充將奈何?"詩中所説的就是"飛放"。鷹的種類甚多，據元人熊太古《冀越集》記載："唯角雕黃者以鷹名。然角雕有二種：一種兩腳有毛；一種兩腳無毛，名鷺鷀角鷹。鶻有五種：海東青名白鶻。一種玉爪；一種黑爪。有鴉鶻，有金眼鴉鶻，有兔鶻。海東青與金眼鴉鶻皆能以小擊大，食鵝鷀之屬。雕鷹、角鷹食獐兔等獸。鴉鶻食鴻雁、鴉、鵲、鷗鷺之屬。兔鶻食斑鳩、鴝鵒、鶉雀之屬。各隨其力以相吞啖。其雄者小，雌者大，雛者易視他禽，蒼者量力求食。牧養鷹者喜雛與雄也。"大汗、諸王圍獵，還有用放飛豹的辦法捕捉野獸。王惲《秋澗集·飛豹行》記其事："中統二年冬十有一月，大駕北狩(時在魚兒泊)，詔平章塔察公以虎符發兵於燕。既集，取道居庸，合圍於湯山之東，遂飛豹取獸，獲焉。"蒙古大汗的養鷹人叫昔寶赤，專為養鷹而設計築造的房子叫"鷹房(或名鷹坊、呼鷹台)"。武宗時，有繕修鷹房的記載。《元史》卷22《武宗紀》載，築呼鷹台時，"發軍千五百人助其役"。周伯琦《周翰林近光集》記載：沙井(今四子王旗庫倫圖村)"作土屋養鷹，名鷹房"。飼豹用的是氈車，名曰"豢豹氈車"。《元史·泰定帝紀》載："造豢豹氈車三十輛"。巴爾虎和吉兒吉思出產的鷹鶻很名貴，每每為蒙古貴族所馴養，用於打獵之助。當地人民亦以此作為對元朝皇帝的貢品。還有回回商人專程到這裏索取鷹鶻販往內地牟利。

唐麓嶺以北和貝加爾湖地區的"林木中百姓"，主要以狩獵為生。這裏盛產貂皮、獸皮和鷹鶻。馴鹿是其馱運工具。

草原蒙古地方近水之處，捕魚也是牧民生活上的一大補充。捕魚兒海(貝爾池)、答兒海子(又稱魚兒泊，今達賚諾爾)和肇州(今黑龍江肇源西南)都產魚，居民有的以耕釣為業，有的以魚作為貢品。漠北克魯倫河、土拉河及其他河流、湖泊也產魚，牧民在至冬季節可鑿冰捕魚。至元二十六年(1287年)，邊民乏食，忽必烈"詔賜網罟，使取魚自給"（《元史》卷15《世祖紀》十五，第328頁）。武宗時，西北"叛王"部民來歸者數10萬，朝廷讓其近水居住的人教其取魚以食，"以網罟給林饑民"（《元史》卷22《武宗紀》一）。四年之間，共調去魚網3000張。中原地方的漁具和捕魚經驗使蒙古人民常常能利用天然的魚類資源，渡過災荒歲月。

元朝建立以後，為了供應駐屯軍隊的需要，或因軍事上控扼之計，在全國範圍內進行屯田。史載當時天下屯田有120餘所。至元十一年(1274年)，元世祖開始派軍隊81人往哈剌和林(今蒙古國後杭愛省額爾德尼召北)屯田（《元史》卷8《世祖紀》）。後又陸續在克魯倫河、和林、杭愛山麓、五條河、呵札，以至益蘭州、謙謙州（葉尼塞河上游以南）、吉爾吉思等地先後開闢屯田。其中規模較大的有三次。一次是至元十四、十五年劉國傑等率侍衞軍參加討伐昔裏吉，其後，將一部分漢軍留戍稱海、和林，開闢屯田。至元二十五、二十六年海都東襲，稱海等處屯田遭到破壞，元朝軍隊將海都逐出嶺北之後，屯田又逐漸恢復。一次是大德三年海山鎮守稱海，隨從他戍守北邊的諸衞軍經營屯田以助軍食。五年，成宗派往北邊犒軍使者還朝，"言和林屯田宜令軍官廣其墾闢，量給農具；倉官宜任選人，可革侵盜之弊。從之"（《元史》卷20《成宗紀》）。到大德十一年設立行省之後，武宗又命漢軍萬人屯田於和林。次年(至大元年)秋成，收穫達9萬餘石。行省左丞相哈剌哈孫命人經理稱海屯田歲得米20餘萬石，於是"益購工治器，擇軍中曉耕稼者雜教部落，又浚古渠，溉田數千頃，谷以恆賤，邊政大治"（劉敏中《丞相順德忠獻王碑》）。這是嶺北屯田最顯著的一次發展。原來主要以漢軍屯田，今則擴展到選人指導各部落民(迤北來的貧民，主要似是由海都境內東遷的部落)，"俾自耕食"。無疑，一部分蒙古人學會了耕作，開始過半農半牧的生活。

元廷不斷派軍隊前往嶺北地區屯田，使和林成為嶺北一大屯田中心。漢族士兵是屯田的主要勞動力，如漢軍將領王通、石高山、張均等都曾率所部軍去和林經營過屯田。軍儲有了保障，"歲不乏用"。元朝在杭愛山至阿爾泰山一線駐軍甚多，為了就近解決戍軍的糧餉，自元貞元年(1292年)起，不斷調撥漢軍着重發展稱海的屯田(稱海即鎮海，指鎮海在阿魯歡的屯田。稱海在今蒙古國哈臘烏斯和哈臘湖南)，使稱海成為嶺北行省又一屯田中心。五條河是元朝的另一屯田區，當時與稱海齊名。成宗大德三年以五條河漢軍悉併入稱海。英宗時，"復置稱海、五條河屯田"（《元史》卷27《英宗紀》一）。仁宗延佑七年，發軍1000人於五條河立屯。英宗十分重視農業生產，他説："兵以牛馬為重，民以稼穡為本"。以羊馬牛駝給朔方民户，仍給曠地屯種。"立屯田萬户府於稱海、五條河，為户四千六百四十八，為田六千四百餘頃"（《元史》卷100《兵志》三）。泰定帝時，元朝又在海剌圖地方設置屯田總管府。此外，見於記載的還有脱裏北、兀失蠻、札失蠻、杭愛山、呵札等地的屯田。謙謙州和吉爾吉思也有屯田，元朝甚至從淮河以南派漢族農民攜農具前往屯種。

屯田收入主要供駐軍之用，遇到豐收之年，也可以儲備一部分賑濟蒙古族牧民。每逢災荒年歲，經常有政府發放農具、種子和耕牛等讓蒙古人民"屯種自贍"的説法。可見，由於元代中國各民族有機會直接接觸並交流生產經驗，又能從中原得到農具、種子，嶺北地區適宜種植的地方農業也發展起來了。

