岸邊成雄

岸邊成雄（1912.6.16-2005.1.4），日本音樂學家。1912年 6月16日生於東京。1936年於東京帝國大學（現東京大學）文學部東洋史學科畢業，受教於田邊尚雄。

1961年取得東京大學文學博士學位，並獲得日本學士院獎。翌年任該校教授。

1973年為東京大學名譽教授，同時兼任帝京大學教授。

1980年前在東京藝術大學音樂學部授課30年，曾三度赴美國講學。他擔任過東京國立文化研究所的研究員和東洋音樂學會會長，1977年後是國際民間音樂理事會和國際音樂學學會的領導成員，此外還是日本平凡社《音樂大事典》的編委。岸邊成雄是將比較音樂學介紹到日本的主要學者。

一直從事東方音樂、日本音樂的研究。其重要著作有《東方的樂器及其歷史》（1948）、《音樂向西方流播》（1952）、《唐代音樂的歷史研究》（2卷，1961～1962）、《日本的傳統音樂》（1965）等。此外有研究東方音樂和日本音樂的論文等140餘篇，並翻譯了比較音樂學的重要著作，如R.拉赫曼的《東方的音樂》、C.薩克斯的《節奏與速度》等。岸邊成雄是中國音樂學界的良師益友，他的一生是辛勤耕耘、碩果累累的一生.據<九十大壽紀念·岸邊成雄博士業績目錄>的統計，岸邊成雄先生的主要成果有：著書（含譯著）23冊，論文137篇，短論、報告、解説167篇，監修、編輯、參與撰寫條目的辭典、講座64部，監修、編輯、撰寫解説的唱片76套，書評79篇，唱片評論13篇，演奏會節目單解説127篇，隨想等167篇，被翻譯為英文的著作1種，翻譯為中文的著作、論文41種.其中，《唐代音樂史的研究》一書是岸邊成雄先生的代表性論著之一，在學術界影響巨大。中國藝術研究院項陽研究員明確指出：“制度對音樂文化的生成與發展確實有着相當重要的影響，如果大家能夠認同這一點，就給我們的研究提供了一種新的視角、新的思路。回顧中國音樂史的研究，這種方法為許多學者局部運用，日本學者岸邊成雄對唐代音樂史的研究是從制度進行考量的一個範例。從他的引文與參考書目中可以看出，黃現璠①先生的《唐代社會概略》對社會制度的探討是其探究唐代音樂史的基礎，其研究方法，論點、論據給後學以相當的啓示②。”

注：

①黃現璠1935年冬入東京帝國大學研究院，1936年3月出版《唐代社會概略》。岸邊成雄1936年於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東洋史學科畢業。

②項陽：《論制度與傳統音樂文化的關係--兼論中國古代音樂史的研究》（三），載《音樂研究》第18～29頁，2004年第1期。

作為東方音樂學界的一位先驅和泰斗，岸邊成雄先生的成就並不限於以上這些日本罕見、世界少有的宏富的著述，更重要的是在這些著述的研究和寫作過程中，對於學科建設和方法論的探求與貢獻。下面擬從三個方面來對岸邊成雄先生的音樂學研究略做闡述。

唐代音樂史研究與音樂史料學岸邊成雄先生的學術生涯中，唐代音樂史研究是一個宏大的貫穿性主題。1936年，他在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東洋史學科的畢業論文《隋唐俗樂調的研究——龜茲琵琶七聲五旦與俗樂二十八調》，就是有關唐代音樂史研究的題目。1960、1961年出版的《唐代音樂歷史的研究》（樂制編，上下卷），奠定了他作為唐代音樂研究學科帶頭人的地位。此外，還出64音樂研究（季刊）版了專書《唐代樂器》和論文《燕樂名義考》《唐俗樂二十八調之成立年代》《西域七調及其起源》《四部樂考》《敦煌壁畫中的音樂資料》《唐代梨園》《唐代教坊的創設及變遷》《唐代教坊組織》《唐代樂工的登宮》《箜篌的淵源》等數十篇.岸邊成雄先生正是在這唐代音樂斷代史研究的實踐中，豐富和發展了音樂史料學這一學科的。“史料學就是研究史料的蒐集，鑑別和運用的科學，是歷史科學的一個分支。一般説來，史料學又可大體區分為兩類，一類是研究蒐集，鑑別和運用史料的一般規律和方法，可以稱為史料學通論。另一類是研究某一歷史時期或某一史學領域史料的來源，價值和利用，可稱為具體的史料學。”

