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花鼓

山東花鼓又名花鼓丁香、打花鼓、花鼓秧歌等，是山東省歷史悠久、影響較大的民間説唱藝術形式之一。南宋耐得翁在《都城紀勝》中有記載：“雜扮或雜班，又名紐元子，又名技和，乃雜劇之後散段。在京師時，村人罕見入城，遂撰此端。多是借裝為山東、河北村人以資笑。今之打和鼓、捻梢子、散耍皆是也。”《齊魯非物質文化遺產叢書》戲曲、曲藝卷提到：“南方語言把‘花’讀成‘和’，打和鼓即是打花鼓。可見，當時的雜劇即直接從山東、河北等農村選取素材以資調笑。由此可見，早在宋代，黃河流域的廣大農村就有了花鼓的演唱。”從以上分析可推斷，山東花鼓的歷史至少可上溯至宋代。 ^[2] 

山東花鼓是一種以花鼓為主要伴奏樂器，對口走唱的漢族民間藝術形式，也是山東曲藝中的走唱類曲種，在明代中、後期就已廣泛流行於蘇、魯、豫、皖四省接壤地區，後來逐漸形成了帶有區域性的不同流派，因地域和方言的差異，風格特點區別較為明顯，在流傳過程中產生了“兩夾弦”、“四平調”、“五音戲”、“柳琴戲”、“茂腔”等，是多種劇種的直接母體。 ^[6] 

山東花鼓表演以一生一旦二人對唱形式最為普遍。男為“鼓架子”，女為“舞樁”又稱“包頭”，稍加化妝，邊舞邊唱。男角穿褂扎腰挎鼓，女角系裙扎裙舞帕，對唱對舞；有時女角甩開大辮，扭動屁股，翩翩走場，婀娜多姿，頗具民間風情。後來演出人數就增加了，少則三五人，多則七八人，發展為分角色化妝演出，並增加大鑼、小鑼、鐃鈸、梆子等打擊樂器，吸收了某些戲曲鑼鼓經，演出愈加火爆，逐漸擺脱了“打地攤”，向戲曲形式過渡。 ^[6] 

山東花鼓形成以後，歷史上雖然一度被官府禁止，但仍然在民間廣泛流傳。改革開放以後進入繁盛時期。受經濟大潮的衝擊和多種娛樂形式的影響，自20世紀90年代後期開始，山東花鼓藝術逐漸陷入萎頓。2012年，應熱愛花鼓羣眾的強烈要求，山東花鼓主要傳承地田莊鎮欒官屯村又成立了花鼓劇團，重新開始排練演出。 ^[6] 

山東花鼓基本以農村的民俗活動為載體，如鄉村的紅白喜事及為老人祝壽、鄉間的廟會等民俗活動都請花鼓戲班來唱。由於唱一天的費用固定，花鼓藝人出於經濟意識的考慮，就儘量在樂隊方面精簡人員。對於伴奏人數，藝人有個説法：“緊七松八，六個人抓瞎。”因為山東花鼓一般用八種樂器，如果戲班有七個人伴奏，會比較緊張，如果有八個人則會很輕鬆，如只有六個人，表演時幾乎忙不過來，需要兩人要兼演兩種樂器。

山東花鼓表演時男演員將鼓斜挎在腰間，打鼓者既是演唱者也是伴奏者併兼指揮，用梆子和鼓擊節伴奏基本貫穿演唱的始終。山東花鼓在鼓的指揮下花樣繁多，變化多端，形成了自己的鑼鼓點。熱鬧的鑼鼓點用來招徠觀眾、配合演員唱做念打、渲染氣氛和推動情節發展。山東花鼓演員操着地道的鄉音，以抑揚頓挫的旋律音調、鬆緊相間的節奏娓娓道出鄉村的故事，跟鼓和梆子的節奏聲及其他打擊樂器的伴奏相得益彰，形成具有獨特韻味的風格特徵，也體現了山東人粗獷、豪放、熱情的性格特點。 ^[2] 

