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仁守

屠仁守，字梅君，湖北孝感人。生於道光乙未年十二月二十二日(1836年2月8日)卒於光緒癸卯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904年2月9日)，享年68歲。關於屠仁守的出生地，《孝感市志》和《孝感名人集錄》均介紹説是孝感孝南“西河鎮老屋祠村人”，關於屠仁守的生卒年代，《清史稿》卷445本傳以及繆荃孫所作《續碑傳集·屠仁守》，均未明確交代其具體生卒年。有關屠仁守的介紹中，多將其生卒年定為1830——1900年。孝感多部典籍的記載也均為1829－1900年。廣西民族大學歷史教授唐國軍與武曉華1987年的考證，和《屠氏族譜》得出的結論均是：屠仁守生卒年應為1832年——1903年。

同治十三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光緒中，轉御史。時政出多門，仁守因天變請修政治，條上六事，曰：杜諉卸，開壅蔽，慎動作，抑近習，軫民瘼，重國計，而歸本於大公至正、敬天勤民，疏上不省。又以海軍報效，雜進無次，僥倖日多。仁守痛陳五弊：資敍不計，弊一；名器冒濫，弊二；勸懲倒置，弊三；求益得損，財計轉虧，弊四；駔儈朋侵，莫可究詰，弊五。五弊既滋，乃生三患：患病民，患妨賢，患隳紀綱法度。“特以自海軍衙門達之，奉懿旨行之，毋或敢貿然入告，遂使謗騰衢路，而朝廷不聞，患伏隱微，而朝廷不知，羣小得志，寵賂滋張。若不停止，即承平無事，猶或召亂，況時局孔艱乎？”疏入，詔從之，權貴益側目。　十五年，太后歸政，仁守慮僉人讒構兩宮，易生嫌隙，疏請依高宗訓政往事：“凡部院題本、尋常奏事，如常例；外省密摺、廷臣封奏，仍書皇太后、皇上聖鑑，俟慈覽後施行。”並請太后居慈寧宮，節遊觀。詔嚴責，革職永不敍用。既歸，主講山西令德堂。二十六年，兩宮西狩，起用五品京堂，授光祿寺少卿。屠仁守學識淵博，洞達古今，時人稱之為“海內大儒”。同時，屠仁守對西方先進的科學文化又有一定研究，學貫中西。被革職後，屠閉門謝客，潛心於宋五子之書，不敢過為高論。後西遊至太原，主講於令德堂，並任令德書院院長，為山西培養了大批有用人才。其門生有于右任、閻錫山、商震、賈景德等。屠仁守在山西大學的歷史上，曾經寫下了光輝的一頁。為山西培養了一大批有近代知識的人才，是對舊式書院改革，嘗試傳統教育與近代教育模式相結合的先驅者。此後山西大學能飲譽全國乃至聞名世界，跟他開學風，誠懇教學打下的堅實基礎密不可分的。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屠仁守代山西巡撫胡聘之草擬了《奏陳變通書院章程疏》，提出要“革書院舊習，凡辭章考據不急而無用者，悉棄弗治”，主張開設天文、地輿、農務、兵事等一切有用之學，並且提議在書院之外設立水師、武備、器械及工藝製造各類學堂。他在山西執教期間“士風為之一變”，為開啓近代山西的學術風氣做出了積極的貢獻。1897年劉廷琛曾奉命視學山西，回朝後以屠仁守教學之效“聞於朝”。1900年，清廷“以教士有方，賞山西令德書院院長已革御史屠仁守五品卿銜”，他的教學成績得到了清政府的肯定. 1901年12月，陝西大學堂開辦(現西北大學)，受清政府委任，屠仁守任總教習.1904年2月9日在西安病逝葬於陝西省西安市臨潼窯村。