岸邊成雄先生無論是對於音樂史料學通論，或者是具體的唐代音樂史料學方面，都做出了重要的貢獻.《歷史學與音樂》是岸邊成雄先生對音樂史料學進行全面系統論述的一篇論文。該論文從“音樂史學的理念”，“東洋音樂史的研究方法”，“東洋音樂史的文獻檢索”，“唐代音樂史料考證的實例——以《燕樂》為例”等方面進行了闡述，比較全面地表明瞭他的史學觀和對音樂史料學學科建設的觀點。認為“音樂史學是一門以資料的考證為史實，對古今東西的音樂現象和思維進行再現，敍述並用歷史的觀點對其進化，變化、發展進行綜合研究的學科，其基礎總是歷史時間”，“音樂史學是人文科學性質的學問”，“是敍述有可能再現來去匆匆的歷史事實，同時從全局發現歷史規律的科學”。並且從近代歷史學的發展來肯定實證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認為"最終還是以重新估價唯物史觀，保持考證學和唯物史觀兩全的觀點佔了上風，這也表明了實證主義史觀也應該是歷史學的一個方向"。進而從中國、印度、伊斯蘭等三個文化圈的相互區別以及各國間的文化交融來認識東方音樂史，提出建立世界音樂史的可能性。在“東洋音樂史的研究方法”一節中，岸邊成雄先生指出：“東洋音樂史的研究方法與西洋音樂史的研究方法是基本相同的，但涉及到細節，根據音樂史及史料的不同，理所當然地又有所不同”。並且特別強調史料還支配着歷史敍述。因此，在接下來的論述中，較為全面地闡明瞭他的音樂史料學觀點。

在音樂史料種類的劃分方面，他表現了深厚的學術底藴和文獻功底，以文獻，口傳資料、考古學、圖像學、現存的音響資料和錄音為主要史料。因為當時錄像尚未普及，所以未能列入。尤其在文獻方面，先生不僅對中國音樂史料如數家珍，而且對印度，阿拉伯一般史書中的音樂史料和音樂理論專門着作也瞭如指掌。對中國音樂史料則以實證主義歷史學的方法論述了文獻目錄，中國音樂史料的探索，史料的影印集成等.在文獻目錄方面，他提出：“中國，這個漢字文化圈的祖先國，其文獻有龜甲獸骨文、銅器銘文、木竹簡文、還有石刻文、寫本、板木鉛本。不僅其數量可謂汗牛充棟，而且其質量在亞洲諸國中也是首屈一指的。要從中搜尋出和音樂有關係的好資料也並非易事。”

因此，文獻目錄的建立，成為史料學建設的重要工作。對於中國音樂史料的探索，岸邊成雄先生從漢學傳統出發，甚為重視傳統的經、史、子、集類別的利用。在史料的影印集成方面，他首先舉出了《古今圖書集成》的樂律典一三六卷，但認為這是百科全書而不是叢書，是引用原文的集成，而不是原原本本的集成，也沒有記錄引用書的版本，也無法知道引用的是否善本，引用時還有省略。因此，還不如作為一部索引來利用。對於1962年由中華書局出版的《中國古代音樂史料輯要》第一輯，他認為是音樂史料集成的第一步，肯定了它對善本的照片影印，收集了以《北堂書鈔》為主的25種類書的音樂資料，遺憾的是第一輯以後沒有繼續出版。

1976年由台北鼎文書局出版的楊家駱主編的六冊《中國音樂史料》，收錄了以《書經》為主的經書，《管子》等諸子，《史記》以下二十四史的律志，樂志，會要類等政書，《北堂書鈔》《古今圖書集成》的音樂史料等，也是對善本的影印，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漏了“九通”中的音樂史料是個缺陷.對於自1981年以來由中華書局陸續刊行的《琴曲集成》，岸邊成雄先生認為，它一旦完成，將成為世界上屈指可數的大樂譜集。在以上這些對岸邊成雄先生視野寬闊，科學紮實的關於音樂史料學建設的觀點分析中，筆者既感到其體系構架的科學完整，又體會到先生學問功底的紮實深厚，實為一代宗師，萬世師表。如果説，以上所述乃屬於岸邊成雄先生對音樂史料學通論方面的觀點和貢獻的話，那麼,在唐代音樂歷史研究的實踐中，對於史料的蒐集、整理、分析和利用，就是屬於具體的唐代。

