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教育報

教育從來都是社會生活的重要內容，教育類期刊自然也一直是期刊中的一個重要門類。從建國開始，教育類期刊就伴隨着教育事業的發展變化而不斷髮展變化，它由省教育主管部門主辦，面向廣大教師及其他教育工作者，在傳達黨和政府的教育方針與政策，指導教育工作實踐，交流教育經驗，促進教師隊伍提高素質等方面發揮了很重要的作用。雖然刊名曾有所不同，但這一辦刊宗旨是貫徹始終的。在這一時期，最主要的則是《山西教育》，從1956年到1966年，《山西教育》大致經過了三個不同時期。

《山西教育》由山西省教育廳主辦，1956年11月創刊，系月刊，從創辦到1961年出版第2期之後休刊，這一時期可謂初創階段。《山西教育》的創辦最初源於基層教育工作者的建議。1956年暑假期間，山西省首屆優秀教師及優秀教育工作者表彰大會在太原五中召開，大會期間，不少老資格的專署教育局長、校長和教師提出應該辦一份教育期刊，這一呼籲引起教育廳的重視，分管教育的副省長王中青積極支持，並自告奮勇來當這個刊物的主編，這樣就促成了《山西教育》的誕生。《山西教育》創辦時為32開本，內文34頁，定價0.20元，出版8期後，從1957年7月改為半月刊，改半月刊後正文為26頁，定價0.12元。在創刊號上由時任山西教育廳廳長的解玉田撰寫了代發刊詞《大家動手辦好》。文章根據黨的“八大”精神，闡述了教育事業在掃除文盲、普及小學義務教育、發展高級中學和初級中學、開展工農業餘教育等幾方面的任務，分析了山西省教育工作存在的問題，認為要完成以上任務，提高教育質量，關鍵在於“提高領導，提高教師”，而《山西教育》的出刊就是“為了指導大家的工作，教學和學習”“不斷提高自己”，同時學習教育理論，“開展教育科學研究”。《山西教育》創辦後影響達到海外，印尼華人中有相當訂數，華僑領袖陳嘉庚都曾來信訂閲。

《山西教育》創刊時刊名用魯迅的字輯成，當時是由山西省教育廳編審室編輯，在刊物上則署為“山西教育編委會編”，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創刊號的封面是一位戴紅領巾的小女孩捧一個大向日葵，表達了創辦者把這份雜誌作為豐收之果獻給教育工作者的願望。

這一時期的《山西教育》緊密結合教學實際，緊密配合政治運動，對及時指導教育管理與教學實踐發揮了應有作用。《山西教育》很注意總結山西教育界的典型經驗，及時予以宣傳，如1959年國慶十週年之際，在刊物上連續發表了《山西教育十年》、《萬紫千紅的稷山教育》、《闊步前進的太原五中》、《蓬勃發展的晉北教育》、《在鬥爭中成長起來的範亭中學》等文章。在平時則把很大篇幅用於教學輔導、教材分析，從中學（含師範）到小學，各學科的內容都有涉及，每年度開始之前還及時刊出省教育廳制訂的該年度中學、師範、小學的“教育工作計劃要點”，對全省各地市乃至各學校都有實際指導意義。結合山西特點，搞好複式教學也是刊物關注的重點，複式教學就是在農村小學學生數少的情況下把不同年級的學生安排在同一教室上課，這是當時很普遍的一種教學方式，《山西教育》堅持設專欄對此進行輔導、研究，對提高廣大農村小學教育的質量是有很大促進的。1961年，《山西教育》也未能倖免於停辦的命運。

《山西教育》創刊時由教育廳教研室主任賀逸民兼主任，董錦章為副主任。最初工作人員兩人，以後逐漸調入一些，後下放來幾位“右派”，都是在新華社、教育部重要崗位上工作過的，使《山西教育》一度人才濟濟。從創辦到休刊，《山西教育》共出版82期，這期間頁碼、定價都曾變化，發行量開始6500冊，以後上升至2萬份左右，最多時達到4.5萬份。

在《山西教育》，，。《山西教育簡報》在形式上與一般工作簡報類似之處是封面與內文用紙一樣，但是封面套紅印製了“山西教育”名稱，封底標註“山西教育簡報編輯室編輯出版”，32開本，每月10日、25日出版，定價0.08元，這就與一般簡報有所不同，事實上是《山西教育》的一個新樣式。

《山西教育簡報》1963年1月出版，第1期刊載9篇文章，有政論、有通訊、有教學研究，在“教師信箱”裏有兩封來信，還有一條消息。從編排上看，完全是一種期刊形式，雖容量小些，但承襲了《山西教育》的思路，以後各期也基本上如此。

