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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明
（中國人民銀行原副行長、中國人民保險公司原董事長）
鎖定
尚明（1915.11-2009.2.22），曾用名王登雲，1915年11月出生於河南省柘城縣，1938年2月參加革命工作，同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抗日戰爭勝利後，歷任晉察冀邊區銀行總行研究室主任、業務部部長，華北銀行總行會計發行處處長。新中國成立後，調任中國人民銀行天津分行副行長兼中國銀行天津分行經理。1950年7月，調入中國人民銀行總行，任辦公廳主任、計劃局局長等職。在反右運動和“文化大革命”期間，受到錯誤處理。1980年8月平反。1980年12月，任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黨組成員。1982年4月，任中國人民銀行顧問、黨組成員。1983年4月，兼任中國人民保險公司董事長。同年12月，任中國人民銀行理事會理事，1987年當選第七屆全國政協委員。退居二線後，擔任中國金融發展教育基金會會長，2002年卸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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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名
- 尚明
- 出生日期
- 1915年11月
- 籍 貫
- 河南省柘城縣崗王鄉濟瀆池村人
- 原 名
- 王登雲
- 逝世日期
- 2009年2月22日
尚明人物生平
尚明本姓王，1915年出生於河南省柘城縣崗王鄉濟瀆池村。身為清末秀才、後為私塾教員的父親給他取名“登雲”，期望他將來成為一個成大事的人。1938年2月初春節剛過，23歲的王登雲就與一個同學一道，乘火車抵達西安，繼而坐牛車趕到雲陽。次年3月，他乘坐八路軍115師留守處的軍車，輾轉800裏，抵達革命聖地延安，並改名為尚明，取崇尚光明之意。
1941年，尚明進入西北財經辦事處工作。翌年1月，尚明參加中央農村經濟調查團，全面瞭解了晉西北邊區的農村經濟正常和邊幣情況。1944年，尚明進入中央財政經濟部金融財政科。
抗戰勝利後，尚明轉入晉察冀邊區銀行工作，歷任研究室副主任、主任，邊區銀行總行業務部部長。1948年12月1日，中國人民銀行成立後，尚明擔任貨幣發行處處長，研究貨幣發行政策，參與以人民幣統一全國貨幣市場的工作。
新中國成立後，尚明任中國人民銀行天津分行副行長兼天津中國銀行總經理。1950年，尚明調任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國外業務管理局局長、辦公廳主任。50年代末，時任中國人民銀行總行機關黨委書記的尚明，被錯誤劃為“右派”，職務被取消，工資也降了四級。1959年5月後，尚明先後被髮放到山東德州燒窯與內蒙古，後被調回北京，擔任中國人民銀行辦公廳主任。
1968年，尚明被下放到河南信陽五七幹校。1970年春夏之交，尚明被平反後回到北京。1972年，尚明出任中國人民銀行計劃局局長。
1980年12月，尚明由計劃局局長升任為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黨組成員兼中國人民保險公司董事長。
2009年2月22日，因病醫治無效，尚明在北京逝世，享年94歲。尚明病重期間及逝世後，胡錦濤、温家寶、習近平、李克強、王岐山、李源潮、曾慶紅、馬凱、黃華、陳慕華、李貴鮮等以不同方式表示慰問和哀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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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明人物事蹟
新中國貨幣發行的先驅——關於人民幣發行的思想與實踐
解放戰爭之前,尚明就對邊幣和各種敵偽貨幣的性質特點進行了系統深入的研究,對法幣與邊幣的發行進行了精闢的論述,提出了許多真知灼見。全國解放前夕,當新中國的貨幣——人民幣的發行提到議事日程時,尚明直接參與了人民幣發行前的準備工作。
1948年4月,在石家莊召開了金融貿易會議,專門研究貨幣問題,尚明以邊區銀行總行業務部部長的身份參加了這次會議。尚明在會上作了《1947年發行邊幣的情況和關於人民銀行發行貨幣的意見》的發言,指出了貨幣發行由財政發行基本轉變到經濟發行,強調了經濟發行的重要性,他認為“財政上基本上擺脱了對發行的依賴……是個基本的轉變,我們才有力量進行其他的工作。”
尚明明確地表示,“在通貨相當膨脹和戰爭愈打愈大的情況下,以及與之俱來的開支浩大,生產的相對減小,如果在幣值上不能求得適當穩定,經濟建設的工作就無法進行,翻身農民的既得果實將會在物價波動中無形喪失。因此,不僅從經濟上、財政上要求穩定,而且我們客觀上也具備了這種條件。發行權從去年一月以後真正統一了,物資力量、調動指揮權在九月以後也統一了。小公家的機關生產下半年取消了,對敵鬥爭也比較集中統一了。敵區物價波動的影響基本上擺脱了。”
尚明在分析1947年邊幣發行中的路線、方針和方法時用大量的數據和事實做依據來對比論證,具有很高的正確性。同時,尚明也指出了在轉變進程中暴露的缺點和錯誤。首先,在發行路線和發行方針上,1947年上半年還有很大的偏差。其次,在發行的方法上,還沒能根據市場的需要適當地投入貨幣;再如八月間正當天旱災荒形成的時候,適時放出大批的收買特產款,更加助長了物價的波動。
