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友錄

姓氏書的來源可以追溯到譜牒。古代中國重視家族制度建設，修氏族譜成為家族的重要工作，譜牒學也因此具有了分別門第高下的功能。發展到後來，譜牒不僅作為家族聯姻、品鑑人物、入仕做官的根據，也成了權力鬥爭的工具。

唐以後，戰亂使得譜牒大多遺失，因此到宋代，重修家譜蔚然成風。這除了和宋明理學家強調家族觀念有關之外，也有文學因素的介入。《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提到，南宋以後流行在書信中使用駢文，時人務切姓氏，合璧事類，其中各有類姓一門，姓氏就此成為專門的學問。另外，元代以後編氏族大全大都為寫作方便提供資料，出現了大量的姓氏學著作，與譜牒不一樣的是，這些姓氏書從史傳中摘錄人物事蹟，其用途由辨明家族來源、姓氏門第高下，轉向南宋後為文學創作提供素材。元代的氏族大全把過去的氏族譜和姓氏書兩種不同功能合二為一，超越了原來家族譜系的狹隘功能，而具有了類書彙集文獻便於查考的性質。

晚清的“西學東漸”，不只為中國帶來了具體的學科知識，連同彙總各門知識的工具書，也發生了由類書向辭典和百科全書的轉化。考察西方辭典的編纂方法及內容如何與中國傳統的類書體式融合，以至最終改變了近代中國知識體系的建構，是一個饒有趣味的話題。

明代姓氏書中最流行的，要數凌迪知編於萬曆年間並被收入《四庫全書》的《萬姓統譜》。凌迪知認為，之前的姓氏書或以姓氏身份的高低貴賤排列，或以姓氏來源、韻部、偏旁排列，且採錄不廣，體例不當。《萬姓統譜》參考二十一史、地方誌等史料，縱橫交織編入了遠自上古、近迄當代的姓氏及人物，《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評價它：名義上是譜牒，實則將譜牒與傳記結合起來，成為一部類書。雖然也有學者認為它編排雜亂，有自相矛盾之處，但因為它蒐羅廣泛、便於考訂，所以在民間仍然較流行。

《尚友錄》刻印於明代天啓年間（1621-1627），出自廖用賢之手，大體上沿襲了《萬姓統譜》“以韻為綱，以姓為目”的編纂方式。《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評價其為“蒐採古人事實，以韻為綱，以姓為目，其例一如《萬姓統譜》。諸所紀載，詳略失宜，無所考證，蓋亦為應俗作也。”

而實際上，被《四庫提要》批評為應俗之作而不予收錄的《尚友錄》在清代影響更大。究其原因，主要有兩點：首先，與《萬姓統譜》一百四十六卷的巨大篇幅相比，《尚友錄》精簡為二十二卷，便於購買、攜帶、查閲。更重要的是，“尚友”語出《孟子·萬章下》：“以友天下之善士之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書名典雅，更有樹立人格典範的涵義。

作為姓氏書，《尚友錄》廣採博收，上古神話、先賢人物反而增加了其在民間的親和力，儘管這樣做無法完美兼顧“尚友”之名。廖用賢在序言中稱此書“有資鑑於詩文”，延續了元代姓氏書擷取新鮮典故為寫作提供方便的做法。雖然以韻為綱、以姓為目、採輯人物事蹟的編纂方式並非其首創，但使之體例完善，發揚光大，並下啓晚清以降“尚友錄”系列圖書的編印，在由類書過渡到現代辭書方面，《尚友錄》仍承擔了不可或缺的一環。

1888年以後，在康熙年間已出《增補尚友錄》的基礎上，《尚友錄》續集、三集、四集相繼行世，所收人物也從截止於宋，而一再延展到“國朝”。到1902年，各自獨立的《尚友錄》及其續書開始轉向整合統一。受這一出版潮流的影響，張元輯《外國尚友錄》與吳佐清輯《海國尚友錄》也分別於1902、1903年刊行。

《外國尚友錄》的編輯意圖和意義，僅能從傳教士福格斯所作的序中窺測一二。這位遊歷英、法、意、比四國的傳教士提到，從中國人的立場考慮，要打破民族、國家的界限，“相與觀摩而盡善，尚友西人而自強”，只有學習西方，才能知道“新政何者為要，新法何者為精”。因此，認為《外國尚友錄》意義在於融會新知，從而“保我四萬萬黃種之人，富我二萬萬神州之地”。

二者出版時間相差一年，但編輯幾乎是同時進行的。儘管《外國尚友錄》的學術體系已經舍舊趨新，而在編排方式上卻與其時流行的《尚友錄》並無分別。“分韻摘錄”的結果，使譯音不同的一個人往往分身在兩、三處。《外國尚友錄》傳記資料基本摘抄自現成的西書譯本與時人著述，且由“同學諸友”合作，在短期內編輯成書，故重複、錯漏、資訊殘缺不可避免。然而作為新內容與舊形式、新知識與舊趣味混雜的類書，具有時代標本的意味。

而吳佐清獨立編成的《海國尚友錄》，不僅在編著態度上更加嚴謹，就編纂體例而言，也較《外國尚友錄》更為精密。最大的差別在於吳氏完全捨棄了廖氏《尚友錄》“以韻為綱，以姓為目”的成例，改“以時之先後為斷”，有意識地割斷了與傳統姓氏書的聯繫。為當時的讀者考慮，書的編排也全部採用了中國朝代紀年法，自唐虞至清朝同治時期，各個人物按朝代依次排列。每一條目中，只要涉及年代，也都同時註明中、西曆。

在序言中，吳氏説：“首先要破除鄙視夷狄的偏見……東西方各有自己的文明傳統和盛衰時期，中國人應瞭解西方，此書為讀中西方歷史的學者提供方便。”由此可見，《海國尚友錄》與傳統姓氏書考訂姓氏淵源的編輯意圖已經不太一樣。當然，將道德標準放在第一位，以“犯上作亂”作為收錄人物的標尺，則使得《海國尚友錄》與現代辭書仍有相當距離。

晚清統一翻譯用語的籲求與編制中西文合璧表的實踐，使得困擾兩部外國尚友錄編者與讀者的譯名還原問題有了解脱的可能。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倡議翻譯的《世界名人傳略》於是應運而出。

該書是從《錢伯斯傳記辭典》（Chambers’s Biographical Dictionary）選譯而成，1908年面世，與英文初版相隔不過11年。與《尚友錄》諸書的入選人物更多道德層面的考究不同，《傳略》編者純粹以歷史影響，即所謂的“聲名”為衡量尺度。反映在書名上，便形成了與“外國尚友”相區別的“世界名人”提法。全書以西文原名為依據，按二十六字母分卷，顯示出不同於以前的以西學而非中學為根基的知識背景。為了方便不懂英文的中國讀書人使用，《傳略》又編制了按照部首排列的《世界名人漢譯檢查表》，以及依據生年先後排列的《世界名人時代表》附在書後。讀者可以根據人名所在的頁碼提示，找到其在書中的相應位置。不必説，在傳記資料的準確性上，《傳略》更是超出前面列舉各書許多。

至此，傳衍久遠的《尚友錄》編纂系統，在經過吳佐清“以時之先後為斷”的改造後，最終與《世界名人傳略》借鑑字典編排法的路數並軌合流。再跳脱“尚友”的外套，凡重要人物，“無論賢奸，悉為甄錄”，人名辭典從古代到現代的體制轉變才可算畫上了句號。 ^[1]