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寧縣

崇寧縣（1102年—1958年），中國古代行政區劃建制名。崇寧縣正式建縣於唐代，其間幾經撤、設，到1958年撤縣時已有1280多年的歷史。 ^[1]  宋徽宗崇寧元年(1102年)，唐昌縣依徽宗新建年號更名為崇寧縣。清康熙七年(1668年)並崇寧縣入郫縣，雍正七年(1729年)再置崇寧縣。 ^[2]  1949年12月崇寧縣、郫縣相繼解放。 ^[1]  1958年9月撤銷後大部分併入郫縣。其轄區位於成都平原西部，今郫縣西北部。崇寧縣在歷史上曾用過“永昌”、“唐昌”和“周昌”等縣名，縣治在今唐昌鎮。 ^[2-3] 

原崇寧縣的區域，據清嘉慶《崇寧縣誌》輿地圖記載：“北至彭縣界十四里；東至新繁郫邑界二十里；南至安德鋪（今安德鎮）郫邑界十五里；西至桂花、豐樂場三十里，再至灌縣界十一里。”其縣境東南與新繁(今屬新都區)，南部及西南與郫縣相連，西部與灌縣（今都江堰市），北部和東北部與彭縣（今彭州市）接壤。 ^[4]  縣城唐昌鎮南經安德鋪轉東南至郫縣縣城17.5公里，東北至彭縣縣城15.5公里，經郫縣至成都市區39.5公里。 ^[2]  據民國33年底統計，全縣面積195.69平方公里。 ^[2] 

崇寧縣在歷史上曾用過“永昌”、“唐昌”和“周昌”等縣名。縣治在唐昌鎮。永昌縣是崇寧正式建縣前設的僑縣，是東晉、南北朝時期的特殊建置。據《宋書》記載：“永昌縣，孝建二年(455年)以僑户立”。此僑縣歷經宋、齊、梁三朝，大約在西魏、北周時被裁撤。 ^[2] 

唐儀鳳二年(677年)分九隴縣、導江縣、郫縣三縣地置唐昌縣，後改稱永昌縣和崇寧縣。崇寧正式建縣於唐代，初稱唐昌縣。崇寧縣的前身唐昌縣自唐儀鳳二年(677年)建立後，幾經並置和改名。

《元和郡縣誌》説：“(唐昌)本郫、導江、九隴三縣地。儀鳳二年(677年)於此分置唐昌縣”。《太平寰宇記》也説：“唐儀鳳二年，割導江、九隴，於益州郫地置唐昌縣，屬益州。垂拱二年，屬彭州。”此後，唐昌縣幾經更名和並置，至宋徽宗崇寧元年(1102年)，依徽宗新建年號更名為崇寧縣。清康熙七年(1668年)並崇寧入郫縣，雍正七年(1729年)再置崇寧縣。

崇寧縣，1958年9月撤銷後併入郫縣。 ^[2] 

孝建二年(455年)，置永昌縣。此僑縣歷經宋、齊、梁三朝，大約在西魏、北周時被裁撤。 ^[2]  唐儀鳳二年(677年)分九隴、導江、郫三縣地置唐昌縣。 ^[2] 

武則天大周長壽二年(693年)至長安四年(704年)，曾改名周昌縣。唐中宗神龍元年(705年)複名唐昌縣。 ^[2] 

北宋開寶四年(971年)改名永昌縣，崇寧元年(1102年)改名崇寧縣。 ^[2] 

明朝洪武十年(1377年)併入灌縣，洪武十三年(1380年)復置。 ^[2] 

清朝康熙七年(1668年)併入郫縣，雍正七年(1729年)復置。 ^[2] 

1958年9月撤銷後併入郫縣。 ^{[2]  [6]} 

崇寧縣縣以下區劃，據《太平寰宇記》載，宋太平興國年間，“永昌縣，(彭)州西三十里，依舊三十二鄉”。元豐年間，《元豐九域志》載，“(彭)州西二十六里，二十三鄉，一茶場”。明代《明一統志》載，“(成都)府西北八十里，編户七里”。 ^[4] 

