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嶧山刻石

(秦代刻石)

鎖定
《嶧山刻石》是刊刻於秦代的一方摩崖石刻,又稱“嶧山石刻”“嶧山碑”“嶧山銘”“繹山刻石”“繹山石刻”“繹山碑”“繹山銘”等,分為兩部分,前半部分(“始皇詔”)刻於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後半部分(“二世詔”)刻於秦二世元年(前209年),傳為李斯所書,屬小篆書法作品,與《泰山刻石》《琅琊刻石》《會稽刻石》合稱“秦四山刻石”。刻石原在山東鄒縣嶧山書門,毀於南北朝時期,現有宋代摹刻碑存於西安碑林,元代摹刻碑存於鄒城博物館 [1-4] 
《嶧山刻石》的前半部分刻144字,讚揚秦始皇的正義戰爭和統一的中央集權制封建國家給百姓帶來的好處; [5-6]  後半部分刻79字,記錄了李斯隨同秦二世出巡時上書請求在秦始皇所立刻石旁刻詔書的情況。 [6-7]  書法上,其用筆單純齊一,藏鋒逆入,圓起圓收,轉角處都呈弧形,無外拓之筆;結字對稱均衡,又強調在對稱中求變化;章法秩序井然,具有節奏韻律感。 [8] 
中文名
嶧山刻石
創作年代
秦代
別    名
嶧山石刻
書丹者
(傳)李斯
書法類型
小篆
摹刻碑藏地
西安碑林(宋代摹刻碑)、鄒城博物館(元代摹刻碑)
篇    幅
223字 [5-7] 

嶧山刻石石刻內容

“始皇詔”
皇帝立國,維初在昔,嗣世稱王。討伐亂逆,威動四極,武義直方。戎臣奉詔,經時不久,滅六暴強。廿有六年,上薦高號,孝道顯明。既獻泰成,乃降専(專)惠,寴䡅(親巡)遠方。登於繹山,羣臣從者,鹹思攸長。追念亂世,分土建邦,以開爭理。功戰日作,流血於野,自泰古始。世無萬數,陀及五帝,莫能禁止。廼(乃)今皇帝,壹家天下,兵不復起。𤉣(災)害滅除,黔首康定,利澤長久。羣臣誦略,刻此樂石,以箸經紀。 [9]  [10] 
“二世詔”
皇帝曰:“金石刻,盡始皇帝所為也。今襲號而金石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為之者,不稱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夫=臣德昧死言:“臣請具刻詔書金石刻,因明白矣。臣昧死請。”制曰:“可。” [9]  [10] 
鄭文寶跋(宋代摹刻碑
秦相李斯書《嶧山碑》,跡妙時古,殊為世重。故散騎常侍徐公鉉,酷耽玉著,垂五十年,時無其比,晚節獲《峯山碑》摸本,師其筆力,自謂得思於天人之際。因是廣求,己之舊跡,焚擲略盡。文寶受學徐門,粗堅企及之志。太平興國五年春再舉進士,不中。東適齊魯,客鄒邑,登嶧山,求訪秦碑,邀然無睹。逮於旬浹,怊悵於榛蕪之下,惜其神蹤將墜於世。今以徐所授摸本,刊石於長安故都國子學,庶博雅君子見先儒之指歸。淳化四年八月十五日,承奉郎守太常博士、陝府西諸州水陸計度轉運副使、賜排魚袋鄭文寶記。 [11] 
劉之美跋(元代摹刻碑
宋元祐八年,張文仲於北海王君向獲李斯小篆,刻諸廳之嶧陰堂,蓋秦二世登嶧山頌始皇帝功德之謂也。迨聖朝至元廿有九年,轉官達魯花赤進義副尉木忽難,畏□人氏;縣尹宋德,乃夏津人也;主簿兼尉董全,河間人,嘆是碑殘缺,恐致泯絕,乃命工礱石,模刻於其傍,庶為後世不朽之傳。夫李斯相秦,□儒虐民。其行事也,孰不非之?然其書法之妙,古今稱最。寧因所短。□廢其所長者哉?
歲在壬辰三月下旬有二日
里人劉之美記
常泰…… [10] 
(説明:釋文據宋代摹刻碑,與元代摹刻碑不同之處於括號內註明;□表示缺一字;……表示缺若干字;=表示合文。)

