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中宰相

唐.李延壽《南史·陶弘景傳》：“國家每有吉凶征討大事，無不前以諮詢。月中常有數信，時人謂為山中宰相。”

南朝梁時陶弘景，隱居茅山，屢聘不出，梁武帝常向他請教國家大事，人們稱他為“山中宰相”。比喻隱居的高賢。

元.王子一《劉晨阮肇誤入桃源》第一折：我那裏看家猿鶴年高大，當門松檜樹槎枒。常則是道書堆玉案，仙帔疊青霞。端的個山中閒宰相，林下野人家。“

在江蘇離南京不遠的地方，有座連綿幾十裏的句曲山，傳説漢代有茅盈、茅固、茅衷三兄弟在此成仙，所以又稱茅山。梁武帝蕭衍在位時，常有朝廷的使者帶着皇帝的信件風塵僕僕地前往茅山，得了回書又急匆匆趕回，一月常有那麼幾次。有時遇有重大事件，往來頻繁，前頭剛剛派人捧着詔書、敕告出發，馬上又加派使者去催辦。梁武帝那麼重視茅山的信息，一定是山中住有高人。這人並不是朝廷重臣，而是一位隱居的道士，名叫陶弘景。梁武帝每有軍國大事，都要徵求他意見，他身在方外，卻儼然是朝政決策人物，所以當時人都稱他為“山中宰相”。

這位陶弘景，原先也在官場裏滾過。他原籍丹陽(今屬江蘇省)，從漢到南朝宋、齊之間，他祖上和父親，都有人做過或大或小的官。弘景自小聰明，四五歲時便喜歡讀書，九歲便讀熟《禮記》、《尚書》、《周易》等深奧經書，十一歲做了某王子的博士官。二十三歲做過南齊巴陵王的侍郎，以後又擔任過諸王侍讀一類官職，兼掌書記。當時陶弘景所撰的各類官方文件，同行中奉為定式。然而他儘管才高八斗，做的官卻都是沒有實權的，既不是中央政府中的尚書一類大官，也不是治理一縣一地的實權官職，所以他常怏怏不得志。到了三十六歲那年，決意辭官修道，來到茅山。他以為此山號稱“華陽之天”，神仙家洞天福地之一，於是自號為“華陽隱居”，在山中築道館居住。

梁武帝蕭衍未曾做皇帝前，就和陶弘景是好朋友。蕭衍初奪得大權預備立國，但取什麼朝代名稱，一時打不定主意。陶弘景根據當時流傳的童謠和預卜吉凶的書籍，説其國號應當是“水刃木處”,拼起來是“梁”字，蕭衍採納了他的建議，定國號為梁。事後，蕭衍當然感謝弘景，派人進山慰勞，同時也讓陶為他探求些長生不老的道理，煉些丹藥。史書上稱當時武帝對陶弘景“書問不絕，冠蓋相望”——書信、問候不停傳遞，使者車輛在途中一輛接一輛，可以相互遠遠地望見。武帝知道陶弘景是個奇才，幾次想請他出山做官，但陶堅辭不出。皇帝的詔書採得急了，他就畫了兩頭牛讓人帶去呈給武帝。畫中一牛散放在水草間，一牛則被加上了金籠，有人執着鞭子在驅趕它。武帝一看，明白了意思，笑着説道：“這人沒有什麼榮華富貴的慾念，看來是打算仿效在泥淖中拖着尾巴自由爬行的烏龜(語出《莊子》比喻自由自在的隱居生活)，哪有招徠的辦法?”只是有軍國大事，仍然派人諮詢，“山中宰相”的名聲便是這樣形成的。

陶弘景所屬的道派叫上清派，從他隱居茅山之後，茅山實際成了該派的中心，史稱茅山宗。從他開始，上清派名聲大振，從唐到北宋前期，上清派是社會影響最大的道派。陶弘景自己勤於撰述，寫有道教教理、歷史、養生等方面的著作多種。其中像《神農本草集註》是中國藥物學的重要著作，《養性延命錄》是養生學方面的著作，《效驗方》、《肘後百一方》是中醫學方面的著作，在歷史上都有相當的影響。