清代分為五城九甲。五城即城的東、南、西、北門和小南門(街)；九甲的大致範圍是：

前一甲，在縣城東南，包括呂仙橋、法華寺在內，約為解放初萬壽鄉範圍。 ^[4]  前二甲，在城東，包括圓覺寺在內，今唐元鄉大部分地區。 ^[4]  前三甲，在城北，包括洗心莊在內，今彭縣北君平鄉範圍。 ^[4] 

前四甲，在城西，包括平樂寺、邋遢堰、竹瓦鋪在內，今新勝鄉大部地區。 ^[4] 

後一甲，在城西北，包括五顯廟在內，即解放初靈聖鄉大部，加上慶興鄉五顯廟周圍的“河五保”部分。 ^[4] 

後二甲，在城北，包括慶興場、興隆場、龍居寺、長虹橋在內，今彭縣慶興鄉除去“河五保”加上長虹橋地區。 ^[4] 

後三甲，在城西，包括川主廟在內，約包括民國時期竹瓦鄉和靈聖鄉各一部分地區。

後四甲，在城南，包括安德鋪在內，今安德鄉範圍。 ^[4] 

後五甲，在城北，包括豐樂場、桂花場在內，今彭縣豐樂、桂花兩鄉範圍。 ^[4] 

清末分為10區：中區為縣城，東一區駐地萬壽場，東二區駐地洗心莊，南一區駐地新店子，南二區駐地安德鋪，西一區駐地川主廟，西二區駐地竹瓦鋪，北一區駐地慶興場，北二區駐地桂花場，北三區駐地豐樂場。 ^[4] 

民國防區時代為川軍鄧錫侯部防地。

民國24年7月清查户口，整編保甲。全縣劃為2區10聯保。一區區署先設縣府內，後遷安德鋪，二區設譚家場。民國27年3月，全縣設190保、1869甲。 ^[4] 

民國29年8月，推行“新縣制”，廢除聯保，改稱鄉鎮。全縣設兩個指導區，下轄1鎮9鄉、124保。翌年進行保甲整編，全縣改設166保、1783甲。此後，除撤銷指導區和更改個別鄉名外，直至解放，鄉村區劃基本無變動。 ^[4] 

1949年底，原崇寧縣解放，解放初設3個區協助縣管理各鄉。一區區署設寄魂莊，轄君平、靈聖、圓覺3鄉；二區區署設安德鋪，轄安德、竹瓦、萬壽3鄉；三區區署設豐樂場，轄豐樂、桂花、慶興3鄉。 ^[4] 

1952年土改後，正式建立鄉村人民政權，鄉村區劃有所調整。將圓覺鄉、唐昌鎮的鳴鳳村和萬壽鄉的3個村調整為唐昌、圓覺兩鄉，並一度將桂花鄉分為桂花、斑竹、利濟、仁和4鄉，不久又合為1鄉。調整後，全縣設3個區、10個鄉鎮、156個村和10個居民委員會。1956年撤銷區的機構。1958年11月撤銷崇寧縣，其下轄的1個鎮和10個人民公社併入郫縣至今。 ^[4] 

（按：1958年崇寧縣併入郫縣，原崇寧縣疆域併入以郫縣，此處以郫縣為統計主體介紹。）

郫縣（含原崇寧縣轄區）具有悠久的歷史。距今二千七八百年以前的望帝杜宇時期，即為古蜀國的都邑，並開始發展農耕。正式建縣於秦滅蜀國初期(公元前314-前311年)，至今已有約2300年的建縣歷史。1958年崇寧縣撤銷後，大部分地區併入郫縣。崇寧縣正式建縣於唐代，其間幾經撤、設，到1958年撤縣時已有1280多年的歷史。1949年12月崇寧、郫縣先後解放，從此揭開了郫縣歷史的新的一頁。 ^[8] 

民國時期，郫縣經濟處於自給和半自給的封閉落後狀態。到1949年，全縣工農業總產值僅5535萬元(按1980年不變價計算，下同)。解放後，在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領導下，郫縣的經濟建設取得巨大成就。到1985年，全縣工農業總產值達36005萬元，較1949年增長5.5倍；社會總產值46391萬元(按當年價格計算)，較1980年增長1.6倍。 ^[8] 

