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奉吉

尹奉吉，出生於忠清南道的禮山。3歲時，朝鮮被日本吞併，淪為其殖民地。

1919年，11歲的尹奉吉親身經歷朝鮮人爭取民族獨立的“三·一獨立運動”及其之後的血腥鎮壓。

1925年，尹奉吉在家鄉辦學，進行農民教育及啓蒙運動。

1930年，離開家鄉到中國流亡。尹奉吉經過東北、青島，輾轉在1931年到達上海，並認識當時在上海組成朝鮮臨時流亡政府的金九。

1932年4月26日，尹奉吉加入“韓人愛國團”，在王亞樵的策劃下，接受金九的委派，進行刺殺日人的任務。尹奉吉在行刺前手持手榴彈，在朝鮮國旗下宣誓。

4月29日，居住上海的日本人慶祝日皇壽辰的“天長節”，在虹口公園舉行慶典；同時祝賀日本在“一·二八”事變於上海取得“軍事勝利”。尹奉吉以日本人裝扮進入會場，身上帶着製作成水壺模樣的炸彈。當典禮儀式中日本人一起唱國歌時，尹奉吉將炸彈擲向主席台。結果在台上的河端貞次被當場被炸死；白川義則被炸的血肉模糊，送院後死亡；植田謙吉被炸斷一腿；重光葵被炸斷一腿；野村吉三郎被炸瞎一眼。尹奉吉被當場逮捕，同年12月押送日本，在石川縣金澤日本陸軍基地內慷慨就義。

抗戰勝利後尹奉吉的遺體被運往韓國安葬。上海魯迅公園、日本金澤亦有尹奉吉的紀念碑，還建造了梅園，內設尹奉吉紀念館來紀念這位朝鮮抗日烈士。

1932年4月29日，是日本昭和天皇生日。

這一天，在中國上海虹口公園裏發生了一起震驚世界的大爆炸。

當時正在參加日軍閲兵式的侵華日軍總司令白川義則大將、日本駐滬留民團行政委員長河端、日本駐華公使重光葵、日軍第九師團長植田謙吉等一批日軍高級軍政官員被一枚威力巨大的炸彈炸死、炸傷，原本熱鬧非凡的日軍閲兵式主席台頓時變成血肉橫飛的“陳屍”場。

原來，1932年1月28日夜間，日軍制造藉口，突然分三路向閘北的中國駐軍發起進攻，駐守上海的十九路軍在總指揮蔣光鼐、軍長蔡廷鍇等人的指揮下奮起抵抗，進行了“一二八”淞滬抗戰。

苦戰月餘，斷絕後援的十九路軍腹背受敵，不得不放棄江灣、閘北等陣地，撤退至上海市郊繼續抵抗。

3月3日，國際聯盟行政院作出中日雙方停戰的決議。在英、美、法、意等國的調停下，中日兩國代表進行談判。日方憑藉在軍事上的優勢，無理要求中國軍隊撤出上海及周邊地區，繼而由日本軍隊駐守。

就在中日談判仍在繼續之時，衝昏頭腦的日本駐滬軍政要人，決定借4月29日慶祝“天長節”（昭和天皇生日）的機會，在虹口公園舉行“淞滬戰爭祝捷大會”。

為了打擊日本囂張的氣焰，不讓其陰謀得逞，國民政府行政院代理院長兼淞滬警備司令陳銘樞、十九路軍將領蔣光鼐、蔡廷鍇決定採取特別行動，破壞“淞滬戰爭祝捷大會”。

陳銘樞特地找到與其交往很深的上海斧頭幫幫主、暗殺黨領袖王亞樵，向其透露這一構想。

具有正義感且擅長此道的王亞樵十分贊同破壞“淞滬戰爭祝捷大會”的特別行動，但因日方為防不測，早已放言，稱“祝捷大會”不許任何中國人入場，只有日本、朝鮮人可以入場。

這樣王亞樵所領導的鐵血鋤奸團便難以有所作為，但他提出了中朝聯合的想法，並安排人與交情頗深的朝鮮國義士聯繫。

壯士臨危受命 誓死抗日救國。

1910年8月22日，日本正式吞併了朝鮮。首任總督、陸軍大將寺內正毅上任伊始便公開叫囂：“朝鮮人順我者生，逆我者亡。”但朝鮮人民並未屈從於倭寇的淫威，從亡國的那一刻起，他們的反抗便從未停止。