陶弘景（456－536）字通明，自號華陽居士，諡"貞白先生"。 ^[1]  丹陽秣陵（今江蘇南京）人，中國南朝齊、梁時期的道教思想家、醫藥家、煉丹家、文學家、書法家，更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陶出身於江東名門丹陽陶氏，祖父陶隆，於南朝宋時侍從孝武帝，因征戰有功，封晉安侯。父親陶貞寶，深解藥術，博涉子史，官至江夏孝昌相。史書稱，陶弘景幼有異操，年四五歲乃好書，“恆以荻為筆，書灰中學字”。九歲即能讀《禮記》、《尚書》、《周易》、《春秋》、《孝經》、《毛詩》、《論語》等儒家經典。十歲得葛洪《神仙傳》後，“晝夜研尋，便有養生之志”。及長，讀書萬餘卷，一事不知，以為深恥”。十五歲作《尋山志》，述説自己傾慕方士的隱逸生活。十七歲後，以才學聞名，與江斅、褚炫、劉俁合稱升明四友。齊高帝蕭道成及其子蕭賾在位時（477～493），陶弘景曾先後出任巴陵王、安成王、宜都王等諸王侍讀，兼管諸王室牒疏章奏等文書事務。永明10年（492年），陶弘景36歲時，辭去官職。《南史?陶弘景傳》裏説陶，“脱朝服掛神武門，上表辭祿”，退居句容之句曲山（茅山）修道。歸隱以後的陶弘景，仍能“知時運之變，俯察人心，憫塗炭之苦”。故梁武帝蕭衍“恩禮愈篤”，且“國家每有吉凶征討大事，無不前往諮詢，月中常有數信，時人謂之山中宰相”。

“六朝霸業成誓水；千古名山猶姓陶。”最先知道陶弘景，即是從清人唐黼墀題陶山寺的這副楹聯開始的，“陶山”兩字沿用至今想必已經千載，可見陶弘景的個人魅力與歷史功績。

就在陶弘景隱居的這一段時期，寫下了千古絕唱《詔問山中何所有賦詩以答》：

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

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贈君。

我讀陶弘景的這首詩，是在汪曾祺寫楠溪江的文章裏，一讀之下，立即被陶弘景這首晶瑩透亮灑脱自如，仿若山嶺上悠閒漂浮的白雲般的文字所征服。這20個字彷彿脱口而出明白如話，又幽默雋永，絕無卑躬屈節之態，如朋友間坐對調侃，字裏行間飄着仙氣，顯得是那麼的怡然自得。從此我記住了陶弘景，記住了陶山。現在選入初中課本的《答謝中書書》也是一篇佳作：“山川之美，古來共談。高峯入雲，清流見底。兩岸石壁，五色交暉；青林翠竹，四時俱備。曉霧將歇，猿鳥亂鳴；夕日欲頹，沉鱗競躍。實是欲界之仙都。自康樂以來，未復有能與其奇者。”現在專家們都在考證，他筆下的實景到底是哪裏。我卻覺得他所描繪的就是温州鄉間的典型景色。你看陶公筆下的景觀：高山、流雲、溪水、翠竹、青林……至紅日隱去時，潛游在水底的魚兒，爭相躍出，一派濃重景色。永嘉、瑞安、文成、平陽，哪一個地方不是如此？哎，還考證什麼啊！

陶弘景曾在我市的福泉山、寺山採藥、煉丹，據説為窮苦人治病，分文不取。百姓感其恩德，稱他住過的地方為“陶山”，他種的甘蔗為“陶蔗”。傳説，陶弘景修道練功的地方，長年雲霧縹緲，詩中又有“白雲”一詞，所以把張染、沙門山一帶稱為：“白雲鄉”（1956年後和另兩鄉合併為陶峯鎮）。現在的福泉山上尚有福泉寺、煉丹巖、白雲嶺等古蹟。