漠南漢族聚居區的農業從13世紀初年開始即向北面蒙古族聚居的牧區擴展。這是蒙古族社會經濟史上重要的現象。弘吉剌部聚居的達賚諾爾附近，13世紀初即形成"人煙聚落，以耕釣為業"（《長春真人西遊記》）的地區。在元世祖初年的文書中，即有弘吉剌、伊奇烈思"種田户"的記載。至元十年(1270年)，弘吉剌駐地設應昌府，每年可糴儲糧食近萬石。後來應昌路設有和糴所、糧倉，收購糧食北運；應昌路正式列入全國120餘處屯田之一。砂井、靜州以至延安府境內的汪古人多從事農業生產，當時人稱為"種田白達達"。淨州以北的砂井，當地的汪古人"舊業畜牧，少耕種"，後來在地方官的提倡下，農業得到發展，"民生滋厚"（陳旅《贈沙井徐判官詩序》）；"自力耕墾，畜牧所入，遂為富人"者有之（元好問《恆州刺史馬君神道碑》）；"業耕稼畜牧，貲累鉅萬"者有之（《金華黃先生文集·馬氏世譜》）；百姓耕墾，"恃畜牧務農為生"者亦有之（王惲《振武屯田》）。汪古部的領地之一--豐州，元朝於此設有"奉議大夫豐州知州兼諸軍奧魯勸農事"（《歸綏縣誌·金石志·豐州平治甸城山谷道路碑》）。"勸農事"就是監督當地農民從事農業生產勞動。在汪古部領地的集寧路遺址和周圍地區的考古發現中，有許多農業生產工具，如鐵耬、鐵鏵、鐵耙齒、鐵鋤、鐵鏟等，型制的進步、種類的繁多，都反映了當時該地農業生產水平是比較高的。在出土的實物中還有磨盤、石杵、臼、肆碡等糧食加工和灌溉工具。考古發掘中還發現規模小、構造簡陋的民用糧窖。據《周翰林近光集》記載："國語名其地曰遮裏哈剌納缽(猶漢語遠望則黑也)，兩水之間，坯土隆阜，廣袤百餘里，居者三百餘家，甌脱相比，諸部與漢人雜處，頗類市井。……地氣厚完可見也。俗亦飼牛力，穡粟麥，不外求而贍。凡飼五牛，名曰一具，耕地五六頃，收粟可二百斛。問其農事多少?則曰牛幾具。" ^[3] 

嶺北外圍驛道地區果樹情況，汪古部領土東勝州(今托克托縣)盛產蒲萄，中統四年，朝廷曾頒發過一項徵收農業税的規定："敕駙馬愛不花蒲萄户依民例輸賦"（《元史》卷5《世祖紀》二）。至元二十九年，朝廷詔遣"宋新附民種蒲萄於野馬川（甘州府）晃光兒不剌之地，既獻其實，鐵哥以北方多寒，奏發賜衣服，從之"（《元史》卷125《鐵哥傳》）。

元朝統一後，作為祖宗“龍興”之地，大漠南北在全國佔有特殊地位，元廷在立行省、派鎮王的同時，頻繁調動內地人力財力、採取多項措施，支援牧區經濟。這些措施主要有以下幾項，首先是不斷派遣內地各族人民，給予牛具種子進入牧區，打井開渠，在和林、稱海、謙州、吉利吉思、五條河及杭海、金山之北等地大力興辦屯田。武宗、仁宗時期，元廷還多次發放農具種子，令蒙古貧民“屯田以自贍”①，並採取積草、儲糧措施，預防凶荒，又責成內地製造合符規格的馬槽，定期提供給蒙古部民。而從內地調糧食鈔帛賑濟災民和貧民的事例更是不勝枚舉。這些舉措對穩定、改善或復甦牧區經濟多少起到一些作用。此外，元廷又制定“重利誘商賈，致谷帛用物”和“急募富商大家”致粟實邊②政策，使單一的遊牧經濟不斷得到補給和改善。元人描述道：“和林百年來，生殖殷富埒內地”③，又説，漠北地區“數十年來，婚嫁耕植，比於土着；牛羊馬駝之屬，射獵貿易之利，自金山、稱海沿邊諸塞，蒙被涵照，鹹安樂富庶，忘戰士轉徙之苦。”④就史料反映的情況看，統一以後的草原經濟獲得了多方面的發展，這是一個新的特點。

嶺北地區從成吉思汗到蒙哥在位的四朝，這裏都是蒙古大帝國的政治中心。忽必烈定都幽燕之後才降為元朝一個普通的邊區或行省。但有元一代，嶺北行省一直被成吉思汗後裔諸汗重視，元代嶺北行省農業的發展也是空前的。元朝政府在這裏發展了大規模的屯田事業，它為元帝國戰勝西北和北方宗王軍事叛亂奠定了堅實的經濟基礎。對此，歐洲、波斯史家都有記錄，內容詳盡。長春真人邱處機遊記也有記錄。嶺北行省的和林、稱海等地農業、手工業、商業更為興旺。元末有人言"和林百年來生殖殷富埒內地"此話符合事實。在今山南北和崑崙山北麓，有別失八里、斡端等重要城市，這些地方工商業繁榮、農業發達。今新疆的喀什（元時稱可失閤兒）有許多村莊，城中有優美的園林，還有葡萄園。這裏還有發達的手工業，而且盛產棉花。手工業、農業、、漁業、牧業主要靠漢蒙居民，除了早期開發嶺北時需要內地運糧，後期嶺北地區養活遷入的人口數量高達兩百萬人以上，國外遊記記載內宮由蒙古諸王居住，外宮人口比例是漢七回三。據《明史·別失八里傳》記載，到明洪武初，藍玉統兵攻北元，至捕魚兒海(今貝加爾湖)，還俘獲撒馬爾罕商人數百，可見嶺北行省境內回回商人人數之多。

1247年，張德輝應忽必烈之召，北上，途徑和林川時，看到和林居民的從 事農業生產的場景時記載道：“由故城西[北]行三驛，過異兒紇部，乃工匠積養之地。又經一驛，過大澤，泊周廣約六七十里，水極澄澈，北語謂‘吾俁竭腦兒’。自泊之南而西分道 入和林城，相去約百餘里。泊之正西有小故城，亦契丹所築也。由城四望，地甚 平曠，可百里，外皆有山，山之陰多松林，瀕水則青楊叢柳而己。中即和林川也。 居人多事耕稼，悉引水灌之，間亦有蔬圃。時孟秋下旬，麇麥皆槁，問之田者， 雲：“己霜矣”。”

從上述史料中得知，和林四周環山，土地肥沃，引河水灌溉田地，居民從事 農耕，耕種黍和麥外，還種植蔬菜，並且掌握了引水灌溉、掘井並且用臼來舂米等技術。秋下旬， 糜和麥都成熟了。但是由於和林地區氣候寒冷，所以秋下旬就霜降了。

1221年7月25日， 長春真人路徑鎮海城時，看到居民從事農耕，並且秋收豐碩的景象時這樣記載道：

“郵人告日：此雪山北，是田鎮海八剌喝孫也。八刺喝孫，漢語為城。中有倉廩，故又呼日倉頭。七月二十五日，有漢民工匠絡繹來迎，悉皆歡呼歸禮，以彩幡、華蓋、香花前導。又有章宗二妃，日徒單氏，日夾谷氏，及漢公主母欽聖夫人袁氏，號泣相迎，顧謂師日：昔日稔聞道德高風，恨不一見，不意此地有緣也。 翌日，阿不罕山北鎮海來謁。師與之語日：吾壽己高，以皇帝二詔丁寧，不免遠 行數千裏，方臨治下。沙漠中多不以耕耘為務，喜見此間秋稼已成。”

