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德

崇德（元年：1636年—末年：1643年）是清太宗愛新覺羅·皇太極的第二個年號。清朝使用這個年號共8年。

1636年皇太極改國號後金為清，建立清朝，同時改元。

崇德三年正月三十日——愛新覺羅·福臨，清朝皇帝

崇德六年——皇太極攻錦州。

崇德八年9月21日——愛新覺羅·皇太極，清朝皇帝。

皇太極繼位之初，後金面臨的形勢十分嚴峻。由於多次對外掠奪，處境孤立，受到明朝、蒙古、朝鮮的包圍。內部由於貴族分權勢力的矛盾，衝突日益嚴重。他雖繼承了汗位，但實際上是同代善、阿敏、莽古爾泰三大貝勒“按月分值”政務。權力分散，事事掣肘，徒有“一汗虛名”。為了加強中央集權，推進封建化的改革，皇太極採取各個擊破的手段，打擊、削弱分權勢力，提高汗權。天聰四年，皇太極以阿敏棄守灤州、永平（今河北盧龍）、遷安、遵化四城的罪名，將其終身幽禁。五年，莽古爾泰同皇太極發生口角時，竟拔刀相向。皇太極藉機以“御前露刃”之罪，革去莽古爾泰大貝勒銜。至此，四大貝勒，僅剩他和代善兩人。六年，皇太極終於廢除了與三大貝勒俱南面坐、共理政務的舊制，改成自己南面獨坐，取得了汗的獨尊地位。另外，皇太極仿照明制，逐步建立國家統治機構，以取代八旗制度所行使的國家權力。三年，建立了由滿漢文人組成的“文館”，職掌“翻譯漢字書籍”，“記注本朝政事”，為皇太極推行漢化運籌帷幄。五年，設立吏、户、禮、兵、刑、工六部，分掌國家行政事務。十年，又將“文館”擴充為內國史院、內秘書院、內弘文院，統稱“內三院”，負責撰擬詔令、編纂史書、掌管和起草對外文書與敕諭、講經注史、頒佈制度等。稍後，又建立了都察院，改蒙古衙門為理藩院。皇太極通過這套政權機構，把權力集中到自己的手中。

在經濟上，由於努爾哈赤晚年在遼東實行“抗拒者被戮，俘取者為奴”的奴隸制政策，漢人紛紛逃亡和暴動，生產凋敝，後金社會動盪不安。為了緩和社會矛盾，皇太極執政伊始，便提出“治國之要，莫先安民”的方針，把原先努爾哈赤所推行的漢人每十三壯丁編為一莊，按滿官品級分給為奴的政策改為每備禦止給壯丁八人、牛二頭，以備使令，其餘漢人分屯別居，用漢官管理，使大量漢族奴隸取得了“民户”地位，成為後金政權下的個體農民。天聰五年，皇太極頒佈《隸主條例》，其中規定“凡奴隸主犯有私行拓獵、擅殺人命、隱匿戰利品、姦污屬下婦女、冒功濫薦、壓制申訴等罪，許奴僕告發，準其離主”。這一條例，限制了滿洲貴族的某些特權，有利於奴僕爭取改變自己的身份和地位。為了促進農業生產，皇太極注意體恤民力，凡有妨農務的工程，一律不復興築，使百姓能“專勤南畝，以重本務”。經過幾年的努力，農業有了較大發展，糧食基本上能夠自給，社會矛盾得到緩和。