福泉山因為有了這些淵源，所以在鄉人的心目中就顯得特別神聖。我曾在福泉山腳下的桐浦鄉中學擔任過3年校長。那是一所處境窘迫的農村學校，學生大量流失，我臨危赴任，壓力頗大。所以每天總覺得自己有忙不完的事。3年間，我一直想找個機會，上山拜謁一下陶公，但直到卸任也未能成行，深以為憾。

今年的10月2日，是國慶假期。我終於能自己駕車奔赴福泉山了。福泉山剛剛新通了公路，路上汽車還比較少，所以開起來很順暢，誰知開到半山腰，一輛大型拖拉機在拐彎處迎面向我衝來，差點相撞。當時，我緊踩車剎，腦裏一片空白，兩車相隔不到20釐米，總算是停下。陶公保佑啊！至福泉寺，個個虔誠地燒香叩拜，細看座中的陶公，容顏生動，平靜地注視着眾生。出寺門，頭頂白雲飄飄，門前翠竹漪漪，清風怡然，正是陶公筆下景緻：綠水淙淙，篁竹深碧，一派幽清旖旎風光。眾人皆忙着拍照，我卻在心中早已釀好了數篇稿子，現抄錄如下：

《登福泉山祀陶弘景》

掛冠神武遁人間，濟世懸壺猿戲閒。

兇吉未卜詔令至，白雲翠竹真仙顏。

《題福泉山聯》

煉丹台邊，翠竹、白雲依舊昔人去；

盤轉路上，青山、道院不改霧靄來。

白雲繞翠竹，覺真人至今未遠；

峽谷築丹台，迷虹彩到此探望。

丹灶有否高千尺；

東南可期第一山。

平仄如何姑且不論了。算是表達了自己對陶公的敬仰之情。

陶弘景作為歷史上著名的藥物學家，在醫藥方面的最大貢獻，是對《神農本草經》的整理校訂，是本草學發展史上貢獻最大的早期幾個人物之一。在他生活的年代，本草著作有10餘家之多，無統一標準，臨牀運用相當不便，於是他“苞綜諸經，研括煩省”，將當時十幾家的本草著作分別整理成《神農本草經》及《名醫別錄》，加上自己的心得體會，後編成《本草經集註》七卷，該書新增藥物365種，合計730種藥物，成為我國本草學發展史上的一塊里程碑。作為魏伯陽、葛洪之後的中國著名煉丹家，陶弘景對後世的貢獻之一，是記載了硝酸鉀的火焰分析法：“先時有人得一種物﹐其色理與朴硝大同小異﹐朏朏如握雪不冰。強燒之，紫青煙起，仍成灰，不停沸，如朴硝，雲是真消石也。”所謂的“紫青煙起”，是鉀鹽所特有的性質。陶弘景這一記載，是世界化學史上鉀鹽鑑定的最早記錄。

陶弘景還是歷史上著名的書法家，其祖、父皆有書名。《華陽隱居錄》稱其祖父陶隆善寫行書，其父陶貞寶因襲祖藝，善藁隸書，書體以羊欣、蕭思話為法。陶弘景則工草隸兩體，尤擅長行書，師法鍾繇、王羲之，採其氣骨成自己風格。傳世書跡有《屈畫帖》。被宋代黃庭堅稱為“大字之祖”的《瘞鶴銘》，傳為陶公所書。《瘞鶴銘》刻在江蘇鎮江焦山崖石上，字體厚重高古，用筆奇峭飛逸，既有帖學的流暢，又有北碑的氣勢和開張，所以雖為楷書，卻兼有隸、行兩體的意趣，是書法從隸書向楷書轉變的產物。所以歷代對此碑的評價甚高，被譽之為碑帖交融創新的典型代表，具有相當的研究價值和書法地位。