屠仁守的祖父屠之申，是雲南道台屠述濂之子，自己本是秀才出身，後開布行，盈利頗豐，嘉慶時曾捐鉅款，援例授予刑部員外郎中。滑縣白蓮教起義，朝廷出兵鎮壓，他奉命辦理開州（今四川開縣）糧台。起義鎮壓後，升為大名道。因截漕糧賑災，升任甘肅按察使，不久晉升布政使，曾籌款接濟並清免災民欠賦共五十餘萬兩。道光元年調任直隸布政使後，疏浚冀州衡水等處積漬以利民田。在總督直隸時，附京五百里很多老圈旗地，年久隱匿混雜，加之權勢交錯，訟案甚多，朝廷年徵税銀鋭減，他設局進行清查，又命順天四路齊兵歸營訓練，州縣酌增捕役，使兵、捕分開，各負其責，取得卓有成效之功。後因事罷官歸籍後，凡有益鄉里之舉，他皆極力創辦，他捐款家鄉修學堂，修文廟，還修葺京師孝感會館。因年輕時捐款得官，曾在御宴時受羣臣譏諷，誓嚴於家教、勉勵兒孫發奮攻書，以正途搏取功名。以至長子道新戊子舉人，次子道昕（即屠仁守之父）道光丁酉鄉試中第二名，三子道哲直隸無極知縣，四子道折湖南知縣。他自奉廉儉，歷官四十年，卒年71歲。

屠仁守就出生在這曾祖、祖父、父輩這一脈數代多官的書香、官宦門第，自幼即遵祖囑，刻苦讀書，亦於咸豐已未(1859年)中舉，時年27歲，還算少年得志，但直至同治甲戌科(1874)才中進士。與此同時，屠仁守的同鄉黃兆晉（今孝南三汊埠鎮同昶村大黃灣人）、秦應逵（今孝南西河鎮秦家松林人）也於此科分別中了文、武會元。三人住家本相距不足十里，同年入京又分別高中文、武進士。因此孝感民間至今流傳着“十里三進士，一科（同治甲戌科）兩會元”的佳話。

埠鎮集方圓百姓為紀念他們三人的學業“壯舉”，為勉勵後輩照此奮發圖強，同時也分享其中的自豪和榮耀，於是自動捐資，為他仨建廟立祠，蓋了一座題為“三元宮”的寺廟（此寺遺址即今日的“三元宮電站”），讓他們生身塑像接受家鄉善男信女的香火膜拜。由此可見，屠仁守三人在鄉人心目中之地位。

屠仁守中進士後，“先庶吉士散館授編修，補江南道監察御史，以言事褫職”。才開始了真正的政治生涯，則時年已經42歲，也算是中年有成。屠仁守為官，主要做的是“諫官”，這就為他的政治生涯，提供了一個職業平台——剛直、清正、廉潔，正符合諫官職業的基本思想素質要求。他自“以言事褫職”開始，後至中央御史，到1889年(光緒十六年)，因直諫西太后、冒犯天威被革職，“永不敍用”時止，在這長達15年的時間中，都是以諫官的身份在仕途上拼搏。

屠仁守在做御史之際，清廷雖然在太平天國之後迎來了“同治中興”，但整個王朝的頹勢已難以挽回。從現有的記載看，面對王朝弊病叢生的現實，屠仁守表現了一個御史特有的歷史責任，明知不可為而為之，體現了政治家的基本特色。

史載，當時“政出多門，仁守因天變請修政治，條陳六事”（杜諉卸、開壅蔽、慎動作、抑近習、軫民瘼、重國計等六項改良朝政的措施），指出海防建設上的五種弊端（資敍不計、名器冒濫、勸懲到置、求益得損財計轉虧、駔朋侵）。請求朝廷“歸本於大公至正，敬天勤民”。這個上疏看到了清代政治根基出現了問題。在中國傳統政治理論中，敬天是一個王朝政治合法性的依據，“勤民”或者説“保民”，則是王朝政治的現實依託。屠仁守的這個請求，是事關“國本”的大問題，其邏輯前提就是認為清王朝的合法性根基已經動搖，這就戳到了最高統治者的痛處，難怪他們對屠仁守上疏的態度就只能是“不省”了。