皇太極在國內大力實行改革時，並沒有放棄努爾哈赤對外進行侵略擴張的政策。他認為要戰勝明朝，首先要征服蒙古和朝鮮，這既可以解除後顧之懮，又可以利用他們的力量，共同對付明朝。天聰元年一月，皇太極不宣而戰，命阿敏、濟爾哈朗、阿濟格等人，率三萬大軍入侵朝鮮，迫使朝鮮簽訂《江都和約》。1636年，皇太極又以朝鮮“屢敗盟誓”，“助明害我”為由，親率十萬大軍入侵朝鮮，包圍南漢山城。國王李倧被迫投降，稱臣納貢，允諾與明朝斷絕往來，並將王子送瀋陽為人質。對蒙古，皇太極採取“懾之以兵，懷之以德”的政策。首先爭取與察哈爾林丹汗不和的科爾沁、喀喇沁等部的歸附。天聰二年，達成共同征討林丹汗的協議。經過幾次征戰，林丹汗勢力大衰。八年，林丹汗在青海大草灘出痘病死。九年初，皇太極命多爾袞等率一萬人渡黃河西進，至托里圖，俘獲了林丹汗子額哲及其部眾一千餘户，統一了漠南蒙古。為了籠絡蒙古封建上層分子，皇太極用聯姻、賞賜、封王封爵、定外藩功臣襲職例、崇奉喇嘛教、與西藏僧俗頭領建立聯繫等手段，取得了蒙古諸部的支持和效忠。

為了彌補女真——滿洲人數太少的根本弱點，為了清除北方、東北方向來的威脅，為了斬斷明國右臂，皇太極加緊進行統一漠南蒙古各部的徵撫工作。一方面屢派使者，招誘巴林等部歸附，另一方面，集中兵力對付察哈爾部林丹汗。天聰六年（明崇禎五年，1632）四月初一，皇太極率軍離瀋陽，西征林丹汗，適值遼河水漲，人馬浮水而過，兩晝夜始渡完。沿途蒙古各部貝勒紛紛遵奉率兵從徵諭旨前來相會，到十二比來會者有喀喇沁、土默特、喀喇車裏克、伊蘇忒、扎魯特、敖漢、奈曼、阿祿、巴林、科爾沁等部及北邊蒙古諸部奧巴等數十位貝勒，均獻酒獻馬，汗設大宴相待。

四月十六日，金汗召集各貝勒，嘉獎踴躍遵命之貝勒，訓斥怠緩之人。皇太極諭：“朕以察哈爾不道，整旅往徵，先期諭令爾等率本部兵來會。今爾等所領之兵，多寡不齊，遲速亦異，惟科爾沁部土謝圖額駙奧巴率來軍士甚多，又不惜所蓄馬匹，散給部眾，疾馳來會”，“足見立心誠意，憂樂相同，朕甚嘉之”。至於舅舅吳克善的行動，則使“朕心不甚歡樂”。扎魯特部諸貝勒，“尚屬實心效力”，敖漢、奈曼諸貝勒，亦“較優，然也未為盡善”。巴林諸貝勒似尚畏懼察哈爾，且“吝惜馬匹，怠緩不前”，阿祿諸貝勒“深受林丹汗之欺凌，乃此次並不思仗朕之力以復仇，而不多發兵馬”，“僅以一旅之師勉強應命”，“應俟班師日議罪”。各貝勒皆叩首受命。這次訓諭，對激勵和鞭策蒙古踴躍從徵，起了很大作用。