1919年3月1日，以具有獨立傾向的韓國廢帝高宗李熙被日軍毒斃為契機，朝鮮人民壓抑已久的民族仇恨強烈地爆發出來，超過200萬的朝鮮民眾參與了這場爭取民族獨立、自由的神聖鬥爭。這就是朝鮮歷史上著名的“三·一獨立運動”。

日本統治者對此進行了血腥的鎮壓。據不完全統計，在三·一獨立運動中，前後共有兩萬多人傷亡，5萬多人被捕，數以十萬計的韓國志士流亡海外，其中大部分聚集在中國。這些志士繼續以各種方式從事着反日復國的鬥爭。在三·一獨立運動的基礎上，先後在海參崴、中國的上海及韓國境內，出現過6個臨時政府。

1919年7月17日，韓國臨時議政院舉行第五屆會議，確定上海為合併後的大韓民國臨時政府的駐在地。

從1919年至1945年的27年中，韓國臨時政府輾轉遷徙於中國各地，先後在上海、杭州、長沙、廣州、柳州、綦江落腳。從1940年9月起，韓國臨時政府終於把家安在了中國的陪都重慶，直至1945年11月朝鮮半島光復之後。

特別行動構想提出後，王亞樵提議請流亡在上海的大韓民國臨時政府派人去完成這一重任。王亞樵命其弟述樵在靜安寺路滄州飯店密約流亡在滬的韓國革命黨人、韓國臨時政府內務總長安昌浩先生聯合行動。

安昌浩是“流亡上海的臨時政府的要人、韓國獨立運動的元老”，他“把一生完全獻給了獨立運動的清白的有良心的愛國志士”。他在辭別祖國時創作的《去國歌》在朝鮮青年學生中廣為傳唱，“因為亡命國外的人們愛唱這支歌，曾有一時被稱為《亡命者之歌》。”20世紀20年代他在上海領導朝鮮僑民“興士團”的活動。

1927年2月曾經到吉林為朝鮮僑民作了題為《朝鮮民族運動的未來》的演講，“每句話裏都充滿了愛國熱情。”為此，安昌浩被奉系軍閥逮捕，關了二十多天後獲釋，回到上海。1929年3月1日，安昌浩、金九等人在上海組建了韓國獨立黨。1931年10月22日，時任韓國旅滬僑民聯合會長兼韓國臨時政府國務總理的安昌浩在上海金陵酒家招待新聞記者，指出“孫總理曾言，韓國獨立，就是斷絕日本侵華之橋樑，故為中國存亡之關係雲，希望諸君深體此言云雲。”安昌浩接受了建議，並特地約見了金九先生。

金九又名金天山，1876年生，於朝鮮黃海道海州邑，年幼時聰穎好學，極有正義感，是朝鮮抗日獨立運動史上一位具有傳奇色彩的人物。18歲時，加入了東學黨並身任先鋒官，率兵“斥洋斥倭”，反抗貪官。1896年2月，金九在安嶽鴟河浦赤手空拳擊殺了日軍中尉、特務土田讓亮，並痛飲了倭寇鮮血。金九留言：“為報國母仇，特殺倭賊。”據他自稱，“21歲時開始餘之冒險事業。是年，我韓在事實上雖為獨立國，然日已蹂躪漢城，入宮殘害我後，於是全國震動，餘即密圖復仇。餘尾隨殘賊土田大尉至韓國黃海之安嶽，徒手殺之。

1909年安重根擊斃伊藤博文，以及1911年寺內總督被刺案發後均遭株連逮捕，後因幾次大赦，但始終沒有暴露真實姓名的金九，於1916年獲釋。1919年“三·一獨立運動”後他流亡到了上海，繼續“與日本奮鬥”。