《山西教育簡報》從當年1月到4月出版了7期，到4月下旬即第8期時，恢復了《山西教育》原刊名，到第9期更標上了總期號：1963年第9期（總84期），這與1961年停辦時的總期號連續了起來。恢復刊名後，封面用紙質量提高了，頁碼也增加了，封面刊登彩色美術作品，封底刊登一首歌曲，在內容上則集中宣傳報道這一年在全國範圍轟轟烈烈開展的“學雷鋒”運動，陸續刊登了毛澤東的題詞“向雷鋒同志學習”，刊發了中共山西省委第一書記陶魯笳的題詞：“響應毛主席號召，在山西全省範圍內開展一個向雷鋒同志學習的運動。”省委書記處候補書記王大任的《熱烈響應“向雷鋒同志學習”的號召》以及全省各地教育系統“學雷鋒”的報道、經驗和體會文章。

恢復刊名之後的《山西教育》在突出“學雷鋒”中心的同時仍注意山西教育事業的全面情況，編輯部曾提出要報道五個方面的經驗：加強思想品德教育方面的經驗；改進教學提高教學質量的經驗；組織學生參加生產勞動的經驗；幫助教師提高思想覺悟和業務文化水平的經驗；加強學校領導、正確貫徹黨的教育方針的經驗。

1963年6月《山西教育》第12期出版時，刊名有所變化，成了《山西教育（小學版）》，總期號仍連續排為第87期。這表明從這時起這本期刊的內容將集中於小學教育。在這一年的7月、8月和12月出版了三期簡報式的《山西教育（中學版）》，頁碼分別為10、12、20頁。到1964年1月，正式創辦了《山西教育（中學版）》與《山西教育（業務教育版）》，《山西教育》開始分成三個版本出版，其中小學版為半月刊，每期20頁。另兩個為月刊，每期32頁。

《山西教育（小學版）》編輯宗旨、方針完全延續了原先的《山西教育》，根據各時期中心工作的不同而有所側重。值得一提的是關於模範教師張瑾瑤的宣傳報道，是從1963年直到1965年刊物的一個突出重點。張瑾瑤是平定縣東北山區神峪口小學的教師。他1952年從部隊轉業到家鄉的黃統嶺鄉擔任神峪口、神水泉、白石頭三個山莊小學的教師，先是在三個山莊巡迴教學，後來又把三個山莊交界處的一個破羊圈辦成了學校，他一面教書一面學習，自己也從初小水平達到了初中文化程度。12年裏他一個人在“從沒出過一個秀才”的山溝裏，教出了114名學生，除升學的外，其餘80多名都成了農村的生產骨幹，其中4名當了生產隊長，6名當了會計和統計，有4個學生後來成了全縣勞動模範。12年來張瑾瑤連續10次被評為縣先進教育工作者，1960年還參加了省文教羣英會，1961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62年獲得縣模範教師的光榮稱號。《山西教育（小學版）》1963年18期發表長篇通訊《獻身山區教育事業的張瑾瑤》，同時配發了編輯部文章《向張瑾瑤同志學習》，在全省教育戰線大力宣傳了這一優秀典型。王中青副省長對報道張瑾瑤的文章親自修改，並明確指示：“要大張旗鼓地宣傳。”他親自安排出專刊，並約請省委書記處候補書記王大任寫評述文章。1964年9月，省教育廳、省總工會和共青團山西省委聯合發出通知，號召全省教育工作者和師範學生及共青團員向張瑾瑤學習，“走又紅又專的道路，當教育革命的促進派”。1964年9月15日出版的《山西教育》小學版第13、14期，中學版第8期，業餘教育版第7期合刊推出學習張瑾瑤專輯，發表了省委書記處候補書記王大任的《人民教師的好榜樣》一文，社論《學習張瑾瑤，做無產階級教育戰士》，通訊《紅色的山鄉教師——訪張瑾瑤同志和神峪口小學》，《張瑾瑤日記摘抄》等一批材料，隆重而又熱烈地再次宣傳張瑾瑤，學習張瑾瑤的活動轟轟烈烈地在全省推開了。接着，《山西日報》、《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人民教育》等紛紛轉載了介紹張瑾瑤的通訊，《山西日報》還同時刊發了王大任的文章，張瑾瑤的事蹟由《山西教育》的宣傳而傳遍全國。這以後，《山西教育（小學版）》又不斷從不同角度推動學習張瑾瑤活動的深入，在1964年後半年即發了40多篇相關稿件。小學版共出版三年半，從1963年6月到1966年12月出該年第24期（總第147期，實際是與其他版合刊了）後停刊。