據《岸邊成雄年譜》紀載：岸邊成雄9歲開始歌唱活動。14歲在父親岸辺福雄創作的童話中演唱《星星降落之夜晚》。30歲到韓國考察李王職雅樂部。38歲開始從事正倉院樂器調查。39歲開始持續8年向寺井正數學習能管演奏。42歲與平野健次一同到佐賀縣唐津、大阪等地調查筑紫箏及其音樂。43歲與町桂佳聲一同到伊豆調查民歌。46歲開始連續12年拜吉住小寄與為師，學習長唄。54歲到伊朗進行音樂調查。55歲到菲律賓呂宋島北部調查山地民族音樂。56歲與台灣東海大學教授呂炳川一同台灣調查高山族民樂。63歲開始進行日津市納所遺址和琴組型調查，以後持續在各地進行琴組型調查。64歲開始連續4年參加九學會聯合奄美綜合調查。67歲與呂炳川和藤本壽一到台灣、香港、新加波進行音樂調查；又與國立音樂大學教授內田琉璃子、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教授小島美子（日本著名民族音樂學家）、三谷陽子一同到韓國進行宗廟雅樂、釜山假面具調查。70歲開始學習中文口語。71歲開始進行日本琴士調查。72歲到中國各地共70點調查古代中國音樂資料。74歲到印度尼西亞釐島爪哇各地調查石造寺院樂器浮雕。75歲到新疆調查龜茲千佛洞壁畫。77歲開始連續6年學習中文口語；同時連續12年致力於日本江户時代的琴士調查，一直持續到88歲[2]

岸邊成雄博士還是一個學生時，就把西域壁畫中一個奏樂的場面掛在牀頭，鍾愛到了須臾不能離開的地步。在20世紀60年代他對遺留在日本各地的古琴進行了積極的調查，親眼見過的古琴有60張左右，發現江户以來的琴士有650人左右，他撰寫的《江户時代之琴士物語》，自1993年開始連續發表。由此可見，岸邊成雄作為“東京文獻學派”成員之一，繼承了該學派重視實地調查和實證研究的學術傳統。

岸邊成雄於1936年畢業後成為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助教，遂與飯田忠純共同建議創設學會，得到老師田邊尚雄的支持，在田邊尚雄、岸邊成雄等人的共同努力下，“東洋音樂學會”於同年成立，田邊尚雄任首屆會長，岸邊成雄等人任理事。此為日本的音樂界學會成立之始。

1951年，岸邊成雄參與創立日本音樂學會；1952年4月，日本“音樂學會”成立時，岸邊成雄等人任理事。這些皆為岸邊成雄日後能成為日本“東洋音樂學會”會長、名譽會長和國際音樂學學會領導成員的資歷之一。岸邊成雄還兼任過日本“音樂文獻目錄委員會”委員長，為日本“雅樂協議會”發起人之一，堪稱日本音樂界學會的創立先驅之一。

岸邊成雄長期在東京大學任教，退休後又任教於帝京大學和東京藝術大學，弟子滿門。日本京都市立藝術大學日本傳統音樂研究中心所長久保田敏子教授即曾師從岸邊成雄習音樂學。中國著名藝術考古學家常任俠（1904~1996），曾東渡扶桑留學兩載，得到日本學者鹽谷節山、原田淑人、岸邊成雄、田邊尚雄等人的指導和幫助。從2008年12月由大象出版社出版的《常任俠書信集》中常任俠先後寫給岸邊成雄的十封信，便可看到師生兩人的親密關係。

岸邊成雄的重要著作有《東洋的樂器及其歷史》（1948）、《音樂向西方流播》（1952）、《唐代音樂史研究》（2卷，1960～1961）、《日本的傳統音樂》（1965）等，一些重要著作多次被重版或重印。此外還有研究東方音樂和日本音樂的論文等140餘篇，並翻譯了比較音樂學的重要著作，如R.拉赫曼的《東方的音樂》、C.薩克斯的《節奏與速度》等。岸邊成雄是中國音樂學界的良師益友，他的一生是辛勤耕耘、碩果累累的一生。據《九十大壽紀念·岸邊成雄博士業績目錄》的統計，岸邊成雄先生的主要成果有：著書（含譯著）23冊，論文137篇，短論、報告、解説167篇，監修、編輯、參與撰寫條目的辭典、講座64部，監修、編輯、撰寫解説的唱片76套，書評79篇，唱片評論13篇，演奏會節目單解説127篇，隨想等167篇，被翻譯為英文的著作1種，翻譯為中文的著作、論文41種。其中 《唐代音樂史的研究》一書是岸邊成雄先生的代表性論著之一，在學術界影響巨大。

