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文門税關

崇文門税關曾是全國最大的税關，每年徵收的税額，居全國各大税關之首。崇文門税關成立於明弘治六年（1493年）。成為統管北京九門進出貨物徵收商税的總衙門，該衙門設在崇文門外大街路東現內蒙古自治區駐京辦事處所在地（現崇外大街28號），直至民國十九年（1930年）撤銷，前後共四百三十七年。

明朝所以把税收機關設在崇文門，是有一定原因的。從明代建都北京以後，通惠河碼頭從積水潭遷到東便門附近的大通橋下，從而使距大通橋只有咫尺之遙的崇文門成了各種商品的集散地和批發商聚集的地方，也是徵收各種商税的最佳場所。

據明崇禎二年統計，崇文門税關全年共徵收税銀八萬九千九百二十九兩，居全國之首。其次是滸墅關八萬七千多兩，第三是臨清關為八萬三千多兩……到了清朝，崇文門税關的收入仍居二十幾個税關前列。在這裏“當差”的被看做是“京城十大優差之一”。崇文税關設正、副監督各一人。由皇帝從滿族王公、大臣等相當於今天的部長級官員中選派，任期一年，隔一年可以再任，不得連任。監督下設正、副總辦委員各一人，堂委二人，幫辦委員二人。

既然是“優差”，他們的收入是多少呢？《道鹹以來朝野雜記》作者崇彝曾做過崇文税關的幫辦委員，他在該書中寫道：“餘充崇文門税關幫辦委員，歲約可得四五千金（年收入四五千兩銀子）。據云監督歲入亦不過數萬金。彼時視此差遂為京官最優者。

崇文門外大街

清朝入關以後，在城建上沿襲明制。它為了調劑在京滿人官吏的收入，“京師九門，皆有課税，而統於崇文一司”（見明史玄《舊京遺事》）。起初在《户部税則》中規定，行李不在納税之列，“然而外吏人都，往往有應納税之物，如續綢緞布等”。於是“徵私錢以為免税之資”，甚至“雖無貨亦徵之矣”。關吏“又四出巡邏，得之指為漏税，加倍罰之”（以上均見《天咫偶聞》）。清朝陳康棋《郎潛紀聞》載：“吳江陸中丞以山東布政使陛見，關吏（指崇文門税局）所索過奢，公實不能與，乃置衣被於外，攜一僕前行，曰：‘我有身耳，何税為！’既入，從故人借衾褥，事竣還之而去。”課税時，手續繁多，盤問備至，延誤時日。一般小商販，也須排隊等候。天長日久，小商販想出一個辦法；根據自己貨物多少，把税款插在帽沿上，走到關口，關吏取下銀錢，立即放行。清人查嗣瑮曾有一首詩説：“九門徵課一門專，馬跡車塵互接連。內使自取花擔税，朝朝插鬢掠雙錢。”這錢即歸關吏私有。崇文門税局收入甚多，為了防止其他官吏忌妒，以“獻鮮”為名，每年三月。向皇帝及大臣送黃花魚，十月送冬筍和銀魚，成為變相的分贓。當時又規定城內不許開“燒鍋”，凡外來酒類皆由官方指定的酒商出售，在崇文門指定了十八家，由它們統一收售，統一納税，俗稱“十八家酒店”。酒税是很重的，一般釀酒小作坊，為了維持生計，往往在夜間胸前掛着裝滿酒的豬尿脖，偷偷爬過城牆，以避交高税。這就是“背私酒”的。背私酒是非常辛苦和危險的。他們用脊背貼着城牆，用雙腳和雙手緊緊蹬着和扒着每行城磚微凸出的地方，一點一點往上“爬”，到了城上再用繩子把身體系下去。封建統治者的嚴重剝削，逼得人民九死一生地去謀取生路。所以當時稱崇文税局是“鬼門關”。

明末以來，崇文門外是比較熱鬧的，大小商販，車水馬龍。護城河水清瀅，河上架有橋樑，河中游有畫舫，兩岸種着樹木花草。綠柳迎風，紅花邀月，秀麗非常。明人董喧有《夏日出文明門》詩：“文明城外柳蔭蔭，百囀黃鵬送好音。行過御溝（護城河）回望處，鳳凰樓閣五雲深。”過橋不遠為花兒市，“每月逢四日有市，日用及農器為多。其北四條衚衕，則皆閨閣裝飾所需，翠羽明璫，假花義髻之屬，累累肆間”（見《天咫偶聞》）。沿護城河往東，為太平宮，俗稱蟠桃宮，每年三月，“都人治酌呼從，聯鑣飛鞚，遊覽於此”，“人眠芳草地”，“箭灑（投壺遊戲）綠楊坡”（見清初人潘榮陛《帝京歲時紀勝》）。清末人震鈎也説“太平宮廟市最盛”，“地近河埂，了無市聒，春波瀉綠，軟土鋪紅，百戲競陳，大堤入曲，衣香人影，搖揚春風，凡三里許”。冬天，護城河上又是一番風景：“寒冬冰凍，以木作牀，下鑲鋼條，一人在前引繩，可坐三四人，行冰如飛，名曰拖牀。積雪殘雲，景更如畫。冰上滑擦者，所著之履皆有鐵齒，流行冰上，如星馳電掣，爭先奪標取勝，名曰溜冰。都人於各護城河下，羣聚滑擦，往還亦以拖牀代步。更將拖牀連接一處，治酌陳看於上，歡飲高歌，兩三人牽引，便捷如飛。較之坐驥乘車，遠勝多矣”（見《帝京歲時紀勝》）。後來護城河水日漸淤塞，清政府及民國軍閥又不加倍浚，往日勝景，一去不返。崇文門到蟠桃宮的交通，則改為騎驢；驢識道，不亂走，不用人牽，到目的地自有驢將行人接去，絕無差誤。這種情況，一直到解放前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