山東花鼓的唱腔以七聲音階宮調式為主，主體部分為板式變化體結構。唱腔主要有“平調”、“寒韻”、“誇七鑼”、“過序子”、“念板”、“鑼鼓衝”、“砍牛橛”等。另有專段專曲的“貨郎調”、“拐磨子”、“趕腳調”、“娃娃腔”等。打擊樂由開台鑼鼓和唱唸鑼鼓兩部分組成。在唱腔上一句接一句，一板扣一板，往往多句唱詞一氣呵成，節奏明快，十分入耳。 ^[3] 

山東花鼓的唱腔體制混合使用曲牌體和板腔體。有的唱腔以曲牌命名，如【娃娃】【揚子】以及專曲專用的【採茶歌】【拴娃娃】【坎頭撅】等；但也有的以唱腔板式命名，如【流水板】等。在曲牌音樂的發展過程中，有時也運用板腔體的發展特點，將曲牌中的兩句作為基本的上下句結合唱詞靈活變化，推動唱腔音樂的發展。山東花鼓的曲牌中，樂句的發展變化也是以基本句為基礎。如曲牌【娃娃】的基本句式是八句體，【揚子】的基本句式為十二句。此曲牌的演唱中常常對某些基本句進行一定的變化，有時出於唱詞及情感表現的需要，將曲牌中的兩句作為基本句進行變化發展，變化句與基本句為並列的關係，不會脱離原樂句的調式及基本旋律框架。 ^[2] 

山東花鼓產生於農村並傳承於農村，創作者、演唱者及聽眾都是農民，所以花鼓的鄉土氣息非常濃郁。唱詞夾雜很多山東方言，演唱中的旋律進行也是順應方言的音調走向，音樂跟語言完全融為一體，使得花鼓的演唱不僅通俗易懂而且能充分反映當地的民風民俗及人們的價值觀念。由於山東花鼓是説唱藝術，故其歌詞也具備一定的文學性和藝術性，有固定的字數和韻腳，花鼓的唱詞可謂兼備通俗性和藝術性的雙重特徵。其唱詞特點如下：

1.文人化的書面語和方言俗語相結合，大量使用襯詞。山東花鼓的唱詞將書面語和方言俗語結合使用，並巧妙嵌入方言化的襯詞。這樣的唱詞不僅易於為觀眾所理解，也增強了其韻味的獨特性。花鼓唱詞中巧用襯詞的現象被羣眾稱為“九腔十八昂，七十二哎嗨”。

2.唱詞多為齊言體，以七字句及十字句為主。山東花鼓的唱詞多為齊言體，句式基本結構有：①五字句，如曲牌【坎頭撅】（民間稱為【五字嘣】）；②六字句，如曲牌【扭板】；③七字句，如曲牌【娃娃】；④八字句，如曲牌【哈啦板】；⑤十字句，如曲牌【揚子】等。有的曲牌或板式混和使用六字句和七字句，如【流水板】，也有的曲牌混合使用七字句和十字句，如曲牌【揚子】。 ^[2] 

山東花鼓的音樂形態特徵如下：

1.大多為清樂音階，徵調式最多。山東花鼓唱腔音樂的音階多為清樂音階，徵調式最多，旋律強調徵音和羽音。多以徵音為中心音呈波浪線式發展，最後往往從上下方的二度音（la或fa、#fa）或下方小三度音（mi）回到徵音穩定地結束。

2.山東花鼓的唱腔音樂節拍運用均分律動和非均分律動相結合，節奏類型非常豐富，其中以特性節奏型為基礎形成了唱腔音樂的腔韻及典型性腔句。山東花鼓的“送腔”部分運用非均分律動的節拍進行演唱，送腔後的部分大都為均分律動的節拍。唱腔中的節奏類型非常豐富，常用切分節奏結合不同時值的音符穿插使用；並大量運用弱拍起唱或強拍的弱位起唱。弱拍或弱位起唱的唱詞，往往都是“啊”、“哎”或“昂”等襯詞。豐富的節奏型和旋律音調的結合形成了山東花鼓唱腔音樂中的腔韻及典型性腔句。 ^[2] 