解放36年來，郫縣的經濟建設經歷了曲折發展的過程。國民經濟恢復時期和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經過土地改革運動和社會主義三大改造，經濟穩步發展，全縣工農業總產值年平均遞增8.56%。第二個五年計劃時期，在“大躍進”、“浮誇風”、“共產風”、“瞎指揮風”等的折騰下，國民經濟遭受嚴重摧殘，工農業總產值年平均遞減10.37%。“三年調整時期”，貫徹中央“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工農業總產值年遞增18.6%。第三、第四個五年計劃時期，時值“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全縣經濟在“左”傾路線干擾中艱難前進，年平均遞增率下降到2.74%。第五個五年計劃時期，“文化大革命”結束，經濟建設逐步走上健康發展的軌道。特別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全縣開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農村逐步實行經濟體制改革，國民經濟迅速發展，工農業總產值年平均遞增7.28%。第六個五年計劃時期，全面推行經濟體制改革，建立了多種形式的經濟責任制，在大力發展全民、集體所有制經濟的同時，鼓勵發展個體和私營經濟；在加強農業基礎的同時，大力發展工業--特別是鄉鎮工業，全縣經濟面貌根本改觀，工農業總產值年平均遞增13.4%，1985年比1980年增長87.5%。 ^[8] 

郫縣是全省著名農業區。得都江堰灌溉之利，土壤肥沃，適種性強，產量較高，常年複種指數達200%左右，向來享有“銀郫縣”的美譽。糧食作物以稻、麥為主；經濟作物以油菜籽為主，土煙、大麻在70年代以前也佔有重要位置。據1949年統計，全縣(現區劃)總產糧食19342萬斤(其中水稻18174萬斤，小麥868萬斤)、油菜籽981萬斤；平均畝產量分別為：水稻400餘斤，小麥196斤，油菜籽112斤。解放後，經過土地改革、互助合作、興修水利、改良土壤、推廣良種、提高農業機械化程度，特別是1981年以來逐步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後，作物總產和單產不斷提高。到1985年，全縣總產糧食46634萬斤(其中水稻35292萬斤，小麥10424萬斤)、油菜籽3619.7萬斤；平均畝產量分別為：水稻(中稻)912斤，小麥628斤，油菜籽257斤。

郫縣素有“川西糧倉”之稱，糧食生產一直是農業生產的主體，1985年種植面積佔耕地總面積的135.14%，產值佔種植業總產值的60.87%，人均生產糧食1300多斤，居全市各區縣之首。在大力發展種植業的同時，養殖業也有較大發展。郫縣農民曆來重視養豬，民國時期常年存欄生豬七八萬頭。解放後存欄生豬逐年增多。1985年全縣出欄肥豬35.1萬頭，農村人均0.99頭。出欄生豬中，有93.6%的豬隻胴體瘦肉率在48%以上，有的高達53%。郫縣稻田養魚歷史久遠，據現存史料可追溯至1700多年以前。

解放後注意開發立體農業，堅持“小春搞間套，大春抓魚稻”，稻田養魚面積逐步增大。到1985年，養魚面積約10萬畝，佔全縣水稻面積的四分之一左右。郫縣是全省商品糧油肉生產基地之一，解放36年來，共向國家交售糧食342686萬斤，油菜籽33262萬斤，生豬334.49萬頭，有力地支援了國家建設。農村家庭副業多種生產項目中，從事刺繡、童鞋帽生產和棕竹草編織的歷來很多，產品暢銷省內外，解放後部分出口。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在決不放鬆糧食生產的同時，根據本地自然條件和經濟技術條件，全面發展多種經營，農村產業結構不斷調整，各種專業户不斷湧現，全縣農村經濟明顯向商品化生產轉化。1985年全縣農業總產值達15855萬元(按1980年不變價計算，下同)，比1949年的4896萬元增長2.24倍。 ^[8] 