從這條史料中可知，鎮海屯田“喜見此間秋稼己成”，“城中有倉廩，”説明 糧食產量不僅能滿足該城內居民的生活所需，而且還能把多餘的糧食存於“倉 廩”。在稱海地區“八月初，霜降”的寒冷氣候條件，和“沙漠多不以耕耘為務” 的地理環境下，出現此番景象實屬不易。而且在鎮海城從事農耕的人是成吉思汗 命鎮海在阿魯歡地區建城，並命屯田，將所俘塔塔兒、欽查、唐兀、只温、契丹、 女直、回回等萬餘口俘虜屯田於此。或許當地的蒙古人參加農耕也不一定，但是沒有明確史料記載。其中儒學用田佔了大半。

克魯倫河及塔米爾河流域的居民也從事農業生產。在張德輝的《嶺北紀行》 中記載道：

“瀕河之民，雜以蕃漢，稍有屋室，皆以土冒之。亦頗有種藝，麻麥而已…… 自馬頭山之陰，轉而復西南行，過忽蘭赤斤，乃奉部曲民近種藝之所，居者雲： “塌末河”，注之東北。”

這裏所説“瀕河之民，雜以蕃漢”及“頗有種藝”云云，可知一二四七年克 魯倫河一帶，已有漢人遷移於此，與當地的蒙古人雜居，一同從事農業生產，居 住的房屋是用土建城的，種植的穀物有麻、麥等。“塌末河”即塔米爾河，該河 流域的部分地區也從事農耕。

《元史》及《長春真人西遊記》等元代史料中對吉利吉思、謙州及益蘭州 的農業生產有這樣的記載： “吉利吉思者，初以漢地女四十人，與烏斯之男結婚，取此義以名其地。南去大都萬有餘里。相傳乃滿部始居此，及元朝析其民為九千户。其境長一千四百里，廣半之，謙河經其中，西北流。又西南有水日阿浦，東北有水日玉須，皆巨 浸也，會於謙，而注於昴可刺河，北入於海。俗與諸國異。其語言則與畏吾兄同。 廬帳而居，隨水草畜牧，頗知田作，遇雪則跨木馬逐獵。”

“西北千餘里儉儉州（即謙州），出良鐵，多青鼠，亦收禾麥。” ^[4-5] 

《古少中大夫同僉樞密院事郭簡侯神道碑》中記載：郭明德在出任和林宣慰副使僉都元帥府事時，對於和林的治理提出了舉措，力陳“備邊數事”，他認為安定邊防，首要事務應抓“屯田積穀，且耕且戰”。他分析了當時的實際情況：“今兵屯北邊有年，所須錢穀不少”，上書陳備邊之策，以為北邊屯兵需糧甚多，若依賴從中原調運，不僅費用大，且不足供應。即使當地居民“完委輸官，不敢為奸”，在運糧途中也“無盜賊之虞”，每次運輸的糧食也僅供“一歲之用”。這説明戍守軍士消費糧食量的龐大，但如果不解決這個問題，“利害非細”。針對這種情況，郭明德採取了積極解決問題的態度，一方面注重挖掘和利用了本地駐軍潛在的豐富生產能力，自己生產自己消費。具體是於漢軍不能冬，“揀其富庶強壯者戍邊”，於“貧弱者教之稼穡”。另一方面，他還特別注重邊防物資的儲備工作，以防“天有霜旱之災”。通過提高糧價來吸引、招募“民如粟塞下”，“並以江淮長蘆鹽引償之”。他説："如漢軍法以相資養；置田官，起倉廩，嚴賞罰以課其殿最"（蘇天爵《郭明德神道碑》，《滋溪文稿》卷11）。此建議似未實行。

無須多言，這是一個很不錯的構想，至少説明了開展軍屯在當時的緊迫性和重要性。史料記載，元朝廷也多次派駐軍進行屯田，世祖至元十一年起“徙生券軍 81 人，屯田和林”②。成宗即位後，命前衞親軍副使張均領軍屯田和林，並根據禿剌鐵木而的建議，令戍守和林，“軍官廣其墾闢，量給農具”。武宗稱帝后，立即“以漢軍萬人屯田和林”。

除大規模的軍屯外，朝廷也組織流落至此的流民進行了屯田。至大元年，隨海都叛亂降附的大批蒙古貧民聚集在和林地區，朝廷於大同、隆興等處糴米運至和林賑濟，並“就令屯田”和林。在元代嶺北行省的歷史上，和林屯田的發展曾兩次達到興盛。

“大德中，邊廷嘗一擾矣亡幾，天子為輟右丞相順德忠獻王，出蒞其省事，至則息兵勞農，修傳置通貨財，而先是王所遣留屯稱海帥臣張某，亦以其田功來上，未逾年，士氣民情，安全如初④

可見，在哈剌哈孫治理嶺北行省時，在很短的時間內，和林屯田成效顯著。後“因王（哈剌哈孫）薨而張亦遄死，屯耕事即廢，雖重臣踵接，率蹈故常”⑤。直到元仁宗蘇志道任嶺北行省左右司郎中時，情況又有改觀。

“殆關陝變起，倉猝馳潰卒數十百騎，……兵民相顧，幾無所繫屬，……方大雪塞野，飢人狼藉道上。趙郡蘇公，時以左右司郎中，始至，即白髮倉實，計口予食以哺之，……益募商人，高估入粟，充其儲，治績蒸蒸日上，成效顯着，“一年而端緒見，二年而品式具，滿三年而完庶樂遂”。①

從上述材料可知，蘇志道為了治理好嶺北行省，可謂煞費苦心。在自力更生的前提下，還通過高價從中原買進糧食作儲備。最終扭轉嚴峻形勢，實屬不易。

上述兩大屯田區為嶺北行省的主要屯田區。此外，在一些河流流經的區域還零星分佈着小規模的屯田。吉利吉思屯田、謙州屯田、益蘭州屯田，這三塊屯田區依次分佈在謙河的上、中、下游。至元七年（1270 年），元世祖任命劉好禮為吉利吉思、昂可剌、撼合納、謙謙州等五部斷事官時，組織當地居民發展了農業生產。謙州屯田。謙州是元代西北地區手工業發達的重鎮，世祖中統元年萬户伯八“以諸部軍屯重鎮謙州”③。朝廷“賜謙州屯田軍人鈔幣、衣裘等物，及給農具、漁具”④。這裏除軍屯外，還有兵器局大批漢人工匠以謙州土地的 “沃衍宜稼，夏種秋成，不煩耕籽”⑤的自然環境兼營屯田，這批漢人有千户以上“蓋國初所遷漢人”。

世祖忽必烈亦曾多次調動大批漢人、南人和蒙古軍民並提供耕牛、農具、種子等生產資料在和林、稱海等地開展屯田。大批屯田促進了嶺北行省農業的大發展，如振武屯田，“四年間開田四千八百傾，收粟四十萬斛”①，和林屯田更出現了“谷以恆賤，邊政大治”②的新氣象，使地處雄要的和林成為北方政治、軍事和經濟重心。此後的歷代統治者都為嶺北行省的屯田事業做了不懈的努力並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嶺北行省的這些屯田有着很重要的作用。首先，有助於解決宿衞軍、戍軍的糧餉供應。屯田“以資軍餉”，這是元代屯田的最主要目的。嶺北行省的和林屯田，世祖至元十六年石高山、忽都魯領三衞侍衞軍屯戍和林，“因屯田以給軍儲，歲不乏用”③。成宗時，命張均屯田和林，“規畫備悉有法”④，諸王藥木忽兒北征海都之亂，“給餉賴之，未嘗乏絕”⑤。武宗至大元年和林的屯田，秋收糧食 9 萬餘石，武宗時哈剌哈孫再興稱海屯田，歲得大米 20 餘萬斛。