1932年5月10日韓國臨時政府辦公廳搬遷到馬浪路普康裏4號後，為了打破無所作為的沉寂狀態，決定由臨時政府財務長金九負責組織和指導特務隊，並將臨時政府財政收入的一半作為特務隊的活動經費。金九特務隊成立後首次重大行動就是1932年1月8日李奉昌義士在日本東京櫻田門前暗殺日本天皇事件。當時，裕仁在參加日本陸軍閲兵式之後，車隊在衞隊的嚴密保護下緩緩駛向東京櫻田門。當裕仁的黑色轎車開到李奉昌前面時，跪伏在臣民堆中的他突然躍起，將一枚手榴彈向裕仁座車投去，但被炸倒的是其後的一輛馬車。李奉昌毫不遲疑，接着投出了第二枚手榴彈，可惜，這枚準確擊中裕仁汽車的手榴彈竟是顆啞彈。李奉昌後來被奉為義士，受到了全體朝鮮人民的敬重和愛戴。案發次日上海《申報》就發表《韓國志士阻擊日皇未成》的通訊，詳盡報道了事件的經過。1月12日《申報》還特意刊載了《韓志士李奉昌略歷》，介紹了李奉昌的一生，讚揚李奉昌常懷“復國之感情”，“常發國破家亡之嘆”，並透露李奉昌到滬後，在虹口地區與韓獨立黨領袖往來，受其知遇。李奉昌義士的行動失敗後，金九等人為了躲避日方的逮捕，先後躲到西門路和環龍路附近，“把恐怖行動作為獨立運動的基本方針”。

金九先生在接受了破壞“祝捷大會”特別行動，這項極為重要的任務之後，便開始緊張的籌備。他吸取李奉昌刺殺裕仁因啞彈未遂的教訓，在製造炸彈方面下了大氣力。他通過韓僑王雄與上海兵工廠廠長宋式取得聯繫，向其訂購如日本人攜帶的水壺和飯盒型的炸彈。

為保險起見，金九專門到設在江南造船廠裏的分兵工廠去了一趟。一位技師為金九演示了水壺與飯盒型炸彈的性能。技師等人在院子裏挖了個大坑，四周襯上鐵板，然後將炸彈置於其中。技師在數十米外拉動引線，“轟”地一聲，被炸碎的鐵片四處飛濺，場面十分壯觀。技師告訴金九，這樣的試驗要連續做二十幾次，不能出現一次失敗，才能進行最後安裝。相對來説，物色合適的人選非常困難，因為這個人不僅要膽大心細、意志堅強，更重要的是，在戒備森嚴的虹口公園裏投擲炸彈，生還的可能性幾乎為零。若沒有對日寇的深仇大恨和對光復祖國的堅強信心，是根本不能做出這種捨生取義的壯舉的。

就在這時，一個名叫尹奉吉的韓僑被納入了金九先生的視野。

尹奉吉，朝鮮忠清南道禮山人。1908年出生於朝鮮忠清南道禮山郡德山樑裏。尹奉吉“幼而聰穎，有神童之稱。”3歲時，日本強迫朝鮮李王朝簽署了《日韓合併條約》，朝鮮淪為殖民地。“稍長，目擊事變，性情日趨激烈，時刻不忘奮鬥。”尹奉吉11歲時，親身經歷了“三·一獨立運動”。15歲那年，他已飽讀詩書，顯示出超眾的漢學才能。此後尹奉吉自學日文，日語後來成為尹奉吉反抗日本侵略者鬥爭的一門鋭利武器。

17歲的尹奉吉在家鄉開辦鄉學。在辦鄉學的過程中，他了解到有大批朝鮮志士仁人在海外開展反日獨立運動。“年十七，設一夜校。教授貧苦農家子弟，如是者五年。嗣見日人對韓經濟與政治之壓迫日甚，將驅韓民於破產與死難，乃決意為國報仇，棄家外出”。尹奉吉決定投奔遠在中國上海的大韓民國臨時政府，直接參加到抗日救國的偉大事業中。