陶弘景還著有《與梁武帝論書啓》一書，是其與梁武帝論書的信札集，討論的是鍾繇、王羲之、王獻之等書法的優劣，文辭優美，議論深刻，為後世書家所看重。

經過五胡亂華後，中原基本已經佛化，南有梁武帝下詔合道事佛，就連被譽為“山中宰相”的道教著名人物陶弘景躲在深山修煉，也要在道館兩旁各修青壇和佛塔一座，以表兩教雙修，死後更是要用佛教的袈裟入殮，陪葬器物。齊文宣帝高洋崇信佛教，於天保六年(555 年) ,齊文宣帝高洋便滅道興佛,強迫道士 削髮為僧。據《資治通鑑》記載，高洋下令境內穿黃衣的道士要麼歸俗為民，要麼剃度為僧，並連殺四位抗拒者，自此之後，北齊境內再無道士蹤跡。

陶弘景的一生，跨宋、齊、梁三代，經歷可謂複雜。雖然梁武帝對其恩遇有加，《南史》也有“山中宰相”之譽。但在南梁時期，舉國崇佛的大環境下，陶弘景作為道教茅山派代表人物，以道教上清派宗師的身份，前往鄮縣禮阿育王塔，自誓受戒，佛道兼修。

陶弘景工草隸行書尤妙。對歷算、地理、醫藥等都有一定研究。曾整理古代的《神農本草經》，並增收魏晉間名醫所用新藥，成《本草經集註》七卷，共載藥物730種，並首創沿用至今的藥物分類方法，以玉石、草木、蟲、獸、果、菜、米實分類，對本草學的發展有一定的影響（原書已佚，現在敦煌發現殘本）其內容為歷代本草書籍收載，得以流傳。

據宋賈嵩《華陽隱居內傳》記載，陶氏著作有三十二種，二百三十三卷之多，可惜現大多已佚失。今尚存有《真誥》、《真靈位業圖》、《登真隱訣》、《本草集註》、《陶隱居本草》、《藥總訣》、《導引養生圖》、《養性延命錄》、《集金丹黃白方》、《太清諸丹集要》；以及《天文星算》、《帝代年曆》、《華陽陶隱居集》等。如此看來，蘇東坡所感慨的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實古今皆然，博大如陶弘景者也概莫能外。 （林新榮文）

公元1911年10月10日（干支紀年辛亥年八月十九日），由革命黨策動的湖北新軍起義在武昌爆發，經一夜激戰，起義者奪取省城，次日即佈告天下——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府成立，九角十八星鐵血旗取代黃龍旗，飄揚在武昌城頭。此後40多天，民軍在漢口、漢陽與南下清軍激戰，湖南、陝西、江西、江蘇等省則紛起宣佈對清廷易幟獨立，260餘年的清王朝以及沿襲2000餘年的專制帝制的崩潰，已成不可阻擋之勢。

值此歷史關頭，革命黨的“共主”孫中山從美國轉赴英國，為未來的共和政權爭取外交及財經支特；革命黨的另一領袖、多次武裝暴動指揮者黃興則從香港趕往上海，偕宋教仁等奔赴武漢前線，隨即投入陽夏苦戰。

清政府方面，在怒斥棄武昌而逃的湖廣總督瑞澄、統制張彪的同時，立即派遣陸軍大臣蔭昌率領北洋新軍，以及海軍大臣薩鎮冰率領艦隊，從水陸兩線合擊武漢。然而北洋新軍並不聽調於滿洲貴族蔭昌，清廷只得曲意敦請三年前罷官在家鄉河南彰德洹上的袁世凱，袁氏則一面與朝廷討價還價，一面集結北洋部屬徐世昌、馮國璋、段祺瑞等，對湖北民軍給予軍事打擊，在奪取漢口、漢陽之後，又與民軍停戰議和。袁氏的謀劃是，以民軍及各省獨立的威勢，迫清廷交權給袁氏，又以手握重兵及漢陽一勝之威為資本、以清帝退位為誘餌，迫民軍讓權。

英、法、日、俄、德、美列強，密切關注中國政情的劇變，一面競相往長江中下游調集軍艦等戰力，對民軍保持軍事壓力，一面在清民兩方加緊外交斡旋，試圖火中取栗，保護並擴大其在華利益。辛亥年末的中國，確乎存亡危急之秋，既預留着創建共和的機遇，也面臨着分崩離析、列強幹涉瓜分的危險。

