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縣有朋

山縣有朋，日本幕府末期和明治、大正時期的軍事家、政治家，兩屆首相，日本近代陸軍的奠基人，明治維新以來“軍閥王國的始祖”。

長州藩(今山口縣)中間出身。幼名辰之助，後改名小助、小輔。明治維新後改名有朋，號含雪。自幼喜愛習武，曾把“我是一介武夫”作為座右銘，擅長柔道和劍術。

1853年16歲起，任長州藩役卒、監察員隨從。參加“尊王攘夷”活動。任長州藩倒幕武裝奇兵隊軍監。他曾就學於松下村塾，拜倒幕派領袖吉田松陰為師，與久坂玄瑞、高杉晉作、木户孝允、伊藤博文、井上馨、前原一誠等交往甚密。他多次往返於長州、京都之間，瞭解形勢，策動倒幕。

1864年9月，在抗擊英法荷美四國聯合艦隊炮擊下關的下關戰爭中，他身先士卒，右腕和腹部中彈負傷，成為攘夷運動的先鋒。1865年，他率奇兵隊清除了長州藩中對幕府表示恭順屈從的“俗論黨”，奪回藩政權。

1866年，他又指揮奇兵隊打敗了第二次征討長州的幕府軍，保衞了長州討幕根據地。1868年，在關係到討幕維新運動成敗的戊辰戰爭中，他任北道鎮撫總督兼討伐會津越後口總督的參謀，親自率軍征戰，先後攻佔長岡、若松等戰略要地，為建立明治維新政權做出了重大貢獻。1869年，因“戊辰戰爭”有功，獲得世代享祿600石的待遇。

明治維新後，他赴歐洲英、法、德等國考察軍事。歸國後歷任兵部少輔、大輔、陸軍大輔、陸軍卿、參軍、參謀本部長、內務大臣、農商大臣。直至成為軍界第一無二的實力人物。

他長期致力於日本近代陸軍的建設與改造。1878年發表《告誡軍人書》，強調勇敢、忠誠和服從天皇的舊有美德，反對民主和自由主義傾向。

他是《徵兵令》的倡導者和制定者，他主持進行的變鎮台為師團制，整頓陸軍教育機構，創立軍醫處，為近代陸軍的建立打下思想上和組織上的基礎。逐步把日軍建設成一支近代資產階級軍隊發揮了重要作用。因此，有“日本近代陸軍之父”之稱。

同時，他還通過兩次組閣，在政治上推行“強兵富國”政策，為日本軍國主義的形成和發展進一步拓寬了空間。

他的統治術雖不像伊藤博文那樣老謀深算，但也不是平庸之輩。他性情沉穩且有些神經質，辦事慎重而果斷。不論任何事情，一旦下定決心，就不顧一切幹到底。

1889年12月，黑田隆清內閣辭職，他首次受命組閣，任首相兼內務相，他一上任，為提倡尚武精神，他建立金鵄勳章，以授予將來武功超羣者，對內設法鞏固天皇專制制度，頒佈《帝國教育敕令》；他直接領導創立了地方自治制度，對警察制度進行了根本性改革，並且是制定《保安條列》，鎮壓民主運動的主謀。

對外，於1890年拋出所謂“主權線”與“利益線”的侵略擴張理論作為施政方針，並強調以軍刀作後盾，大力推行軍國主義路線，主張出兵侵略中國和朝鮮。從而形成了日本近現代史上的大陸政策。成了日本軍國主義的奠基人。

1891年5月辭掉首相職務後，不久就出任第二次伊藤內閣司法相，後任樞密院議長，始終控制着軍界，左右着政界。

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時，任第一軍司令，率軍入侵朝鮮。連戰連捷，成為日本第一個跨越鴨綠江的統帥。