《唐代的樂器》一書，共收岸邊成雄論文八篇：《唐代樂器的國際性》《琵琶的淵源》《歐美人的琵琶西 方起源論及其批判》《箜篌的淵源》《從敦煌畫中發現的音樂資料》《南北朝隋唐時代的河西音樂》《五代前蜀始祖王建墓館座石雕上的二十四樂妓》《周文矩的唐代宮妓合樂圖》；收林謙三先生的論文四篇：《鮑琴考》《方響雜考》《顯現在佛典中的樂器、音樂、舞蹈》《唐代銅鼓文獻中的兩個疑點》等。岸邊先生於書中所收《唐代樂器的國際性》一文中認為：唐代音樂是中國音樂史上的一個輝煌時期，是古代音樂發達的一個高峯，其音樂的性質具有以管絃、舞樂為中心的特徵。這個發達高峯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唐代有着發達盛行的樂器。從種類眾多的樂器性能、演奏技巧、合奏技法等與唐代前後時代比較都具有極高的發達水平。與當時歐洲一統天下的單旋律教會聲樂相比較，唐代不僅有能夠演奏和聲性的樂器一一笙，而且，還具有能夠演奏豐富和聲性的演奏樂隊可以想象當時音樂的發達程度。為了證明唐代樂器發達、進步的國際性，岸邊成雄先生從唐代樂器的起源、分類、時代變遷以及對日本、朝鮮、周邊鄰國的影響等諸方面做了充分的考證。

他在《琵琶淵源》一文中談到：日本正倉院中的樂器不僅是日本奈良時期的珍貴音樂文物，而且也是研究這些文物淵源地中國，甚至更遠的西亞、印度等音樂文化極具價值的實物。正倉院有三種琵琶：四弦琵琶、五絃琵琶和阮咸。四弦曲頸梨型琵琶源於伊朗，是漢初由西域（新疆）傳入中土，流行於唐代的樂器；五絃棒狀直頸琵琶源於印度，北魏前後流入中國；阮咸則是由中國固有樂器弦數發展演變而來的樂器（也稱秦琵琶）。岸邊先生批判了西歐人卡特·薩克斯卡·休勒金卡等人提出的琵琶起源於歐洲的學説。

從中國的文獻資料來看，箜篌這件樂器，在中國音樂發展史上具有悠久的歷史，而岸邊先生的研究同樣佐證了這一事實。在《箜篌的淵源》一文中，岸邊先生引用了大量中國古代音樂文獻，論述了三種箜篌的起源、發展以及傳播情況。

音樂學界關於嗩吶的起源主要有三種説法：第一種説法是源於波斯。日本學者林謙三在《東亞樂考》中説：“中國的嗩吶，出自波斯、阿拉伯的打合簧（復簧）樂器蘇爾奈。”他認為，嗩吶這個名字的發音，顯示了它是個外來樂器。其語源出於波斯語。另一位日本學者岸邊成雄在其所著《伊斯蘭音樂》中認為嗩吶是波斯語的音譯。林謙三和岸邊成雄的觀點對中國學者產生了很大影響，過去學者大多采用這種觀點。