山東花鼓的伴奏樂器中沒有管絃樂器，只有打擊樂器。其中鼓為主要的伴奏樂器，其他伴奏樂器還有大鑼、二鑼、大鑔、小鑔、梆子、手板。有時參演人數少，只用鼓、梆子、鑼、鑔、手板等樂器伴奏。 ^[2] 

山東花鼓有南、北、東三路之分。為主的“南路”流行在魯中魯西南廣大地區，並在菏澤、濟寧地區發展成為“兩夾弦”、“四平調”兩個深受羣眾喜愛的劇種。“北路”流行於聊城、德州、惠民地區。有“聊城花鼓”、“茌平花鼓”，並有以歌舞為主的“柳林花鼓”，臨邑、禹城一帶的花鼓，則發展成為地方小戲“一勾勾”。“東路”即滕縣、鄒縣和嶧城一帶流行的“鑼鼓衝子”，在當地形成“拉魂腔”（即柳琴戲），傳至淄博、濰坊及膠東等地，則稱為“肘鼓子”，逐漸發展演變成為“五音戲”、“柳腔”、“茂腔”等劇種，並對東路大鼓音樂也有明顯影響。 ^[7] 

山東花鼓的經典劇目主要有《梁祝下山》《呂蒙正趕齋》《劈龍棺》《小趕腳》《採茶歌》《休丁香》《站花牆》《張廷秀私訪》《安安送來》《高文舉趕考》等。 ^{[2]  [8]} 

山東花鼓廣泛流行於蘇、魯、豫、皖四省接壤地區，特別是在山東省菏澤市鉅野縣一帶較為流行，演員主要集中在鉅野的西、北部，如太平鎮展屯村、開發區趙官屯、田莊鎮欒官屯、沙土集等。 ^[3-4] 

山東花鼓產生於農村並傳承於農村，沒有專業的演出團體，都是業餘班社，始終處於自生自滅的狀態。其演出的題材內容大多反映生活故事或愛情故事，按山東各地的説法為：“花鼓的戲，都是婆婆媽媽的事，家長裏短的話。”山東花鼓方能以頑強的生命力一直傳承，但由於生存的土壤發生變化等原因，山東花鼓同許多民間姐妹藝術一樣，正在走向瀕臨消亡的邊緣。 ^[2] 

2019年11月12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保護單位名單》公佈，菏澤市藝術研究所獲得山東花鼓項目保護單位資格。 ^[9] 

2023年10月31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保護單位名單》公佈，山東花鼓項目保護單位菏澤市藝術研究所評估合格。 ^[11] 

山東花鼓在鉅野較為流行，歷史上湧現出許多著名花鼓戲藝人，如清同治年間的李可奉（藝名“蓋三縣”）、光緒年間的陳繼才（藝名“陳草帽”），20世紀中期的王殿一（藝名“王三”）等。 ^[4] 

白衍奇，男，1933年出生，山東鉅野縣田莊鎮欒官屯村人。人稱山東花鼓戲的“活字典”，山東花鼓藝術傳承人之一，主攻老生，其唱腔調式多變，表演穩重大方。 ^[6] 

畢慶春，男，1950年出生，田莊鎮欒官屯村人。17歲學藝，先拜本村畢孝聚為師，主攻旦角，人稱“小紅鞋”；後投白衍奇門下，兼演小生，其扮相俊美，唱腔優雅，吐詞清晰。菏澤市市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山東花鼓代表性傳承人。 ^{[6]  [10]} 

刁秀運，男，1948年出生，山東省鄆城縣刁莊村人。山東花鼓演員，其嗓音甜美圓潤，唱腔細膩委婉，表演風格純樸自然，所會書目、唱腔板式較多，以扮演旦角見長。菏澤市市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山東花鼓代表性傳承人。 ^{[8]  [10]} 

2014年11月11日，山東省菏澤市申報的山東花鼓經國務院批准列入第四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5] 

山東花鼓是魯西南人民生產生活、風俗民情發展的載體，見證了不同時期的歷史、經濟、社會和文化的變遷。説唱皆以鄉音俚語，演唱內容多以反映家庭生活為主，民間情趣濃郁，具有方言學、社會學、民俗學、鄉土文化等多種研究價值。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