奉調回國後，山縣再任監軍兼陸軍相，並參與策劃大本營。1896年，作為特使前往莫斯科，與俄國達成妥協，共同瓜分朝鮮半島。

1898年1月獲元帥稱號，11月到1900年10月重任首相，他不但派兵加入八國聯軍，鎮壓中國義和團運動。而且還想趁火打劫，派兵攻佔廈門，只因顧忌列強反對才作罷。

他雖然竭力主張對外擴張，但在行動時又比較慎重，沙俄當時派兵佔領了東北，窺伺朝鮮，威脅日本的利益，日本政府非常緊張，外相青木周藏力主與俄決戰。山縣深知日本國力尚弱，軍事和外交準備不足，壓制了青木的主張，避免了一場冒險戰爭。對內，他竭力鎮壓剛出現的社會勞工運動。他發佈政府章程，規定只有現役軍官才能擔任陸軍和海軍大臣，從而事實上使軍隊擺脱了文官的控制。

山縣有朋1838年6月生於長州荻城下川島莊，他家屬平民階層，其父是一名比步卒地位還低的倉庫協理員。低微的出身成為他投身明治維新，最終造就了歷史上最大派閥的原動力。

曾有傳説，他小時候，有一次在大雨中和一個地位高的上士相向而行，不慎把泥水濺到上士和服的裙裾上，結果被強迫趴在泥濘中道歉。無論怎麼説，低賤的出身導致了山縣有朋產生打倒德川時代身份制度的念頭，這一點是肯定的。福澤諭吉曾説過：“門第制度有如殺父之仇。”山縣有朋難以容忍德川時代的身份制度。

山縣二十歲時進入松下村塾，二十五歲成為奇兵隊軍監，率領軍隊參加了討幕戰爭。

1868年日本開始實行明治維新，時任兵部大輔的大村益次郎想建立新式軍隊，遭到士族反對，1869年遇襲負重傷身亡。他的後任前原一誠當了不到一年兵部大輔就辭職了。山縣於1871年擔任兵部大輔（1872年官司制改革，改稱陸軍大輔）。之後他一路飛黃騰達，晉升為陸軍中將、近衞都督，成為締造日本新式陸軍的關鍵人物。

1872年，發生了懷疑陸軍省御用商人山城屋從山縣有朋處接受陸軍省公費違法融資事件，山城屋自殺，山縣被迫辭職。但兩個月之後山縣便復官為陸軍卿，這是因為當時的薩長藩閥政府認為如果沒有山縣有朋，日本創建新式陸軍的腳步就會放緩。

政府首先確立了前所未有的徵兵制度。根據山縣有朋在奇兵隊的經驗和考察歐洲各國徵兵制的基礎上，日本政府於1872年頒佈徵兵詔書。詔書及同時頒佈的太政官告諭批判舊武士階層“抗顏坐食”，指出打破武士身份特權將實現上下平等，人權齊一，這樣才是兵農合一的基礎。這種觀點代表了出身於下級武士的維新功臣們的共同想法。

山縣有朋有一特雅緻特優美的名號叫“含雪”，但他一輩子幹得那些事兒和“雅緻優美”沒一點關係。他自幼習武，什麼劍術、柔道、槍法，都挺拿手。年輕時山縣英勇地參加了討伐幕府的戰爭，為明治天皇政府立了大功。日本歷史上最大的“全新改版””—明治維新開始後，山縣被明治政府派到歐美各國考察軍事，這一考察可不得了，山縣受刺激了，原來西方的軍事力量是如此強大如此發達，而他們“東洋軍”和“西洋兵軍”一比，簡直就是一原始部隊。回國後山縣逐漸掌握了明治政府的軍隊大權，開始把自己全部的精力和能力都用在了改革軍制上，他要把日本軍隊也打造成歐美國家那樣的強兵勁旅。

山縣仔細琢磨了一下他在歐美各國看到的軍事制度，認為日本陸軍應該向誕生過陸戰第一牛人拿破崙的法國學習，日本海軍應該向誕生過海戰第一牛人霍雷肖·納爾遜的英國學習，後來他又覺得戰略天才毛奇領導下的德國（普魯士）陸軍更牛，連不可一世的法國也被德國（普魯士）打翻了，於是乎，他乾脆把日本陸軍軍制改成德國式的，一時間，日本軍界冒出了一大批“德粉”。