不但保證了軍糧的供給，而且通過糧倉儲積的糧食，還為荒年作了一定的準備，起到了緩解災情的作用。至元二十六年，“發和林糧千石賑諸王火你赤部曲”⑥“蒙古要木忽兒等所部貧乏，以五條河屯田歲入之租資之”⑦。

第三，有利於鞏固北部邊疆的穩定統治。嶺北行省地處元朝疆域的最北邊，諸王經常性的叛亂活動，時常威脅到整個嶺北行省的統治。為了維護嶺北行省安定、統一的局面，在元世祖朝至元成宗時，都一直堅持加強軍事上的防守，不斷增精兵鎮戍。在嶺北的大規模屯田，達到了“以省和糴之勞，民免輸納虛耗之費”①的目的。直到武宗時至大元年，海都之子察八兒被迫“相率來降”，漠北開始安定下來。可見，嶺北行省的屯田作為補充畜牧業的經濟形式，雖然不能承擔起整個行省的糧食消費，但頻頻作為賑濟災荒之用、駐守軍糧之用。這對於保持行省遊牧經濟的再生產能力，在“安固邊防”上都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入主中原的統治者，他們制訂和規劃的“重農”舉措得到貫徹實施。從元世祖時開始，在全國各地大規模提倡屯田，嶺北行省的屯田也無一例外地發展起來。特別是和林、稱海屯田欣欣向榮局面的出現更是一度促進了整個行省農業的大發展。在至大三年，由哈剌哈孫管理的稱海屯田就曾“年獲米糧 20 餘萬斛”②。和林屯田後曾出現過“谷以恆賤，邊政大治”③的新氣象。

農業發展成績的取得，與元朝廷的倡農、助農政策以及對屯田的管理是分不開的。《元典章二·聖政一·勸農桑》中記載：“至元七年二月欽奉皇帝聖旨宣諭，……特設司農司勸課農桑、興舉水利，凡滋養栽種者皆附而行焉。……仍分佈勸農官及知水利人員巡行勸課，……年終通考農事成否”，可看出元朝廷以年終督導農業的業績作為黜陟官吏的重要依據；至元三十一年四月欽奉詔書內一款“國用民財皆本於農，……耕作時不急之役一切停罷，無致妨農，公吏……不得輒令下鄉。仍禁約軍馬……毋得縱放頭疋食踐損壞桑果田禾違者斷罪倍還”，強調把農事放在首要位置，不得妨害農時。可見，“勸農”都成為一時的風尚。其次，屯田成效的取得與各族勞動人民的共同辛勤勞動密切相關。三是農業生產技術的提高和工具的改革和創新。謝天禎《論元代農業生產的發展》一文中説：有關於元代農業的十多部農書中，詳細記載了農業方面發展的成就。元代的耕田之法、中耕措施進步較為突出，繼承和發展了前代精耕細作的優良傳統。元代又特別注意因地制宜、因時制宜、適地適種，進行生產。關於農業生產工具的改革和創新，王禎《農書》中記載的農具和農業機械圖就有 280 幅，有北方旱地使用的，也有適於南方水田的。種類繁多，包括農業機械、灌溉工具和各種生產、加工、運輸、貯藏工具與設備。①生產工具在全國的推廣和應用，也使嶺北行省的農業發展受益匪淺。 ^[6] 

元代嶺北各族居住區經濟的發展，也與朝廷派往這些地區優秀官吏的勤政愛民有關。1207年，忽必烈派劉好禮為吉利吉思、撼合納、謙州、益蘭州等處斷事官。這些地方遠在和林、不兒罕山北或西北，有的地方靠近謙河流域（今葉尼塞河中上游）。其時吉利吉思等部"皆以杞柳為杯皿，刳木為槽以濟水，不解鑄作農器"。劉好禮就讓元廷派出工匠，教他們學會了"陶治舟楫"。嶺北地區多大湖、多大河，可引水灌溉農田並魚產豐富，在1221年三月初，長春真人途徑魚兒泊時，看見“ 始有人煙聚落，多以耕釣為業” 並稱是古之大單于未有之場景。據《蒙古遊牧記》中記載:“達裏諾爾產魚最盛，諾爾之力蓋克什克騰阿巴嘎阿巴哈納爾三部蒙古，共享之所產滑子魚，每三四月間，自達裏諾爾溯流而進，填塞河渠殆無空隙，人馬皆不能渡，然則魚兒泊之名蓋本於此。”這和後世刻板印象中漠北的生存環境是落後艱苦不同，史料記載漢蒙居民可以在此耕種牧養戰馬結網漁獵魚獸並發展手工業（制鐵、釀酒、加工棉花和野獸皮毛成衣自用以及用皮、毛、筋、角、酪酥等物通過諸多驛道驛站去內地交易換取幣、帛）。嶺北不止農、牧、漁、手工業發達，地緣戰略異常重要，平時嶺北行省丞相領治蒙古、漢地民户發展經濟牧養戰馬，戰時蒙户上馬為兵進可控制西域退可扼守北京（嶺北位置居高臨下也是瓦剌駐兵處，瓦剌也先既借嶺北的地緣優勢和明朝爭奪西域哈密衞，而漠南（上都）、河北（中都）、北京（大都）這些北方城市除長城人工防禦衝要幾乎無險可守，而騎兵越過北方燕雲十六州就是經濟最發達的江南，所以嶺北地緣政治價值非常高，這也是朱元璋為什麼要打嶺北之戰的原因）。

王惲《秋澗集·總管範君和林遠行圖詩序》：“國家興王地，據上游而建瓴中夏，控右臂而扼西域，盤盤鬱郁，為朔土一都會。”虞集《道園錄·送蘇子寧北行詩序》：“控制要害，北邊重藩。”“又嘗有大臣鎮撫經理之，富庶比于都會。士有不次之擢，賈有不資之獲，而僥倖之民爭趨之。”柳貫《柳待制文集·蘇志道墓碑文》：自予遊京竊從廷臣知邊事者一二言：“和林其地沃衍，河流左右灌輸，宜雜植黍麥，故時屯田遺蹟，及居人井臼，往往而在。蓋陰山大漠，益南數千裏，控扼形勢，此為雄要。”朱思本《貞一齋稿·和寧釋》：“和寧即哈刺禾林，乃聖武始都之地，今嶺北行省治所，常以勳舊重臣為之，外則諸王星布棋列，於以藩朔方，控制西域，實一巨鎮雲”

從嶺北出土的遺蹟以及突厥碑文證實漢唐曾在這裏設置過統治機構，但漢唐都以為這地方不適合耕種，忽必烈卻建五衞，每衞萬人，其中屯田者2000 人，屯田軍與其他軍人為二與八之比。京師六衞，每軍抽兵士二人屯田，以供兵士八人之食 ^[7]  。這就告訴我們，十分之二屯田， 即滿足其餘十分之八的糧食需要。之後，其他各衞抽調的屯田軍有多有少，都與2000 户相去不遠，雖然中原有的地方屯田軍人數要高出，但還是少數。歷史上中原軍民不斷打走一波總會有另一波不知名的遊牧民族從蒙古高原淵源不斷的湧下，為此元朝從嶺北扼守北方成為重中之重。元朝百年來通過農牧互補把和林打造成“生殖殷富埒內地”的大元雄關，朱元璋與他的謀臣武將正是深知利害毅然北伐但在嶺北之戰遭遇失敗。而自土木堡之變英宗復辟後更是少有出塞之軍，自此嶺北行省成為明朝沒有拿下的元朝實土行省。 ^[8] 