*《東亞音樂史考》，龍吟社，1944年9月。

*《東洋的樂器及其歷史 》，弘文堂，1948年2月。

*《音樂的西流-從薩拉森到歐洲》（中文譯名《伊斯蘭音樂》），音樂之友社，1952年。

*《唐代音樂的歷史研究》（樂制篇，上、下），東京大學出版會，1960、1961年。

*《日本音樂大系》（1-4卷和別卷），築摩書房，1970-1976年。

*《日本的音樂》，日本放送出版協會，1972年3月。

*《古代絲綢之路音楽-正倉院、敦煌、高麗紀行》，講談社，1982年12月。

*《天平のひびき-正倉院的樂器》，音楽之友社，1984年1月。

*《東洋的音樂-比較音樂學的研究》（羅伯特・拉哈曼著，岸邊成雄譯），音樂之友社，1960年。

*《比較音樂學》（庫爾特・扎庫斯著，岸邊成雄、野村良雄譯），全音樂譜出版社，1966年6月。

*《リズムとテンポ》（庫爾特・扎庫斯著，岸邊成雄監譯），音樂之友社，1979年12月。

*《唐代的樂器》（岸邊成雄、林謙三），音樂之友社，1968年1月。

*《津輕箏曲鬱田流的研究》（歷史篇，岸邊成雄、笹森建英），津輕書房，1976年7月。

* 《儒教社會的女性們》（世界女性史第16卷中國1，加納喜光等著，岸邊成雄編），評論社，1976年。

* 《革命中的女性們》（世界女性史第17卷中國2，三石善吉等著，岸邊成雄編），評論社，1977年。

*《音樂大事典》（岸邊成雄、神保常彥、福田達夫編），平凡社，1981-1983年。

*《鳥海翁琴話》（譯註，痴仙、片山雄八郎、岸邊成雄），冬青社，1985年6月。

*《日本的傳統音樂大系》（1-3卷，岸邊成雄、 池田彌三郎、郡司正勝、平野健次），築摩書房，1990年12月。

*《The Traditional Music of JAPAN》（《日本的傳統音樂》），音樂之友社，1984年。

*《關於日本樂器》（岸邊成雄講述，載大東急紀念文庫 ；文化講座系列第11巻），1957年。

*《中國、朝鮮音樂調查紀行》（解説），音樂之友社，1972年5月。

*《中國東洋音樂實地調查的開拓者田邊尚雄》

*《朝日樂器博物志》（絲繃之路的樂器），朝日新聞社，1986年9月。

*《唐代音樂文獻解説》，東洋音樂研究卷I，1937年11月。

*《民國年的支那音樂史論文要目》，東洋音樂研究1卷1、2號，1938、1939年。

*《燕樂名義考 》，東洋音樂研究1卷2號，1938年5月。

*《四部樂考》，史學雜誌49期，1938年。

*《唐代俗樂二十八調的成立年代》，東洋學報27,38期，1939年5-11月。

*《新生支那音樂的展望 》，音樂俱樂部6，1949年6月。

*《唐代的梨園》，史學雜誌51，1940年11月。

*《唐代教坊的成立及其變遷》，東洋學報28，1941年6月。

*《現代支那音樂》，唱片音樂15，1941年9月。

*《十部伎的成立及其變遷》，加藤繁博士還歷記，1941年。

*《東亞音樂的歷史必然性》，國民精神文化，1942年2月。

*《東亞音樂的特徵》，文化日本，1942年4月。

*《尋訪西城音樂的蹤跡》，音樂教育，1942年11月。

*《宋代教坊的變遷及其組織》，史學雜誌54，1943年4月。

*《東西音樂的交流》，文部省學術振興會，1944年

*《西域七調及其起源》，史學雜誌Ⅷ，1946年5月。

*《宋元戲劇與能》，能2，1947年9月。

*《曹妙達》（育木正二博士還曆紀念），中國名家言行錄，1948年2月。

*《唐代十部伎的性格》，東洋音樂研究第9，1951年2月。

*《近十年海外東洋音樂研究概況》，東洋音樂研究第9，1951年2月。

*《唐代樂工的登官》（和田清博士還曆紀念），東洋史論從，1951年11月。

*《唐代妓館的組織》，東京大學教養學部，1955年3月。

*《清昇平署的樂器》（和田清博士古稀紀念） ，東洋史論叢，1961年2月。

*《清朝雅樂的調查》（東京大學教養學部） ，人文科學紀要，1961年3月。

*《元代自西亞翰入中國的樂器-三絃胡琴的起源》，（台灣）東西文化17，1968年。

*《長沙漢墓2,3號墓的樂器與津市納所的琴》，東洋音樂研究，1966、1967、1977年8月。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音樂學近況》，東洋音樂研究49，1984年9月。