當時日本的士兵多是職業武士組成的藩兵，這幫傢伙沒見過啥世面，相當落後，還自以為是，山縣早就想廢他們了。在山縣的主張下，明治政府搞了個《徵兵令》，在全國老百姓中徵兵，士兵終於不再像原來那樣只能由武士來當了。近代兵制一實施，日軍的實力馬上壯大起來。為了讓新建的軍隊“老實聽話”，山縣又搞了諸如《軍人“讀法”七條》、《軍人訓誡》、《軍人敕諭》之類的東西，規定士兵們最最重要的就是效忠天皇，為天皇而戰是最大榮譽，為天皇而死是最大幸福。山縣一天到晚鼓足了勁給日本士兵灌輸武士道精神，為了“天皇”，他們幹什麼都行。

有了新軍隊，舊日的武士就不值錢了，山縣又建議政府頒佈《廢刀令》，強迫武士摘掉了象徵地位身份的武士刀（當然，山縣他們那幫日軍頭頭們還是整天配着東洋刀的）。武士們對新政府幹得這些事很憤怒，於是一連串的武士叛亂爆發了，其中影響最大的就是昔日“維新三傑”之一、日本歷史上著名的悲劇英雄西鄉隆盛領導的1877年的鹿兒島叛亂（即“西南戰爭”）。山縣對“叛賊們”毫不手軟，他被任命為日軍的征討參軍（相當於“軍師”），一手製定了作戰計劃，7個月擺平了叛軍，西鄉隆盛最終剖腹自殺。此戰乃明治政府建立以來面臨的最嚴峻考驗，山縣成了贏家，從此他更為天皇所倚重，其權勢和影響力和與日俱增。

西南戰爭後，山縣繼續他的改革大業。1878年他設立了一個相當重要的軍事部門——參謀本部，這可是日本軍事史上的大事，“參謀本部”這個東西權力極大，直屬天皇，可以直接指揮陸軍，負責所有陸軍作戰計劃的制定。對參謀本部來説，政府和議會算個鳥，不僅政府無權管它，它還可以操縱政府。後來日本怎麼就變成了軍人當政的軍國主義國家去四處殺人放火？就這個“軍部獨立”給鬧得，山縣這廝“功不可沒”！

山縣那麼賣力地改革軍制為了啥呢？肯定是“強國”！那強了國之後幹啥呢？明眼人都知道：侵略擴張！山縣這個人對軍制改革萬分痴迷十分投入，對侵略擴張也是情有獨鍾竭盡所能。1889年他當上了內閣首相後就叫囂“伸張國勢”是最要緊的事，也就是日本得抓緊時間搞侵略。

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後，身為陸軍元老的山縣興奮極了，他親自揮刀上陣，擔任第一軍司令官，指揮日軍擊敗清軍，攻佔平壤，然後率軍渡過鴨綠江進入中國境內，連克九連城、丹東。

由於日軍連連得手，清軍節節敗退，山縣是越打越亢奮，甚至打算殺入中國內地與清軍主力決戰，全然不顧補給問題和西方列強有可能干涉。他提出向大本營提出了《徵清三策》，極力主張冬季作戰：1.從海路至山海關再次登陸作戰，建立根據地進行直隸作戰；2.向旅順進軍，將兵站基地移至不凍港；3.立刻北進，攻取奉天。山縣在《徵清三策》中提出南迫京津，北略奉天，同時開闢兩個戰場，再一次表現了日本軍國主義的軍事冒險主義。

首相伊藤博文考慮到日軍冬季登陸不便以及西方列強幹涉等因素並不贊同山縣有朋的冒進主張，還有冬季如果戰線拉得太長，補給勢必也會困難，不如趁機攻擊山東威海衞的北洋水師軍港以及南下攻擊台灣為上策。