康有為説，屠仁守的上疏建言，都是關於國家大政，是別人不敢言者，這個觀察是十分正確的。這種以天下為己任，不顧個人得失的鐵面諫官，正是清末清流派政治家最為基本的政治品格。但細察其所遺留下來的《屠光祿疏稿》一書，則知其言鋒，直接觸及到事關國計民生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風俗等各個方面，件件都是切中時弊的箴言。可惜的是，當時的統治者沒有虛心接納諫議的雅量，他的絕大多數上疏，一再被“不省”而擱置不理。

1888年和1889年是屠仁守諫壇生涯的高峯，同時也是其政治生涯走向低谷甚至結束的終點。這兩年所上的奏疏多為康有為代寫，這些奏疏既體現作為御史官的作用與價值，也體現了他剛直不阿的本色。康有為為他起草著名的《錢幣疏》，曾轟動一時。他所作的《請開清江浦鐵路折》主張“宜用漕運之便，十八站大路之地，先通南北之氣，道近而費省，官先築清江浦鐵路”。實為當時切實可用之策，可惜未被採用。

1889年，他又上疏勸諫太后不要動用海軍經費去專事遊樂，營構園林，其書“既上，奉旨停止”。他又因“海軍報效，雜無進次，僥倖日多”而痛陳五弊，指出：下吏作弊，“而朝廷不聞；患伏隱微，而朝廷不知；羣小得志，寵賂滋張。若不停止，即承平無事，猶或召亂，況時局孔艱乎”？結果是“疏入，詔從之”。

屠仁守的這些政治主張得到朝廷的採納，本來是他最為得意之事，但事實恰恰相反，他的這些奏疏，是以得罪權貴為代價的。康有為説：“屠君以此為怨府”——成為了權貴們怨恨的中心。《清史稿》本傳中則説，他由此而使得“權貴益側目”。清·胡思敬《國聞備乘》中説：“孝感屠仁守在台諫中頗負直聲，同時大僚如大學士恩承、李鴻章、刑部侍郎薛允升、湖廣總督卞寶第、兩廣總督張樹聲、廣西巡撫徐延旭皆被其糾彈”。顯而易見，上列被罷的貪官污吏有誰不恨他！

1889年12月，屠仁守以太和門火災事為引子，命康有為為他草折，提出請停建頤和園工程（西太后工程）；請醇邸不預政事（醇王是皇帝生父，不宜與聞政事）；請責宰相（李鴻章）無狀，以災異罷免；請宦官（李蓮英）勿預政事等等主張。真是膽大包天，矛頭直指西太后、醇親王、李鴻章、李蓮英等這些清朝廷的實際當權者，再次深深得罪了權貴。

第二年初，西太后歸政，屠仁守上疏：“仁守慮前有讒西宮，易生嫌隙。疏請依高宗訓政往事：凡部院題本，尋常奏事，如常例。外省密摺，廷臣封奉，仍書皇太后、皇上聖鑑，俟慈覽後施行。並請太后居慈寧宮，節遊觀”。終因再度觸怒了西太后，即令“原折着擲還”，屠仁守“開去御史，交部議處”。而吏部官員們有保屠仁守之意，議的是“以補官日革職留任”（即暫革職後補用）。太后大怒，氣得把吏部六位堂官及考功掌印郎中，全部罷免，直接下旨：“革仁守職，永不敍用”！屠仁守從此離開了官僚生涯。許多知情者不平曰：“屠君得罪頗以此。蓋此數諫，皆國家第一大事，無人敢言者”。而“屠君被逐，仍無怨色”。