1930年2月，22歲的尹奉吉不辭而別，尹奉吉一路輾轉漂泊，先後在東北、青島等地落腳。

1931年“八月首途來滬，初入某工廠，以憤待遇之不平，而去職。旋服務於虹口小菜場某菜蔬店，靜候良機”。

當金九先生把將在日軍祝捷大會上製造爆炸的計劃告知尹奉吉時，他欣然從命。

1932年4月26日，尹奉吉正式加入韓人愛國團，並在韓國國旗下他胸佩韓人愛國團照了像，只見他目光炯炯，神態堅毅，左手握住一枚手榴彈，右手持一支手槍，胸前掛着韓人愛國團宣誓文。誓言寫道：“餘謹宣誓，為韓人愛國團團員，誅戮刻正侵犯中國之仇人軍事領袖，以期還我祖國之獨立與自由。”

4月28日，尹奉吉進入虹口公園實地考察，這天恰好碰見侵華日軍總司令白川義則一行也來此視察，尹奉吉恨不得當時就殺了這個日軍頭目。

當晚，尹奉吉在自己的住所給父母、妻子和兩個兒子寫遺書。他寫道：“如果你們周身的血液和骨髓依然存在的話，將來也必定成為一個為了祖國而效命的勇士吧！

“把太極國旗高懸在空中，來到我的孤單的墓前，酌一杯酣酒，以慰九泉之下我的靈魂吧！”“因為我將離開你們而走，你們不必過於悲哀，你們還有那慈愛温柔的母親，會給你們慈愛哩！我希望你們，在你們那慈愛的母親的教導之下，將來也成個偉大的人物。”

“像過去的歷史所載，如東亞的先哲孟子和震動西歐的名將拿破崙、世界發明家愛迪生等，他們都是受了母親的教育而成功的偉人，我希望你們的母親也像這些偉人一般的母親，在你們，也都像這些偉人一般的受導和成功，這是我最後所盼望和所遺給你們的。”

4月29日清晨，金九、尹奉吉來到韓僑金海山家。按金九事前的囑咐，金海山為尹奉吉做了一頓香氣四溢的牛肉麪。尹奉吉吃麪時有滋有味，神情泰然。吃完早餐後，尹奉吉解下自己花6塊錢買的手錶同金九的廉價手錶做了交換，説：“再過一小時，這塊表對我就沒用了！”金九聽罷淚如雨下。

兩人在尹奉吉坐上出租汽車時互道珍重，並相約“日後黃泉之下再見”。

8時之前，尹奉吉順利進入了會場。只見他身穿新西服，肩挎水壺，手提飯盒，一副日本闊公子的派頭。

10時整，祝捷大會正式開始。在檢閲台上就座的有白川義則大將，第九師團長植田謙吉中將，海軍第三艦隊司令官野林中將，日本駐華公使重光葵、駐上海總領事村井、駐滬居留民團行政委員長河端等，以及美、英、法等國駐滬領事。

約1小時後，閲兵式完畢。各國領事因本國政府早有指令，在中日衝突中嚴守中立，所以只參加天長節慶祝活動，而回避“祝捷”的內容，故而紛紛退場。很快，主席台上只剩下清一色的日本軍政官員了。隨後，河端、村井相繼發表祝辭，白川更是發出了狂妄的戰爭叫囂。

11時30分左右，祝捷大會進入高潮。台上台下全體日本人高唱日本國歌。18架日本飛機在國歌聲和21響禮炮聲中呼嘯翻飛。

隨着第三聲禮炮聲響，尹奉吉衝出人羣，在距主席台幾米的地方，將水壺炸彈準確地投擲在白川、河端等腳下。伴着濃煙，發出了一聲震耳欲聾的巨響。河端破腹頃刻喪命；白川身中204塊大彈片，至5月26日，斃於上海；野村被炸瞎一眼；植田、重光葵都被炸斷一足；此外，駐滬總領事村井及倭卒倭婦，皆負傷。

虹口爆炸案後，《申報》連發長篇新聞稿，追蹤報道了這一炸彈案的全過程，主要有《日本要人昨午被炸》（4月30日）、《重光截斷左足》（5月6日）、《日軍司令白川義則昨午病死》（5月27日）、《安昌浩已解朝鮮》（6月4日）、《虹口公園炸彈案由尹奉吉等解日》（11月26日）等。