最終大本營採用了伊藤的建議，否決了山縣的冒進主張，命令山縣有朋第一軍冬季全軍待命以待春季再發動攻勢。但是山縣悍然獨斷專行，違抗大本營指示私自下令桂太郎師團進攻海城，遭到海城清軍奮勇抵抗而陷入泥潭，而日本國內無足夠的兵力再去支援海城。

所以大本營決定罷免山縣第一軍司令官的職務，但是川上操六等人擔心如果公開罷職山縣勢必會為了保存武人顏面而剖腹自裁，於是建議伊藤首相面見明治天皇以“回國養病”名義召回山縣。

於是明治天皇親自寫了召回詔書，山縣雖然聲稱病已痊癒但是天子命令已下無可奈何，只得乘坐輪船回國。臨行前，他給野津道貫、桂太郎二位師團長寫下了如下的詩句：

馬革裹屍無所期，出師未半豈空回？

無奈天子召何急，臨別陣前淚滿衣！

其憤懣之情溢於言表。回國後面見天皇，被解除樞密院議長以及第一軍司令官職務，改任“監軍”。但依舊參與大本營重要決策。野津道貫升任第一軍司令官職務。

四年後，山縣有朋第二次當組閣拜相，雖然僅執政兩年，但“壞事”沒少幹，其中有兩件最轟動。

第一件是為了對付伊藤博文那幫文人政客，他制定了“軍部大臣現役武官制”，規定擔任陸軍大臣或海軍大臣的人必須是現役大將或中將；

第二件是派遣部隊參加了著名的“強盜匪徒組合”—八國聯軍，合夥欺負大清。

匪徒們在北京一番燒殺奸掠後，山縣很是欣慰—日軍在“卑鄙邪惡”的道路上終於可以和歐美列強平起平坐了！1904年日俄戰爭爆發後，山縣又一次激動得歡呼雀躍，他出任日軍參謀總長和兵站總監，親自制定了對沙皇俄國的作戰計劃，日軍在陸上擊潰了沙俄陸軍，在海上消滅了沙俄艦隊，取得了近現代史上第一次“黃克白”（黃種人打敗白種人）戰爭的勝利，中國東北的父老鄉親被禍害得不輕，從此在瘋癲的道路上一路疾馳。 ^[2] 

雖然山縣被描繪成“民眾之公敵”，但如果不怕引起誤解地説，山縣熱愛民眾，可是附有條件，山縣熱愛那些揮汗如雨勞作的農民、工人，以及在戰爭中勇於獻身的戰士們，他對傭人們十分和藹可親。所以説山縣熱愛的是那些為了國家和政府盡心盡力的民眾。與之相反，他不能容忍民眾對抗、批評政府。

明治初期，山縣把自由民權運動家們視為敵人，指責自由民權運動“盯着民權、誹謗政事、中傷官吏、暴論誹議，無所不為”，認為如任其蔓延必將禍害天下。

1878年發生了竹橋騷亂事件。事件是由於參加過西南戰爭的近衞炮兵隊對政府論功行賞行動遲緩及削減薪俸而引起的。山縣認為其中有民權論滲透到了炮兵隊的背景，於是炮製了一份“軍人敕諭”，其中有一節規定道：“保衞國家，維護國權，全憑軍力，軍力消長關乎國運盛衰。不為輿論所迷惑，不為政治所約束，恪守忠節本分乃軍人之唯一正道。應牢記義重於泰山，死輕於鴻毛。”

山縣強烈反對軍事幹預政治及政治干預軍事。他做到了後者，卻自己踐踏了前者。為了防止政治干預軍事，山縣於1878年建立了參謀本部 ^[6]  。這個機構與以前太政官管轄下的參謀局所不同之處在於，只有作為輔佐天皇處理軍務的最高機關首腦—陸軍卿才可以擔任本部長，而且獨立於政府（太政官）之外。山縣有朋親自擔任了首任參謀本部長。舊日本帝國憲法第11條規定：“天皇統帥陸海軍”，政府、甚至議會都無權干預，從而確立了軍令權的獨立地位。