當此千鈞一髮之際，一批江浙滬士紳聚會於上海南陽路10號的一座名叫“惜陰堂”的小洋樓，商討中國的去向，而樓主是布衣趙鳳昌。常州人趙鳳昌（1856―1938），不僅是惜陰堂聚會的東道主，更是民國建立前後這關鍵的一年間一系列聚會的精神主腦。

趙鳳昌曾任湖廣總督張之洞首席幕僚，昔時武昌有“湖廣總督張之洞，一品夫人趙鳳昌”的戲語流傳，足見趙氏在張之洞主持的“湖北新政”中的作用不可小視。後因政敵攻訐，張之洞忍痛罷黜趙鳳昌，趙氏自此脱離官府，卻攜帶着張氏的關係，以一介布衣活躍滬上，趙宅不僅成為張之洞蒐集內外信息的基地，也是湖北派往海外留學者的中轉站。趙鳳昌更在工商經營、政治交際中，建立起廣泛的中外人脈，社會影響力日漸壯大，在戊戌變法、東南互保、《蘇報》案中，趙氏皆起到穿針引線的作用。

由於趙氏明確了自己的清朝體制外身份，又在華洋雜處的上海不斷汲納新知，故其政治傾向日趨進步。至辛亥首義前後，他的反清立場已基本形成，不過他決非那種呼喚高調的孟浪之士，而是實實在在地於沉潛中推助時代大潮。他與其密友莊藴寬（1866―1932）等江蘇常州系人士，在辛亥首義前後運籌帷幄，折衝樽俎，同革命黨人、立憲派、清朝漢官均有深度聯繫，並與英、法、日、俄的駐華使團相溝通。其在上海的寓所惜陰堂，成為辛亥首義後一段時間江浙滬政要、士紳與革命黨聚會議事的要地。武昌起義不久，趙鳳昌即擬訂政見五條：

保全全國舊有疆土，以鞏固國家之地位。

消融一切種族界限，以拜永久之競爭。

發揮人道主義，以圖國民之幸福。

縮減戰爭時地，以速平和之恢復。

聯絡全國軍民，以促共和之實行。

此確為老成謀國之金玉良言。為實現此五條，趙鳳昌等仁人志士進行了不懈努力。

武昌起義消息傳至上海，趙氏即邀集張謇、莊藴寬及同盟會會員黃炎培、立憲派人物雷奮和孟森等來惜陰堂會商應對之策。上海光復，趙鳳昌又與張謇居中調停，趙氏寓所惜陰堂成為南北代表幕後商議地點，並約定在上海，由江蘇代表雷奮致電各省，派代表前來討論“將來國體、政體根本計議”。

以惜陰堂為樞紐，江浙滬士紳與孫、章及宋教仁、張謇（季直）、莊藴寬（思緘）、湯壽潛（蟄仙）等人議及民國創建的種種關鍵問題，又與湖北軍政府及袁世凱、馮國璋的北洋勢力交相往還，並同外國使團反覆溝通，竭力預防列強幹涉，促成清帝退位，從而對辛亥首義以後的中國政局走勢發生影響。

辛亥年底，革命中心已從武漢轉移到滬寧，當然是全國大局演變、各方力量對比所致，然與趙鳳昌等人前台幕後的縱橫捭闔有相當關係。人稱趙鳳昌為“民國產婆”、“山中宰相”，實不為過。此時的趙鳳昌鼎力支持孫中山、黃興。後來袁世凱稱帝野心日益昭著，趙鳳昌等又首先主張袁世凱從大總統位下台。

趙鳳昌等常州系人士在辛亥首義、民國創立這一歷史關頭，心憂天下，超越黨派，運籌帷幄，大處着眼，實處着手，且始終與歷史前進的大方向相切合，誠古今中外罕見之布衣謀略大師，稱之為“民國諸葛”頗為恰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