明朝對蒙古封建主雖然也封以王位等，同時給印、授敕、賜衣，允許世襲，但並沒有改變蒙古貴族的封建遊牧制度。因此，蒙古各部的分裂狀態依然如故，這是蒙古各部不斷與明朝抗衡的重要原因。而後金皇太極繼位以後，為了確保對蒙古的控制，逐步地、然而也是堅定地在蒙古實行了劃分牧地、編旗設佐（佐領）、更定爵秩、軍令政令統一等一系列制度，建立起牢固的君臣、主從關係。 ^[9] 

沙俄葉爾馬克探險隊油畫(2張)

16世紀末17世紀初沙俄南下派出探險隊屠滅嶺北大量汗國，至康熙時清廷調集全國紅衣大炮炮轟沙俄探險者石壘，之後雙方多次談判劃界。 ^[10] 

民國時期蔣經國1945年夏赴蘇聯談判時，斯大林曾對蔣經國説：“‘老實告訴你，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軍事的戰略觀點而要這塊地方的’，他拿出了地圖，指着説：‘倘使有一個軍事力量從外蒙古向蘇聯進攻，西伯利亞鐵路一被切斷，俄國就完了。’” ^[11] 

中蘇對峙時蘇聯以蘇軍幫助蒙古國南方邊防為由在那裏駐軍。蒙古國擁有一百五十多萬平方公里土地，這片遼闊的土地橫亙在中國版圖“雄雞”上方，差不多就是“騎”在中國的脊背上。對中國來説，這片土地上的蒙古民族構不成威脅，但如果這片土地為強權所利用，則戰略威脅立竿見影：向東可抄東北戰區的後路，向南直接壓迫京畿重地，向西矛頭指向河西走廊，威脅通往新疆的後勤補給線，用一個蒙古壓迫中國的三個“北”，在中蘇對峙時期表現得尤為嚴峻，從蒙古起飛的“逆火”轟炸機，十幾分鍾就可以攻臨北京上空，迫使當時中國北方的防空差不多是枕戈待旦，不敢有絲毫鬆懈。

冷戰時期的蒙古是蘇聯的寵兒，是蘇聯面向東方的戰略前進基地，它使蘇聯獲得了巨大的戰略優勢。 ^[12] 

嶺北行省由賑濟、軍需支出等原因。日常開支頗大。大德十一年(1307)九月，全國“常賦歲鈔四百萬錠，各省備用之外，入京師者二百八十萬錠”，也就是説各省為年度開支的“備用”鈔是120萬錠。延枯四年（1317）六月，政府“給嶺北行省經費鈔九十萬錠、雜彩五萬匹”可見，延佑四年嶺北一省的經費鈔就佔十年前全國各省經費總備用鈔的四分之三。但是嶺北本省的收入極為有限。以全國財政收入記載最為明確的天曆元年(1328)為例，在全部貨幣收入中，鹽課所佔比例最大，為80.4%，其次是商税，約佔10%，再次是酒醋課，佔面，全國商税總額為939,682錠4兩8錢。嶺北行省商税額數為448錠45兩6錢，僅約佔全國税額的千分之零點四八，基本可以忽略不計。嶺北行省並無酒醋課徵收。由此可見，嶺北行省的支出遠遠大於收入。 ^[13] 

嶺北在元世祖以後雖然失去作為國都所在地的中心地位，但它仍然是元政府最為重視的一個區域。大德十一年（1307）初設和林行省時，以太師、淇陽王月赤察兒為行省右丞相，中書右丞相哈刺哈孫為行省左丞相，後來的行省丞相也多是“勳舊重臣”，説明了朝廷對嶺北行省的重視。嶺北行省還有宗王出鎮，屯有大量戍兵。嶺北行省的政治、軍事地位為其他行省所不及。《元史·地理志》將嶺北列為第一行省，不無道理。行省的經濟職能也是為其政治、軍事需要服務的。嶺北行省對全國的經濟作用毫不顯著，卻要消耗大量的國家資源（嶺北因地理位置便利在各省中國際貿易最發達，有大量的西域回回商人在此處從事商業活動。但是整個行省的諸王貴族不但擁有税銀少到幾乎沒有的免税政策反而通過京杭運河等方式調大量江南物資去塞北享受）。元政府每年對漠北諸王給予數額巨大的歲賜，所謂“貧極江南，富誇塞北”，這是一因。虞集(1272--1348)説：“和林城控制要害，北邊重藩。往時朝廷歲出金繒布幣餱糧以實之。轉輸之事月日相繼，猶以為未足。又捐數倍之利募民入粟其中，亦不可勝計。由是遂為殷富。又嘗有大臣鎮撫經理之，安庶比于都會。仕有不次之擢，賈有不貲之獲，而僥倖之民爭趨之矣。”但是，元政府耗費大量財力經營的嶺北並未能成為其穩固的後方。“邇者一旦邊警遽至，非亡則隨喪失其所主守，緩急無一可賴者。”黯這種情況到元末亦復如此。順帝末期(1333--1367)，元政府起用不少漢人充當原來漢人極少染指的嶺北省臣就透露了箇中消息。農民軍起義後，“詔宗王以北方兵南討”。但是，漠北諸王、窩闊台後裔阿魯輝帖木兒(?一1361)非但不應詔，反而擁眾數萬，“脅宗王以叛”，加速了元朝的滅亡。這也説明了元朝對嶺北地區政策的失敗。成吉思汗之所以成功是把蒙古高原上所有不同族源的遊牧部落統一。今人看嶺北歷史的問題是把歷史上的蒙古人想象成一個統一的實體，用現代民族主義概念下來想象15、16世紀的歷史。然而正如雍正皇帝所説:“中國（漢族）之一統,始於秦;塞外（蒙古）之一統,始於元;而極盛於我朝,自古中外一家,幅員極廣,未有如我朝者也”。如果按30年為一代人近百年那麼才三代人諸部落磨合自然不那麼牢靠，元朝統治者只能靠不斷和親財帛贖買各部和雲南行省一樣實施的都是諸王分封制與內地的直接統治不同，元朝丟失嶺北的最大錯誤是和清朝對外東北一樣作為中原統治不下去的老家，失去共同威脅又遷都內地沒有了首都功能的威懾如何鎮得住諸部落。 ^{[13-14]  [15]} 