陸軍中分成以山縣有朋、大山岩、桂太郎、川上操六等人的主流派和曾我佑準、三浦梧樓、堀江芳介、鳥尾小彌太等人的反主流派。

主流派推崇普魯士式二元主義軍事理論，在軍事教育、軍隊制度方面排除原來的法國模式，引入普魯士模式。反主流派與之對抗，堅持法國模式。

此前，陸軍中將鳥尾、三浦、谷干城和少將曾我四位將軍在1881年提出建議書，對政府提出批評，要求重新審議北海道出售官有產業事件。他們的作法觸犯了軍人不得干預政治的訓誡。

同年底，政府廢除了陸海軍刑律，代之以陸軍刑法和海軍刑法，根據新法中對“軍人干預政治、上書議政、講演或以文書形式作宣傳者”的處罰規定，他們被處以禁閉。

此外，長岡外史等人以研究軍事為名於1881年組織成立“月曜會”，反對陸軍進行普魯士式改革，成為與陸軍當局對立的集團。結果該會核心人物鳥尾、三浦、曾我、崛江等人在1888年被編入預備役。1889年“月曜會”被解散。

陸軍中的反主流派被嚴厲禁止過問政治，但提出這一主張的主要人物山縣有朋又是如何做的呢？山縣在1882年擔任參事院議長，佔據行政要職。1883年擔任內務卿，1885年擔任內相，1889年擔任首相，1892年擔任法相，1893年擔任樞密院議長，1898年再次擔任首相，1905年擔任樞密院議長，歷任政界及行政上的要職，晚年作為元老仍對政治掌握強大權力。

在此期間，他還作為現役軍人佔據軍部要職。這難道不是自相矛盾嗎？西鄉、大久保、木户、伊藤等活躍在明治維新期間、創立了明治國家的元勳們大多是行伍出身，但明治初期尚未對文官與武官的職權作嚴格區分，因此伊藤也對軍事進行了相當的干預。他們造就了一個封閉的精英社會，用極端的話講，他們享有特權，可以為所欲為。山縣以軍人身份佔據文官要職的作法被桂太郎繼承，從此軍人政治家層出不窮。

山縣作為軍人政治家，於1889年繼伊藤博文、黑田清隆之後成為第三代首相。確立地方自治制度是山縣內閣第一大課題。評論家上杉慎吉評論道：“山縣公將建立地方自治制度作為國家之根本，併為此作出了努力。應該説，與赫赫戰功相比，他在建立地方自治制度上的功勞更大。”當時的地方自治制度與現在完全不同。山縣的目標是在1890年開設國會之前防止政黨勢力發展到各個地方政府，町村不被捲入中央政界的波瀾，避免中央的波動波及市町村，妨阻國家運營，並將地方政權建設成為市、町、村民的精神涵養講習所。為了讓地方上的名門望族擔任地方議會議員以防止自由民權思想和運動滲透到地方政界，山縣將世界上罕見的等級選舉制度引入地方選舉。

根據政府規定，有選舉權的人限定在滿二十五歲男子、在當地居住兩年以上並交付了兩日元以上直接國税者。如果只是這種選舉限制還不足大驚小怪，山縣主導制定的選舉制度是在市級行政單位中實行所謂“三級選舉法”，在町村中實行“二級選舉法”。即把直接國税交納總額三等分，然後將納税人按交税額多少排序，當納税累計額達到總額三分之一時劃一檔，處於這一檔內的人為第一級選舉人；下一個三分之一總額再劃一檔，這一檔內的納税人為第二級選舉人；剩下的人為第三級選舉人。

第一級選舉人是極少數，從這些人中選出市議員總數的三分之一；第二級選舉人略多一些，第三級選舉人佔大多數，也分別選出三分之一市議員。在町村級行政單位選舉中則分為兩級。

更有甚者，一個郡中三分之二議員由各町村會間接選舉選出，剩下的三分之一由大地主（擁有價值一萬日元以上土地的人）間互助選舉產生。山縣想通過這種方法把“老成踏實”之人安插到地方政界，他認為這些人重視社會秩序，熱心地方公益事業，可以消除高唱“架空中央”論調和空談國家大事的弊端。