嶧山刻石創作背景

《嶧山刻石》分為兩部分,前半部分刻於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後半部分刻於秦二世元年(前209年)。 [1]  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秦始皇東巡登嶧山(山東嶧縣),丞相李斯等頌秦德而刊刻《嶧山刻石》(前半部分)。 [12]  秦二世元年(前209年)春季,秦二世為威服海內而效法秦始皇巡視郡縣,東巡碣石、會稽等地。李斯同行,奏請秦二世在秦始皇所立刻石旁上刻詔書以彰顯先帝成功盛德,於是在《嶧山刻石》等刻石上補刻詔書並著隨從大臣的姓名(後半部分)。 [13] 

嶧山刻石藝術鑑賞

技法
《嶧山刻石》宋代摹刻碑拓片(長安本)
《嶧山刻石》宋代摹刻碑拓片(長安本)(37張)
筆法上,《嶧山刻石》大致有以下幾個特點:首先,起筆藏鋒,行筆正鋒,收筆回鋒,法度十分嚴謹。這種對中鋒圓筆的絕對強調,表現了秦人對殷周古文書法的審美經驗的總結和提煉。其次,行筆遲澀,線條具有渾勁圓凝的強烈質感。這種具有強烈質感的線條也是中鋒圓筆的結果,對這種線條,前人有“書如鐵石”“千鈞強弩”的稱譽。再次,在筆勢方面,宛轉圓活的曲筆和挺拔沉着的直筆交互為用,構成筆勢變化律動的美,而在曲筆和直筆彼此轉換的過程中,縱橫牽掣,鈎環盤紆。
結體上,《嶧山刻石》具有明顯的中正、勻稱、嚴整有序、封閉內向而趨於靜態的審美特徵。其中正的特點表現為字的中軸線左右兩側體量的對稱和平衡上,筆畫的分佈是圍繞着中軸線展開的。其勻稱表現為筆畫(實)間空白(虛)處的均勻及虛實的對比與和諧。筆畫排列有條不紊,絕無張揚輕滑和失控處,使結字給人以嚴整有序而內向之感。以上這些特點綜合起來即可表現為結體的靜態美。其結體雖然沉靜,但絕不呆板,這與其縱向展開的字勢有密切的關係。總體來看,其結體布白均勻。從橫向看,這樣的特點是一絲不苟的;但是,從縱向看,在保證橫向筆畫間的空白基本一致的前提下,將橫向筆畫稍向上提,使一些字的下部留有較大空白,造成上緊下松的對比效果,取得了縱向的字勢。這樣,既抬高了字的重心,示人以高峻肅穆,又以此調整全篇的疏密關係,在統一中寓以變化,也就避免了呆板。此外,其字形大多呈長方形,但是正方形甚至扁形的字也佔有一定的比例,也使其結字靈活而不僵化。
章法上,《嶧山刻石》通篇的分行布白是嚴謹有序而又不失靈動的,縱成行橫成列,上下左右通達,但行間空白和列間空白都不是嚴格整齊的,而是有參差出入的,再加上單字筆畫多不同所造成疏密不一的隨機分佈等因素,使得其章法特點更加耐人尋味。 [14] 
《嶧山刻石》元代摹刻碑拓片(鄒縣本) 《嶧山刻石》元代摹刻碑拓片(鄒縣本)

嶧山刻石作品評價

唐代書學理論家張懷瓘:始皇以和氏之璧琢而為璽,令斯書其文。今《泰山》《嶧山》《秦望》等碑並其遺蹟,亦謂傳國之偉寶,百代之法式。(《書斷·卷中·神品》) [15] 
北宋書畫鑑定家董逌:陳伯修示餘《嶧山銘》,字已殘缺,其可識者廑耳。視其氣質渾重,全有三代遺象,顧《泰山》則似異,疑古人於書,不一其形類也。(《廣川書跋·卷四·嶧山銘》) [16] 
清代書法家侯仁朔:自吾岐陽石鼓遷徙後,關中好古之士不易一見甲乙。宋人鄭文寶摹嶧山碑,於長安,小篆風格得再見關中。碑字雄渾温雅,無一筆開後人惡道,石鼓後無可比肩。漢印之傳於後者,皆步其軌躅。餘嘗謂石鼓天巧,嶧山人巧。石鼓文天然渾成,略不着意,如日月星辰之麗天,仰視若無他奇,稍一增減,便成妖異,是為碑版鼻祖。嶧山則規模結構如良工制器,備極精妙,然未必不別有名手出人意外。(《侯氏書品·古品·嶧山碑》) [17] 
清代文學家劉熙載:秦篆簡直,如《嶧山》《琅邪台》等碑是也。(《藝概·卷五·書概》) [18] 