成吉思汗至蒙哥四朝（1206～1259），漠北地區是大蒙古汗國的內地。1260年，留守首都哈拉和林的阿里不哥即大汗位，據有漠北。忽必烈在開平城也自立為大汗，據有漠南。經過四年的爭位戰爭，阿里不哥敗降，漠北地區盡為忽必烈所有。由於忽必烈的政治、軍事和經濟力量的基礎在漠南漢地，因此不再以和林為都城，而遷都於燕京（後稱大都）。由於政治中心南移，漠北成為元朝的邊區，只置和林宣慰司都元帥府鎮守。但漠北地區作為蒙古統治者的“根本之地”，在政治、軍事上仍具有重要地位。阿里不哥雖敗，蒙哥和阿里不哥諸子還各統所部軍民散處其地。窩闊台孫海都則雄踞按台山（今阿爾泰山）以西，抗命不朝。他們都不甘心失去父、祖的汗位。忽必烈為保持其汗位的穩固，必須控制漠北，以為藩屏。至元三年（1266），封皇子那木罕為北平王，出鎮北方；七年，置斷事官於益蘭州，以管轄吉利吉思等西北諸部。八年，那木罕率漠北諸王軍隊移駐阿力麻裏，防遏海都；十三年，以蒙哥之子昔裏吉為首的隨軍諸王發動叛亂，執那木罕，奉昔裏吉為汗，據有漠北西部和吉利吉思等地，次年，攻掠和林及其以東地區。忽必烈急遣伯顏統蒙、漢諸軍北征，平定了昔裏吉之亂。二十一年，那木罕還朝，改封北安王，仍鎮漠北，並遣軍防守按台山，屯田和林、稱海（今蒙古科布多東）以給軍食，防範海都東侵。二十四年，乃顏聯絡漠北的東道諸王同叛，元軍集中到東部鎮壓叛王。二十五年，海都乘虛越過按台山，佔稱海；次年，在杭海嶺（今蒙古杭愛山）擊潰元軍，兵逼和林。和林宣慰使怯伯叛降海都。七月，忽必烈率大軍親征，收復和林，以伯顏為知樞密院事，留鎮和林。伯顏與欽察族將領土土哈等進擊海都軍，將他們逐出按台山。二十九年，因那木罕死，忽必烈封皇孫甘麻剌為晉王，命他統領成吉思汗四斡耳朵和漠北所有蒙古軍民，駐守於怯綠連河（今克魯倫河）大斡耳朵。次年，又命皇孫鐵穆耳統軍鎮守按台山；遣土土哈出兵收復了吉利吉思諸部地。三十一年，忽必烈死，鐵穆耳還都即位，是為元成宗鐵穆耳，以皇叔寧遠王闊闊出代統守邊軍。大德二年（1298），闊闊出軍為篤哇所破，成宗遣皇侄海山出鎮按台山。五年，海都﹑篤哇聯兵東侵漠北，海山、甘麻剌各統所部軍拒戰，海都受傷而死。其後篤哇和海都子察八兒力竭請和。十年，海山率軍越過按台山，攻入窩闊台汗國，察八兒敗逃，分地在也兒的石河（今額爾齊斯河）的窩闊台後王禿滿歸降，其地併入元朝，至此漠北始安寧。

海都敗亡後，他統治下的人民大批遷入漠北，達兩百餘萬口，漠北人口激增，需要建立相應的行政機構來治理。另一方面，漠北地區諸王星羅棋佈，也需要擁有更大權力的朝廷重臣控制，以加強中央集權，防止再發生叛亂。大德十一年，海山以手握重兵鎮守漠北的有力地位取得帝位，是為元武宗。他深知控制漠北的重要性，即設立和林等處行中書省，以太師月赤察兒為行省右丞相，太傅哈剌哈孫為行省左丞相，漠北諸王及各萬户﹑千户皆受其節制。同時，置和林路總管府，並分設稱海宣慰司以管轄行省西境。皇慶元年（1312），改名嶺北等處行中書省，和林改名和寧，仍為行省治所。行省轄境，東至哈剌温山(今大興安嶺)，接遼陽行省；西至也兒的石河，接欽察汗國和察合台汗國；南隔大漠與中書省和甘肅行省轄境接界；北至北海（今西伯利亞北部），凡服屬元朝的林木中百姓均歸統轄。

行省境內各行政區和管轄機構，包括以下幾類：和林路﹑稱海宣慰司和謙謙州地區諸城郭﹑戍軍﹑屯田﹑倉庫﹑工局等，皆由朝廷命官管治。諸王“愛馬”（ayimaq﹐元譯“部”，指蒙古諸王﹑貴族的領民和領地）──拖雷系諸王所部分佈在按台山以東至怯綠連河上游，其東為成吉思汗弟搠只哈撒兒（後裔為長者封齊王，分地在今額爾古納河﹑海拉爾河和呼倫湖一帶）、合赤温（後裔為長者封濟南王，分地在今內蒙古東烏珠穆沁旗及其以北）、別裏古台（後裔為長者封廣寧王，分地在今鄂嫩河和克魯倫河中游一帶）三家所部之地，按台山以西至也兒的石河仍屬窩闊台后王禿滿（封陽翟王）。貴戚﹑功臣的“愛馬”──按照成吉思汗的分封，遜都思部千户鎖兒罕失剌世襲領有薛良格河（今蒙古、蘇聯色楞格河）原蔑裏乞部地；八鄰部萬户豁兒赤世襲領有也兒的石河中游以東的森林地帶；斡亦剌部駙馬（封延安王）世襲管領本部四千户，仍居故土（今色楞格河上游以北至華克穆河一帶）。其他直屬朝廷的部落，如大澤（今貝加爾湖）東西的八剌忽（Barqu）、火裏（Qori）、禿麻（Tumad）、不裏牙惕(Buriyad)等部。火裏﹑禿麻盛產良馬﹐元朝政府在那裏設置一道牧場﹐飼養系官馬匹，歸太僕寺管轄。諸王﹑貴族各置王傅府或斷事官，管理本部百姓的政刑財賦。蒙古民户按千户﹑百户﹑十户（也稱牌甲）的十進制組織，在指定的牧地範圍內遊牧居住，由各級那顏（noyan，官人）管轄，上下級有嚴格的領屬關係。千户、百户、十户是嶺北行省境內基本的地方行政單位，因而不置州縣。至大四年（1311），罷諸王所置斷事官，蒙古人犯盜詐者由本管千户鞫問，中央集權進一步加強。自立行省後，漠北諸王的勢力漸被削弱。

元代後期，改和林行省為嶺北行省。治和林。轄境包括今俄西伯利亞南部、蒙古國、中國內蒙古、黑龍江各一部。

嶺北行省的經濟以遊牧畜牧業為主，農業也有很大發展。和林﹑稱海﹑五條河﹑怯綠連河﹑益蘭州以至吉利吉思等地區，都開闢了屯田。至大元年（1303）,和林屯田收粟九萬餘石；同時期，稱海屯田年收穫達二十餘萬石。英宗時（1320～1323），立稱海屯田萬户府，有户四千六百多，墾田六千四百多頃。從事屯田的主要是漢軍以及從漢地和西域遷來的農民﹑工匠。哈剌哈孫任行省丞相時，曾命漢軍教諸部落耕作；作為一種救荒措施，行省還多次發給蒙古貧民農具田種，令其耕種自給，可見已有不少蒙古人過著半牧半農的生活。戍軍﹑居民所需糧谷主要還是依賴中原漢地供應，一部分由政府撥給，一部分靠商人販運。大元王朝嶺北境內先後興建了許多城市，除和林及稱海城﹑益蘭州城﹑昔寶赤城等外，搠只合撒兒、別裏古台﹑斡亦剌等部貴族都在自己的轄境內建城居住。此外﹐被遷來嶺北各地的中原和西域工匠﹐還建立了不少定居村落。由於各族大批能工巧匠的遷入﹐嶺北行省的手工業發展也達到歷史上的空前規模。工匠有的隸屬於政府的工局﹐有的隸屬於諸王投下。