韓國臨時政府報紙《獨立評論》介紹道： “該青年之兩手一揮，一便當高飛台上，霹靂轟炸，天地震動，台上人物，應聲紛撲。時在午前11時40分也。河端破腹即死（河端者系居留民團長，與倭商業會議所長米里，俱為滬地之民間兇首。自為便衣隊長，操縱浪人，三友實業公司工廠放火殺人案，實其一手造成者）；侵略上海之敵總司令白川大將，身中204個大彈片，小片無數，至5月26日，斃於滬；第三艦隊司令野村中將眼珠突出，一目失明；第九師團長植田中將，折只足；駐華公使重光，亦折腳，雖免慘死，然皆殘廢。此外駐滬總領事村井、民團書記友野及倭卒倭婦，均負傷。於是倭賊上下淘淘，所謂21發皇禮炮，亦因一聲炸響而停。瞬息之間，莊嚴慶祝會，頓成悽慘閻羅殿，乃實宣告日本帝國主義沒落之吊炮，懲罰殺人放火之霹靂。”

爆炸發生後，日軍封鎖了公園的各個出口，嚴密盤查所有的與會者，在投彈時已暴露的尹奉吉也落入魔爪。任憑日本憲兵濫施酷刑，百般折磨，尹奉吉一口咬定投彈之事由他一人承擔。最後，為了掩護他的直接聯繫人金九，尹奉吉被捕後聲稱，“李春山曾給洋二百元及炸彈兩枚，囑渠行事。”李春山是當時上海大韓僑民團政務委員長李裕弼的化名，事先並未參與策劃此事。

日本人並不罷休，他們出動大批軍警，對居住在法租界的韓國僑民瘋狂報復，並逮捕了包括韓國獨立黨領袖安昌浩在內的17人。

金九為制止日本軍警對韓人報復，1932年5月10日他決定以韓人愛國團首領的身份在《申報》刊登一封公開信，宣佈對此事件負責。公開信不僅公佈了此案的策劃和實施的經過，還介紹了尹奉吉的簡歷和自己的經歷。金九指出：“概自日本以武力併吞高麗，乃進而攫奪滿州，並無故侵犯上海，已成為遠東及全世界和平之威脅者，故餘決意向世界和平之仇敵，人道與正義之蟊賊報仇雪恨，首遣李奉昌赴東京，於一月八日謀擊日皇，次派尹奉吉於四月二十九日往虹口公園暗殺日軍領袖。”金九強調，刺殺天皇是“向世界和平之仇敵、人道與正義之公賊報仇雪恨”，而韓人愛國團的目的“在用武力拯救祖國，唯自願作無上犧牲者，始有任團員之資格”。“吾人謀暗殺敵人之重要人物，並破壞敵人之行政機關，籍以恢復祖國之獨立。吾人無金錢，無軍隊，以與白川搏鬥，唯有一人”。“餘之武器，唯手槍數支，炸彈數枚，今後餘將堅持不懈，非至我國恢復獨立，決不終止也。”

金九在《申報》發表公開信的另一層意思是不讓日本侵略者藉機向中國方面尋釁發難。當時日本特務機關認為：“金九等一派從中國抗日團體接受資金、炸彈等方面的援助，在愛國團的名義下，指使無知無賴之徒進行了上海新公園的爆炸事件……他們越來越受到中國官方和民間的同情和保護，得到中國要人的諒解。”在這種情況下金九為了不給中國方面帶來麻煩，當然要獨攬其責了。

同年年底，韓人愛國團發行的《屠倭實記》中有一篇《虹口炸案之真相》，該文一開始就聲明，與本團團長5月10日文“略同，並稍予補充焉”。完全看不到有一點中國人蔘與的蛛絲馬跡，“稍予補充”的只是尹奉吉的家庭、身世、思想以及所使用的炸彈的具體情況（共兩枚，一枚藏在軍用水壺內，一枚藏在日式飯盒便當裏）。文章強調，尹奉吉是1931年5月8日抵達上海，1932年4月26日加入韓人愛國團的。出於同樣的原因，《虹口炸案之真相》一文也隻字不提此案與中國人的關係，在當時的情況下是可以理解的。