嶧山刻石版本信息

楊士奇《東里續集》記載,陳思孝評論《嶧山刻石》的翻刻本次第稱:“長安第一,紹興第二,浦江鄭氏第三,應天府學第四,青社第五,蜀中第六,鄒縣第七。”葉盛《菉竹堂碑目》著錄《嶧山頌》亦七本:一曰長安翻本,二曰紹興翻本,三曰東明精舍翻本,四曰應天府學翻本,五曰青社翻本,六曰蜀中翻本,七曰鄒縣翻本。其次序與楊士奇所錄同,大概當時已有定評。 [19]  各翻刻本情況如下:
①長安本。宋代淳化四年(993年),鄭文寶以其師徐鉉摹本重刻於長安,碑陰有鄭文寶題記,現存於西安碑林。碑高2.9米,寬1.4米,明代時已斷為兩截,此為宋代摹刻碑,拓本稱“長安本”,亦稱“陝本”。據載,他本多翻刻長安本。 [20]  對此本,楊守敬稱:“筆畫圓勁,古意畢臻,以《泰山》二十九字及《琅琊台碑》校之,形神俱肖,所謂下真跡一等。故陳思孝論為翻本第一,良不誣也。” [21]  孫承澤《庚子銷夏記》則稱:“予有徐常侍摹本,其門人鄭文寶於淳化四年刻之長安,精神奕燁,常侍自謂得思於天人之際,良非過也。” [22] 
②鄒縣本。宋代元祐八年(1093年),張文仲據徐鉉摹本重刻,立山東鄒縣嶧陰堂,石殘損,未見拓本。元代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三月,劉之美據張文仲刻本又重刻於鄒縣嶧陰堂,此為元代摹刻碑。原立於鄒縣縣衙大堂,民國初年移入孟廟致敬門內,1973年移入啓聖殿內保存,現存於鄒城博物館。碑高1.9米,寬0.48米,四面皆同,拓本稱鄒縣本。 [20] 
③青社本。偽齊阜昌五年(1134年),李仲坦刻於浙江慶元縣青社。 [20]  其刻文後有跋雲:“嶧山秦刻,磨滅久矣。宋初,惟江南徐鉉有摹本,贊皇李建中傳寫得之,遺餘曾祖金紫公,傳子孫四世,逾百年。靖康建炎,兵火相尋,舊藏文籍,散落殆盡,獨此刻僅存,命善工勒於青社郡舍。阜昌甲寅,河南李仲坦志。”可知此刻本雖與長安本同出一源,但所據以鈎勒上石的是李建中之臨寫本。 [19] 
④應天府學本。亦稱“江寧本”,元代至元三十年(1293年),行台御史東平李處巽翻刻於江蘇江寧應天府學尊經閣下。 [20]  此刻本以橫條石刻,每行三字,形式或行款均與長安本不同。 [19] 
⑤紹興本。亦稱“會稽本”,元代至正元年(1341年),申屠駉復刻於浙江紹興府學。 [20]  碑石將始皇詔、二世詔並刻於一面,共十一行,行二十一字,字高8釐米,寬6釐米,二世詔字略小。後刻鄭文寶跋三行,亦撫刻原本。又申屠駉跋一行,隸書,跋雲:“至正元年辛巳二月初五日,承德郎紹興路總管府推官魯人申屠駉以秦刻校徐摸,重鐫于越庠之稽古閣。” [19] 
⑥浦江鄭氏本。亦稱“東明精舍本”,東明精舍當是浦江鄭氏齋館名。 [19]  [20] 
⑦蜀中本。或稱“囸作本”,刻者不詳。 [19]  [20] 
明代萬曆年間(1573年-1620年),應天府學本佚缺大半,教授曹育賢命工重勒一本。清代嘉慶年間(1796年-1820年),諸本先後亡失,僅存長安本、應天府學本和紹興本。清代咸豐三年癸丑(1853年),吳玉搢曾見過曹育賢命工重勒的應天府學本,此後即不見稱述,大概亡於太平天國時。 [19] 
除了以上翻刻七本,吳玉搢《金石存》稱:“近從恭壽先生處見有李陽冰書《嶧山碑》,其字較鄭本差小,而力緩筋懈,與陽冰他書絕異。考之於古,亦不聞陽冰曾摹是碑。疑好事者轉臨鄭本,加以李監名耳。”可知又有臨摹一本。 [19]  此外,還有日本本、明秘閣本、《永樂大典》本、朝鮮本、兗州本,有些翻刻本的情況已不可悉辨,且有的真偽相雜。 [20]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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