郫縣的工業，民國時期基礎極薄弱，多為手工業作坊，有10名徒工以上的僅釀造、鍋鏵、土陶等行業10餘家；近代工業只有裝機容量僅38千伏安的成都啓明電氣服務有限公司郫縣分廠一家。據1949年統計，全縣工業總產值639萬元。解放後，工業發展迅速，1985年總產值增至20150萬元，比1949年增長30.5倍。工業產值在工農業總產值中所佔的比重逐步增大，1949年僅佔11.55%，1985年增至55.96%。郫縣工業的發展速度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顯著加快，1978年的工業產值比1949年增長5120萬元，年平均增長176萬元；而1985年與1978年比較，7年間產值增長14391萬元，年平均增長2056萬元。此時期內鄉(村)鎮工業發展特別快，1978年產值為2039萬元，到1985年增至10625萬元，7年間增長4.2倍。這一年，全縣計有鄉(村)鎮工業企業2565家，產值佔農村社會總產值的48.5%，佔工業總產值的52.68%，成為全縣經濟的一大支柱。同年，全縣計有釀造、機械、縫紉、建築材料、木料加工、電力、化學、印刷、飼料、造紙、塑料等40餘個行業。釀造業在全縣經濟中佔有重要位置。主要產品之一的郫縣豆瓣以味辣、香醇、瓣子酥脆著稱，早在民國初年便飲譽省內外。1985年全縣年產郫縣豆瓣8246噸，遠銷港澳，以至東南亞、日本和歐美的一些國家和地區。釀酒歷史悠久，兩千年以前揚雄就在《蜀都賦》為酴酒唱讚歌。唐宋時，郫筒酒深得杜甫、陸游、范成大等著名詩人的好評。1978年後釀酒業興盛，1985年全縣有酒廠91家，產量達4592噸。傳統名特產品除上述郫縣豆瓣和郫筒酒外，還有犀浦醬油、崇寧紅醬油、施鴨子、崇寧鍋、唐昌剪刀、崇寧線等。解放後，工業產品質量不斷提高，到1985年，全縣已有40種產品獲得部、省、市優質、優秀產品稱號。 ^[8] 

隨着鄉村企業的發展和農村經濟結構的變化，農村勞動力的就業結構相應發生變化。據1985年統計，全縣20.18萬個農村勞動力中，從事農林牧副漁業的佔87.4%；從事工業、建築業的佔9.8%；從事商業、運輸業和其他各種服務業的佔4.8%。“農、工、商、建、運、服”的全面發展，使農村大批剩餘勞動力初步有了出路，為進一步振興郫縣提供了堅強的後盾並展示了燦爛的前景。 ^[8] 

解放36年來，郫縣財政狀況逐漸好轉。1949年，全縣預算內財政收入68.65萬元，1985年增至1661.6萬元，增長23倍。職工收入逐年增多。1985年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職工人均年工資分別為1001元和687元，比1980年的701元和544元分別增長42.8%和26.3%。農民收入增長更快。1985年農民人均純收入435元，比1980年的268.1元增長62.3%。同時，全縣國民收入人均527元，創歷史最高水平。解放後，城鄉建設速度逐步加快，1985年完成縣城北街整治任務，街面加寬，樓羣聳立；農村7個場鎮初步完成建設規劃，其中花園場集資200萬元修建了一條寬24米、長928米的新街，集鎮面貌煥然一新。

人民住房逐步改善。1978年後農村有2萬餘户新建了房舍，其中500餘户建造了樓房。1985年農村人均住房面積21.7平方米，城鎮居民人均住房面積8.6平方米。隨着生產的發展，城鄉居民儲蓄大幅度增長。1951年末，全縣儲蓄餘額114萬元，人均4.39元；1985年末，儲蓄餘額增至4966萬元，人均125元。人民購買力相應提高，1985年全縣社會商品零售總額達15178萬元，比1980年增長73.4%，比1952年增長約8倍。

城鄉人民消費水平不斷提高，據典型調查，1985年人均消費糧食624斤、肉類41斤、動植物油10.8斤、蔬菜406斤；農村每百户居民中有自行車185輛、縫紉機35台、手錶232只、收音機75台、電視機38台、收錄機5台、電風扇7台；同年底，全縣有85.5%的農户安上了電燈。 ^[8] 