和林﹑稱海等城是農、牧、漁、商業和手工業中心，也是文化生活的中心，建有各種宗教的寺院和儒﹑醫學校。元朝政府還為諸王所部配備了儒學教授以及醫學、陰陽學，對促進蒙漢兩族的文化交流起了一定作用。

嶺北行省的轄境東越哈喇温山（今大興安嶺），至嫩江和松花江流域，與遼陽行省相接界；南臨大戈壁；西達阿爾泰山西麓。東部從斡難河（今鄂嫩河）、克魯倫河中游以東，為成吉思汗諸弟合撒兒、合赤温、鐵木歌、別勒古台東道諸王的封地；西北至鄂畢河上游直至額爾齊斯河的巴阿鄰部領主管轄地，居住着帖良古、客失迪迷等“林木中百姓”，其南為窩闊台后王的陽翟王封地；駐在唐麓嶺北益蘭州的五部斷事官管轄着葉尼塞河和安加拉河流域的奇爾吉思、撼合納、謙州、益蘭州、烏斯諸部；北至北海（今西伯利亞北部之地），凡附屬元朝的林木中百姓均歸其統轄；東北則包括貝加爾湖周圍的豁裏圖麻惕、布里牙惕、巴爾虎諸部以及石勒喀河至額爾古納河一帶。色楞格河流域為遜都思千户駐地。八河流域為斡亦剌部駐地。克魯倫河上游為成吉思汗大斡爾朵（行宮）所在地。 ^[16] 

嶺北地區是元朝"祖宗根本之地"，是原蒙古帝國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行政中心區域，諸王所部星羅棋佈，各擁有自己的屬民和軍隊。忽必烈定都中都後，它雖然降為元朝的一個邊區，但有元一代（尤其是在元朝的前期），它在政治上仍佔有重要地位。

忽必烈即位以後，“忽裏勒台”（蒙古帝國上層貴族大會）選汗制度逐漸失去其原有的作用，但蒙古諸王對皇位仍在窺視。阿里布哥在汗位的爭奪中失敗。1276年爆發昔裏吉之亂。據有阿爾泰山以西廣闊地區的窩闊台兀魯思的海都，虎視眈眈，始終把奪取嶺北地區和故都和林作為實現恢復其先人大汗之位的主要目標。凡此諸種原因，促使忽必烈十分重視鞏固其對嶺北地區的統治，把它視為大都的藩屏。

1260年，忽必烈封子那木罕為北平王。出鎮北方，統領諸王的軍隊。1264年，忽必烈特派燕王真金到稱海巡邊撫軍。1265年，忽必烈命那木罕率領嶺北諸王的軍隊進駐阿力麻裏（今新疆霍城縣永定鎮西北），加強對海都的進攻（《元史》卷134《昔班傳》）。1270年冬，從軍諸王昔裏吉、脱脱木兒、明裏鐵木兒等反叛，忽必烈急遣伯顏丞相統領蒙古、漢軍北征，打退了叛王的進攻，隨即以侍衞諸軍戍守和林、稱海等地，屯田實邊（元明善《元文類》卷24；《丞相淮安忠武王碑》）。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那木罕改封北安王，仍命出鎮嶺北；二十四年（1287年），置王傅，“凡軍需及本位諸事並以王傅領之”。在此前後，忽必烈又派真金長子甘麻剌到北邊鎮防。

二十六年（1289年），海都乘戰敗甘麻剌之機，佔據和林，忽必烈統兵親征，收復和林，命伯顏以知樞密院事之職鎮守和林。

忽必烈即位以前，嶺北地區的軍民行政由大蒙古國的中央政府直接管理。《元史·地理志》載：元太祖十五年（1220年）建都哈剌和林，“初立元昌路，後改轉運和林使司，前後五朝焉。世祖中統元年，遷都大興，和林置宣慰司都元帥府”。這一年，成吉思汗正在西域攻打花剌子模，沒有隨從征伐的皇后、諸妃等家眷均留居本土，1221年，丘處機前往西域途中，親眼見到了他們所居的斡爾朵（亦即"奧魯"），車帳千百，"車輿亭帳，望之儼然，古之大單于未有若是之盛也"（《長春真人西遊記》）。《元史》所謂"太祖建都和林"的説法當由此而來。其地在今鄂爾渾河上游之西、杭愛山北麓，當時這一帶地方泛稱哈剌和林（突厥語“黑圓石”）。實際上當時還未建城郭，只是成吉思汗的大斡爾朵之一。後來窩闊台汗所建的和林城也不在太祖斡爾朵原地。

至元九年（1272年），和林轉運司設立。大約在至元十九年，改置和林宣慰司都元帥府，作為中書省的派出機構，管理政府所屬軍民和城郭、工局、倉庫、屯田、驛站等事務。

嶺北地區西北部的吉爾吉思、謙謙州（今葉尼塞河上游以南）等處是託雷長妻唆魯禾帖尼的封地。唆魯禾帖尼死後，其封地由幼子阿里布哥一家繼承。至元七年（1270年），忽必烈派漢人劉好禮擔任益蘭州等五部斷事官，往治其地，將該地區納入朝廷直接管轄下，以限制阿里布哥家族的勢力。五部指益蘭州（突厥語，意為蛇，地在今葉尼塞河上游烏魯克木河南）、吉爾吉思、謙謙州、烏斯（今葉尼塞河上游烏斯河地區）和撼合納。此外，昂可剌部（今葉尼塞河與安加拉河合流點以北地區）附屬於吉爾吉思，亦在五部斷事官轄境之內。劉好禮設治於益州（治所在今圖瓦自治州境內，烏魯克木河支流帖列克特河旁，當地稱登帖列克。前蘇聯考古學家曾在此作過考古發掘工作），建城郭、置官署。五部斷事官下設經歷、知事等官員。後諸王脱脱木兒等反叛，據謙謙州、吉爾吉思之地，至元十七年（1280年），劉好禮被迫逃回朝中。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忽必烈改封甘麻剌為晉王，命出鎮嶺北，統領成吉思汗四大斡爾朵及北方諸軍和蒙古本土。晉王駐守克魯倫河上游成吉思汗大斡爾朵之地，置內史府，秩從二品，設內史、中尉、司馬、斷事官等官屬，並在大都置分司；原北安王王府並轉屬晉王（《元史》卷17《世祖紀》）。至元三十年（1293年），元軍越唐麓嶺（今唐努山脈），渡謙河，收復吉爾吉思等五部之地，屯兵戍守。元朝政府曾將吉爾吉思、烏思、撼合納等部人民遷於遼陽行省、大都附近和山東等地，但不可能將他們全部遷離故土。

不在五部之列的有斡亦剌部（活動地區是色楞格河支流德勒格爾河北）。斡亦剌作為蒙古大汗的世戚，是獨立的領地。忽必烈即汗位後，為了拉攏這一貴族集團，選用忽都合的後人供職元朝。元朝又以公主嫁斡亦剌首領耶布甘，分別封為延安公主和延安王，在元朝北疆擔負起“藩翰屏垣之寄”的重任。

嶺北行省統有蒙古本土及其以北地域。其轄境大體是：東至哈剌温山（今大興安嶺），接遼陽行省；西至也兒的石河（今額爾齊斯河），接欽察汗國和察合台汗國；南隔大漠與中書省和甘肅行省轄境接界；北至北海（今西伯利亞北部）之地，凡附屬元朝的林木中百姓均歸其統轄。轄境大體上和晉王所統之地相同。