《山西教育（中學版）》是1964年1月創辦的，從3期簡報算起，到1966年底停刊，中學版共出28期（其中有1965年5月的一期增刊）。《山西教育（中學版）》在存在的兩年內主要內容是按照“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方針，積極宣傳“教育革命”。當時“教育革命”的內容主要有四點，一是思想革命；二是大抓半工半讀、半耕半讀教育；三是改革全日制學校的工作，處理好德育、智育、體育三者的關係；四是“把教育行政部門和學校機關革命化”。《山西教育（中學版）》圍繞這四點從多方面組織稿件，編輯思路是很明確的。在堅持政治導向的同時，《山西教育（中學版）》也關注中學教育的方方面面，如全日制學校的改革、半工（農）半讀教育的發展、學習的政治思想工作等等，刊物在當時全省中學校教職工中還是很有影響的。

《山西教育（業餘教育版）》是針對工農羣眾業餘教育而辦的，創辦於1964年。其主要任務是推動工農業餘教育的發展。兩年之中主要刊發了這樣幾方面的稿件：一是學習毛主席著作；二是掃盲工作，三是技術教育；四是半工（農）半讀教育；五是冬學民校工作；六是回鄉知識青年教育。其他如教學經驗、教師培訓、輔導員工作、先進人物、業餘教育動態等也做了大量報道。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山西學術界、文化界、新聞出版界、教育界等都受到嚴重衝擊，工作陷入混亂和癱瘓狀態。全國期刊出版則一片凋零。《山西教育》的編輯出版和其他刊物命運相似，到1966年底，最後出版一本合刊後被迫停刊。

1971年3月全國出版工作座談會召開，周恩來兩次接見會議領導小組和會議代表，糾正“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反動思潮，要求儘快使出版工作恢復起來。出版工作座談會後，經毛澤東“同意”，中共中央於1971年8月16日向全國有關部門批轉了《關於出版工作座談會的報告》，文件中對期刊工作做了安排。“九·一三”事件之後，中央和國務院更採取一系列措施來扭轉混亂局面，在這種形勢下，山西一些期刊陸續復刊，也有新辦期刊問世，但名稱上都帶有文革特點，如1971年創辦的《紅小兵》、《革命文藝》，改名後的《教育革命》（原《山西教育》）。這一時期由於種種原因，期刊往往不能按時正常出版，到1976年10月時，仍堅持辦刊並較有影響的社科類期刊有《山西羣眾文藝》、《紅小兵》、《山西師院》、《山西教育》、《汾水》等為數不多的一些。

1973年1月，山西省革命委員會教育局創辦了《教育革命》，刊名用毛澤東的字輯成，封面白底上有四個紅字，完全是模仿當時《紅旗》雜誌的樣子，正文前兩頁是大字號的毛主席語錄。這實際上是1966年底停刊的《山西教育》的復刊，次年即1974年就恢復了原刊名並沿用了輯魯迅字的刊頭。

從《教育革命》到《山西教育》，其基本辦刊宗旨，編輯方針是延續不變的，當然仍是“指導全省教育系統的各項工作”，不過與“文革”後期所有的報刊一樣，這各項工作之首就是“革命”，就是不斷出新名堂的“大批判”。綜覽1973年到1976年這四年間的刊物，“抓革命”的脈絡是很明確與清晰的。雖然這一年代的《山西教育》不得不服從於大形勢，但是在廣大教師沒有什麼業務報刊可讀的年代，《山西教育》還是發表了一些與教育業務相關的文章的，就在名稱為《教育革命》的1973年，還發過關於“開門辦學”的19篇，“勤儉辦學”的6篇，“加強教師隊伍建設”的4篇，“教學改革”的12篇，“編教材制教具”的5篇，“漢語拼音教學”的9篇以及一些歌曲、圖片、美術作品，這些內容對於當時在第一線的教師來説還是起到了一定的交流經驗、提高業務水平的作用。

1973年《教育革命》出版時，封面上標有“山西省革命委員會教育局編”，改為《山西教育》後，在版權記錄處改成了“編輯者：山西教育編輯部”。當時編輯部是教育局的一個組，成立時由局教材組組長於忠原兼主任，辛亮任副主任。1975年郭允昌任主任，副主任又增陳遠，編輯共六人。

“文化大革命”結束，中國社會開始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中國共產黨在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央領導下努力清除“左”的錯誤，走上了改革開放之路，中國在歷經劫難之後終於迴歸到全球性的現代化潮流中。從粉碎“四人幫”到80年代中期，即從1977年到1985年，中國在思想、政治、經濟、文化諸多方面都處於一種急劇變化之中，作為上層建築而又具有產業特徵的新聞出版事業則呈現出歷史上從未有過的超常發展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