隨着經濟建設的發展，教育、科技、衞生、文化、體育事業也有很大發展。教育方面，1949年，全縣每千人中僅有在校中小學生92人。解放後，教育事業發生根本變化。到1985年，全縣有中學35所、小學195所、教師3000餘人、在校學生6萬餘人，全縣每千人中有在校學生156人。是年基本普及初等教育，小學、初中、高中的入學率分別為99%、70.9%、20%。有職業中學2所、12班；有農校、教師進修學校和衞生幹部進修學校各1所，電視大學4班，幼兒園388班。科技方面，解放後在工、農、水電、醫衞等領域廣泛開展科學研究活動，並取得可喜成果。其中農業科技人員在糧油作物新品種栽培技術、稻田養魚技術和瘦肉型豬飼養技術的普及和應用上取得明顯成效，為郫縣糧油肉持續增產作出較大貢獻。科技隊伍相應逐步壯大，1985年，國家機關和全民所有制企事業單位計有在崗科技人員1150人，其中自然科學技術人員775人，獲得初級以上技術職稱者556人。衞生方面，解放前缺醫少藥，疾病預防能力低下，傳染病和地方病流行。民國時期霍亂兩度流行，城鄉一片恐怖氣氛，死亡數千人；血吸蟲病曾造成一個村死亡三分之一以上人口的慘景。解放後消滅了甲類傳染病天花、鼠疫、霍亂。70年代基本控制鈎端螺旋體病。1981年基本消滅血吸蟲病。1985年全縣有醫療機構58個，病牀971張，平均每千人擁有病牀2.43張(1950年為0.13張)；同年有醫衞人員1410人，平均每千人擁有醫衞人員3.53人(1950年為0.2人)。由於人民健康水平逐步提高，全縣人口死亡率由解放初期的13.98‰，降低到1985年的5.98‰；人口平均壽命由1949年的35歲，到1982年全國第三次人口普查時提高到67.27歲，即32年間，全縣人均壽命增長近一倍。全縣人口增長率，1950年為13.98‰，60年代一度高達46.59‰。以後逐步加強計劃生育工作，1985年人口自然增長率降至6.31‰。自1978年以來，郫縣連續8年被評為省、市計劃生育工作先進縣。文化方面，解放後建立了文化館、廣播站、報社、新華書店、縣川劇團(1984年撤銷)；郫筒鎮以外各鄉鎮建立了文化站、廣播站；80年代約有180個村(組)創辦了文化活動室；1985年全縣有電影放映單位38個，電影院、影劇院11個，全年電影觀眾達211.75萬人次。郫縣是著名的“蜀繡之鄉”，刺繡針法獨特，技藝高超，解放後有的繡品被選作北京人民大會堂的裝飾品，有的參加了國內外一些重大的工藝美術展覽。端午節在望叢祠開展的羣眾性民歌山歌競唱活動，源遠流長，在漢族地區極為罕見；賽歌會自1983年恢復後，即與商貿活動融為一體，每年吸引省內外眾多的人來郫“看花聽歌做生意”，有力地促進了本縣的經濟交流。郫縣羣眾體育活動歷來較有基礎。80年代，安德鄉新店村與三道堰鎮先後被評為四川省體育先進集體；1985年，中小學生勞衞制達標率達90.34%，有1800多名職工學會了太極拳(劍)。解放36年來，郫縣先後為省、市體育組織輸送運動員26人，其中一人被國家體委授予“運動健將”稱號。1984年開始修建佔地60餘畝的縣體育場，1985年場地初具規模。三道堰的“龍船會”開辦歷史久遠，迄今受到羣眾喜愛。郫縣武術愛好者甚多，解放前便自成流派，並享有“川西小少林”的美譽。80年代中期，全縣經常習練武術者數千人。 ^[8] 

解放36年來，郫縣在各項建設事業上進展迅速，面貌大變。但是，由於歷史和政策等多方面的原因，縣人清醒地意識到還存在許多困難和不足。首先，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後，農業上出現許多新的問題需要進一步解決；二是全縣工業基礎薄弱，縣屬工業企業全為小型企業，缺少骨幹工業，缺少拳頭產品；三是能源和原材料緊缺，近數年日益嚴重地成為影響工業生產能力充分發揮的制約性因素；四是全縣財政緊張狀況沒有得到根本改變，由於財力不足，許多事情辦起來困難重重，甚至根本無法辦；五是人多地少的矛盾比較突出，近數年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和勞務輸出雖已邁出重要一步，但步伐欠快，規模較小，豐富的勞力資源亟待進一步開發利用；六是居民現有文化水平仍然不高，據1982年調查，全縣12歲以上人口中，文盲半文盲達7.4萬餘人。 ^[8] 