作為官僚，特別是“諫官”屠仁守做得十分盡職盡責，體現了他忠正廉直、大公無私的“清流”政治家風範。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時人及稍後的名人，都對他的諫壇生涯給予了高度評價。繆荃蓀説：“國家近數十年來，以立言得名者，道光、咸豐之間曰曾文正公，曰祁文端公；同治光緒之間曰浙閩總督邊公寶泉，曰户部侍郎郭公嵩燾，曰大學士張公之洞。繼其後者，為吾友屠光祿仁守。”劉廷琛也説：“光緒中諫台最著稱者，孝感屠梅君先生仁守，義烏朱蓉生先生一新。”康有為亦對屠仁守不以個人得失為念，一心為國家着想的崇高品德大加讚賞，説他：

削牘數千言，痛切涕泗流。

下言夷禍鑑，上為國本謀；

台諫久寂寞，一鶚擊高秋。

屠公古豪傑，粹德冠人倫。

但是，由於當時政治的腐敗，屠仁守的許多正確主張未能被朝廷採納，時人亦為之扼腕。於此，繆荃蓀言之最切：尚‘使早用其言，何至有甲午之敗，戊戌之變，庚子之亂哉”？將此後清廷重大內外軍事政治變故發生的原因歸結到不聽屠君之策，可見繆氏對其友的高度自信，劉廷琛亦感慨道：屠仁守以國事為重。“皆以言事得罪，主講書院以終老。識者莫不嘆執政不為國家異賢也”。康有為則認為：“方今海內濤濤，以尊主庇民自任，出處不苟，達可行而行之者，海內士大夫惟公一人而已。”真乃是“屠公古豪傑，粹德冠人倫”了。如此頌揚，説明屠仁守的德操、才能在當時那個社會中是獨樹一幟的，他以諫官為職業，提出了他對國家民族命運的思考，自然體現了其為國為民的士大夫情懷。這些讚譽，或許也有溢美過譽之嫌，但不管怎樣，屠仁守那種慨然以天下為己任、不計個人得失的高貴精神，是值得高度稱頌的。

1890年，屠仁守離開政壇後，與他在政治上交往最多的兩個人是康有為和張之洞。前者是清末變法維新派的領袖，後者則是清流派的代表人物。這就顯現出他在政治傾向上的兩面特色：一方面，他主張或者同情變法(儘管在變法的內容與形式上與康氏主張不同)，另一方面，他又保持了其作為清流派政治家的本色。在與二人之間的關係中，屠與康的關係是以屠為主，康為下，康更多的是服從於屠，或者説康在利用屠，但屠甘被“利用”，則説明二者之間在政見上具有一致性；屠與張的關係與之相反，是以張為主，屠為下，張能重視屠，説明二者的思想傾向、政治主張的一致性。就屠與兩者關係相比較而言，屠更傾向於張。

在此期間，他與湖廣總督張之洞來往密切。光緒二十一(1896)年十一月。張之洞“擬賑興白鹿書院”，“延屠梅君侍御(守仁)主講”，只是不知何故，終“不果來”。 1896年，屠仁守還跟張之洞的幕僚們一起參加了康有為等人在上海發起的強學會，並被列為上海強學會16位發起人之一。第二年，嚴復發表《闢韓》一文，張之洞“見而惡之，謂為洪水猛獸”，於是，“命屠梅君侍御(仁守)作《闢韓駁議》(即《辨闢韓書》)，使得嚴復收斂了批判的風芒。可見屠仁守鐵面諫官的鋒芒依然未減！

縱觀中國史籍，筆者竊以為，古來經天緯地之才者，大凡官場不得志，多去訓課生徒，再展平生所學，屠仁守亦是。屠被“逐出”官場後，晚年是在教育事業中度過的，“主講書院以終老”。大約在其罷官不久，屠仁守來到山西太原，主講令德堂(1882年山西巡撫張之洞等創辦)，任山長。1902年，李提摩太接管（成為原山西大學堂辦學的基礎，也即今山西大學的前身)。屠仁守晚年的大多數時間都是在此度過的，直到1900年離開。1987年山西大學搞百年校慶時，還在紛紛撰文緬懷山西大學前身――令德堂之山長、令德書院院長屠仁守所作的卓越貢獻！