按照元朝分封制度，嶺北是晉王分藩之地，如同安西王分藩於秦蜀，西平王分藩於吐蕃的情況一樣。按照行政建制，嶺北行省作為元朝中央政府分治北邊的地方最高機構，統轄這一方面所有地區，因此省丞相常以勳舊重臣擔任（朱思本《貞一齋詩文稿》卷1《和寧釋》）。自設立行省後，晉王的權力相對削弱了，王府直接管轄的範圍實際上只限於本位下。行省官員對諸王的無理索要和干預予以拒絕；行省不能決定的事務，則報告中書省議決。

諸城郭、戍軍、屯田、倉庫、工局等，皆由朝廷命官管理。路之下不置州縣。原因是當時嶺北蒙古人民仍是按千户、百户的組織作為地方行政單位。元朝政府又先後在和林地區多處屯田，並建立了和林、孔古烈、扎渾、昔寶赤等大倉庫。這些都直屬於政府，隸於和寧路總管府，由朝廷派官管理。還設置了掌管地方治安工作的和林兵馬司（張思明《和林兵馬劉公去思碑》）。

稱海宣慰司治所在稱海城。稱海又譯鎮海(Cingqai)，本是13世紀蒙古國大臣的名字。1219年，成吉思汗西征花剌子模，命他留守後方，總領所俘漢民萬人，闢地屯田，築城阿布罕山北，此城因而得名鎮海城（蒙古語作鎮海八剌哈孫，今蒙古科布多之東）。由於其地近阿爾泰山，處在東西通路的要衝位置，後來成為元朝防守阿爾泰山沿邊一線的軍事重鎮（真金、鐵穆耳、海山都曾在此巡撫或長期鎮守）。至治三年（1323年），曾置宣慰司，改置稱海屯田總管府，其後又恢復了宣慰司的建置。

（指蒙古諸王、貴族的領民和領地） ，諸王公地是嶺北行省境內的一類特殊政區。每個王領有分屬於他的一部分民事和牧地，稱為“愛馬”，元代漢譯為部，或稱位下（也作投下）。

按照傳統的分配財產習慣，成吉思汗將一部分蒙古民户分封給其弟、子，各得一份兒（忽必）。後來又劃分了諸弟和諸子的封地。弟搠只哈撒兒封地在額爾古納河、海拉爾河和闊連海子（今內蒙古呼倫湖）地區，後裔為長者封齊王；合赤温封地在兀魯灰河（今內蒙古烏珠穆沁旗烏拉根果勒）南北，後裔為長者封濟南王；鐵木哥斡赤斤封地在哈勒哈河以東；別裏古台封地在克魯倫河（今鄂嫩河和克魯倫河）中游，後裔為長者封廣寧王。子朮赤、察合台、窩闊台封地在阿爾泰山以西，總稱西道諸王。

託雷系諸王所部分佈在阿爾泰山以東至克魯倫河上游。託雷諸子襲領蒙古本土和絕大多數蒙古千户。其中阿里布哥諸子的分地在阿爾泰山至吉爾吉思等處；蒙哥之子玉龍答失的分地在札布罕河；忽必烈之孫晉王甘麻剌的分地在克魯倫河上游祖先故地。窩闊台后王圖滿分地照舊是阿爾泰山以西至額爾齊斯河，封陽翟王。其餘諸王的分地所在多不明。

東道諸王分地除斡赤斤和朮赤、察合台領地外，其他諸子、弟領地都應包括在嶺北行省境內。

按照成吉思汗的分封，遜都思部千户鎖爾罕史拉世襲領有色楞格河原篾裏奇部；八鄰部萬户豁兒赤世襲領有也兒的石河中游以東的森林地帶；活動地域在吉爾吉思、謙謙州以西，額爾齊斯河以東的脱額列思部，元時仍屬八鄰部萬户管轄；活動地域在額爾齊斯河以東的田列克部，亦受八鄰部的豁兒赤管轄；斡亦剌部駙馬（封延安王）世襲管領本部4千户，仍居故土（今色楞格河上游以北至華克穆河一帶）。

如嶺北行省北境的"大澤"(今貝加爾湖)東西的八剌忽、豁裏、圖麻、布里牙惕等部。在《馬可·波羅遊記》中將這個地區稱為"巴兒忽地面"，並謂其境廣袤達40日程，該地區的部落隸屬於大汗政府。其屬火裏、圖麻兩地盛產良馬，元朝在這裏設置火裏圖麻麻牧場，屬太僕寺所領全國十四道國家牧場之一（《元史》卷100《兵志·馬政》）。

諸王分民和封地均由受封宗王世代承襲，管轄分民的千户那顏即成為所屬宗王的家臣。諸王視其地位高低、屬民多寡，各置王傅府或斷事官、府慰、司馬等官，管理本部百姓的政刑財賦。管理所領軍民，並可以成立自己的切薛（近衞軍），形成許多不同層次、大小不等的藩領，然而，他們均統屬於大汗（皇帝），王位的承襲、官屬的設置，都必須得到皇帝的詔準。

嶺北行省境內的基層地方行政單位，是由千户、百户、十户（也稱牌甲）十進制所組成，他們在指定的牧地範圍內遊牧居住，屬各級那顏（官人）管轄，上下級之間有着嚴格的領屬關係。由於按十進制的組織編户，因而不置州縣。至大四年（1311年）罷諸王所置斷事官，蒙古人犯盜詐者由本管千户鞫問。設立行省制，使得漠北諸王的勢力大為減弱。

嶺北行省下轄各部叫“嶺北五部”，元初，河南人劉好禮在這裏作五部斷事官，管理地方民政，“......蓋嶺北，遼陽......之邊......今皆賦役之，比於內地”。唐代記載：“其北又距大海，晝長夜短，日沒後，天色正曛，煮一羊胛，才熟，而東方已曙，蓋近日入出之所。”①元人盛如梓的《庶齋老學叢談》便記到：“許獻臣僉事説，盎哥拉(按即昂哥拉)日不落，只一遭黑氣遮日，煮羊膊熟，日又出也。保定劉敬之(按劉好禮字敬之，其父從河南遷保定，故云)往任斷事官，親見之。”為了查明當地情況，以利統治和開發，元太宗還特地派人前往考察，《西使記》曰：“《新唐書》載：‘拂菻去京師四萬裏，在西海上。’所產珍異之物，與今 日：道里正同，蓋無疑也。” 雖縈迂曲折，不為不遠，不知幾萬裏也。 《雙溪集丁零詩》注：“聖朝太宗皇帝嘗詔和端等入北海，往復數年，得日不落之山，未始聞有馬腦、馬蹄之民。”又派人打大隼（既海青，是種大鳥）“騎行四十日過此大平原，即見海洋，洋之岸有一高山，中有隼作巢。”元朝傑出科學家郭守敬制定《授時歷》時，為使曆法更準確，派14名鑑侯官分道四處側影，共設27處測驗所，其中最北就有北海所。

最後説明一下，元人的北海測影所向北達到了北緯63度，不等於元人在東經70度到140度一160度的巨大跨度內都達到過北緯63度。政治地理學和國際法學認為，某國的臣民先到過某地，但未在那裏長期留守、居住、管理統轄、考察，便不等於某地便已是某個國家、政權的疆土地盤，不等於已把某地“劃入了”某國的“版圖”。因為那樣的事例在探險史、地理發現史、旅行史上是屢見不鮮的。 ^[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