日軍對金九恨之入骨，懸賞60萬元鉅款要買他的人頭。

在美國神甫費吾生和中國友人、同盟會元老褚輔成的鼎力救助下，金九由上海躲避至褚先生的家鄉浙江嘉興，開始了顛沛流離的生活。

1932年12月19日上午7時40分，尹奉吉在石川縣金澤日本陸軍基地內從容就義，年僅24歲。

1945年，日本戰敗宣佈無條件投降，尹奉吉義士的遺骨被迎回韓國。

尹奉吉義士之壯舉，恰如金九先生當年讚頌的：“聞此巨響，而大叫痛快者，豈獨三千萬韓人乎？四萬萬五千萬華人宜有同感也。死於滬戰之數萬生靈。從此九泉冤魂可瞑目矣。噫！匹夫有志，可奪三軍之帥；真誠心憂國者，當此危急之秋，豈可不亟起奮鬥乎！”

為了紀念這位勇敢的孤膽英雄，1965年，韓國政府在尹奉吉故宅後院修建了紀念塔。1968年，為其修建了忠義祠。1972年，尹奉吉出生舊宅、故居、忠義祠被指定為史蹟第229號。禮山郡自1972年起，每年的4月29號舉辦“梅軒文化節”，以追思民族獨立英雄尹奉吉義士。

尹奉吉的壯舉同樣贏得了中國共產黨的關注和肯定。1932年5月25日，中華蘇維埃中央人民政府機關報《紅色中華》以“上海日要人全體受傷”為題予以了報道。1936年1月29日，中國共產黨主辦的巴黎《救國時報》將尹奉吉列為“滬戰殉國烈士”，並且介紹了他的生平事蹟。3月5日《救國時報》又發表了韓人愛國團1935年12月19日為紀念尹奉吉烈士遇難日而發佈的《泣告中國同志書》，指出“烈士雖死……烈士之精神從此可以激發吾黨同志勇往直前矣！……吾人為繼烈士之志,恢復國土,奪回已失主權起見,對此有偉大意義之殉難紀念日,惟有擁護韓國國民黨,及臨時政府,集中革命力量，共同奮鬥……同時並祈吾熱情之中國同志,處處予以指導,時時予以匡助”。編者按語指出發表《泣告中國同志書》，“不獨欲喚起海內外同胞對尹烈士之哀悼與欽仰，而且欲使我同胞更加了解在日寇壓迫下，抱不共戴天之血愁而力圖自由解放者，因大有人在。我們正應擴大抗日救國統一戰線，聯合韓國等敵愾同仇的兄弟民族，作最誠懇、最親密的攜手，聯合一致，向共同敵人之日寇進攻。”

中朝兩國人民並沒有隨着歲月的流失而忘記尹奉吉。就在尹奉吉犧牲八年以後，1941年1月在八路軍總部所在地山西桐峪舉行的華北朝鮮青年聯合會成立大會上，全體同志向安重根、尹奉吉等革命先烈致哀。出席會議的八路軍野戰政治部、129師等代表在致詞中表示，堅決支持尹奉吉等人為之獻身的朝鮮民族的獨立運動。此時的尹奉吉已經成了激勵中朝兩國人民團結抗日堅持抗戰的精神楷模。

在中國上海市東北方向的虹口公園（今稱魯迅公園）裏有一幢富於韓國民族建築風格的二層亭閣——梅亭。這是中國人民為永遠記住尹奉吉（號梅軒）而專門修建的。

虹口公園爆炸案顯示了韓國人民不甘做亡國奴的英勇氣概和為了獨立自由而大無畏的犧牲精神。它所起到的作用甚至連其策劃者及執行者都不曾估計到。首先，此事件引起了國際社會對日本肆意侵吞朝鮮的重視，國際正義輿論藉此案譴責日本侵華。其次，大韓民國臨時政府因成功地領導了這起爆炸案，在全體朝鮮人民特別是旅居海外的朝僑中重新樹立起威信，使一度處於低潮的民族解放運動有了新的轉機。再次，中方的動議最終由韓國義士變成現實事件，這大大增強了兩國人民的友誼，韓國臨時政府在中國真正站穩了腳跟，並得到了國共雙方的長期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