郫縣鍾靈毓秀，人材輩出。漢代有著名的哲學家、文學家、語言學家揚雄，以及曾主張限田、限奴婢後遭誣陷而自殺的大司空何武。宋代有著名詩人張俞，他所作政治諷喻詩《蠶婦》等至今廣為傳誦。清代知名將領羅應旒曾在甲午戰爭中率兵兩次大敗日本侵略軍，累計斃日軍千人以上。辛亥革命後，有組織同志軍武裝舉義的楊靖中、張達三，有1927年領導農民開展抗捐鬥爭的張雲卿，有全國著名鐵道工程師藍田，著名化學家、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蕭倫，著名文學教授殷孟倫，著名書法家、曾任四川省書法家協會副主席的餘中英，此外，在繪畫、醫藥衞生等許多領域，也有一批傑出人物。 ^[8] 

郫縣人民一貫具有反壓迫、反剝削的鬥爭精神和革命傳統。川西地區歷史上發生的多次較大的農民起義，如宋代淳化年間的王小波、李順起義，清代咸豐年間的李永和、藍朝鼎起義，起義隊伍路經縣境時，縣內貧苦百姓積極響應，多人蔘加義軍。辛亥保路運動中，郫、崇二縣人民在楊靖中、張達三等同盟會會員的領導下，相繼建立保路同志軍，擁眾數千，歷時兩個多月，轟轟烈烈地開展了反對清政府的武裝鬥爭。

二縣同志軍數度攻佔縣城，並在土橋、犀浦、太平寺、全家河壩、花石橋等地多次與清軍展開激戰，英勇犧牲多人。軍閥割據時期，農民不堪駐軍橫徵暴斂之苦，在張雲卿等領導下，於1927年2月組成農民自衞軍，開展了聲勢浩大的抗糧抗捐鬥爭。農民軍與軍閥部隊展開激烈戰鬥，並在毗鄰各縣民團支援下包圍縣城達40餘日，迫使駐軍接受農軍部分條件。由於郫縣有此羣眾鬥爭基礎，中共成都特支及時派黨員黎靜中等來郫建立中共組織，發展黨員，領導羣眾乘勢深入開展革命鬥爭。

同年10月，在黎靜中等中共黨員領導下，萬餘農眾聚於新場召開了“郫縣軍農衝突死難烈士追悼大會”，顯示了被壓迫羣眾在暴力面前決不屈服的決心和力量。抗日戰爭時期，為反擊日本帝國主義侵略，郫崇二縣民工4萬多人，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先後參加了新津、鳳凰山、黃田壩等5個機場的修築工程。

與此同時，全縣多次開展抗日救亡宣傳和獻金活動。抗日戰爭中，全縣出征抗日將士數以萬計，其中不少人戰死沙場，且多數沒有留下姓名。為迎接解放，郫崇二縣中共黨組織積極開展工作，支持崇寧縣進步教師和青年學生50餘人成立“大家唱合唱團”，在公園公開教唱《山那邊喲好地方》等革命歌曲；同時發動農民建立地下武裝組織“岷江縱隊”第七支隊及四支隊二區隊。

這一時期，古城鄉民眾還建立了反政府的“中華三教同盟軍”，豐樂地區發動了武裝起義；共產黨員張大成於解放前夕被殺害於成都十二橋。郫崇二縣人民為迎接解放付出了巨大的代價。解放初，為開展革命工作，崇寧縣縣長段振聲等光榮犧牲。1952年黑水地區發生叛亂，二縣先後發動農民8000餘人次，翻山越嶺為平叛的解放軍運送糧食及各種軍需物資。以後在抗美援朝和對越自衞反擊戰中，郫縣人民都為革命作出了應有的貢獻。其中，參加中國人民志願軍的3000餘人，犧牲65人；對越自衞反擊戰中犧牲6人。 ^[8] 