他是一位中西兼通、博聞強記的大學者，從事教育的資本是他那豐博的學識。康有為説他“學術宗紫陽，近與張陸通”，又説他“篤守朱學”。劉廷琛也説，屠仁守卸任之後，“不通賓客，益潛心宋五子書，躬行實踐，不敢過無高論”。稱讚他為“海內大儒，學識精博”，“封疆大吏事以賓師之禮，海內仰其言論，奉為宗師”由此我們可以得知，他的中學以程朱理學為根本，是可以“奉為宗師"的。

當時國內著名的大師，後來的國學大師梁啓超先生就認為，屠仁守是當時“海齒士大夫之鉅子”。而屠仁守不僅精通理學，也“習天文算學，師從李壬叔先生”。李壬叔即李善蘭，中國近代著名西洋數學家，清政府同文館算學總教習、中國最早自然科學教授。當時的山西巡撫胡聘之也以為屠仁守“於天算格致尚能通曉”，這是那些保守的“腐儒”們所不能及的。他的這種學術背景，不僅能使其在教學中運用自如，而且也為他改變舊書院體制，開拓新式教育打下了理論基礎。因此，繆荃蓀説，當他來到山西時，“主講令德堂，士風為之一變”。怎麼變呢？

一是思想之變。雖然依然保留經典的正統地位，但改變了過去一味讀經的教學內容，增加實用的救國富民之學，這就是張之洞“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思想的具體運用與實踐。他在1902年4月給皇帝所上的《叩謝天恩疏》中，就明確地提到了他堅持“中為主，西為用"的教學主張。這當然是與他的學識密不可分的。

二是制度之變。他為山西巡撫胡聘之，所代寫的《奏請變通書院章程疏》，這件疏稿，實際上是屠仁守近代教育思想的展現，是教育改革的先驅理念。他以為，目前國內的學術狀態是：“深詆西學者，既滯於通今，未能一發其扃鐍；過尊西學者，又輕於蔑古，不禪自決其藩籬，欲救二者之偏，則惟有善變書院之法而已。”顯然，屠仁守既非“深詆西學者”，又非“過尊西學者”，而是“欲救二者之偏”的理性思考者和具體行動者。那麼，他的上疏是如何“善變書院之法”呢？

一是革除書院舊習。如辭章、考據等不為急用的學問課程可予以廢除。二是延請德業充備之儒為院長，以道義為“植基”。參經史、時務以求經濟之左。三是開設天文、地輿、農務、兵事等有用之“格致”之學課。四是另設水師、武備、船駁、器械及工技製造等學堂，仍以理為綱，以其操為效。五是開設算學課，並給以習算學的學員特別優侍。六是派人到北京、上海等地廣泛購集外國書籍，藏於書院，以廣學生見聞。

屠仁守認為，上述措施的實行，就可以使“本末不至於倒置，體用不至於乖違。經正而事無不舉”了。顯然，他的這些新的“善變”主張，打破了傳統教育體制下專讀經史、攻八股的舊教學習氣。他強調教育為現實服務，注重應用，學貫東西，這在當時科舉制尚未廢除的時代，無疑是一種教育創新，此為確鑿的事實。為當時沉悶的教育界帶來了一縷新風，因而也被其後的學者評論為“開一代士風”。

在他為新的學院設置眾多新課程中，屠仁守尤為重視算學。他親自執教，教學成績斐然。《屠光祿疏稿·奏請變通書院章程疏》中説：“臣(指胡聘之)前在藩司署巡撫任內……深思曾就省城令德書院，勖其專治實學，兼習算數，以啓新法之端。適已革御史屠仁守充院長有年……既囑其並教諸生，兩載之間，深識其途者不乏。臣蒙恩擢授巡撫，到任後，調閲算學試卷，所有三角、測量、代數、幾何諸題，多能精覆，相繼願學者人數亦增。”