*《絲繃之路的樂器》，文化財，1985年9月。

紀念集

*《日本古典音楽文獻解題》，岸邊成雄博士古希記念出版委員會編，講談社，1987年9月。

*《追悼岸邊成雄先生特集》，載上野學園日本音樂資料室編印《日本音樂史研究 》2006年第6期。

*岸邊成雄著，梁在平、黃志炯譯：《唐代音樂史的研究》，台灣中華書局，1973年版。

*岸邊成雄撰：《東樂的西傳》， 載《音樂譯文》1980年第4 期。

*岸邊成雄著，郎櫻譯：《伊斯蘭音樂》，上海： 上海文藝出版社，1983年。

*岸邊成雄著，郎櫻譯：《比較音樂學的業績與方法》，載《民族音樂學譯文集》，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5年。

*岸邊成雄撰，羅傳開譯：《東方音樂研究的昔日與今朝》，載《音樂藝術》1987年第3期。

*岸邊成雄著，王耀華譯：《古代絲綢之路的音樂》，北京： 人民音樂出版社，1988年5月。

*岸邊成雄著，鄒仲華譯：《古代絲綢之路的音樂》（敦煌資料-絲綢之路文獻敍錄），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1989年。

*岸邊成雄、澤田篤子撰，徐元勇譯：《亞洲佛教音樂概況》，載《中國音樂》1992年第1期。

*岸邊成雄撰，楊桂香摘譯：《江户琴士探源》，《中央音樂學院學報》，2003年 第4期。

有關梨園的樂官，岸邊成雄曾進行過考證，但他的考證不但相當簡略，而且存在錯誤。如他説：“梨園似亦設有監督及教授樂令樂官……梨園之使當和教坊之使相同均非宦官出身……樂官除使外，都知、博士等樂官亦當有相當人數。此外梨園中一部分教習工作，系在太常寺別教院實施，故‘供奉官’亦系其樂官之一種者。”他推測梨園設有使、都知、博士及供奉官，並且梨園使由非宦官出身者充任。按摘要：他的説法並不完備，且多系推測。如梨園設有博士等結論就沒有文獻依據，梨園使由非宦官出身者充任的説法也是錯誤的。

王光祈為中國現代著名音樂學家、社會活動家，少年中國學會的創始人兼首任執行部主任，總理對內對外一切事務。1950年，陳毅因公去四川，臨行前去見毛澤東，毛澤東突然問他：“你認不認識王光祈？”陳毅回答不認識。毛澤東説：“你到四川后替我打聽一下。”陳毅到成都後，在一次宴會上碰到當時成都市副市長李人，方才得知王光祈已於1936年在德國去世。陳毅回京後向毛澤東作了彙報。毛澤東聽後感嘆不已，又説：“下次如再去四川，請了解王光祈有沒有家屬子女。”陳毅再次去成都時，經李人等人四處尋訪，僅在温江王光祈的家鄉找到他的一個遠房侄子。王光祈何許人也？竟讓建國初日理萬機的毛澤東如此掛念？這不僅由於王光祈當年與李大釗等人共同發起少年中國學會，以致鼎盛時期擁有會員107人，精英薈萃，名士雲集，計有共產黨方面毛澤東、李大釗、惲代英、鄧中夏、高君宇、劉仁靜、趙世炎、張聞天；又有國民黨方面的周佛海、楊亮工、吳保豐，沈怡和青年黨的核心成員左舜生、李璜、陳啓天；更有科學、教育、文化界的名流朱自清、宗白華、田漢、張申府、許德珩、李人、方東美、舒新城、楊鍾健、康白情；甚至還有40年代的中國“船王”盧作孚。以至於40年代有人説，當今中國已是“少年中國”的天下。特別是王光祈自1923年起陸續寫作出版了音樂專著16種，並在中外報章書刊上發表了一系列音樂論文，產生了重要影響。因而受其東方音樂論著影響的岸邊成雄對王光祈評價極高，先後讚揚道：“將中國音樂史研究提高到世界水平的，則是王光祈先生及他的《中國音樂史》。”王光祈是“東方研究比較音樂學的第一人。”“把柏林學派的比較音樂學觀點第一個介紹到東方來的，是中國人王光祈。”

山西大學音樂學院理論作曲系教授高興指出：岸邊成雄博士致力於唐代音樂史研究凡五十載。他治學嚴謹，迫求科學方法論，先後發表有關論著二十餘篇並有專著《唐代音樂史的研究》，是當今不可多得的唐學者。