皇太極下令，日夜兼程，直取林丹汗住地，一舉蕩平察哈爾。四月二十二日，大軍過興安嶺，行軍已達一千三百多里(從瀋陽算起)。但是，連一個察哈爾人也未看到，原來鑲黃旗固山額真達爾哈家的兩名舊蒙古人，於十八日夜間潛盜良馬六匹，飛奔察哈爾，通知金兵大舉來攻。“林丹汗聞之大懼，遍諭部眾，棄本土而奔，遣入赴歸化城（今蒙呼和浩特），驅富民及牲畜盡渡黃河。察哈爾國人倉卒逃遁，一切輜重，皆委之而去。”皇太極知悉此情，諭領兵諸貝勒大臣：“察哈爾知我整旅而來，必不敢交鋒，追愈急，則彼遁愈遠，我軍馬疲糧竭，不如且赴歸化城暫住”。於是大軍向歸化城前進。五月二十三日，至木魯哈喇克沁，分兵兩翼，左翼以貝勒阿濟格為帥，率科爾沁土謝圖額駙奧巴及巴林、扎魯特、喀喇沁、土默特、阿祿等部兵一萬，往掠大同、宣府邊外一帶察哈爾部民；右翼命濟爾哈朗、嶽託、德格類、薩哈廉、多爾袞、多鐸、豪格等貝勒領兵二萬，往掠歸化城黃河一帶部民；汗與大貝勒代善、貝勒莽古爾泰統大軍繼進。二十七日獲悉，林丹汗聞金兵入境，驚慌失措，“盡攜部民、牲畜、財物，渡黃河以遁，所遺止窮民耳”。這一天，大軍行馳七百里，西至黃河木納漢山，東至宣府，自歸化城南及明國邊境，“所在居民逃匿者，悉俘之，歸附者，編為户口”。

一些蒙古人逃入明境沙河堡，皇太極致書堡中明將，索取逃人，稱：“我北征察哈爾，窮追四十一日，擒其哨卒訊之，雲已星夜逃去”，“我欲收其部民，因還兵克歸化城”，“近聞察哈爾所遺人畜財物，為爾等收留，當一一歸還於我。否則，自取禍患。”明將大驚，立即送還逃入蒙古及欲賞與林丹汗之財物，計有男婦三百二十名、牲畜一千餘及所賞納緞布帛六千餘匹。宣府守將亦將犒賞察哈爾汗所財物存在張家口者，全部獻出，計緞布及虎豹狐獺等皮共一萬二千五百匹（張）。明宣府巡撫、總兵又遵金汗諭旨，議和通市，贈獻黃金、白銀、蟒緞、布匹、茶葉數千（匹、兩、包）。六月二十四日，大軍紮營於張家口外喀喇把爾噶孫，“列三十營，聯絡四十里”。分略各路大兵，“所至村堡，悉焚其廬舍，棄其糧糗，各籍所俘獲，以聞於上，共計人口牲畜十萬有餘”。

皇太極認為此戰目的基本達到，遂統軍東返，於七月二十四日回到瀋陽。此行往返萬餘里，歷時三個月零二十六天，雖未生擒林丹汗，但已給其以致命打擊，逼其丟棄本土遠逃，察哈爾部分崩瓦解。林丹汗率殘部星夜逃往西藏，“臣民素苦其暴虐，抗違不行”，原有三十餘萬部眾，途中逃散者十之七八。到天聰八年，無處安身東逃西遁的林丹汗，病死於青海大草灘，餘部紛紛迴歸，投順於金汗。天聰九年二月，多爾衷等貝勒奉諭統兵一萬，往尋林丹汗之子額哲，於四月降額哲及其母蘇泰太后，並獲元朝歷代傳國玉璽。林丹汗之妻囊囊太后，竇土門福晉，以及其他貝勒、寨桑，紛率所部來歸。漠南蒙古各部悉隸金汗之下。

皇太極深知，只靠一二次征剿和隨從效力，並不能使各部蒙古長期歸順於己，也不能僅僅依靠盟誓，而須以武力作後盾，用制度、法令來約束各部，使他們聽從金汗統轄和指揮。天聰三年正月，他頒敕諭於科爾沁、敖漢、奈曼、喀爾喀，喀喇沁，“令悉遵我朝制度”。三月，他又遣使臣齎敕，“諭歸順各部蒙古諸貝勒，申定軍令”，規定凡遇出師之時，宜踴躍爭赴，協力同心，不得遲期。若徵察哈爾，凡管旗之諸貝勒，年七十以下十三以上，俱須從徵，違者，罰馬一百匹駝十頭。遲三日不至約會之地，罰馬十匹。若徵明國，每旗大貝勒一員、台吉二員，率精兵百人從徵，違者，罰馬一千匹、駝百頭。於相約會集之地擄掠者，罰馬百匹、駝十頭。