縣內文物古蹟較多。列為市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有：望叢祠、古城遺址、杜鵑城遺址、揚雄墓；列為縣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有“本邑軍農衝突死難農眾紀念碑”；列入國家文物事業管理局主編的《中國名勝詞典》的名勝古蹟，除上列望叢祠、杜鵑城遺址及揚雄墓外，還有子云亭。上列名勝古蹟中，望叢祠是古蜀國望帝杜宇和叢帝開明的合祀祠，始建於宋代，清道光年間重修，1983年擴建，佔地面積由原22畝擴大到81.5畝，祠內樓、台、亭、閣、湖、道路和綠化已初具規模，並向遊人開放。出土文物中多有珍品，其中有戰國銘文銅戈、蜀漢銅弩機、東漢簿書碑、説唱陶俑、畫像石棺、石墓門、鹽井畫像磚等。1985年，郫縣有5件出土文物由省博物館選送日本國展出。 ^[8] 

崇寧縣抗日陣亡將士紀念碑 崇寧縣抗日陣亡將士紀念碑，1946年2月修建，坐落在郫縣唐昌鎮公園內湖畔橋頭。四周翠柏森森，顯得肅穆莊嚴。該碑為原崇寧縣人民為了紀念抗日戰爭中浴血犧牲的將士們所修。 ^[10]  全碑由碑頂、碑身、碑座和基腳四部分組成，高約6米。基腳橫截面呈正方形，邊長約1.5米，為條石鑲築而成。碑座高1.5米，橫截面為六邊形，每邊長為1.25米，上面飾梅花圖案。碑身高3.8米，呈正方形，四面鑲有高矮護碑石，緊緊護住，碑四周護有鐵柵，左右側面分別書“我武維揚”及“邦家之光”。署名書刻有崇寧縣長李世豐、慶興鄉鄉長王寧敬，書：“崇寧縣抗日勝利紀念碑”及“崇寧縣抗日陣亡將士紀念碑”，刻技精湛，紅色，楷書，字跡清晰，剛勁有力。 ^[10]  該紀念碑在全省極為少見，具有較高的歷史價值。2000年，崇寧縣抗日陣亡將士紀念碑被郫縣人民政府公佈為縣級文物保護單位。 ^[10] 

唐昌，原名崇寧縣，距今已有1300多年曆史，始建於唐儀鳳二年，古稱川西最富裕的上五縣“温、郫、崇、新、灌”，其中的“崇”即是崇寧縣，也就是今天的唐昌鎮，全鎮幅員面積48.1平方公里，轄6個社區，17個村，人口5.2萬。歷史文化悠久，生態環境優美。 ^[14]  古鎮唐昌，位於成都上風上水的城西龍頭核心地位，離郫縣縣城17公里，經郫縣至成都市區39.5公里，經成都沙西線到唐昌只有28公里，365、709、706、739公交線路與成都中心區域連接成半小時的車程，使得唐昌鎮煥發出巨大的升值潛能，讓不少有眼光和遠見卓識的人對這裏的發展前景信心十足。 ^[14]  近年來，唐昌鎮經濟發展走上快車道，後來居上和高速發展的勢頭鋭不可當。2010年全鎮完成全口徑税收3022萬元，完成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32974萬元，完成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5800萬元，完成農業增加值19528萬元，完成服務業增加值20642萬元，農民人均純收入達9145元，後發優勢更加明顯。 ^[14]  唐昌鎮積極實施“一城二線三河四帶”戰略，以一個城區為核心，依託沙西線和國道317線；圍繞柏馬河、走馬河、徐堰河，結合沙西線和橫山開發發展旅遊產業帶；以戰旗為核心發展唐寶路農業產業帶；以竹唐路為核心發展無公害蔬菜產業帶；以安唐路為核心發展設施農業產業帶，努力開創統籌城鄉發展新局面。2011年，在“十二五”的開局之年，唐昌鎮黨委政府提出：“加快特色產業發展，努力夯實鎮域產業支撐，構建新型城鄉形態，加快沙西綜合示範線建設”的奮鬥目標，新一輪“以特色產業興鎮”的號角已經吹響。 ^[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