山縣沒有大的戰功，卻能成為軍隊最高領袖，這是因為大村益次郎被暗殺；前原一誠在1870年辭去兵部大輔之職，並因1876年的荻之亂遭處刑；西鄉隆盛因鼓吹徵韓論而失勢；桐野利秋、筱原國幹相繼下野；1877年西鄉等人在西南戰爭中失敗，從此從政壇消失。

這樣，在剩下的人之中只有山縣勝任軍隊的領袖了。如上所述，1881年以鳥尾、三浦、谷、曾我四位將軍為首的反山縣勢力被從要職上排擠下來，從此陸軍中形成了山縣派這樣一個大派閥。山縣的影響力滲透到政界、官界和學術界，形成除軍部外還囊括樞密院、貴族院、司法省在內的日本政治史上最大的派閥。後來的吉田茂、田中角榮、竹下登等人的派閥都遠遠不及山縣派的規模。

政治評論家入江貫一認為，山縣之所以能夠建立起這麼龐大的派閥得益於他善於用人。他在用人時先派給他們各種任務以判斷一個人的能力如何，之後適才適用，根據能力委以相應工作，磨鍊其才能後再委以重用。

他對部下從不棄之不顧，而是想辦法幫助部下把工作做好。山縣的部下不論是文官還是武將，只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就可以論功行賞，出人頭地，所以他們沒有更高的要求。他們對山縣宣誓效忠，結成派閥，逐漸壯大。山縣派閥中有陸軍的桂太郎、寺內正毅、田中義一；政界中有白根專一、平田東助、大浦兼武、清浦奎吾、田健次郎等一批人。其中桂太郎、寺內正毅、清浦奎吾、田中義一日後都成為了首相。

山縣雖自稱“一介武夫”，實際上心懷深謀遠慮。和他相反，伊藤博文因性格外向而受人擁戴，但伊藤恃才自傲，不太提拔別人，對沒有能力的人棄之不顧，所以形不成自己的派閥。很多人都承認伊藤是精英，但極少人成為其心腹。

山縣佔據權力中心時，那些想利用山縣的人更加趨之若鶩。《時事新報》在山縣去逝時評論到：“山縣派不過是一些想利用山縣的人們的集團而已。”比如星亨，他為了發展壯大自由黨勢力而利用山縣和伊藤，山縣、伊藤也默認自由黨的利用。原敬一方面試圖通過廢除郡制和分裂貴族院打擊山縣派，一方面又嘗試接近山縣，終於建立了最為山縣所厭惡的政黨內閣。原敬之所以要接近山縣，是因為他知道如果沒有山縣的首肯誰也無法掌握政權。

1889年12月24日第一次山縣內閣成立。山縣首先要面對的是日益迫近的第一屆總選舉。山縣想讓有一定資產的“老成誠實之士”佔據議會多數。在當時的民黨（反政府的政黨、政治派系）勢力中，舊自由黨分裂為大同俱樂部、自由黨、愛國公黨三派，立憲改進黨與舊自由黨派勢力對立，但他們都主張與西方列強締結平等條約；節約政府經費，休養民力，減輕地租；要求言論、出版、集會自由，並在打倒藩閥政權問題上立場一致。

選舉結果民黨勢力在300個議席中獲得174席（大同俱樂部54席，立憲改進黨43席，愛國公黨36席，九州聯合同志會24席，自由黨17席）的多數席位。從第一屆帝國議會開始，民黨就圍繞政府提出的預算案與政府發生對立。政府提出的明治24年度預算案的經常項目為7217萬1181日元，臨時項目為846萬7532日元（不到1日元的忽略不計）。

