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背文化

山背文化遺址的發現，有一段傳奇故事。上世紀50年代初期，居住在山背村跑馬嶺周邊的村民經常有人患上無名腫痛，有村民就到山上採草藥，敷在癰疽處。有一次，村民在山上發現泥巴地裏有許多三角形的大小石塊，形似箭頭，便拾了幾塊帶回村裏，稱其為“陰箭”。1961年夏，一名稍有文物知識的村民專門到跑馬嶺山上拾來一塊三角形石塊，送給一名文物部門的工作人員辨認。這名工作人員看過之後也辨認不出，就送到當時的江西省文化管理委員會考古鑑定組鑑定。結果，專家們一致認定村民所説的“陰箭”，實為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遺物！

1961年，江西省考古人員在這裏對地下石器發掘證實，山背文化遺址系公元前2800多年前的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遺址，是長江中下游和鄱陽湖地區一種以段石錛和紅砂陶為主要特徵的文化遺存。山背文化、石峽文化、曇石山文化並列為中國東南地區三種代表性的新石器晚期文化。以山背遺址為代表的新石器晚期文化遺存，與江漢平原的屈家嶺、浙江良渚、嶺南石峽等處新石器文化有較多近似點，可見其與這些地區的原始居民有文化交流，或者受到他們的影響。

原始社會考古表明，九江的先民們早在中石器時代就在這裏勞動、生息、繁衍。進入新石器時代，他們已經較熟練地掌握了製陶技術。新石器時代早期，陶製品就與江西萬年仙人洞出土的陶品有相似之處。隨後既有自身文化的發展規律，又受鄰近各省文化的相互影響。到了新石器時代晚期，山背遺址下層那種以有段石錛和夾砂紅陶為主要特徵文化遺存，廣泛地分佈在鄱陽湖濱和贛江中下游地區，有人稱這種文化為“山背文化”。?

山背文化就其族屬來講，可能是三苗部落的文化遺存。但是這裏在春秋及戰國早期又屬於揚越的地盤，所以三苗可能與後來出現的揚越族有聯繫。通過以上幾個遺址的考古資料表明，他們是以種植水稻為主，以採集和漁獵業為輔的經濟活動，同時可以紡紗織布製作衣服，建房造屋，改善居住條件，他們採用的木骨泥結構的住房，用木棍、泥土和稻草杆作成“三合一”的牆，頂上蓋草或樹皮，這種房子冬暖夏涼，比潮濕的山洞温暖得多。這個時期，製陶技術亦大大提高，不僅種類多，而且質量好，基本上滿足了人們對生活用器的需要。

山背文化是東南地區新石器時代晚期階段的典型遺存之一，距今約4300年左右，因首次發現於江西修水山背而命名。陶器成形基本手製，少量經慢輪修整。陶器可以分為夾砂紅陶、加沙灰陶、泥質灰陶、泥質黑陶和黑皮陶，其中以夾砂紅陶的數量最多。三足器和圈足器比較普遍，器形以鼎、鬹、豆、簋、壺、罐、缽等為多見，其中大袋足帶把鬹、杯形豆為典型器；鼎以侈口束頸鼓腹側扁足的罐形鼎的數量最多，鼎足變化較多，有扁平、圓錐和羊角等式。鬹的特點是細長頸、瘦長袋足。豆有子母口的淺盤豆、蓋豆和高杯形豆。陶器多為素面和磨光，部分飾<BR>弦紋或齒形弦紋，個別器物出現了拍印幾何紋飾，對我國東南地區印紋硬陶起源的研究有重要價值。

從山背文化遺址中出土的大量農業生產工具和形式多樣的陶器組合羣以及草拌泥中夾雜有稻穀殼、稻稈痕跡等來看，説明山背文化時期的原始居民早已定居下來，和同時期南方其他地區的原始居民一樣，從事着艱苦的原始農耕。水稻是當時的主要農作物，儘管這種栽培稻的種別未曾作鑑定，但它肯定不是野生稻。它的發現，有力地説明了贛江流域有種植栽培水稻的悠久歷史。此外，出土的紗輪表明早在新石器時期人類就會紡紗了。

在遺址中發現有相當數量的石骸和陶網墜，反映了當時的原始居民還進行着一定的輔助性勞動——漁獵和採集活動。雖然文化遺存中用於狩獵的石鏃（即石頭磨製的箭頭）數量不少，但豬、狗、牛、羊之類的獸骨卻很少出現，這反映了當時家畜飼養業不是很發達。

山背遺址還發現一座南北長6．5米、東西4．5米的圓角長方形建築，殘存一些土牆，牆基中置有13塊較完整的麻石作柱基，房內西南角套一小室。房子南壁有寬約80釐米的通道，當為大門，室內西部近牆基處有一袋狀燒灶和長方形置灶灰用的小坑，西牆處還有溝槽排水。據瞭解，在我國新石器文化發現的房居遺址中，大型房屋雖有發現，但這種套間式的建築形式尚少見。

值得一提的是，這間房屋還遺存了大批的生產工具和日用器皿，總計183件。其中生產工具有石錛、石斧、石鏃等，生活器皿有陶壺、陶缽等。除了這些常用生活工具外，還有藝術性石球、石蛋，這是一般發現的新石器居住遺址中所罕見的。

室內的遺物有規律地堆放，這就給人以啓示，這座房屋的主人很可能是在某種突如其來的情況下倉促離去，致使原貌得以保存下來。這種原始居址和室內各種陳設的如實再現，無疑為我們今天探索房屋主人身份、人口和生產等情況提供了可貴的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