日本上野學園大學音樂系教授福島和夫指出：岸邊成雄博士偉業的經緯喻為1933年之後日本之音樂學，特別是東洋音樂史以及日本音樂史的研究史，想必絕非武斷之言。

中國藝術研究院項陽研究員指出：“制度對音樂文化的生成與發展確實有着相當重要的影響，如果大家能夠認同這一點，就給我們的研究提供了一種新的視角、新的思路。回顧中國音樂史的研究，這種方法為許多學者局部運用，日本學者岸邊成雄對唐代音樂史的研究是從制度進行考量的一個範例。從他的引文與參考書目中可以看出，黃現璠（黃現璠1935年冬入東京帝國大學研究院，1936年3月出版《唐代社會概略》。1936年岸邊成雄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東洋史學科本科，兩人為學友關係。）先生的《唐代社會概略》對社會制度的探討是其探究唐代音樂史的基礎，其研究方法，論點、論據給後學以相當的啓示。”

福建師範大學音樂學院教授王耀華指出：作為東方音樂學界的一位先驅和泰斗，岸邊成雄先生的成就並不限於以上這些日本罕見、世界少有的宏豐的著述，更重要的是在這些著述的研究、寫作過程中，對於學科建設和方法論的探求與貢獻。

河南大學音樂學研究所教授張國強指出：《唐代音樂史的研究》一書是日本著名音樂學家岸邊成雄先生的代表性論著之一，在學術界影響巨大……岸邊成雄先生以其寬廣深厚的文獻學功底，廣泛蒐羅有關唐代音樂歷史的文獻材料，並在此基礎上進行深入細緻的考證。在研究的過程中，岸邊成雄先生“把唐代音樂現象置於特定歷史階段的政治、經濟、社會背景率去考察，通過社會經濟基礎的變化、國內外文化交流融合的狀況、歷史上所發生的重大事件等社會因素與音樂制度、結構及本身性質變化的關係，來闡明唐代音樂的演變及其規律。”作為後學晚輩，筆者對諸多問題的思考均深受岸邊成雄先生的影響，並從中得到莫大的啓發。

岸邊成雄在東大讀書時學習過漢文，師從池內宏、加藤繁、和田清研究過中國古文獻，熟讀唐代漢文典籍，晚年又苦學中文口語，長期與中國學者來往交流，具有對中國人民的崇高友好情感。

1981年，由東京大學名譽教授岸邊成雄監製，中國唱片社和日本東芝EMI株式會社分別出版了香港古箏演奏家項斯華演奏的古箏專集《漁舟唱晚》和《項斯華中國箏名演集》。岸邊博士監製的《項斯華中國箏名演集》亦榮獲日本文部省藝術祭大獎。岸邊成雄博士認為：項斯華“更具有一種樸素的美”，“一個温善的人品，或許可以説，這正是她的音樂表現的本身吧 。”

1996年11月21日至12月4日，中國古琴家成公亮先生應日本民間團體“中國音樂研習會”的邀請，在東京都、大阪府、兵庫縣等城市舉行了古琴獨奏音樂會和講學活動。他高超的演奏技巧、豐富多采的表現力、內在深刻的感情和思想，使日本聽眾不時用“感動”、“驚歎”來稱讚這次音樂會。當時84歲高齡的古琴研究家岸邊成雄博士到場欣賞了成公亮先生的演奏。11月25日，成公亮先生專程拜訪岸邊成雄博士，在他家就古琴音樂交談了三個小時。談話中岸邊博士取成公亮先生的古琴“秋籟”的幹拓，察看樂器內部、斷紋種類、修理狀況、音色等。看後謙遜地説，自己沒有資格評論古琴演奏，有些感想，只不過是歷次中國古琴家的演奏給他的主觀性印象。對於成公亮先生和現代古琴家們的演奏，他談了聽後感説：“我對您的古琴演奏表示衷心的感謝和敬意。我們日本人還難得有機會接觸中國傳統音樂，能聽當代古琴家獨奏的機會更少。這次您的演奏具有高超的藝術造詣和卓越的演奏技術，使日本聽眾進入既新鮮又美好的中國音樂世界……”

岸邊成雄在日本的“絲綢之路博覽會”上買到一套中國音樂家周吉創作的《龜茲古韻》的CD後，反覆聽了好幾遍，並親筆給周吉（1943.1.7 - 2008.5.4，新疆藝術研究所所長、研究員，中國傳統音樂學會副會長，新疆音協副主席）寫信，誇讚樂曲中《元日慶典》《滴水成音》《盛會蘇幕遮》等段落寫得太好了，實在喜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