這可以説明：第一，屠仁守教授的算學，是正宗的西學，説他反對效法西洋的觀點不攻自破。第二，他的教學成果是相當顯著，不僅學生學得好，而且影響了一批人，擴大了西學的影響。這正是開教育新風氣之舉。另外，他廣購外國書籍，使學生吸收了外來的先進技術，也把學生的眼界引向了世界，此事對於開“風氣”之影響關係尤著。由此可見，屠仁守不是一個保守的頑固派，他對於書院改革的建議和實踐行為，開啓了清末教育改革的新風，值得充分闡揚。

由於他的教學改革與實踐的功績，1900年(光緒二十六年)5月1日清廷對他下令褒獎：“以教士有方，賞山西令德書院院長、已革御史屠仁守五品卿銜。”以教士有方，得以賞五品卿銜，這是難得的殊榮。這證明，他的改革與實踐成績不僅得到了社會的認可，同時也得到了政府的高度讚揚。許同莘説：“令德堂諸生肄業者，初僅三十人，後廣為五十人，續增為七十人，其後通省人才多出於此”。

此處所説的“其後”，即約為屠仁守主講令德堂之時。此時肄業於令德堂的學生，其後分佈於全國，乃至於世界各地，在政治、經濟、文化和科技事業上做出突出成績者不乏其人。其門生有于右任、閻錫山、商震、賈景德等。不僅如此，當1902年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籌辦山西大學堂之時，將令德書院全部轉入，成為了山西大學辦學的基本力量。繆荃蓀説他“主講令德堂，士風為之一變”，絕非虛言。

1900年，慈禧因被八國聯軍趕出了北京，攜光緒皇帝一道逃往山西，經大學士鹿傳霖的保薦，屠曾被召見“特旨授光祿大夫”，並下令“交政務處委任”，但又由於“小人擠之，使不安其位”，最後到西太后“迴鑾”北京時，仍“留先生主講關中”。屠仁守第二次出仕的夢又破滅，由此而以教學終老一生。

1901年12月，陝西大學堂開辦，受清政府委任，屠仁守任總教習。這時他已年近70，體弱多病，但他仍然表示，要以“扶持名教，鼓勵英才”為宗旨，以“中為體，西為輔”，設置教學計劃，為國家教養人才而盡力。1904年，屠仁守因病卒於西安，終年68歲。亦可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綜觀屠仁守的一生，為三個階段：1832年——1874年(42歲以前)，成長與刻苦學習階段；1874年——1889年(42歲——57歲)，是他的官場生涯；1890年(58歲)以後，則是其教學生涯時期。終其一生，橫跨官場與學界：作為官員，屠仁守恪守禦史職責，慨然以天下為己任，不計個人得失，不畏權貴，是一位難得的忠直廉正之士。他為人耿直，嫉惡如仇，德冠羣倫，在清末腐敗的官吏羣體中，出淤泥而不染，獨具風格，堪當清末“鐵面諫官”的讚譽。作為學者和教育家，他學識淵博，兼通中西，在對舊書院體制改革、培養人才、開啓學風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受到朝廷與人民的讚揚。

屠仁守墓誌銘：屠仁守生於道光乙未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卒於光緒癸卯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康有為謁屠仁守墓祭文

孔子二千四百七十四年十一月初四日康有為謹以三牲醴酒告於 光祿少卿梅君先生之墳曰嗚呼

先生直道正學正色立朝一士諤諤王臣蹇蹇乃心君國牝雞司晨呂武淫樂 先生匪躬上書彈駁請罷園工秋雁鵰鶚終請歸政中後私悉 是時與僕頻見論學今古中外縱橫述作祖述孔孟憲章閩洛身體力行講學先覺 公退朝來屬我有作即代草奏遂遘黜落自爾卅載死生契闊俟妄變法海外棲託 公教秦晉造成棫樸永訣不見望風涕落西行遊秦才子登嶽今謁 墳塋思舊合漠衣冠精爽九原來格陳奠牲酒 神其歆酌尚 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