天聰八年正月，皇太極借外藩蒙古科爾沁、敖漢、阿祿、喀喇沁、奈曼、四子部落等部貝勒來朝的機會，具體定其法例。他諭告諸貝勒：“爾蒙古諸部落，向因法制未備，陋習不除”，今與諸貝勒約定：凡貝勒奪有夫之婦配與他人者，罰馬五十匹、駝五隻，其納婦之人，罰七九之數，給與原夫。奸有夫之婦，拐投別貝勒者，男婦俱論死，取其妻子牲畜，盡給原夫，如貝勒不執送，罰貝勒馬五十匹、駝五隻。盔甲、綿甲、馬鬃尾無牌印，以及盔纓、纛纓、纛幅不遵金國制度者，俱罪之。

同年十月，遣使者阿什達爾漢前往蒙古，在碩翁科爾大會敖漢、奈曼、巴林、扎魯特、翁牛特、四子、吳喇忒、喀喇沁、土默特、塔賴各部管事大小諸貝勒，分定各部地界，嚴禁各部互相侵越，第二年天聰九年二月，又編審內外喀喇沁蒙古壯丁，除盲人及手足殘廢者外，年六十歲以下、十八歲以上，俱照例編審，共編壯丁一萬六千九百五十三名，其中喀喇沁左翼旗、喀喇沁右翼旗、土默特三旗壯丁共九千一百二十三名，仍隸於滿洲八旗之內，另外七千八百三十丁，加上舊蒙古，正式編立蒙古八旗，分由阿代、達賴、恩格圖、布彥代、伊拜、蘇納、吳賴、扈什布等八人為同山額真，各旗均設梅勒章京、甲喇章京各二員。

漠南蒙古各部的統一及蒙古八旗的編立，為金國擴大了兵源，增加了兵馬，加強了滿蒙聯盟，消除了來自北方的威脅，對金國的鞏固和強大，以及對明國的征討，均起了重大作用，從此以後，金國汗便可全力攻明瞭。

皇太極深知滿族要想入主中原，必須取得漢族地主階級的支持。因此，他十分重視漢族地主知識分子和明朝降官降將的作用，對他們採取招降收買政策。天聰三年，首次考試儒生，網羅了兩百名漢族文人。此後又多次舉行考試，分別優劣，量才錄用。五年，大淩河戰役後，對大批降將賜以莊田、奴僕、馬匹，並委以官職。天聰七、八年間，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沉志祥等明朝將領紛紛自願來投，皇太極對他們封王封侯，寵榮備至。隨着蒙古的臣服，明朝將領的降順，皇太極逐步建立蒙古八旗和漢軍八旗，大大增強了軍事力量。

天聰十年四月，皇太極在瀋陽稱帝，從此全力以赴地對明朝發動侵略。是年秋，他命阿濟格統兵南侵，掠奪人畜十八萬。崇德三年，又命多爾袞、嶽託率軍南侵。攻破城池五十多處，虜獲人口四十六萬，金銀百餘萬兩。為了從正面打開山海關，自五年三月起，發動了錦州戰役。明廷派薊遼總督洪承疇率十三萬大軍往援錦州祖大壽。皇太極指揮作戰，後明軍因塔山糧草被奪而決定分成兩路突圍。洪承疇等人突圍未成，困守松山城，松山副將夏承德密約降清，以為內應。1642年二月十八日松山城陷，洪承疇被俘，祖大壽在錦州投降。至此，明朝在關外僅剩寧遠一孤城。

公元1643年八月初九，皇太極在清寧宮中猝然病死（“端坐無疾而終”，應是心肌梗塞或腦溢血之類的疾病），葬瀋陽昭陵（通稱瀋陽北陵）。廟號太宗，諡號應天興國弘德彰武寬温仁聖睿孝敬敏昭定隆道顯功文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