以大江卓為委員長的預算委員會提出歲出應削減一成，即888萬日元，委員會全體同意。山縣在提出預算案時，一再強調政府當前存在制定制度、發展產業、增強軍備等緊迫課題，但預算案的審議仍不順利。山縣曾一度考慮解散議會，但又擔心這樣做會使外國認為日本實行立憲製為時尚早，最終他借頒佈安保條列將60名異端份子趕出東京，同時拉攏國會議員，以削減631萬日元預算為代價説服了自由黨中的土佐派，預算案才得以在議會通過。中江兆民曾悲憤的稱議會成了：冷血動物的陳列館。

在對外關係方面，山縣有朋留下“主權線”和“利益線”的名言。所謂主權線即指日本必須守衞的國境線，同時也是日本的生命線。利益線與主權線有很大關聯，如果利益線受到外國侵犯，則主權線也面臨危險。當時的朝鮮被認為就是這種利益線。日本通過戰爭進行領土擴張，主權線和利益線都大大地向外延伸了。

山縣厭倦了國會對預算案進行審議，在第一屆議會閉會後馬上就辭職了。山縣第二次組閣是在將近8年之後的1898年月11月。在這8年之中，發生了日清戰爭，民眾的戰爭觀、政治觀都發生了很大變化，富國強兵政策得到認同。

在經濟方面，日清戰爭後日本進入資本積累期，各種政策的實施必須依靠健全的財政制度做保證。為增收地租和將產業家們的意見反映到議會中，修改選舉法成為一大課題。要解決這一課題就必須在議會得到多數支持，因此山縣至少在表面上放棄了超然主義，與舊自由黨派系的憲政黨展開合作。合作的條件有三條，包括放棄超然主義、採用憲政黨綱領、與憲政黨結成休慼相關的一個整體。

第二次山縣內閣在澀澤榮一、大倉喜八郎、安田善次郎等實力派資本家支持下，實現了增收地租和修改選舉法這兩個在當時“最不受歡迎”的課題。憲政黨中的大多數人傾向於政府高層主張的“商工立國論”，在黨內實力者星亨的工作下，選舉法修正案在稍加修改後得以通過。

在第十四屆國會召開之前，山縣內閣修改了文官任用令，堵死了政治家成為敕任文官的道路。他還在1900年修改了陸軍省、海軍省官制，規定軍部大臣只能由現役大將或中將擔任。此外，山縣為對付日清戰爭後爆發的工人、農民運動，於1900年3月頒佈警察法。同年10月，山縣辭去首相職務，但仍對政界、官界、軍界保持着隱性影響力。

日俄戰爭爆發後，任參謀總長兼兵站總督，是戰爭的總謀劃者和指揮者之一。指揮日軍與俄軍作戰，侵佔中國遼南地區。曾三任樞密院院長。1907年晉封為公爵。

通過幾次戰爭，山縣在日本軍政界的影響力是越來越大，當時能與他匹敵的只有政界牛人伊藤博文公爵了，1909年伊藤被韓國刺客安重根給搞死了，山縣終於成了日本軍政界的頭號巨頭，儼然一獨裁者，簡直可以説是一手遮天。經常以元老身份操縱政界。

明治天皇在位時他還老實點，到了大正天皇時期他就無所顧忌了，就連皇太子裕仁選妃他都得管一管（其實是爭權奪利的政治鬥爭），所以大正天皇特煩他，見到他那副老臉就膩味得茶飯不香。

1922年2月1日，這位對近代日本歷史影響至深的日軍大頭目在小田原古稀庵中去世，終年84歲。著有《山縣有朋意見書》等。他培養的那些後輩們繼續在日本軍政界活躍着、瘋癲着…… ^[3] 

山縣有朋是一個嚴厲、陰沉、專橫的傢伙，他對日本軍事發展貢獻巨大，地位顯要，權傾朝野，但並不討人喜歡（日本國內不待見他的人極多）。

他一手打造了現代化的日本軍隊，開創了日本軍部干涉政治的先例，直接參與策劃和指揮了對中國清王朝和沙皇俄國的戰爭並取得勝利。

他對日本迅速躥升為世界軍事強國發揮了重要作用，也使日本在軍國主義道路上一路狂奔，再不回頭，直到毀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