在總結邊幣的基礎上,尚明談了關於人民銀行發行貨幣的意見。首先談到對於人民銀行發行新幣(各解放區現行貨幣統稱舊幣,下同)的認識,他説,當自衞戰爭正在勝利進行的時候,新中國的統一聯合政府正在相機產生的時候,人民銀行新幣的發行,還是戰時的貨幣。因此它只擔負戰時貨幣整理與統一的任務,而不是徹底改革幣制的任務。所以人民銀行的新幣發行,不是代替戰後的幣制改革,它只是給戰後幣制改革奠定了有利的基礎。因為一次改革,在後來既不能擔負戰時的財政任務,又不能積極完成發展生產任務,即對統一各地舊幣的工作也不能很好完成,所以這種做法是比較保守的。同時也反對另一説法,其理由是:既然戰後還要整理貨幣,現在就可不管各地區的情況,不分步驟地、沒有策略地大量發新幣,以便及早統一貨幣。這種做法是帶有冒險性的。尚明同志闡述發行新幣的三個目的:統一各地舊幣、發展生產和對敵幣鬥爭。
尚明認為,發行方針應該是適當穩定的方針,既不是幣值固定不變的保守方針,也不是冒險的膨脹方針。所謂適當穩定,即有計劃地適應社會生產發展的膨脹,又能在有利時擔負它支持戰時財政的任務。在發行方法上,根據各地的生產情況、商品流通情況以及通貨鬆緊程度,慎重地將貨幣有計劃地投入市場;為了適應戰時的農村特點,避免突擊、集中地發行,應該經常保持相當數量的完成券,以備不時之需;在發行準備工作中,為了保持新幣幣值的適當穩定以及適應戰時農村特點,必須有充分的物資及一定的外匯(金銀、美鈔等)作為調劑回收新幣的準備,準備的比例可根據新幣穩定的情況適當地逐漸減少。
改革開放初期中國金融改革發展的領頭人
1980年12月,尚明由計劃局局長提升為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副行長、黨組成員兼中國人民保險公司董事長。對於完善和改革我國金融體系的問題,尚明在總結建國以來我國銀行體制變化的經驗教訓的基礎上,率團出訪一些國家,實地考察了外國的銀行制度,又到國內一些地區考察了當地銀行業務的變化情況,形成了自己的一整套看法。
他概括世界各國的中央銀行大體有五種類型:(1)單一的中央銀行。(2)美國聯邦儲備銀行。(3)日本銀行。(4)蘇聯和東歐各國的中央銀行。(5)南斯拉夫的國家銀行。他分析了各種中央銀行的不同特點,指出了它們的相同的作用在於:一是靠發行貨幣的特權,以貨幣政策影響經濟的作用;二是以參與制訂和執行金融管理的行政權影響國家經濟的發展;三是通過金融領域的各種槓桿或手段,調節經濟活動。
從1979年開始,我國的金融體制和貨幣制度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獨立的貨幣政策在宏觀經濟調控中發揮了積極作用,我國貨幣制度和貨幣政策的歷史掀開了新的一頁。進入80年代,我國對貨幣政策目標的選擇理論界曾有過爭論,歸納起來大致有三種意見。一種觀點認為,穩定幣值和物價是貨幣政策的首要目標,另一種觀點主張採取雙重目標,即發展經濟和穩定貨幣,要兼顧這個方面,使兩者辨證地統一起來。第三種觀點是,中央銀行不宜把穩定幣值或物價作為貨幣政策目標,而應以促進經濟發展為主要目標。
尚明極力主張第一種觀點,其基本依據是:穩定幣值是發展經濟的前提,中央銀行的主要任務是為經濟的發展創造一個良好的貨幣金融環境。有人認為在中國的體制下,採取雙重目標的貨幣政策在執行時常常理解為穩定貨幣只是手段,發展經濟則是最終目標,容易傾向於不顧財力去發展經濟而忽視穩定貨幣。中國多次產生通貨膨脹的根源都是不顧財力、物力,急於求成,追求超高速經濟發展。所以必須把穩定貨幣作為貨幣政策的唯一目標,才能保證經濟的穩定發展。
在尚明的主持下,1979年中國人民銀行決定拿出5億元信貸資金,對全民所有制企業發放技術改造貸款,支持企業購置設備和更新技術。1980年一月,國務院批轉國家經委、中國人民銀行等單位關於發放輕工、紡織工業中短期專項貸款的報告,決定由中國人民銀行、中國銀行辦理這種專項貸款和買方外匯貸款,主要用於老廠的挖潛、革新、改造以及與其有關的小規模擴建、改建工程。銀行發放的中短期設備貸款,使輕工業以及與此相關的工業迅速持續增長,1979年至1983年平均增長速度達到11.3%,使原來失調的輕重工業比例得到調整。市場上的日用消費品供應大大增加。零售物價水平由1980年的6%逐年回落到1983年的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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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明人物作品
尚明：《建國初期的國家銀行與私營金融業》，復旦大學中國金融史研究中心編,上海金融中心地位的變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09。
尚明：《憶我黨金融先驅曹菊如》，湯炯鈴編審；鄭學秋，江生堯主編；符維健，張國英副主編；修仰林，鄧建芬，吳興旺，許免編委；中共龍巖市新羅區委黨史研究室，中國人民銀行龍巖市支行編,金融先驅曹菊如,中國文聯出版社,2001.05。
尚明：《發行新人民幣的正確決策》，《陳雲與新中國經濟建設》編輯組編,陳雲與新中國經濟建設,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05。
尚明：《關於投資與信貸的關係問題》，中國投資學會，安徽省投資學會編,投資與銀行改革理論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07
尚明：《我國銀行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王佩真等選編,貨幣銀行學資料選編,中央廣播電視大學出版社,1986.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